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4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傅罗文(Rowan K.Flad)应邀前来我所,作了题为《成都平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美联合考古的方法和初步结果》的学术报告。
傅罗文教授首先就社会复杂化进行解释,他提出通常所说的社会发展过程,即由部落→酋邦→国家的发展过程,只是社会政治的复杂化过程,社会复杂化应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在考古学上,“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有特别的意思,它包括社会生产、生活的“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与“分化(differentiation)”,以及聚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产生“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关系等等方面。
接下来,傅罗文介绍了他的考古队在成都平原的调查方法。他们以郫县古城为中心,以10公里为调查的半径,按照米字形线路展开调查,米字的中心落在郫县古城。他们的调查方法共有三种,即地表踏查、地下钻探和地磁探测。地表踏查,即采集地表陶片。地下钻探用了三种方法,分别是采用洛阳铲打探观察土质,采用铲挖坑法观察地层,以及采用地质探铲钻探观察地层堆积。地磁探测是在开始调查工作后的第二年引入,为了验证地磁探测的准确性,他们在已经做过调查的宋家河坝遗址进行探测。同时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还经常观察自然剖面,利用自然剖面和钻探所得剖面相互比较,以求结论更加准确。有时也采用试掘来解决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傅罗文在调查中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统,把通过地表踏查和地下钻探获得各个时代遗物的地点按时代不同标志在不同的图上。
通过调查,傅罗文证实宝墩文化时期有非城遗址存在。关于成都平原考古调查有待解决的问题,傅罗文提出如下几个:遗址区位是否与自然环境(如河流)有关?成都平原的社会复杂化是否随时间变化?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水文变化幅度究竟有多大?不同时期的遗址社会整合的程度有多大?当时手工业专门化的程度有多高?聚落形态能透露多少当时的人口变化信息。上述问题的解决,傅教授坦承有待于考古调查的继续进行。
(付永旭报道)
相关链接:付罗文来考古所做《成都平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