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五大根据地之一,连接华北、华中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身处其中的齐鲁儿女,为保家卫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了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与山东人民的支持密不可分。
国民革命军溃逃,中共直接领导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独一无二地建立起来的。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并很快分数路南下,山东首当其冲。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未做过多有效抵抗,便以“撤退”名义仓皇南下。日军顺利取得济南,并在几个月内占领山东。
山东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成立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全国抗战前夕,中共山东省委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要求“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
当时,由于国民党破坏,中共山东省委刚重建一年多,各地方党组织还未完全恢复,党的骨干力量极端缺乏且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省委的主要领导也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徐步安说,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山东省委抓住入侵日军立足未稳、国民党军溃逃和人民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历史先机,成功发动了鲁西北、天福山、掖县、黑铁山、牛头镇、徂徕山等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十多支人民抗日武装,收复县城十余座。
《罗荣桓传》编写组副组长黄瑶曾撰文称,一般而言,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开到当地后发动群众建立的,但山东抗日根据地却是在八路军主力到来前,由党领导武装起义而创建,“这在全国各根据地中是独一无二的。”
山东各地起义武装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但缺乏有经验的战斗力强的主力部队。1938年4月,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到延安汇报工作,向中央请求派八路军一个主力团到山东。不久,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局面为之一新。
八路军在山东牵制了华北日军18%的兵力
需要指出,抗战期间的山东根据地,还包含冀东南、苏北等部分区域,超过了现在山东的行政区划范围。随着山东的沦陷,整个山东地区成为“敌后战场”。
“长久以来,很多人有意无意忽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当时全国抗战中的作用。”徐步安介绍,“很多人都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可你看看当时的山东根据地,就会知道不是这样。”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提供的资料显示,1939年至1940年,山东日军进行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25次,其中万人以上的2次；1941年至1942年,日军千人以上“扫荡”70余次,其中万人以上9次。可以说,八路军肩上的担子毫不轻松。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山东八路军牵制的日军经常在3万人以上,最多时达4.5万人,占同期华北日军总兵力的18%；牵制的伪军一般都在10万人左右,最多时达20余万。
需要提及的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也曾在山东开辟过“敌后战场”,但始终难成气候,其原因便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根据学者杨奎松的研究,抗战初期能够联合抗日的国共双方之所以后来摩擦不断,很大程度在于“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
于是,国民党在山东这个敌后战场上很难专心对抗日军,以至屡屡受挫,军心涣散。公开资料显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不少部队曾成建制投敌。如1943年,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副师长兼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等率部投降日伪。这直接导致山东地区伪军数量大增,一种说法是,至1943年,山东地区的伪军猛增至16万人。
“即便处于敌、顽包夹之中,八路军在坚持抗战中仍不断发展壮大。”徐步安说,“可以说,八路军是山东抗日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赢得人民支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战争的极端条件下,军事上的胜利,是进行其他社会治理的先决条件。
根据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提供的数据,八年中,山东八路军作战2.6万余次,歼敌51.4万人,这个数字约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歼敌总数的30%,很多战斗都是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的。
抗战初期发生于鲁西的“陆房战斗”,便是其中一例。
1939年4月,日军集结8000多人,出动汽车、坦克100多辆,分兵九路向泰西扑来,企图合击、围歼一一五师主力。
最终,凭借有利地形和正确策略,八路军突出重围,以伤亡300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取得完胜。类似的战例,在八年全面抗战中还有很多。
“除了拥有坚定的抗战决心和正确的政策、策略外,根据地建设是中共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保障。”徐步安说。
这种支持首先表现在参军上。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后,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数月内就发展到三个团5000余人。在1944年初的动员参军运动中,滨海地区莒南县短短两个月就有1488人报名参军,参军人数是原参军计划的425％。
“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当时的山东根据地屡见不鲜。此外,解救伤员、掩护队伍也成为百姓支持的途径,这方面“沂蒙红嫂”早已深入人心。
人民的支持,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础。这样的支持,源于八路军的良好纪律及开明的治理策略。
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部党委副书记李维民还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1940年由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颁布的人权保障条例,堪称我国历史上首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其中有关“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说法,已经有了新中国宪法的影子。直到一年以后,包括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等其他根据地才陆续发布类似内容的法规。
此外,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使得八路军能够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抗日。“没有山东人民的支持,我们在齐鲁大地上是不可能坚持到抗战最后的。”徐步安说。
徐步安提供的资料显示,到抗战结束时,山东根据地中的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五大区已连成一片,解放区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人,成为连接华中与华北的重要枢纽和实现“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重要基础,进而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