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ivilizing course begins at the early Liangzhu Culture in Taihu drainage area and reaches its destinat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complicated civilizing course of this region underwent prosperity, declining and revival. However, in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ing course is successive and displays an spiral development, which makes slow progress and even stagnates in part, but develops as a whole.
Key words: the Taihu drainage area;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ing; course; comparative study
内容提要：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大致开始于良渚文化早期，至西周春秋时期才逐渐进入真正的文明社会。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波折起伏较大，有着兴盛－衰落－再复兴的曲折过程，然而中原地区则是连续的不断的稳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关键词： 环太湖地区 中原地区 文明化 进程 比较
环太湖地区从史前时期始，就一直是长江下游地区古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有着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这为探索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建立了大致的时空框架。一般认为，良渚文化早期环太湖地区社会开始出现分层分化的趋势，至吴越文化时期社会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该地区文明化进程始于良渚文化早期，结束于吴越国家时期。
因论述的目的是要与中原地区进行比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时间框架的大致对应问题，这是进一步论述的基础。良渚早期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中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或再晚些，马桥文化大致相当于夏商时期，而吴越时期大致当于西周春秋时期，这些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只是良渚文化晚期或者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问题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目前，于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良渚文化下限大致和大汶口文化相当，年代上没有进入龙山时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下限大致和龙山文化下限相当，即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良渚文化晚期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大致相当，此非本文论述重点，故不再赘述。
一、经济生产方面的比较
经济生产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样是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物质基础。在农业生产方面，良渚文化是以稻作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其在马家浜、崧泽文化社会经济连续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的聚落址猛增，无论是聚落址数量，还是聚落址的分布密度都较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大大增加。目前，在良渚文化时期的20多处遗址中发现了稻作遗存，水稻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稻作农业已经大面积成规模地种植[ ]。
生产工具的进步必然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极大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用于犁耕的三角形石犁和斜柄“破土器”，表明良渚文化已有崧泽文化时期的耜耕阶段进入了人力梨耕阶段。不仅出现了梨耕农具，还出现了同时用于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达到了史前时期的鼎盛期。随着良渚文化的衰亡，文化发展进入低潮，良渚文化之后马桥文化的农业生产进入了低落期，农业已非当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而渔猎采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据主要地位。直至进入西周以后，环太湖地区大量出土农业工具，分工很细，并且成套系统地出现，表明被用于翻地、耕种、除草、收割等整个农业生产活动中，此外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农具。农业生产又成为了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只得注意的是，春秋吴越时期还出现了旱地作物的种植，《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提到“地生长五谷，持养万物”，五谷作物的存在表明这一时期环太湖地区农业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种作物的种植结构。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良渚文化时期的手工业出现了专业化生产，达到了史前时期的最高水平。制陶、制玉、纺织、木器、漆器等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比较发达。尤其是玉器的制作是其手工业发展水平的杰出代表。而至马桥文化时期，辉煌的玉器生产不见了，而主要是陶器的生产，其中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是其手工业进步的一点体现。同这一时期的农业一样，手工业生产处于低靡状态。进入周代，随着与周边地区交往的增多，各项手工业生产纷涌而现，玉器生产重新焕发生机，青铜冶铸和原始瓷烧造逐渐发展的相当成熟与繁荣，如江阴大松墩土墩墓、吴县严山、苏州真山等都有较多精美玉器出土，另外各地土墩墓中都有较多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
与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生产相比，环太湖地区属于稻作农业区，农作物主要以稻为主，少见其他的农作物品种，而中原地区是以粟类旱作物为主，同时还种植水稻，并且在其文明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粟、黍、稻、小麦、豆等多种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制度，而环太湖地区只是进入西周以后才出现了多种农作物种植结构，大大晚于中原地区。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起伏较大，有着繁荣－衰落－再兴盛的曲折过程。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生产一直处于连续的不断的较为稳定的向前发展状态。另外，但就良渚文化而言，从其三角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等农具形态看，似较中原地区大致同时期的农具发达。制玉手工业生产水平明显较中原地区高，但良渚文化却未发现铜器，甚至到了夏商马桥文化时期虽见有铜器，但数量极少，水平又低，显然在此方面中原地区较发达。总之，从整体上发展地来看，中原地区的那种持续稳定的经济生产模式似乎更有利于早期文明的起源、形成和长足发展。
二、聚落形态反映的两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差异
社会经济生产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物质基础，社会组织和结构考察是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而聚落形态考古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下文将从聚落形态和墓葬埋葬形态两个方面入手，对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进行分析，并将之与中原地区进行比较。然而，目前对良渚文化聚落的发掘和研究相对滞后，甚至还没有揭露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聚落布局，聚落群和聚落形态的研究也不足，这严重影响到了有关社会结构和文明进程的深入讨论。所以，本文对此的探讨也主要是宏观上的简要讨论，仅能反映出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大体轨迹而矣。
良渚文化时期，聚落急剧增加，长江下游地区由崧泽文化时期的102处遗址增至551处。这一时期聚落群普遍出现，有学者将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划分为四个大的聚落群。也有学者将之划分为八个聚落群。无论如何，聚落群成为这一时期聚落分布的主要形态。在这些聚落群中良渚遗址群是聚落数量最多，分布密度最高的群落，成为良渚文化聚落群中的核心聚落群。良渚聚落群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地跨瓶窑、良渚（包括旧安溪镇）两镇，其面积为33.8平方公里，处于一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区域。区域内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或包含有良渚文化遗存的遗址135处，遗址分布密度十分密集，且呈群状分布，大体形成三个相对集中的小群落，成为次一级聚落群。一处次级聚落群密集分布于大遮山丘陵南麓的坡脚和山前地带，呈带状分布；第二处以莫角山为中心密集分布；第三处以良渚镇荀山为中心密集分布。莫角山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为聚落群中面积最大的聚落，而且发现大型的沙泥夯土台和大型夯土建筑遗存，应是该聚落群的中心所在。总体来看，良渚遗址群内存在着“核心聚落群”，即莫角山聚落群，而围绕核心聚落群又分布着其他的小聚落群，核心聚落群对其他聚落群的统属关系比较明确。而核心聚落群中又发现了乃至整个良渚遗址群的大规模的中心遗址莫角山，莫角山对整个聚落群的统属关系也是比较明显的。这样以来，良渚社会的地域由大到小就形成了环太湖良渚文化聚落群－良渚遗址群－莫角山聚落群－莫角山聚落这一多层次单中心的聚落结构。
整个良渚遗址群以及良渚文化聚落群的聚落等级分化包括墓葬的等级分化已有学者给予了论述，此不再赘述。笔者关注的是良渚文化早、中、晚不同时期聚落形态（包括墓葬）的历时性变化。良渚遗址群的发掘资料和墓葬材料较为丰富，下面即以此为主要考察对象作以分析。
良渚文化早期，可确定为属于此期的遗址约有89个，较崧泽文化晚期的57处遗址数量明显增加。良渚遗址群中可进行年代分期的属于良渚文化早期或含有早期遗存的遗址仅有5处，其中吴家埠和庙前遗址早期遗存较为丰富。良渚文化早期环太湖地区经崧泽文化时期相对平等社会发展之后，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现象。表现在不同聚落之间和同一聚落内都出现一定等级差别。墓葬有着较为明显的大小之分，大型墓如常熟罗墩M7、吴县张陵西山等，大型墓建于人工堆筑土台之上，规模大，随葬品数量多规格高。小型墓如吴江龙南、良渚吴家埠、庙前等遗址的墓葬。同一墓地如张陵西山又可分大墓M4、M5和小墓M1～M3。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等级的分化层次并不是很多，墓葬仅是相对大小的差别，多不能再进一步划分出其他等级层次。从大型墓的随葬品看，少见代表身份权利的玉琮、钺、璧、锥形器等高等级玉器出现，像良渚中期反山、瑶山那类的大型墓并未出现。而且，各不同遗址墓地间的差异远远显著于墓地内部的差别，也就说该区域内群落间并未形成统一的体现社会地位的标准。良渚遗址群内仅有吴家埠、庙前等这样的一般村落遗址，良渚遗址群尚未成为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
良渚文化中期，能分期的遗址约有110多处，较早期数量明显增加，而良渚遗址群中的聚落址大多属于这一时期。良渚社会的社会分化程度严重，等级差别显著，层次相当复杂。有学者将良渚文化这一颠峰阶段的墓葬整体上分为5个等级或阶层；也有学者将之分为四个等级类型。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社会存在多个层次的等级分化是肯定的。良渚遗址群崛起，成为了良渚文化的地域中心。良渚遗址群内莫角山作为最高权利的中心聚落的地位形成，瑶山、反山最高规格的显贵墓地出现，代表了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阶层。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是总体等级结构上看，良渚遗址群社会的第一、二等较高等级的群体数量似乎非常庞大，低等级的群体反而较少，社会分层结构似乎不是金字塔式的。二是，墓地内部的社会分化和阶层差异不大，反山和瑶山最高等级墓地内社会成员间差别不大，随葬品构成上少许差别主要是与其性别和社会角色有关，其他等级墓地内的差别就更加微弱和模糊。三是，同属最高等级的反山和瑶山两处墓地在墓葬排列以及随葬品构成上显示出不同的风格，二者应是两个不同政治体的最高权力集团，这样良渚遗址群的社会最高权利体并不是惟一的，而是多元的，目前至少有两处最高权利体。而莫角山因其浓厚的宗教性很可能是这两处最高权力集团共同的宗教活动场所，它们通过神权或宗教联系在了一起。四是，良渚文化小型墓葬也多有随葬品，有小件坠、泡、管等玉饰物，不似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小墓多无随葬品。以上四点似乎表明良渚社会的阶层和等级分化并未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不甚明显，或许阶级并未真正产生，社会权力并未高度集中于某一个家族，因此，我们以为良渚文化的颠峰阶段已经要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了，但并未真正进入文明社会，正于此时良渚社会却未继续向前发展而是衰落了下来。以上这四点都是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社会所不同的特点。
良渚文化晚期，良渚文化聚落开始减少，社会中的等级分化仍然存在，但此时像反山、瑶山类高等级的墓已不存在，墓葬所体现的社会阶层分化已不如中期层次多和复杂，良渚文化日渐衰弱。这一时期良渚遗址群也呈衰落之势，整个环太湖地区再没出现像良渚遗址群这样的社会最高权利中心区域。相反，从各地区墓地的结构、随葬品的构成等方面看，良渚晚期太湖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权力趋于分散，聚落布局和结构中心聚合于某一聚落群或聚落的聚落形态逐渐消失。该地域的良渚社会没有向着统一方向发展而逐渐走向衰亡。良渚文化衰亡的原因学者们多有论述，外因大多认为是由于这一时期环境恶化并出现了洪水等灾害。另外，良渚文化之后，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与豫东地区龙山文化风格相近的“南荡遗存”或“广富林遗存”，良渚文化的衰落可能也与中原地区豫东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势力的南下有关。内因大多认为良渚宗教神权至上，过分畸形发展，整个社会投入了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与中原地区社会务实重礼乐的作风不同，在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衰落走向了衰亡。
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时期，遗址数量较良渚时期大大减少至186处，目前考古发掘的遗址比较少，少见大规模的聚落调查，更未对中心聚落进行重点的解剖，也未发现大型的或成规模的墓葬等可进行社会等级分析的材料，因此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其社会发展形态的深入研究。但从前文有关这一时期经济生产的分析看，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似以渔猎采集为主。社会农业经济不发达，加之遗址数量较少尤其重要的遗迹现象发现更少，我们推测其社会复杂程度不高，环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在这一时期进入了低谷。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良渚文化中极少见中原文化因素，马桥文化出现了一些中原地区文化因素，如陶觚、瓦足盘、器盖、平地盆和尊、觯等很可能源于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由良渚文化时期对中原地区较为封闭的关系，变为二者开始互动交流，只是交流十分有限，关系比较松散。
马桥文化之后，环太湖地区重新大步迈向文明社会。由《史记》、《左传》、《国语》等文献及出土青铜器铭文看，随着周人的南下，极大的促进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吴国出现并逐渐强大，该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这一文明是在中原成熟文明的强烈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应属于一种次生文明。
三、整体上的宏观比较
与中原地区相比，环太湖地区在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时期，即良渚文化时期，却没有发现铜器，至马桥文化时期也仅是发现少量的小件工具，不见青铜容器，中原地区以青铜器尤其青铜容器为主要内涵的礼器是基本不存在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中的。环太湖地区也没有发现明确的城址，筑城以卫君的城址及城内重要礼仪宫殿性的建筑却是中原地区文明形成及早期发展时期所多见的。另外，良渚文化聚落尤其其核心良渚遗址群内的聚落少见前期崧泽文化和后期马桥文化的堆积，不像中原地区的聚落多延续时间较长，甚至有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堆积，文化有着稳定的发展基础。
就整个文明进程而言，环太湖地区文明化大致开始于良渚文化早期，同时期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晚期或更晚，而中原地区的文明化开始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所以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化开始较中原地区晚些，但是良渚文化至中期社会阶层分化已十分严重，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社会发展速度很快，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从良渚早期发展到中期的辉煌仅经历了200多年。所以，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的速度在早期似乎比中原地区快。另外，中原地区大致在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了文明社会，而环太湖地区至西周春秋时期才逐渐进入真正的文明社会。从整个过程来看，环太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波折起伏较大，有着兴盛－衰落－再复兴的曲折过程，然而中原地区则是连续的不断的稳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持续发展，文化相继相承，不存在明显的“缺环”或“断层”。中间虽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新砦文化这种过渡形态并不十分辉煌的文化阶段，但并不意味着中断，而是一种缓慢的发展状态，甚至是一种局部的突变，没有这种过渡形态也就没有其后的文化。这种缓慢的发展在具有宏观性的考古学文化上难以得到辉煌的体现。但也正是这种缓慢的且存在质变的过渡性文化使得中原地区文化处于平缓的提升发展状态，而不是直线的急速的冒进状态。而且考古发掘表明，过渡性文化的阶段又往往是周边多种文化因素汇聚中原的重要时期。所以，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平缓的演进，又可称为“螺旋式”发展，从局部细处看是缓慢前进的，然整体上是向前明显上升的。
不仅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是连续的，社会方面的发展也是连续的。在聚落形态上，表现为由分散聚落向聚落群发展，而聚落群中聚落的等级逐渐由二级聚落到三级聚落，进而发展到四级聚落。墓葬埋葬形态综合反映的随葬品多寡、墓葬等级差别及其体现的社会分层、社会地位身份差别也是呈现出一种渐变的演进趋势，而不似环太湖地区良渚社会那种急剧膨胀式的迅速发展或变革。
此外，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经济也表现出连续发展的状态。农作物种类逐渐增加，种植结构不断完善。手工业不断分化、细化和专业化，官营手工业最终出现并得到强化。
文章原载于《东南文化》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