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艰苦卓绝的“衣冠南渡”，完成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火种的保存;更在于其长达8年的探索和调试过程，始终不曾脱离对“北归之后”未来中国的深刻关切。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和挫跌，都在西南联大的命运中有所折射;知识人对自身价值的再认知，也在非常环境中出现了嬗变。
日军随军画师在已被占领的南开大学
烽火桃李劫
1938年5月19日之前，佟彦博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短暂一生中唯一一次亲眼看到日本九州岛的土地，是从3500米高的夜空，在“马丁”139WC型轰炸机的座舱里。
锦州义县人佟彦博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的那个夏天，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刚刚完成，山海关外依旧是奉系军阀的割据地带。刚刚在皇姑屯事件中失去了父亲的新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于1928年8月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以示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在当年9月14日的开学典礼上，面对包括佟彦博在内的1500多名师生，27岁的张学良慷慨陈词：“诸同学要专心研究，以图用之于来日，造成中国之人才、人民之中坚。求学事小，国家事大，如此才能不辜负国家兴学的本质，和职员教授的苦心。”
对这所建校刚满5年的大学的前景，新校长张学良和新学生佟彦博都是信心满满：坐拥四省财源的东北地方政权，每年为该校拨付160万银元的办学费，超出全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近八成。至1930年秋，东北大学已开设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在校学生约3000人，超过北大1000人之多;教职员工有400余人，其中不乏黄侃、章士钊、梁思成等知名人士。在沈阳北陵附近的新校区，张学良捐出父亲的私产180万银元，建造了德式风格的文、法两学院教学楼，藏书6.5万册的新图书馆，以及可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使工科生佟彦博在书本学习之外，尚有实验室可操作仪器，有附属工厂可做全程实习。按照先前的惯例，倘若他在毕业时的成绩排在全系前列，便可获得校方的全额奖学金资助，前往日本、美国或欧洲做进一步深造。
张学良出资为东北大学修建的汉卿体育场
然而1931年9月18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中国各高等学府中，东北大学第一个踏上了流亡之路。
“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甯恩承紧急唤醒校工，将200余名女学生转移到钢筋水泥结构的体育场更衣室内暂避。天亮之后，他召集全体学生和教职人员开会，发还此前暂存于会计处的膳食金，随后按照先妇孺，继而男性师生，再职工，最后校长的顺序分散离校。至9月24日，大部分教师已乘火车经北宁铁路南下平津，分散撤离的学生则夹杂在入关逃难的人群中，忍饥挨饿地挨向北平。至当年10月，辗转抵达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仅有700余人，不足原在校生总数的1/3。他们中有300余人被临时安置到兵马司胡同原税务监督署旧址，于10月18日勉强复课，三餐只供给小米粥和咸菜。佟彦博便在这批流亡学生之列。
流寓北平的关外高校，尚不止东北大学一所。1932年2月，从锦州逃难入关的东北交通大学师生170余人，在暂厝北平彰仪门大街原国货陈馆所旧址后，被收纳为东北大学交通学院。加上1933年7月接收的原冯庸大学师生百余人，东北四省的流亡高校师生，最终齐集于东北大学旗下。自1933年9月起，更恢复从流亡至关内的东北籍青年中招考新生，在校学生逐步回升至1000余人。然而在丧失关外财源之后，这所寄人篱下的大学仅能从北平政务委员会、财政部和铁道部获得每月数千银元的资助，根本不敷使用。注册在东北大学名下的许多流亡学生，平时须在清华、北大、南开等友校插班借读;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有生计无着者，则被转送不收学费的军校，弃文从武。1932年正式毕业的佟彦博，即于次年春天南下，考入笕桥中央航空学校。
校舍沦陷、流离失所，仅是“七七事变”前夜中国大学蒙受的诸种早期磨难之一。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期间，在沪的中央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同济大学、劳动大学、中国公学等十余所高校的校舍大部分被日军炮弹击毁，经济损失超过660万银元。据战后视察一线的教育部参事陈泮藻汇报：“持志学院与上海法学院皆孤屹旷野，无战守之形势，而俱被轰炸，四壁徒立，足以见暴敌对文化机关有意毁坏之目的。”在日军重兵压境的背景下，大学并不因其地位特殊而可超然世外，相反已成为总体战之下的直接攻击目标。
入侵上海日军攻入私立复旦大学江湾校区
但在文化、政治地位皆属特殊的华北，国民政府并无足够的舆论和组织资源说服各大高校提早做好应变准备。1928年“二次北伐”完成之后，华北在名义上虽已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但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地方军事强人之手。1930年“中原大战”之时，反蒋各派曾在北平另立中央;张学良入关助蒋后，平津一带又为东北军所控制。待长城抗战后东北军主力渐次西移，南京中央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仍无法直接统合华北，只得默许由冯玉祥西北军旁支演变而来的第29军自领一方，充当对日“软抵抗”的缓冲。是故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华北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即使国民政府有提前搬迁高校的预案，实际上也难以推行。
华北尤其是北平在高等教育权重上的“倒挂”状态，同样给中央和各校之间的一致行动造成了阻碍。中国高等教育素以北方为发源地，1928年北伐胜利之时，仅北平一城就集中了28所国立大学的1/4。尽管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国立大学校长须“由国民政府任命之”，但在华北和东南的实施情况可谓大相径庭。1931年吴南轩经国务会议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后，遭到教授会和学生会的双双反对，甚至被护校学生拒之门外，实际到任不足三个月即挂冠而去。此后政府考虑到华北政治形势复杂，对北方各校的“教授治校”传统给予了更大尊重，基本没有实施与东南各校类似的“中央化”改造，遂使华北高校对南京的向心力变得愈发薄弱。1932年平津各大高校爆发索薪运动，教育部长朱家骅不得不亲自接见各校代表，承诺华北高校经费由财政部天津海关直接拨付，并组建独立的委员会加以管理。各校人事与财政权既已自成一体，加之中央在政治、军事上对华北鞭长莫及，针对未来全面战争的应变机制，遂只有靠各校自行预判和准备。
身为流亡高校之始的东北大学，再度成为西迁事业的先行者。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平津形势风云诡谲，校秘书长王卓然开始在陕西华阴考察潜在的新校址，以备不时之需。自1936年2月起，包括工学院、补习班在内的部分院系和师生已提前乘火车转移至西安。“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由教育部接收，性质变为国立，此前留在北平的文、法两学院师生300余人自1937年1月起陆续迁移到中转站开封，在河南大学校园内挂牌复课。至当年6月第一学期结束后，这部分师生也转赴西安新校址，与第一批西迁人员会合。故东北大学的命运虽几经波折，但在抗战之初却得以获先行之利，保存了流寓北平之后的大部分火种。
而在平津诸校中，以清华大学的应变安排最有先见。“九一八”事变后，梅贻琦校长断定“未来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的读书，自不可知”，提前组织教授密商未来前途。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提出，“日本的侵略决不会远及湖南，且湖南生产稻谷，教职员和学生不致挨饿”，力主南迁长沙。1936年春，梅校长决定中止在北平建设文、法两学院新楼，将工程款40万元改在长沙建设农学院，并预留足够现有全体师生所用的校舍，以作战时机动之用。最初的选址地在韭菜园湖南圣经学院旧址，但对方索价60万元，超出预算。最后湖南省政府主动拨出岳麓山左家垅空地100余亩(今中南大学)，无偿赠予校方，于同年起动工兴建理工馆、文法馆两处教学大楼，教职员、学生宿舍以及附属工厂和实验场。另外在1936年冬，清华还将校内所藏的部分图书、科学仪器打包装上货运列车，每节车皮40箱、每列10节车皮，乘夜间从清华园车站发出，转道平汉线运抵湖北汉口。日后待西南联大正式成立，这批教学设备被转运云南，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仿佛冥冥中注定，即使是已有应对计划的清华，实际准备仍未能赶上时局的飞速变化。待1937年10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辗转抵达长沙之时，左家垅新开工的校舍尚未建成。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的三校，最终选择了韭菜园圣经学院作为主校址，而这恰恰就是两年前梅贻琦最心仪的目的地。
八千里路云和月
对平津两地大部分高校的师生来说，1937年7月在卢沟桥畔响起的枪声并不显得多么惊心动魄。这首先是由于华北最高军政负责人宋哲元独特的应变策略：直到7月下旬为止，他依然寄希望于事态能获得“和平解决”，第29军的准独立地位能得到尽可能长久的维持，因此一味息事宁人，释放和平空气。7月28日日军恢复大规模进攻后，第29军猝不及防，过早丢失阵地，更使北平提前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从“战事断不至于扩大”一说的流传，到北平实际陷落，其间仅经历了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足以完成内迁的前期准备。不妨与西迁过程相对顺利的南京中央大学做一对照：该校直到“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一个月的1937年9月中旬，才最终下定内迁的决心，并开始转移图书、仪器和师生。但由于淞沪和江浙战场为首都提供了缓冲，整个迁徙过程可根据前线战况灵活调配，故几乎未受到日军进击的影响。另外，中大校长罗家伦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匪浅，提前选定了未来的陪都重庆为内迁目的地，是故依旧可以延续“中央”规格的资源分配之利。而未来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在“天时”“地利”方面都处于下风，内迁过程自是远为艰辛，损失也更加惨重。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做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皆在现场聆听。然而对平津高校疏散一事，中央并无定见，仅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建议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则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量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对鞭长莫及的华北，这仅是一纸空文;更何况在7月28日日军炮击南苑之前，北平是否属于“战区”都尚无统一意见。是故8月1日最后一支中国守军撤离北平之后，北大、清华两校的大部分教职人员和学生依然滞留在故都，进退失据。南开大学在7月底的天津保卫战中，曾遭日机高空轰炸，秀山堂、芝琴楼和图书馆一部(?一部分)被毁。7月30日天津陷落后，日军更遣骑兵在校内纵会，烧毁秀山堂、思源堂、西文图书馆、教授宿舍、南开中学及附近民房，使大部分校舍及图书馆所藏14.5万册中外文图书全部毁于一旦，损失高达法币663万元，占开战第一年全国高校经济损失总额的1/10。
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文物紧急装箱南迁
校长与教职员分居南北两地，民间对战事的长期走向判断不明，直接延宕了三校师生内迁的进度。直至8月中旬，国民政府教育部才确定长沙、西安、湘潭等处为华北高校安置目的地，其中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北平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堂、河北女师迁往西安，交通大学唐山分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往湘潭。此时日军已开始进驻各校校舍，举家逃难变得困难重重。加上部分教职人员存有不理解心理——1935年华北反日情绪高涨之时，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一度提出“西迁即是坐视华北沦亡”的口号，此时尚未彻底矫正过来——转移过程变得极为漫长。直到北平陷落两个月之后，仍有36位北大教授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在沦陷区。嗣后校方又从长沙辗转送来一笔差旅津贴，这才为20多位单纯因家眷众多难以脱身的教师解了燃眉之急。当中文系教授郑天挺、心理学系教授陈雪屏等最后9人启程南下时，时间已经是当年11月17日了。
抗战爆发之际的中国，由于公共交通资源稀缺，一般民间人士的远程迁徙大体无法脱离有限的铁路干线。华北三校师生选择的路线亦是如此：无论出发时间是早是晚，他们都须先乘北宁线火车抵达天津，再做下一步打算。在8月提前上路的一批人尚可选乘仍在通行的津浦路列车，抵达南京后再寻下一步去程;动身较晚者就只能在天津购买高价船票，乘坐尚未终止运行的外国邮轮去到上海或香港，随后听天由命。11月才上路的郑天挺一行，抵达香港时粤汉铁路已被日机炸断，只得乘内河轮渡往广西梧州，再经公路入湘。待他们于12月14日最终抵达目的地长沙时，甚至连长沙临时大学也已经自顾不暇、准备向云南做进一步内迁了。
某种意义上，长沙临大是一所“临时”到连建校手续都带着匆忙痕迹的大学。1937年9月10日，在第一批内迁师生已经抵达湖南之后，教育部才以16696号令正式宣布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临大，并成立以三校校长为常委的筹备委员会，与教育部代表杨振声共同主持办学事宜。临大首年开办费系自行政院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借出的法币25万元，仅相当于三校平时经费的1/3左右。而截止到10月24日三校学生报名时间的最后一天为止，仅有1452人到校，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在武汉招考到的大一新生114人，外校借读生218人。这个数字还不及北大一所学校战前在校生人数的七成。第一批登记在册的148名教师中，清华占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另有近百名师生直至学期中途才抵达长沙入校。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始上课。这一天也成为后来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一所极尽简陋的战时学校——全校只设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共17个系，法商学院、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和校委会在韭菜园圣经学院内，工学院另外3个系在岳麓书院，理学院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则在更远的衡阳圣经学院分校。由于大部分教授将藏书和讲义丢在了北平，最初他们只能凭记忆和经验授课。但和其他许多大学比，他们又是幸运的：开战第一年，中国108所主要高校中有10所被彻底摧毁，91所部分遭到破坏，25所被迫停办，半数学生沦为难民。而在长沙临大，教授至少还能领到相当于战前七成水平的工资，学生也仅需缴纳象征性的学费，还有藏书6000册的简易图书馆可供使用。这已经是相当奢侈的待遇了。
在西南大后方参加军训的内迁女大学生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直到1938年4月重新迁移至昆明时为止，联大学生的规模一直在持续缩减中。部分学生基于义愤，选择投身军旅或者参加抗战辅助机构;也有一部分经武汉转往延安，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学期结束后，当湖南即将成为前线、学校需要继续向云南转移的消息传来时，将近1500名学生中只有820人愿意继续做长途跋涉。按照“以铁路线为纲”的传统策略，他们兵分三路：女学生、身体较弱者和教职员工共700余人先乘粤汉路列车前往广州，再从香港乘船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今属越南)，最后称滇越铁路列车抵达昆明。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和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十几人先从长沙经公路前往广西与当地政府做洽谈，随后由镇南关抵达法属安南，再乘滇越路列车往昆明。另有244名体质较好的男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跟随东北军将领黄师岳、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3位军官和十几位教师，步行及乘船1600多公里，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直达昆明。这个“旅行团”的成员还包括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等人。途经湘西和贵州的荒凉地带时，他们曾多次遇险，但最终于1938年4月28日圆满抵达目的地，全程历时68天。
1938年5月4日，即“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后一周，已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的长沙临大正式开始上课。学校理、工两大学院和行政机关设在昆明本校，文学、法商两学院在蒙自，自此开启了长达8年的云南生涯。同样是在这个月，1938年5月19日深夜，前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佟彦博和他的战友徐焕昇各驾驶一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越洋飞抵日本九州岛上空，投下数千份反战传单，开创了外国军用飞机远征日本领空的历史。中国流亡大学及其学生的命运，从1938年的夏天开始同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武汉各界欢迎远征日本归来的英雄飞行员
新部长和新考验
选择发达程度较低、距离权力中心尚有一定距离的昆明，而不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作为西南联大的最终落脚点，依然反映了华北三校学人的现实政治“冷感”：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前10年，他们始终抗拒“被中央化”的命运;关心国是，但避免卷入政府内部的复杂倾轧以及权力政治。如今亦复如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最初对接纳联大态度冷淡，但教育厅厅长龚自知表示了欢迎，并认为一所知名学府的到来不仅可以提高本地的高等教育水平，还有助于扩大云南在战时中国的影响力。有鉴于此，龙云最终在置办校舍、为师生提供生活便利方面给予了相当大的帮助，并为政治倾向激进的师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联大并无政治权势，但知识分子本身构成了一种舆论力量，并因为龙云的庇护，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共同体。
但国民政府显然不可能容忍华北高等教育的准独立状态在大后方得到延续。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即有激进人士主张停办大部分“与战事无关”的学科，令学生改入军校或应征入伍;后方大学仅保留化学、机械工程、土木等可直接转用于军事的实用系科，以实现“教育体制战时化”。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坚决抵制，这项动议最终无果而终。但王世杰也在1938年元旦因党内压力而辞职。6天后，蒋介石的亲信、长期担任国民党党务系统主管的陈立夫出掌教育部，自此开启了他和联大固有的自由教育风气之间的拉锯战。
作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陈立夫在30年代初就已经表达过他对华北高校教育模式的不满。他曾斥责清华模式为“美国殖民”“文化租界”，又认为北大的文、法两学院崇尚空谈，有害国是。最重要的是，陈立夫执掌教育部的思路，恰好与国民政府的战时总动员方针高度一致——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宣布将“团结全国力量，集中意志推行国策”，意在把未来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统一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并以国民党作为战时唯一的权力中心。大会闭幕后不久，陈立夫即引用蒋介石的谈话“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开始颁行《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根据该纲要，各个国立大学必须推行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设置统一的必修课程，使用统一的、“注重中国传统与现实”的教材，并实施统一的毕业考试。有违抗者将被剥夺获得国家拨款的资格。
1938~1944国民政府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
1939年8月，陈立夫治下的教育部发布了战时第一份官方大学课程目录，历史、物理、化学、经济四个系的专业课程被削减了80%以上，同时增加了三门必修课：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为“节省师资”，国内研究生教育原则上不再提倡。联大校方尽管进行了抗争，但原则上依旧不得不采纳。毕业统考制则遭到了自始至终的抵制，以校委会常委的身份实际行使校长职权的梅贻琦拒绝上报学生毕业考试的成绩，最终教育部只得默许西南联大的应届毕业生自动通过该项考试。至于影响更大的“教师资格考核”，则在龙云的帮助下对付过去：教育部宣布西南联大聘用的171位正副教授中只有31人“资质合格”，可以按月获得薪酬;龙云则公开宣称，倘若政府不愿为文化人解决生计问题，云南省可以“代劳”。此事最终雷声大、雨点小地过去。
1939年12月，陈立夫在造访云南期间，特地前往联大发表演讲，大谈“礼义廉耻”与“国家至上”，但并未收获积极反响。事后他指派党务系统干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在《中央日报》上撰文，攻击“今日的青年思想的歧误，与其说是青年的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教师的思想问题”。但联大自有其继续抵抗的资本：教育部名义上掌握着国立大学的历年应拨经费，然而西南联大账面上的办学费用仅为每年120万法币，根本不敷使用，且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而日益缩水。联大校委会一直在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知名校友和外部声望，从金融界自行筹措资金。从1939年初到1946年联大结束，仅以清华大学名义举借的债务就高达1820万元，而联大在战时的总结款仅利息就累积到了1400余万元。财政既不受钳制，对陈立夫自也不必谄媚。
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大师生自我隔绝于抗战事业之外。实际上，在真正需要他们贡献才能的领域，无须政府的威逼利诱，他们也会全心投入。工学院设置了新的航空工程系和电讯专修科，以直接服务于抗战。1943年，工学院以清华大学校友的捐款为依托，组建了一家服务社，负责为新到昆明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其前身是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官兵修筑营房、制造气象和探空气球以及军民两用产品，所得的收入用以贴补教职员工的日常开销。当美国陆航开始在云南扩建和修筑机场、作为对日战略反攻和大规模空袭的基地时，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师生也提供了帮助。这不仅是出于抽象的战争需要，也是对自身战时经历的感同身受——从1938年9月开始，作为大后方的昆明就开始遭受进驻华中的日本海陆军航空兵的狂轰滥炸。1939年10月13日，师范学院校舍和多幢宿舍楼被空袭炸毁，许多学生无处栖身。1940年10月13日，27架日机将师范学院男生宿舍、清华办事处、学生食堂以及一街之隔的云南大学礼堂夷为平地，以至于一个月后，校方不得不紧急将700多名大一新生转移到邻省四川的叙永县，在当地设分校教学，直至1941年8月方告迁回。1942年日军在东南亚战场连续获胜的几个月里，校委会甚至已经在做第三次内迁的打算。
中国地勤人员为美国战斗机清理机枪枪膛
1944年10月，刚刚经历豫湘桂惨败的国民政府发布《告知识青年书》，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鼓励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青年参军入伍，为可能的对日反攻做准备。此前联大会议已经通过决议，要求毕业班身体健康的男生投笔从戎，为第14航空队和驻缅美军担任翻译。最终，联大共有303位学生(包括28名女生)和5位教师报名参军，超过政府下达的指标，也足以印证他们对国家的责任。
但对大部分在校学生和教师来说，战时最具直接影响的考验乃是通货膨胀。联大抵达昆明之初，教育部批准每个月发放给每名学生4元到10元不等的津贴，但这一额度在物价疯涨之后并没有进行调整。1940年法国沦陷后，控制印度支那的维希政权与日本达成谅解，陆续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昆明的物价在两年内暴涨500%以上。教育部决定将最高津贴增加到每月14元，但已经连支付食堂的伙食费都不够。经过训导长陈雪屏的争取，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津贴增加到每月32元，但多数学生依旧过着“三月不识肉味”的生活。
陈立夫甚至想到了通过控制津贴发放来推行“战时教育改革”的方法——1943年秋，教育部宣布为理、工、农各科的大部分在校学生加发生活补助，而文科、法科和商科学生只能领到基本的伙食费，比例还只有全体学生的40%。与此同时，昆明的物价正以火箭般的速度疯涨：到1944年3月，市面物价较战前已暴涨400倍，学校食堂向学生收取的最低伙食费为每月1000元，而教育部提供的津贴仅为614元。昆明的生活成本甚至超过了作为陪都的重庆。到抗战胜利前夕，联大学生每月最低的伙食费标准已经突破了3000元，而教育部的津贴只够对付一半。国民政府不得不借着“庆祝胜利”的名义，连续6个月每月发放1万元粮食补助，这才避免了饥饿与胜利同时到来的窘况。
“北归”前后
对联大师生、尤其是其中年龄较长者而言，“衣冠南渡”始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意象。抗战胜利后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起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即云：“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换言之，在传统知识分子看来，外族入寇之际，士大夫实有辗转流离、委曲求全以保存诗礼文明的道德义务。但东晋、南宋、南明纵然能求得一时偏安，最终仍不免亡于物质力量更强的对手，又使南渡之举天然地带有悲剧色彩。是否“南渡”者必不能“北归”?1938年初抵昆明之际，并非所有人都能给出肯定的回答。然而俟中国一地的抗战发展为影响全亚洲的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的败亡，已经仅是时间问题。知识人的道德义务，也已不仅限于感怀“南渡”，而是要为“北归”后民族精神的再造预备资源。这也是1943年之后诸多联大师生日益介入现实政治的动力。
同样是在1943年3月，蒋介石藉由文士陶希圣之笔，抛出了洋洋十万言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前四章大谈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遭遇的百年屈辱史，后四章则极言“革命建国”道路及其前景，既宣扬国民党作为领导者的正当性，又对“建国”的最终目标加以规划，与1938年的《抗战建国纲领》恰好形成逻辑上的闭环。按照蒋氏的说法，1943年初英美宣布废止对华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抗战建国”事业的重大胜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在抗战后半程，全国军民的最大任务，乃是以他本人为最高领袖，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完成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再统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不服从因素，都将在“建国”过程中被渐次压服和消弭，再无存身的空间。
素来倾向于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联大师生，曾认为《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不过是非常时期的特殊安排;无谓的政府考核和国民党团体的高调活动固然不为人所喜，但随着战争结束也将告一段落。但从蒋介石本人的公开陈词中，他们看出了“战时要当平时看”一语的不祥含义：国民党力图将对政治、财政和舆论的垄断永久化，逼迫知识分子站队，拒绝服从者将永无翻身之日。这显然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北归”之后的图景。以1944年的五四青年节纪念活动为开端，“重估五四价值”的辩论开始在师生中热烈展开，参与者不仅有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有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当年“双十节”庆典，5000余名师生在云南大学操场举行集会，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吁召开国民大会、建立联合政府。以“政治冷感”著称的华北知识人群体，正在热烈地拥抱中国政治。
如果说蒋介石在1938年抛出《抗战建国纲领》之时，刚刚开启全面抗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和知识人尚可以勉强说服自己，将注意力暂且集中于军事;那么在《中国之命运》出炉之后，国民党政权的专横本色已经与它的贪腐成风、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以及豫湘桂战场的惊人惨败暴露得同样充分。因此，在联大历史上就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反差：在颠沛流离、四处躲避日机轰炸的中前期，师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尚可转圜;反而是在胜利在望的中后期，双方的矛盾最终发展到无法纾解。而爆发的最顶点，则出现于抗战胜利之后。
1945年9月30日，驻昆明的中央军第五军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名，派兵包围五华山云南省政府。10月6日，长期扮演联大政治保护人角色的“云南王”龙云交卸省政府主席一职，转赴成都赋闲，自此再无人可以在联大师生与国民党暴力机关之间充当缓冲带。同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各校师生共6000余人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晚会，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演讲，但被第五军驱散，并向报章放出“此系警匪冲突”的谰言，引发昆明全城罢课。12月1日，新五军士兵和便衣警察冲入校园，以棍棒和石头袭击学生，并向校门口的人群投掷手榴弹，造成一名中学教师、一名中学生和两位联大师范学院的在读生遇难。积累近7年之久的矛盾，终于以最惨烈、也最令人悲愤的方式得到了彰显。
尽管还要过足足半年时间，到1946年5月4日，这所南渡的学校才会重新一分为三、再度沿着铁路线北归;尽管在纪念碑的碑文上，冯友兰发出了“神京复，还燕碣”的欣慰感慨。但在一代知识人心目中，经历过“一二·一”惨案的震动，他们所获得的终究已不是最圆满的、寓于精神层面的“北归”。未能北归的还有经历过湘黔滇三千里之行的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是他亲手将1178个字的纪念碑碑文镌刻在联大旧校园内的石碑上，也是他在1946年7月15日最终被两名国民党军官暗杀于昆明，只余骨殖北返。华北知识人群体追求学术自由和精神独立的事业，在一场胜利的对日战争之后，最终以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声画上了复杂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