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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煤都——万盛南桐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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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幕

  1938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接近华中重镇武汉。国民政府已有计划地将重要的工业设施西迁重庆,在重庆建设了一套从钢铁到武器的战时工业体系。

  钢铁是战时工业的基础,而钢铁工业的基础是铁矿石和煤炭。随着西昌和綦江铁矿的开发,重庆钢铁的矿石有了依托。煤炭,特别是优质炼焦煤则成为急需之物。

  早在武汉时期,国家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1938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武汉成立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筹备处”。南桐煤矿筹备伊始,就直接隶属于抗日战争战时工业体系。

  筹备处以原河北井陉煤矿矿长侯德均为主任,张伯平为工程师,崔桐为副工程师兼洗炼厂厂长,设立了相应的工程技术和办事机构。这些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留学欧美的学子,深知炼焦煤资源为钢铁工业的命脉所系,一开始就提出将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的设备调用南桐煤矿,得到政府批准。南桐煤矿从筹备起,就具有了现代工业的构想。

  重庆周边,特别是南部我区境一带,从清道光年间就有了开采煤炭、炼制炭花的历史。真正做了早期地质工作,有文献可查的,有常隆庆《重庆南川地质志》(1933年),潘钟祥、李春昱《南桐煤田地质概况》(1937年),潘钟祥、彭国庆《南川、綦江地质》和二万五千分之一地质图(1939年)等文献。这些文献指出,在贵州桐梓和四川南川交界处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特别是王家坝到胡家嘴一带,焦煤资源最为集中。早期地质工作者的文献虽然较为粗疏,但他们不畏艰险的踏勘调查,为南桐矿区的开发,起到拓荒者的作用。

  1938年7月,“南桐煤矿筹备处”西迁重庆,1938年8月,筹备处迁到紧靠南桐井田的桃子凼。10月,国民政府投资100万元,征地1018公顷。一个现代化的抗战煤矿基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煤都崛起

  从王家坝到胡家嘴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崎岖,匪患严重,建厂条件很差。但是这里蕴藏了西南地区最优质的炼焦煤资源,尽快出煤,能就近解决重庆钢铁工业急需的原料。

  根据侯德均主任“……意在先行小作,亟图早日出煤。故利用汉阳大冶各机械,尽可实施开采,克日观成…… ”的方针,筹备处开始收购改造小煤窑。从1939年5月起,相继收购了王家坝陈介清土井和减堂(即“赶塘”)霍书舫土井,经改造,当月就产出第一批原煤。1939年,共生产约5000吨原煤运往重庆。

  土井原煤远远不能满足重庆钢铁工业的需要,也不是建矿的初衷。筹备处人员不畏艰险,连续工作。1938年8月迁到桃子凼后,10-12月就征购土地,并相继开工了总厂、一分厂、二分厂和两个较大型矿井的建设。

  1938年12月开工的王家坝2号竖井,仅经半年建设,于1939年6月建成投产,是为区境第一座机械提升的生产矿井。1938年11月开工的胡家嘴3号竖井,经一年建设,于1940年1月建成投产,是为区境机械化程度最高,向地下开掘最深的矿井。

  随着2号、3号竖井相继投产,南桐煤矿已拥有大小生产井口5对。1940年,原煤产量从上年的5千吨上升到5万吨,1941年,达到9万吨,1942年,达到12万吨的最高年产量。为推动重庆战时工业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当时中国(敌占区除外)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堪称抗战煤都。

  1940年3月1日,南桐筹备处正式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正式纳入国家抗战工业体系。

  产业改革

  与18世纪初世界产业革命兴起相似,1939年,万盛地区也处在以机电技术设备的应用为代表的产业改革的前夕。当时所有工业都是作坊式生产。煤矿是手工掘进,手工开采,竹篼拖运。井下用油灯照明,风箱或火炉通风。生产力极其低下。只能开采井口地面水平以上的坡地煤炭(俗称阳山煤),使资源利用受到极大限制。

  抗日战争使国家经济重心西移,大量技术人员、机电设备涌入南桐煤矿,就象当年瓦特蒸汽机在英国出现一样,在区境引发了一场产业改革。

  1939年1月,南桐煤矿开工修筑王家坝至綦江县蒲河杨柳湾轻便铁道(17.2公里),于1940年6月竣工通车,是为区境第一条铁路。后又于1948年将铁路延伸到三江,并开通从谷口河至三江的小火车。

  穿越崇山峻岭的铁路运输,克服了原来人工和水路运输的种种制约,大大提高了煤炭的运输能力。数以千计的背煤人员和水运人员结束了极端野蛮和危险的劳作,但同时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计。大量青壮年进入南桐煤矿,成为补充煤矿劳动力的生力军。

  从1939年4月起,由湖北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拆迁的700多吨机电设备,经过艰难的千里运输,陆续运抵南桐煤矿。

  当时没有汽车,没有起重设备。蒸汽动力设备异常庞大,仅一台兰开夏锅炉就长达20余米、重达20多吨,而且不能拆卸。庞大的设备要沿着小路,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运到总厂,运到王家坝,困难可想而知。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群策群力下,各个设备陆续到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全部安装就绪,开始运作。计安装王家坝兰开夏锅炉和75马力蒸汽绞车一套,总厂兰开夏锅炉、管子锅炉和250马力的动力设备,发电设备两套,蒸汽动力水泵、蒸汽动力机床数台。总厂的兰开夏锅炉在解放后仍作为生活锅炉,一直使用到90年代初才拆除。

  一时间,南桐煤矿井架高耸,烟囱林立,机器轰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业化景象。从1939年6月起,开始采用汽笛报时,人们按英文谐音戏称“拉尾子”。雄浑的汽笛声响彻矿山,弥漫区境,报道着抗战煤都的崛起。汽笛一直使用到90年代才停止。70年代,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业余诗人写了这几句诗赞美它:“清晨里,你昂首天外起个音,千山应,捧出红霞漫天烧。”可以推想,在当年这个两省三县交界的落后荒蛮地区,汽笛声对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

  机械动力设备的应用,结束了只能开采“阳山煤”的历史,煤炭可采资源成倍扩大。蒸汽发电,结束了区境几千年油灯照明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光源照亮了矿山附近。陆续使用的蓄电池矿灯,取代了对井下极具危险的明火照明。

  机电技术设备的大规模应用,对万盛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引发的产业改革,使万盛工业达到一个崭新的起点,伴随机电设备而来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使万盛成为带领周边地区发展的火车头,从此成为与重庆主城区联系紧密、不可或缺的抗战工业基地。

  精煤的跨越

  南桐煤矿的优质炼焦煤极大地推动了重庆钢铁工业的发展,但其原煤中2%以上的高硫分含量,也暴露出致命的弱点。煤中的硫,经焦炭进入钢铁,使钢铁在温度升到500度以上时发生自动碎裂(热碎性)。高硫钢材用于制造枪炮等武器,将严重危害使用者的生命,给战争造成巨大影响,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南桐炼焦煤必须经过洗选以降低硫分、灰分含量。

  1939年2月,南桐煤矿出煤伊始,就同时成立了南桐煤矿洗炼厂,是为区境第一个洗煤厂。这就是目前现代化的南桐洗选厂的前身。

  开始采用竹箕装煤,人工端竹箕在水池中淘洗,生产能力低下,洗精煤质量不稳定,煤炭回收率很低。1941年,从云南锡业公司引进地槽洗矿技术,将其改造成洗煤工艺。地槽洗煤连续化生产,使洗煤能力大幅度提高,洗精煤硫分降到1.5%以下,基本满足了钢铁工业的要求。该地槽洗煤工艺一直沿用到1950年5月,被木槽洗煤机代替。

  与此同时,东林煤矿也于1942年成立了洗煤厂,并根据美国顾问克莱的设计,在1945年使用了较先进的木槽洗煤工艺,较大地提高了精煤和焦炭产品的质量。

  区境产出的优质精煤,源源运到战时工业中心重庆。重庆钢铁厂将我区精煤与来自永川、荣昌的低硫气煤配合炼焦,终于攻克了高硫难题,生产出的优质钢材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迎接曙光

  1945年,南桐煤矿生产达到巅峰,已达年产14万吨的生产水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家工业重心东移。南桐煤矿步入相对缓慢发展的时期,从1946年—1949年年产量降至不足8万吨/年。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脚步临近,国民党政府甚至决定破坏这个较为先进的大西南工业基地。当时的土匪也窥视着矿山的公私财产。1949年11月,工人们自发成立了护矿组织,自制了大刀、长矛等武器,自动组织了巡逻和保护要害部门的岗哨。

  在工人们自发护矿行动的感召下,矿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也深深感受到新时代来临的气息,认识到必须保存这一宝贵的国家财产,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贡献。代矿长崔桐十分明智地接受了工人护矿的要求。1949年11月23日,正式成立保矿委员会,由崔桐任主任委员。同日,国民党死硬分子的矿警队挟持无线电台仓惶逃跑(行至江津猫儿沱,被解放军缴获)。保矿委员会立即接管了全矿工作,成立了专职护矿队,队员88人,装备了大刀、长矛和少量枪械。展开了有组织的护矿斗争。在11月—12月14日这个政权真空时期,保矿委员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卫了矿山。

  由于护矿斗争的成熟发展,南桐煤矿终于平安渡过1949年这个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于1949年12月14日,迎来了以孔勋为军代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接管。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矿山回到人民的怀抱。从此,南桐煤矿汇入中国建设大潮,解放后成立的南桐矿务局发展成为拥有2万职工,7对生产矿井,4个地面生产单位,年产240万吨能力的大型工业企业。

  文/刘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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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煤都——万盛南桐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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