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同年10月，随着国民党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撤往重庆，周恩来决定“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乘坐“新升隆”号轮船搬迁至重庆。不幸的是，途中遭到日机轰炸，致使轮船沉没，船上多人遇难。这一事件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惨痛记忆，亦是日寇侵华犯下的又一桩滔天罪行，史称“新升隆”事件。
西 撤
1938年6月，侵华日军为了击垮中国抵抗力量，溯长江西进，发起对武汉的攻击。中国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中心，同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随着广州失守，国民党政府决定弃守武汉，撤往重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建议，要吸取在南京撤离时的教训，提早作好交通工具方面的准备。周恩来对此很重视，安排秘书处秘书长李克农落实。李克农很快订租了泰昌公司的“新升隆”号轮船。此轮船是蒸汽机动力，为1909年4月制造，总吨位数334吨。日军的进攻越来越猖獗，武汉随时有破城的危险。10月下旬，周恩来决定“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大部分人员一起乘船走水路先行撤往重庆。全体人员编成西撤大队，共约100余人。由李克农担任大队长，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担任副大队长。西撤人员中有“八办”军事部高级参谋边章五、周恩来的副官王炳南及其王的德国妻子王安娜、周恩来的警卫员、“八办”交通科副科长龙飞虎，还有到长江局汇报工作的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及警卫员和白求恩医疗队的翻译、护士琼·尤恩，及苏联塔斯社舒宗侨等3名中籍记者等。另外，同行的还有撤往宜昌的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钱瑛等3人。
1938年李克农(左一)与叶剑英(右二)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合影10月22日，“新升隆”号按“八办”要求准时停靠在粤汉码头。两辆卡车将报社的印刷设备、纸张和“八办”成捆的文件以及其它物资运到码头，装上了船。当日下午，李克农带领西撤大队人员陆续登船。这时岸边突然出现了一大批无法买到船票或无钱买船票的难民，他们如潮水般涌向停靠在码头边的小船。日机开始在武汉上空盘旋，难民们惊恐万状，有的从小木船上往“新升隆”号上爬，有的抓住缆绳攀上甲板，码头上一片混乱。周恩来原本是来为西撤大队送行的，见状便立即指示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满足同胞们的要求，挤也要让大家挤上去。”他亲自上船清点人数，尽可能地腾出位置，接受难民。他说：“我们带更多的同胞到大后方去，就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积蓄力量。”临别时，周恩来嘱咐李克农等，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轮船夜间航行，白天休息。“新升隆”号在暮色中徐徐启航，23岁的《新华日报》女记者项泰(胡绳的胞姐)带头唱起了《抗敌歌》。周恩来站在岸上，向同志们频频挥手，直到轮船远去。 遭 袭
10月22日晚上，“新升隆”号溯江而上，航速十分缓慢。23日早晨8点多钟，行驶到距武汉85公里的嘉鱼县燕子窝(今属洪湖市)的江面上。那一时期，日军已获悉武汉国民政府将西迁的情报，在空袭武汉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上行船只的封锁。日机空袭时间一般为上午9时至下午3时，因此轮船航行必须避开这个时段。李克农命“新升隆”号停靠在长江北岸的燕子窝码头。潘梓年让项泰通过船上广播通知大家：“为防空袭，白天停航，夜间航行。轮船马上靠岸，请各自疏散，下午4点前回船。”船上人员大都上岸，疏散到附近村庄。龙飞虎带领警卫战士则留在船上，看护船上物资和文件资料，留在船上的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妇女。李克农等嘱咐留船人员，听到飞机轰鸣声要立即就地隐蔽。西撤大队人员上岸后分组活动，向当地群众做抗日宣传工作。燕子窝村的农民正在采摘棉花。各组人员或到田间地头，或走村串户，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新华日报》编辑李密林带领小组在人群比较集中的村头演出抗日文艺节目。到了下午3点多钟，日机没有出现，岸上人们以为警报已解除，陆续返船。见上船的人很拥挤，李克农、潘梓年对跟他在一起行动的王炳南夫妇及琼·尤恩等人说，那边有个小茶馆，我们去坐一坐，等大家上了船我们再上。茶馆小而简陋，一间破木板房门口挂着一张草帘子，一行人坐了下来，喝着老板泡的一壶茶。王安娜刚才从老乡那里买来了十多个鲜鸡蛋，央茶馆店主帮忙煮熟，准备带到船上吃。已经返船的人员有的躺在甲板上闭目养神，有的翻阅着书籍，有的写着当天的日记。船上拉响了汽笛“呜—呜—呜—”催促还在岸上的人赶紧上船，但王安娜的鸡蛋没煮熟，还需等待片刻。没承想这一等，使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鸡蛋煮熟了，大家走出茶馆，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接着，4架日机从他们的头顶掠过。情况十分危急，王炳南问李克农：“是上船还是在岸上?”李克农果断地说：“留在岸上，分散隐蔽。”并冲着人群大喊“快散开!不要在一起，散开!”同时冒着生命危险靠近轮船，一边高呼：“船上的同志，快!离船!”一边指挥上岸的人员疏散隐蔽。日机低空盘旋，掠过码头。船上人惊慌失措，孩子们哭叫一片。记者铸夫迅速用两条棉被盖好印刷机，以免暴露目标。正当大家紧急朝岸上疏散时，4架日机向“新升隆”号俯冲下来，为首的日机投下一颗燃烧弹，“新升隆”号前舱顶棚立刻爆炸，浓烟滚滚，轮船开始燃烧，烈火迅速蔓延。后面的日机又扔下几枚炸弹，“轰隆”几声巨响，船顶炸塌了，船上呼唤、哭叫声不绝于耳，乱成一团。
遭受日机轰炸的“新升隆”轮日机绕着“新升隆”号盘旋，来回俯冲，用机关枪不停地向船上、岸边的人群扫射，顿时血肉横飞，浑浊的江水一下子变成了红色。李密林在烈火中大声呼喊：“同胞们，快跳水!”他自己却扑向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为他们挡住机枪扫射下来的子弹，而当场牺牲。孙世实本可跳水逃生，但他把一张木桌翻过来，先把患重病的李声簧安置在上面推到江中，自己却中弹牺牲。脸颊被烈火烤得通红的项泰把孙及民手臂上的伤口包好，塞了一块木板给他，把他推下水，等自己准备弃船逃生时，不会水的胡宗祥死死抓住船舷大声求救，她毫不犹豫地伸手相救，结果被机枪子弹射中，倒在血泊之中。龙飞虎带领八路军警卫战士临危不惧，在船上来回奔跑救人救火。慌乱中有人跌入江中，双手在水中扑打，大声呼救，略通水性的龙飞虎跳入江中救人，一个浪头打来，龙飞虎被卷走，漂向下游，在江中漂流了一个多小时后被群众救起。与他一起救人救火的八路军警卫战士有4人英勇牺牲。日机围着“新升隆”号连续轰炸、扫射了半个小时，直到再也看不见能动弹的人，才飞离。“新升隆”号上尸体遍布，被无情的烈火焚烧着;船舱窗口垂挂着挤不出来的死难者焦黑的头颅;有妇女和孩子的腹部被炸穿，肠子流出体外;跳进江里不会泅水的九死一生，会泅水的多半也在敌机枪子弹下丧生。燃着熊熊烈焰的“新升隆”号缓缓沉入江底，新华日报社的机器、纸张，“八办”的文件资料以及其他物资都随船沉没。王炳南和王安娜隐蔽在岸上的一个土坑里，冒着生命危险，用携带的照相机拍下了“新升隆”号遭日机轰炸的惨景，留下了日军血腥屠杀的罪恶铁证。李克农一边组织幸存者和自发前来的乡亲们沿着江岸寻找死伤者，一边和几名当地渔民从江面上救起了毕朔望、周迈前、孙及民、李廷禄及其秘书李西林等人。
幸存者们登上穿越洪湖的小船，右一为王安娜钱瑛、李声簧抓住木板、木桌漂到下游，幸运地被渔民救起。与大队会合后，李克农连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在苍茫暮色中，经寻找和清点，“新升隆”号共有80多人伤亡。西撤大队牺牲的烈士有25位：新华日报社的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程德仁、罗广耀、陆从道、李鉴秋、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宋祥、许厚银、易竟成、李元清共16人，“八办”的孙世实、张海清、赵兴才、伍高年、徐挺荣、傅此明、韩金山、张清新及武汉新知书店人员钱歧共9人，最小的李元清年仅13岁。他们把寻到的遇难人员遗体妥善掩埋，并在墓前举行了简单的祭奠仪式。李克农悲壮地对大家说：“这是日本鬼子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我们要坚持抗战，让日本鬼子加倍偿还!”后来得知，“新升隆”号被炸，是由于日伪特务得到情报：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要乘这艘轮船西去重庆，而专门组织了这次空袭行动。万幸的是，周恩来没有上这条船，躲过了这次劫难。 转 移 “新升隆”号的脱险者没有被日寇的飞机、炸弹所吓倒，没有动摇抗战复仇和继续前进的决心。李克农说，现在不管是属于哪个组织、哪个部门的，都要齐心协力，摆脱险境，共度难关，向前行进。同时派出两名记者过江到距出事地点20公里的嘉鱼县城发电，向武汉的周恩来报告，也向重庆方面告急。当务之急是救治伤员，李克农指着王安娜、尤恩对王炳南说：“你和这两位女士先到附近的农家，请他们帮忙准备一些开水和毛巾等用品，我们随后把伤员抬过去。”又对王安娜、尤恩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没恢复过来，可这里只有你们二位懂点医疗。没有办法，只能请你们考虑一下，怎样救治这些伤员。”尤恩是专职护士，有过抢救伤病员的经验。王安娜在德国学过急救，也有医护知识，她表示愿意给尤恩当助手救护伤员。附近农户的条件非常简陋，能买到的手巾与做绷带的白布很少，脱脂棉根本没有。她们就找了一些刚采摘下来的棉花，去掉棉籽，放到盐水中煮沸消毒，代替药棉;没有医护用的金属镊子，就把竹筷子放在开水里煮一煮消毒，用它夹取伤员身上的弹片;没有药用酒精，就用烧酒代替。她们在昏暗的油灯与蜡烛照明下，聚精会神地为11名重伤员治疗，然后又为轻伤员包扎伤口，完成任务后，各个都累得精疲力尽。这一带曾是贺龙领导开辟的老苏区，乡亲们一听说八路军就是几年前的红军，许多人给他们送来了衣服和食物，还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中过夜。80多个幸存者分布在燕子窝、冯家湾等村子宿营，乡亲们烧水做饭，拿稻草打地铺，捐衣捐被给大家御寒。把大家分散在乡亲们家中安顿下来后，李克农和潘梓年召集边章五、王炳南等研究转移方案。所有人员除随身穿的单衣之外，几乎一无所有，还有11个重伤员，燕子窝距重庆1300公里，又要防备日机再次轰炸，下一步怎么走?他们在征询当地老乡的意见后，决定走内荆河，穿过洪湖，向宜昌转移，然后再乘船到重庆。如果受阻，就留在洪湖打游击，再相机行事。所幸李克农下船时把装着经费的手提箱一直带在身边，但这点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决定由党员带头，动员大家将随身钱财集中起来使用。24日拂晓，全体人员分成8个组，李克农指定了各组的负责人。在绵绵秋雨中，西撤大队向15公里外的荻障口渡口转移。燕子窝的乡亲们主动用牛车护送几位重伤员。途中为防敌机轰炸，不得不走泥泞难行的乡间小路，行军速度极慢，走了一整天，才到荻障口宿营。李克农通过荻障口的村长找来一些青壮年船工，并采纳船工们的建议走狭窄水路。第二天一早，西撤大队人员分别登上了十几条小木船。为了留足船资，以不亏待船家，大家因此每天只能吃两顿。10月26日，船队进入洪湖。洪湖是湖北境内最大的湖泊，水天苍茫，沼泽芦苇。当地时有湖匪飞舟打劫，谋财害命。好在遇见同方向行驶的6条帆船，两拨船结队而行，壮大了气势，对湖匪造成震慑作用。湖风乍起，甚是寒冷，伤员冷得瑟瑟发抖。王安娜建议他们喝点老白干酒，促进血液循环。谁知遭到伤员们的一致抵制，因八路军不允许喝酒。最后只得请李克农下达命令，他们才肯喝。穿越芦苇林，夜宿湖中，蚊叮虫咬，忍饥挨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于11月1日抵达公安县斗湖堤。李克农和潘梓年商定，考虑到重伤员转运和经费问题，西撤大队兵分两路，新华日报社一行人经沙市到宜昌，再转客轮到重庆;“八办”一行人去长沙与周恩来会合，伤员随“八办”的人一起行动。周恩来在听说“新升隆”号遭袭后，深感痛心，多方打听他们的下落。当得到其准确行踪后，他马上派汽车、救护车火速赶到安乡接应。“八办”一行人在长沙休整几日，一场旷古未有的“长沙大火”迫使他们匆匆离开长沙，撤退到衡阳，又转抵桂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留在桂林建立八路军驻桂办事处任主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先期抵渝。王炳南等少数人员留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于2月中旬随周恩来抵达重庆。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新升隆”号惨案发生后举国震惊，国人强烈声讨日寇惨绝人寰的兽性，沉痛悼念死难烈士和同胞。12月5日，由新华日报社出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各界爱国团体的代表和爱国人士以及中外记者共5000多人，大厅之中摆放着100多个花圈，悬挂着300多幅挽联和挽件。中共中央领导人敬献了挽词或挽联。毛泽东的挽词是“为国牺牲”;朱德、彭德怀的挽词是“功在党国”。周恩来、叶剑英的挽联是：“江上焚舟，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后方殉国，同于执干戈卫社稷而亡。”中共南方局常委凯丰的挽联是：“也有战士也有文人也有难民风雨同舟路过嘉鱼遭毒手，莫分阶级莫分党派莫分职业团结救国共驱日寇出中华。”1987年，燕窝镇人民政府在烈士安葬地修建了8米高的纪念碑和烈士公墓。邓颖超为纪念碑题词“新升隆遇难烈士永垂不朽”，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烈士公墓墓碑题词“洪湖市燕子窝新升隆殉难烈士公墓”。1998年，燕窝镇的燕窝村、水乐村、边洲村三个村联合办学，在纪念碑附近新建了新升隆小学，胡绳为其题写校名。每逢开学和毕业时，师生都要举行对烈士的祭奠仪式，以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
(作者单位：湖北鄂州市委办公室)，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