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幕
1938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接近华中重镇武汉。国民政府已有计划地将重要的工业设施西迁重庆，在重庆建设了一套从钢铁到武器的战时工业体系。
钢铁是战时工业的基础，而钢铁工业的基础是铁矿石和煤炭。随着西昌和綦江铁矿的开发，重庆钢铁的矿石有了依托。煤炭，特别是优质炼焦煤则成为急需之物。
早在武汉时期，国家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1938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武汉成立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筹备处”。南桐煤矿筹备伊始，就直接隶属于抗日战争战时工业体系。
筹备处以原河北井陉煤矿矿长侯德均为主任，张伯平为工程师，崔桐为副工程师兼洗炼厂厂长，设立了相应的工程技术和办事机构。这些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留学欧美的学子，深知炼焦煤资源为钢铁工业的命脉所系，一开始就提出将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的设备调用南桐煤矿，得到政府批准。南桐煤矿从筹备起，就具有了现代工业的构想。
重庆周边，特别是南部我区境一带，从清道光年间就有了开采煤炭、炼制炭花的历史。真正做了早期地质工作，有文献可查的，有常隆庆《重庆南川地质志》(1933年)，潘钟祥、李春昱《南桐煤田地质概况》(1937年)，潘钟祥、彭国庆《南川、綦江地质》和二万五千分之一地质图(1939年)等文献。这些文献指出，在贵州桐梓和四川南川交界处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特别是王家坝到胡家嘴一带，焦煤资源最为集中。早期地质工作者的文献虽然较为粗疏，但他们不畏艰险的踏勘调查，为南桐矿区的开发，起到拓荒者的作用。
1938年7月，“南桐煤矿筹备处”西迁重庆，1938年8月，筹备处迁到紧靠南桐井田的桃子凼。10月，国民政府投资100万元，征地1018公顷。一个现代化的抗战煤矿基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煤都崛起
从王家坝到胡家嘴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崎岖，匪患严重，建厂条件很差。但是这里蕴藏了西南地区最优质的炼焦煤资源，尽快出煤，能就近解决重庆钢铁工业急需的原料。
根据侯德均主任“……意在先行小作，亟图早日出煤。故利用汉阳大冶各机械，尽可实施开采，克日观成…… ”的方针，筹备处开始收购改造小煤窑。从1939年5月起，相继收购了王家坝陈介清土井和减堂(即“赶塘”)霍书舫土井，经改造，当月就产出第一批原煤。1939年，共生产约5000吨原煤运往重庆。
土井原煤远远不能满足重庆钢铁工业的需要，也不是建矿的初衷。筹备处人员不畏艰险，连续工作。1938年8月迁到桃子凼后，10-12月就征购土地，并相继开工了总厂、一分厂、二分厂和两个较大型矿井的建设。
1938年12月开工的王家坝2号竖井，仅经半年建设，于1939年6月建成投产，是为区境第一座机械提升的生产矿井。1938年11月开工的胡家嘴3号竖井，经一年建设，于1940年1月建成投产，是为区境机械化程度最高，向地下开掘最深的矿井。
随着2号、3号竖井相继投产，南桐煤矿已拥有大小生产井口5对。1940年，原煤产量从上年的5千吨上升到5万吨，1941年，达到9万吨，1942年，达到12万吨的最高年产量。为推动重庆战时工业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当时中国(敌占区除外)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堪称抗战煤都。
1940年3月1日，南桐筹备处正式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南桐煤矿”，正式纳入国家抗战工业体系。
产业改革
与18世纪初世界产业革命兴起相似，1939年，万盛地区也处在以机电技术设备的应用为代表的产业改革的前夕。当时所有工业都是作坊式生产。煤矿是手工掘进，手工开采，竹篼拖运。井下用油灯照明，风箱或火炉通风。生产力极其低下。只能开采井口地面水平以上的坡地煤炭(俗称阳山煤)，使资源利用受到极大限制。
抗日战争使国家经济重心西移，大量技术人员、机电设备涌入南桐煤矿，就象当年瓦特蒸汽机在英国出现一样，在区境引发了一场产业改革。
1939年1月，南桐煤矿开工修筑王家坝至綦江县蒲河杨柳湾轻便铁道(17.2公里)，于1940年6月竣工通车，是为区境第一条铁路。后又于1948年将铁路延伸到三江，并开通从谷口河至三江的小火车。
穿越崇山峻岭的铁路运输，克服了原来人工和水路运输的种种制约，大大提高了煤炭的运输能力。数以千计的背煤人员和水运人员结束了极端野蛮和危险的劳作，但同时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计。大量青壮年进入南桐煤矿，成为补充煤矿劳动力的生力军。
从1939年4月起，由湖北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拆迁的700多吨机电设备，经过艰难的千里运输，陆续运抵南桐煤矿。
当时没有汽车，没有起重设备。蒸汽动力设备异常庞大，仅一台兰开夏锅炉就长达20余米、重达20多吨，而且不能拆卸。庞大的设备要沿着小路，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运到总厂，运到王家坝，困难可想而知。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群策群力下，各个设备陆续到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全部安装就绪，开始运作。计安装王家坝兰开夏锅炉和75马力蒸汽绞车一套，总厂兰开夏锅炉、管子锅炉和250马力的动力设备，发电设备两套，蒸汽动力水泵、蒸汽动力机床数台。总厂的兰开夏锅炉在解放后仍作为生活锅炉，一直使用到90年代初才拆除。
一时间，南桐煤矿井架高耸，烟囱林立，机器轰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工业化景象。从1939年6月起，开始采用汽笛报时，人们按英文谐音戏称“拉尾子”。雄浑的汽笛声响彻矿山，弥漫区境，报道着抗战煤都的崛起。汽笛一直使用到90年代才停止。70年代，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业余诗人写了这几句诗赞美它：“清晨里，你昂首天外起个音，千山应，捧出红霞漫天烧。”可以推想，在当年这个两省三县交界的落后荒蛮地区，汽笛声对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
机械动力设备的应用，结束了只能开采“阳山煤”的历史，煤炭可采资源成倍扩大。蒸汽发电，结束了区境几千年油灯照明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光源照亮了矿山附近。陆续使用的蓄电池矿灯，取代了对井下极具危险的明火照明。
机电技术设备的大规模应用，对万盛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引发的产业改革，使万盛工业达到一个崭新的起点，伴随机电设备而来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使万盛成为带领周边地区发展的火车头，从此成为与重庆主城区联系紧密、不可或缺的抗战工业基地。
精煤的跨越
南桐煤矿的优质炼焦煤极大地推动了重庆钢铁工业的发展，但其原煤中2%以上的高硫分含量，也暴露出致命的弱点。煤中的硫，经焦炭进入钢铁，使钢铁在温度升到500度以上时发生自动碎裂(热碎性)。高硫钢材用于制造枪炮等武器，将严重危害使用者的生命，给战争造成巨大影响，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南桐炼焦煤必须经过洗选以降低硫分、灰分含量。
1939年2月，南桐煤矿出煤伊始，就同时成立了南桐煤矿洗炼厂，是为区境第一个洗煤厂。这就是目前现代化的南桐洗选厂的前身。
开始采用竹箕装煤，人工端竹箕在水池中淘洗，生产能力低下，洗精煤质量不稳定，煤炭回收率很低。1941年，从云南锡业公司引进地槽洗矿技术，将其改造成洗煤工艺。地槽洗煤连续化生产，使洗煤能力大幅度提高，洗精煤硫分降到1.5%以下，基本满足了钢铁工业的要求。该地槽洗煤工艺一直沿用到1950年5月，被木槽洗煤机代替。
与此同时，东林煤矿也于1942年成立了洗煤厂，并根据美国顾问克莱的设计，在1945年使用了较先进的木槽洗煤工艺，较大地提高了精煤和焦炭产品的质量。
区境产出的优质精煤，源源运到战时工业中心重庆。重庆钢铁厂将我区精煤与来自永川、荣昌的低硫气煤配合炼焦，终于攻克了高硫难题，生产出的优质钢材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迎接曙光
1945年，南桐煤矿生产达到巅峰，已达年产14万吨的生产水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家工业重心东移。南桐煤矿步入相对缓慢发展的时期，从1946年—1949年年产量降至不足8万吨/年。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脚步临近，国民党政府甚至决定破坏这个较为先进的大西南工业基地。当时的土匪也窥视着矿山的公私财产。1949年11月，工人们自发成立了护矿组织，自制了大刀、长矛等武器，自动组织了巡逻和保护要害部门的岗哨。
在工人们自发护矿行动的感召下，矿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也深深感受到新时代来临的气息，认识到必须保存这一宝贵的国家财产，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贡献。代矿长崔桐十分明智地接受了工人护矿的要求。1949年11月23日，正式成立保矿委员会，由崔桐任主任委员。同日，国民党死硬分子的矿警队挟持无线电台仓惶逃跑(行至江津猫儿沱，被解放军缴获)。保矿委员会立即接管了全矿工作，成立了专职护矿队，队员88人，装备了大刀、长矛和少量枪械。展开了有组织的护矿斗争。在11月—12月14日这个政权真空时期，保矿委员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卫了矿山。
由于护矿斗争的成熟发展，南桐煤矿终于平安渡过1949年这个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于1949年12月14日，迎来了以孔勋为军代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接管。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矿山回到人民的怀抱。从此，南桐煤矿汇入中国建设大潮，解放后成立的南桐矿务局发展成为拥有2万职工，7对生产矿井，4个地面生产单位，年产240万吨能力的大型工业企业。
文/刘远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