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力进犯中国东北。东北军由于执行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造成日军以极小的兵力和极小的代价迅速占领全东北。但东北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民众冲破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组织领导抗日联军在东北开展艰苦的抗日斗争。随着日本由东北而华北以蚕食的方式不断加深对华侵略，国民党政府也被迫进行了以消极抵御以求妥协和平的局部抵抗，中国爱国官兵则奋勇进行了抗击日寇的壮举，有的是自发地独立组织并领导局部地区的抗战。这一系列的抗日行动是一二八凇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华民族逐步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
一、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以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就确定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的方针，并炮制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蓬勃野心。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别有用心地称之为“满洲”)，日本将之视为“生命线”，是其侵略扩张政策的大陆跳板，是关键性的第一步。20世纪30年代初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日本以沉重打击，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政府为摆脱严重危机，转移人民的视线，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积极加紧筹划侵华事宜。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的具体步骤，伺机发动战争。
据此，日本为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不断制造挑衅事件。1931年7月，日本间谍机关在东北制造了挑拨中朝两大民族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借口有一个日本军官中村大尉在东北失踪，大肆叫嚣挑衅，并把大批军队调入东北，增强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准备进攻。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阴谋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日军细密策划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诬陷为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不容中方有任何解释和行动，便突然聚集军队攻击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19日晨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又分兵进占辽阳、海城、营口、盖平、复县、开原、昌图、公主岭、长春、抚顺、本溪、凤城、安东等地。21日东进吉林省，占领省会吉林及吉长、吉敦两铁路。22日占领辽源及四洮路。不到五天，几乎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之后，南京政府又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声明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正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坚持不抵抗政策。11月日寇占领黑龙江，1932年1月初占领锦州，蒋介石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地完全退入关内。总共不过三个多月，整个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和三千余万人民、四千多公里铁路和无尽的宝藏，就被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断送了。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原清朝逊位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强迫中国当局予以承认，遭到严正拒绝。伪“满洲国”完全置于日本政府与军队的控制之下，各部、县等“政府”机构均安排有日本人担任“副”职，掌握实权;甚至“皇宫”中的事务也必须听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安排。东北三省完全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
二、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传遍中国大江南北的一首歌唱东北人民失去土地和家园、遭受日本的侵略者的掠夺和奴役的悲愤歌曲，充分体现了东北人民收复故土、赶走侵略者的迫切心情。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东北军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的东北人民，自发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东北大地上，涌现出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开展。
东北军部分将领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政府当局的不抵抗命令，奋勇抗战。其中，以马占三江桥抗战最为激烈、战绩最为显著、意义也最为明显。1931年11月4日，日本在占领辽宁、吉林后，继续向黑龙江进攻，日军一路轻易得手，不料在江桥遭到了猛烈抵抗。黑龙江省代主席、省防军司令马占山，不甘受日本欺凌，置不抵抗命令于不顾，率部奋起抵抗，在江桥战役中毙伤敌军千余人，使敌遭受重大打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和最激烈的大规模战斗，使日本侵略军遭到入侵以来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救亡呼声，全国掀起了抗日援马运动的高潮。
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义勇军抗日的序幕。此后，黄显声、李杜、丁超、苏炳文等和原东北军军官唐聚五、高文斌等，先后在辽西、辽东、辽北蒙边、吉林、黑龙江组成各种名义的义勇军、自卫军和救国军，奋起抵抗日军。原东北地方当局的许多下级官员、东北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开明人士也四处奔走，组织抗日武装。其中，邓铁梅在1931年11月22日，率领自卫军攻打凤城县城，捣毁了伪县公署、警察局，凿开监狱，放出100余名爱国人士，取得了凤城大捷。
绿林领袖也奋起抗战。张海天、高鹏飞、宫长海等率部相继起义，进行抗战。被编入伪军的王德林、田霖等部也相继起义，参加抗日队伍。
这些抗日队伍组成抗日义勇军，到1932年夏天，东北义勇军发展到全盛时期，人数达30万以上。这些武装英勇抗日，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但是，由于义勇军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军需供给短缺等各种原因，在日军的疯狂打击报复下，到1933年大部分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开创了新的局面。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及时部署发动各级党组织领导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派大批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以及伪军中领导和推动反日斗争，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队伍。自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山、汤原、饶河、巴彦等10余支抗日游击队，到1933年，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的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活动于白山黑水之间，不断地向日伪军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三、东北抗联
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14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民族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准备全面抗战。东北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积极筹组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2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初至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11个军。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反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在十一个军基础上又陆续改编成三路军。1936年7月末，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0月，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路军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1940年2月任)，崔石泉任参谋长。1939年5月，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路军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1940年4月任)任政治委员，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东北抗日联军成立之后，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疯狂地“讨伐”;加之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1939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
1941年抗联部队缩编，开展小型游击战争，并进入苏联境内整训。1942年8月，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任副参谋长。在此期间抗联不断派出部队深入东北游击区进行游击战。1945年8月，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反攻，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一·二八淞沪抗战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也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关注，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取消人民的反日运动，为其进攻中国内地做准备，于是日本在上海制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战火。
日本进攻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1932年1月18日，日本唆使五名日本僧人向上海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打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暴徒滋事后，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日军还向上海大量增兵，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1932年1月28日，上海市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全部答应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方表示“满意”，却又进一步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于23时30分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驻守于淞沪地区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下定抗战决心，违抗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奋起抵抗。在闸北，与敌展开巷战，他们组成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适时反击，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后来战火延伸到江湾、庙行、吴淞、宝山一线，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驰援。在各界人民的支援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打得日军多次更换司令而不能有所推进。但是，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孤军作战，伤亡日重，急需支援，而国民政府一心妥协，不欲扩大，拒绝再派兵增援，军政部还克扣军饷和截留捐款。3月1日，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全线总攻击，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在无援助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阵线。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消极抵抗，积极谋求与日本的妥协停战，同时由于日本此时还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本在认为已经达成了掩护推出伪“满洲国”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提出苛刻条件，同意停战。1932年5月5日，中国政府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丧失了驻兵权等一系列主权，相反日军则可以继续在上海横行，完全葬送了19路军英勇抗战的成果。军事上也给全面战争爆发后第二次淞沪抗战带来了不利影响。
但是，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却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在东北沦丧、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抵抗的矛盾形势下进行的，极大兴奋了全国广大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爱国官兵、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抗日热情，取得了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捐款捐物无数，也充分体现了只有坚决抗日，才是大势所趋，民心、军心所向。
五、长城抗战
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击日本关东军向关内进攻的战斗，称为长城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中国政府当局迫于压力也转变了“不抵抗政策”为“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组织了有限的抵御日本继续侵略的战役，但总方针仍然是谋求与日本的妥协。而中国参战部队广大爱国官兵则意志高昂，浴血奋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3月4日，日军攻占了承德，随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中国政府当局只派出一小部中央部队北上支援，而以华北地方部队为主对日军进行了历时80 余天的抵抗。
在长城东段各隘口，从3月初到月底中国守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9日，日军占领了长城喜峰口中国守军阵地。中国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发扬“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牺牲报国精神，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进行了长城抗战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二十九军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大刀队夜袭喜峰口，用大刀与敌展开肉搏，歼灭日军，经血战终于夺回喜峰口阵地。喜封口大捷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的颓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民众纷纷组织慰问、褒奖。在长城其它各口，中国军队各部也 在长城古北口驻扎的中国守军，也给日军造成重创。傅作义统率的第五十九军坚守独石口，自怀柔出击，对敌展开各种形式的夜战、近战、白刃战，连获胜利。长城冷口守军也多次进行激战，顽强防守。
长城抗战中的这些胜利说明了中国爱国官兵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是不可忽视的。长城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纷纷捐款、捐物，并组织各种团体上前线慰问官兵。但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镇压民众的抗日运动，使抗战前景受到很大阻挠。
战至5月下旬，由于日军不断增兵，而中国政府当局不仅不积极增援，而是与日军积极谋求妥协停战，造成长城抗战的部队腹背受敌，被迫放弃长城各口。中国政府当局急于促使日本停战，竟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虽号称仅仅是军事协定不涉政治，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相当于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可随意出入，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埋下了伏笔。日军达到了进一步侵占华北的条件，因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也阻止并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尤其是通过长城抗战，表现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为反抗侵略而具有的高尚的抗战热情和顽强的抵御能力。而如此丧权辱国之卖国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理所当然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强烈抨击，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六、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帮助下，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于1933年在华北北部察哈尔(旧省名，在北京西北部，今分属河北、内蒙、山西等地)组织部队进行抗日斗争，是中国爱国将领冲破政府当局错误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进行一次抗日壮举。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号召停止内战，“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立即开始“正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为此，在中共北方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冯玉祥积极酝酿树立抗日大旗以影响全国。1932年冯抵达张家口，并积极同共产党联系筹组抗日大计。1932年底到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集合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联络组织了各种武装力量，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抗辱救亡大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共有10万人，冯玉祥为总司令，并加强整训军队，随即主动出击，展开了驱逐日寇收复国土的战斗。6月22日到7月1日，同盟军将士长期被积压的抗日怒火蓬勃爆发，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积极进攻，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又乘胜发起收复多伦的战斗。多伦为察东的重镇，既是冀、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的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要点。7月7日23时，同盟军由吉鸿昌指挥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经五天激战，收复多伦。多伦之战，同盟军虽牺牲牺牲，但誓除日寇，猛烈进攻，终获胜利，使骄横的日寇遭受沉重打击。日寇虽力守多伦，但终于失败，侵占的中国国土得而复失，对日军来说是空前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的精神也是一次重创。多伦之役结束后，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给全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
但是，国民党政府当局将同盟军的抗日行动视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妥协政策的对立物，千方百计破坏同盟军。不仅从舆论上大肆造谣诽谤，收买动摇分子对同盟军分化瓦解，而且指挥大军逼近张家口准备进攻同盟军，与此同时，日伪军两万人也借机大举进攻多伦，客观上形成了对同盟军的夹击包围，使同盟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是，由于全国人民大力支援同盟军、强烈抗议政府当局的反动措施，南京政府当局未敢立即发动对同盟军的进攻。最终，冯玉祥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收编，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不愿放弃抗战，继续进行斗争，但由于力量严重削弱，在日伪蒋军的包围和夹击下，不得不失败。
察哈尔抗战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对揭露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也体现了在国民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抗日御侮的愿望和要求。
七、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指1935 年日军侵略华北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
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使用了“华北分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法，则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但日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缓和国际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阴险狡诈不可谓不恶毒。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得逞，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然而，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南京政府当局竟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之前，日军已在华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压迫中国退让，撤兵，为其开展“自治运动”创造条件。首先是谋划建立“蒙古国”，在察哈尔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签《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与之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这样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为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预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平，成为中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军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宋为胁迫“自治”的主要对象。
但是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运动，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扶植汉好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以之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日军还开列“反日分子”名单，在平津大肆滥捕。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
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间紧张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虽也曾力争保留主权，但在妥协退让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强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除了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实质已经成为变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华北平津地区包括了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尤其北平是中国的历史古都，当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打击了南京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然而，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更猛烈的骤雨，就要落下。
八、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当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失地丧权，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华北事变时，北平党的地下组织深入各高校学生组织中，组织领导救亡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在民族危亡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走在队伍前列的有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
北平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严密设置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当时北平的古城墙都存在，即在今天北京二环路线上)，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呼声。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得知国民政府计划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共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又举行示威游行，政府当局再次出动军警镇压。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全国人民的支持。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党给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它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九、绥远抗战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庙滩，伪蒙军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另以伪蒙骑兵5000人驻多伦、沽源、平定堡地区，伺机向绥远(旧省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区)发动进攻。
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直迫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 ，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傅作义获悉后，迅速秘密集结兵力，进行迎战部署。15日，日伪军一部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中国军队4个多团迎击日伪军，傅作义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从16到18日，日伪军的连续进攻均未得逞。19日，将伪军击溃，败退商都。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军深恐中国军捣毁其伪政权，派伪蒙军一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还令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还拟抽调伪满军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大量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仅派一小部兵力援绥。为了粉碎日军的侵略阴谋，傅作义决定展开主动进攻作战。红格尔图战斗胜利后，11月22日，傅作义命令所属部队4个多团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乌兰忽洞一带，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夜，部队冒零下42℃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11月24日晨，中国军队指挥官命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12月2日，击溃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的反扑，歼其700余人，并于10日收复大庙(锡林木楞庙)，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先后争取伪蒙军4个旅反正。
绥远抗战和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在日本步步进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让、中国民众抗日愿望长期遭受压抑的情形下，极大地兴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傅作义将军的壮举，符合中国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一贯主张，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誉。
十、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件。它对于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
驻扎在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被蒋派往西北剿共。张学良因不战而失东北后，内心愧疚，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反攻复土之心越发强烈，对消耗自身抗战力量的内战越发不满。杨虎城同样热切希望进行抗战。
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国民党“围剿”企图以有力打击，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义，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扬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遂与红军实现秘密停火，并屡屡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扬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扬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扬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扬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有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