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当时的中国局势做了具体分析，于1935年12月召开中央瓦窑堡会议，会议从思想上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一正确决策立即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普遍拥护。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我国，策动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并胁迫阎锡山带头实行。阎锡山感到他在山西的统治受到了严重威胁。同时蒋介石在暗中策划山西的河东道独立，指令其当初增援山西的五个师在东征的红军撤回黄河以西后继续驻扎在晋东南不走，企图分裂与控制山西，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陕北红军东征极大地扩展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各地兴起的抗日兴亡的运动势不可挡。阎锡山以及他的旧军和各种组织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更加名声扫地，阎锡山处于重重矛盾之中，他极力想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1936年毛泽东主席捎信给阎锡山，倡议联合抗日。不久阎锡山要求我党派代表前来山西面谈。党中央遂相继派彭雪枫、周小舟到太原与阎锡山阐述我党的主张。但阎锡山始终犹豫不定，不明确表态。以致后来，在我党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与主张的影响下，连阎锡山内部的核心组织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也发生了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分化。这时阎锡山构想了一个新的策略，即采用共产党的某些口号和进步措施，来自己的实力，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准备用一些坚决抗日战又有号召力共产党人，但又要他们以进步人士的身份而不是共产党的代表和共产党人的面目出现，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又要打着山西的旗号。他企图这种办法扩充自己的实力以应付时局危机，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在1936年秋，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山西成立了新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阎锡山并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当薄一波拒绝后，阎锡山又发电再次敦请“共策保晋大业”。
一、牺盟会的建立
当此时刻，我党为了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促进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在动摇中的阎锡山真正走向进步，在华北地区迅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这一时期中共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在做了大量调查与情报工作的基础上，决定加紧山西地方实力派人物阎锡山的工作。
为此毛泽东特别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页)。1936年10月，薄一波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同志的指派，与杨献珍、重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五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到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搞统一战线。这是薄一波同志继在平津等大城市组织发动兵变后，从事白区工作的继续。
薄一波同接受北方局的指示以后，到山西进行了为期40天的考察，比较系统地搞清楚了阎锡山的政治态度与山西当时具体情况。阎锡山在山西经营了二十多年，面对日军的进逼，他的存在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变换政策策略。在他看来，降日、迎蒋危及自身的存在，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于是只好寻找暂时的同盟者为他所用。根据阎锡山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但在具体问题上却是处处讲求实际的特点。
当时薄一波同志认为，阎锡山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共产党为自己输血，企图以此来加强他在同日本、同蒋介石的抗衡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资本，同时又可以回到头来抵销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他要利用共产党给他做工作，我们就可以利用取得的合法身份，放手做抗日救亡工作，创造和组织群众的有利条件。这就是说，我党与阎锡山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能够合作，这是一个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在山西发展从基层群众到上层人士的抗日力量，打开山西抗战的新局面。
因此，薄一波同志向中共北方局提出了到山西以后的工作方针：即“与阎合作抗日，着力于开展群众运动，推动山西的进步，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要戒备阎锡山暗算我们;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盟会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限制;要贯彻党中央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反对关门主义与空谈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运用到山西具体环境中去，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同时也时刻牢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一方针既坚持了党的往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不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那样有共同的纲领和一定的组织形式的统一战线，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总之，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这是一个创造。这种形式，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里面没有这样的先例。正是这种特殊的形式，真正体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体现了党中央所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巨大威力。如果当时不顾阎锡山与各方面的矛盾及其思想上的动摇彷徨心理，不承认阎锡山这个地方实力派一贯搞独立王国的特殊心理，一味地与阎锡山搞一种有共同纲领、有固定组织形式的公开合作的统一战线，那无异于搞关门主义，错过有利时机。
由于党中央与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薄一波同志等同志的艰苦细致工作，筹建成立新的山西牺牲救国同志会的工作便很快进入轨道。改造牺盟会的工作经薄一波接手后，重新组织领导机构，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反对关门主义，谨慎地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或者他能够接受的口号与工作方式，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使牺盟会的工作顺利展开。
1937年9月25日，牺盟会在太原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中共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同志出面，邀请周恩来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在山西国民师范礼堂举行，这个礼堂最多只能容1500人可是这一天到了4000多人。人山人海，礼堂和院子里挤的水泄不通。周恩来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目前的抗战形势，讲了建立抗日民族战线的重要性。他说，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抗战是一场持久战，失掉一些城市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抗战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只要我们前方的民众都能武装起来，不用说打到平型关、雁门关，就是打到关内来，打到太原，打到汾河流域;我们也有办法打出关去，打出华北，打到东三省去，他号召大家脱下长衫走上前线，去打击敌人。他希望牺盟会成为武装山西民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完成保卫山西和华北的任务。周恩来同志这一讲话，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山西民众的斗志，山西的抗战情绪十分高涨，有不少年青人纷纷参加了敌后抗日武装，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的人走上了战场，有的到了延安。牺盟会也取得了很快的发展与壮大。
从此，牺盟会就成了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团体。在成立以后的短短四年当中，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牺盟会克服了种种困难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发动和组织了山西民众，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掌握了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抗日武装山西新军与地方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克服了阎锡山的投降危险，打败了顽固派旧军的进攻，维护并巩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战场，为稳定和发展山西以至于全华北的抗战局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牺盟会在山西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过四个发展阶段，即从1936年10月到时候937年8月的创建阶段、1937年8月到1939年2月的大发展阶段、1939年2月以免940年夏的反磨擦阶段和粉碎“十二月事变”后的结束阶段。
在第一阶段里，牺盟会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一方面踏踏实实地做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审时度势，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或者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战，开辟山西抗战新局面;另一方面，着眼群众工作，大刀阔斧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1936年12月，牺盟会开办了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将经过集训的1600多名学员以协助村长办理村政的名义派到全省各县，通过揭露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惨痛事实，组织集会、游行、募捐、慰劳抗战将士等活动，向各阶层群众宣传国难当头、抗日救国刻不容缓的道理。很快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发展了60多万牺盟会员。动员了1600多知识青年报考国民军官教导团。1937年春，开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等13个班干部训练机构。东北的流亡学生，北平、天津、上海、河南等各大城市的两万多名知识青年像潮水一地涌向了太原接受训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这在当时的全国各省省会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阶段是牺盟会的大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里牺盟会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和健全了牺盟会的各级组织。1937年下半年，牺盟会总会向全省派出了180名特派员，至上而下地建立了各级组织，同时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在牺盟会第一次大会上，决定成立工农青妇等救亡团体，作为牺盟会总会的团体会员，到了1939年夏，全省牺盟会会员发展到了89万人。牺盟会领导下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了170多万人，工救会的会员发展到了20多万人，妇救会发展到了30多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了30多万人。在一个只有1300多万人的省份内，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又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情况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动和组织起如此广大的群众抗日骨干力量，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就。二是牺盟会在协助山西建党、建立政权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山西临时工委和中共山西公开省委密切配合，积极在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中发展党员，这些特派员下派到各县以后，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积极掩护和协助党组织进行建党活动。当时，许多县的牺盟会领导机关就是党的县政权机关，一些牺盟会特派员就是党的县委书记或者县委委员。这些牺盟会的工作极大地便利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建立地方政权方面，随着日军的进攻，阎锡山的旧官吏纷纷逃跑，旧政权大多瘫痪。牺盟会经阎锡山同意把我党自己的同志派到这些地方担任领导，在当时全省的7个行政公署中，就有5个行政公署的主任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这些同志运用自己的合法地位，把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分派到各县担任县长。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会干部担任。这就使山西全省基本上建立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抗日民主政权，对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几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是在武装建设方面，“卢沟桥事变”以后牺盟会就曾以发出号召，前后动员了5万志愿兵上前线。太原失陷以后，牺盟会的工作重点转入了抓武装建设。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山西公开工委不失时机地向阎锡山提出了组建新军的建议。从那时起先后组建了决死队、政卫队、工卫队、动委会组织的暂一师等50个团的抗日武装，配合八路军直接对日作战。同时，牺盟会在各县成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部，组织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游击队，在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以上三种不同形式的抗日武装，成千次地参加战斗既有力的保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又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从1939年2月到1940年夏是牺盟会反对顽固派、山西旧军搞分裂磨擦活动的阶段。1939年，国民党当局在全国酝酿着一股反共、妥协逆流，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也日益公开化了。在晋西秋林会议上，他提出要取消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以此夺取新军的领导权，把新军统一于旧军。并且于1939年12月发动了以旧军进攻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紧紧掌握新军的武装力量和抗日政权，正确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以动牺盟会、决死队等新派力量，对于山西的反动顽固势力的进攻给予坚决的反击。在顽固势力的进攻被粉碎以后，根据党的指示又主动向阎锡山提出恢复联合抗日的主张，基本上维持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稳定和发展了山西抗战的局面。
粉碎“十二月事变”以后，牺盟会的掌握的武装--山西新军划归八路军系列，牺盟会的各级组织仍在部分地区断断续续地活动了一段时间，到1940年底，活动基本结束，这就是牺盟会的第四个阶段。
牺盟会成立三年来，在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和山西公开省委的领导下，在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的强大支援下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培养干部;为建立政权、掌握政权、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为建立武装，为推动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党的建设，为稳定山西的抗战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山西新军的发展与壮大
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的力量的山西新军，是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我党倡议于1937年8月开始创立的。阎锡山早就一再考虑过要扩军，并想利用新的旗号。在当年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由中共山西省委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董天知出面，提出建立一支以进步思想武装的抗日新军的建议，为阎锡山首肯但没有实行。抗战开始后，在日寇进攻面前，山西旧军一触即溃。这时阎锡山急于扩充实力，应付危局。薄一波再一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阎锡山同意试建一个团。1937年8月1日，以原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两个团为基础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第九团各一部组成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正式宣告成立;九月间发展成为四个总队(团)。
1937年刘少奇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三个月内扩充红军十万，即把部队扩充到十万，周恩来同志完全赞成，并在具体部署时提出把决死纵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同年十月初，薄一波进一步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五十个旅新军的建议。阎锡山经第二战区司令官的名义，先给了了五个旅的番号，授权当时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原来的四个纵队很快变扩充为四个纵队。各纵队的政治委员都是共产党员，与此同时组建工人武装自卫队，不久即由团发展为纵队。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的正式番号，依次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第四旅和第二0七旅。
之后山西新军全军共计五十团。其中四十六个规团，四个游击支队，主力部队约五万多人。当时的山西新军的实际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山西旧军。这支抗日武装，分别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地区。
山西新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与发展壮大起来的。由薄一波担任书记和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了山西新军的工作。在我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有一套政治工作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经过不断改造后来各级军事指挥人员都由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担任。团营连的各级主要政治工作人员，也大都由共产党人担任。这就有力的保证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增强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在山西新军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八路军的巨大援助。八路军先后动摇新军各部队军事干部在四百名以,上同时还代培训了大批其他干部。1938年夏天，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沁县西林村为决死一纵队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授课，对于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大的作用，山西新军称之为“西林整军”。
山西新军和牺盟会当时作为由我党的新派力量，在按照我党确定的政治方向开展工作和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同山西的顽固分子即旧派势力曾发生尖锐的矛盾和斗争。1939年冬首先在晋西发生了十二月事变，就是这种矛盾与斗争的一次总爆发。抗日战争开始时，阎锡山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面前遇到重大困难时，希望牺盟会的新军帮助抵挡一阵;当新军和牺盟会配合八路军的敌人后方创立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敌人，稳定了山西的局势之后，阎锡山看到新军愈加发展并形成了独立的力量，看到新派的势力和群众运动的力量超过他所需要和允许的范围，看到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他转而积极支持旧派的力量和顽固的旧军官，压迫，打击新军和牺盟会，以此来提高旧派。并指使旧派向新军进攻。于是便有了1939年冬的十二月事变，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命令山西旧军向新军发动进攻，在面对旧军的进攻，新军各部队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顽强性，坚决予以反击，终于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山西新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锻炼得更坚强了。经过整军，名义上保留了山西新军番号，晋西北还成立了山西新军指挥部。实际上已经加入了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一二0师和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的八路军序列，集中活动于晋西北、晋东南地区。
十二月事变以后，党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秋林镇，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善于恢复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划分了驻防地区。在1942年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保持了中立。这样，基本上保持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住了山西抗战局面，直到抗战胜利。
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所取得巨大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牺盟会作为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中日战争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极为宝贵经验。
对于这种独创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形式，虽然当时党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是“采取了以包办的方式补充阎锡山的操纵群众工作路线。”在抗战初期，又有过关于沁县路线的争论(当时薄一波同志住在沁州)，有的同志和个别党组织认为不应再戴“阎锡山的帽子”。但后来还是得到党中央、北方局、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具体指导，最终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说明，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不能只看形式，最重要的是看实质，要看经过实践检验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实际上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牺盟会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戴“阎锡山的帽子”，形式上似乎不那么单纯，而实际上我们党借以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武装，掌握了政权，造成了在一个省取得突破，推动全局的政治局面，何乐而不为?
历史实践证明，山西牺盟会与山西新军的成立与发展壮大积极开展活动，为支持和鼓舞全国人民进行抗战，坚持发展华北敌后根据地，为八路军挺进山西，在山西建立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建立和发展华北敌后的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牺盟会的光辉业绩先后得到中共中央局、刘少奇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1940年3月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到领导作用，并且已经进入了政权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结构的改革，创立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于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
1943年3月，刘少奇同志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山西的抗日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于华北坚持战的困难要大的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同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取了薄一波同志汇报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情况后，欣慰地指出：“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