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5日，腊月二十三，小年，京城内家家户户辞灶忙年。32岁的清华学校研究院讲师李济却匆匆收拾行囊，踏上旅途，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筹划已久的晋南考古之旅。他怀里装着两封给山西省长阎锡山的信，分别为清华校长曹云祥和时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的梁启超所写，他心中装着的是以这两位学术大师代表的整个中国知识精英界的厚望：以现代考古学确认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重建中国古史。这次考古调查的结果，是当年10月至12月对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这次意义深远的发掘开启了以考古学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和中国古史重建的新纪元。
此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们矢志不渝，“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直为完成中华文明探源的使命而努力。至70年代末，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大规模的调查发掘遍及全国，新的发现丰富多彩，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逐渐确立。80年代，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中的反山和瑶山遗址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以及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惊动学界，大型人工建筑和精美玉器，引发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标志的热烈讨论，中华文明探源的新高潮呼之欲出。
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项目开启，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为项目的核心部分。项目实施10余年来，对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20多处公元前3500年至1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和中心性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以翔实的考古资料，生动描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壮丽画卷。
西坡葬礼
公元前3300年左右，盛夏，河南西部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大型聚落里，一位重要人物停止了呼吸。季节的推测则是因为墓葬的填土里面有野茉莉的幼小果实。我们的主人公死在野茉莉刚刚结出果实的时节。事情发生地是现在的河南灵宝阳平镇铸鼎原边上的西坡遗址，不过是晋陕豫交界地带的一个普通村落，但当时是声名远扬的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地带。该文化以其灿烂的彩陶闻名于世。庙底沟风格的彩陶在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均有发现，显示出强大的扩张力。
探源工程的实施为揭开庙底沟社会发展和彩陶扩张之谜提供了契机。2000年起在铸鼎原地区展开的调查发现了包括西坡遗址在内的21处庙底沟时期聚落，表现出明显的聚落等级差别。2000年至2011年，对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进行了七次发掘。在其中心部位发现了大型半地穴房址，其中F105室内面积204平方米，外面有回廊，占地总面积500多平方米，为当时最大的单体建筑。建造一座这样的房子需要100个壮劳力工作3个月。
灵宝西坡遗址的庙底沟时期特大型房址，F107，也应是遗址的特殊场所。（西坡考古队供图）
这些位于聚落中心、规模宏大、工艺复杂的建筑应该是公众聚会场所。西坡及其附近的居民，在特定的时刻，会汇聚到西坡的中心广场，进入这些建筑。他们先要走过狭长的门道，迎面是烈焰腾腾的火塘，绕过火塘，眼前豁然开朗，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红色大厅：红色的地面、红色的墙壁。重要的仪式即将举行，仪式应该有一个很有身份的主持者，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主持者，他的死，在500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肯定是一件大事。消息很快会传遍铸鼎原的21个聚落，还会传到更远。很多人开始忙碌起来，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因为葬礼是表达社会身份，维系社会组织和秩序的重要节目。
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次葬礼的细节。整个殓葬大致是从尸体处理开始的。同时，开始准备葬礼的用品，包括覆盖墓室的木料、麻布，仪式用的朱砂，当然还有随葬品。墓圹的修建也开始了，长约5米，宽约3.4米，现存的深度近2米，出土量约20立方米，需要10个壮劳力工作5天。还要准备一种特殊的用品：泥。这座大墓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全部用特制的泥填埋。泥中很可能被有意掺杂了芦苇及其他至少13种植物的叶子和果实。
隆重的葬礼开始了，包裹好的墓主人先被放置在墓室中。随葬品被放置在脚坑内。木板封盖住了墓室和脚坑。木板上铺盖了麻布。墓坑被特制的泥填满。墓坑中挖出的约20立方米土，很可能被堆成底部直径5米、高3米的封丘。隆重的葬礼结束。在这一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程序繁琐的葬礼的中，奢侈的随葬品并不是主角。墓中的随葬品相当简陋，唯一表示身份等级的是这两件大口缸。专家提取了墓主人盆骨内地土样。经过检测，他腹内与吃猪肉有关的寄生虫明显多于其他人，说明他吃猪肉的机会远远比一般人多。
我们的主人公生是庙底沟社会等级化的代表，也是中国史前时代涌现出的第一批领导者的一员。公元前3300年前后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都在上演着社会加速发展的大戏，涌现出自己的领导者。探源项目中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和牛河梁遗址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遗迹。各地的领导者们明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身份和等级，以不同的策略维护自己的统治：或依靠宗教权威、或依靠世俗权力，或依赖财富和奢侈品，或依赖主持公众事务。这些朝气蓬勃的领导者们还有着强烈的探索远方、相互交流的欲望。密切的交流使得各文化区形成着共同的价值观、宇宙观和天下观，逐渐在文化上形成一个整体，严文明先生称之为“重瓣花朵”，张光直先生称之为“中国交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
良渚都邑
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结束后，正在构思着中国史前文化整体格局的苏秉琦先生乘兴到良渚考察。在穿过莫角山的104国道边，他走下北京吉普，望着身边的台地，意兴遄飞，似自言自语，似问身边人：“你看杭州在哪里？”接着自问自答：“我看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以他特有的高屋建瓴，预言了这片被秀美的天目山拥抱的水乡在史前环太湖地区的核心地位。
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这个著名预言不断被证实，位于杭州西北余杭县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成为当时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也是中华文明探源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
1986年，反山良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汇观山遗址又发现4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琮王”、“钺王”，“神人”、“兽面”，轰动学界。兴奋不已的浙江考古学家们并未停止发现的脚步，以辛勤的田野工作勾勒出了更令人震惊的良渚古都轮廓：在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分布着130多处遗址。其中莫角山遗址为大型人工堆筑的土台，东西长约670多米，南北宽约450多米，总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于周围水稻田高约8~10米。
从探源工程正式施行开始，良渚遗址群的深入研究便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多学科结合的田野工作，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气度恢弘的良渚都邑画卷。
顶部为回字型结构的瑶山祭坛、良渚古城西城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画面的中心是2006年开始发掘和钻探、2007年最终确认的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约4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堆筑，黄土底部普遍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显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侧，良渚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约需1万人工作4年！
古城东北现有一村落，芳名“美人地”，水田漠漠，时有白鹭惊起。2011年，在美人地下发现了良渚时期古河岸，有保存完好的厚木板做护岸，推测良渚古城的东面原来是低洼的沼泽湿地，良渚人在修建古城的同时，也对城外一定的范围进行了统一规划。他们在沼泽中堆筑起了几条东西向的台地作为居住地，在堆筑台地的同时形成了河道水系，以利舟楫，其情景应如现在临河而居的江南水乡。
古城周围40多平方公里的130多处遗址中，有反山和瑶山那样的贵族墓地，也有星罗棋布的村落，2010年发掘的茅山遗址是其代表。茅山有茂林修竹，聚落就在山脚之下，有居址和墓葬。山前低洼之处，发现了大片阡陌纵横的稻田遗迹，并有引水灌溉系统。稻田中竟然奇迹般地保留着30个牛蹄印，悠然成行，逶迤远去，更令数千年前良渚人辛勤耕作的情景如在目前。
茅山遗址稻田遗迹里的牛蹄印和美人地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古河岸（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奇迹还不止于此。2010年发现的彭公水坝遗址向世人展示，能够在坚硬的透闪石玉器上刻出细如发丝的精美图案的良渚人，在雕琢他们的都邑时，有同样高超的技艺和更宏大的构思。水坝位于良渚遗址西北山地的一个山口，初步田野工作显示，其内部用草包青淤泥堆筑，外部用黄土包裹，与莫角山遗址的堆筑方式颇为相似。彭公水坝与先前发现的长达6公里的塘山土垣遗址，隐约构成了庞大的防洪水利系统，保障着整个良渚遗址群的安全。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探源工程研究以鸟瞰的视角充分展示了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发展水平。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执钺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点河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
陶寺礼天
距今4000多年的一个春天，晋南临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东南城墙外一处特殊建筑内，陶寺的上层贵族们已经陈设好了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肃穆以待。这处建筑面向塔儿山，略呈半圆形，有三个圈层的夯土结构。第一圈的半径大约18米，第二圈大约有24米，第三圈大约为50米。在第一圈内，有12座连续的夯土台基，呈扇状排列，台基上起墙，森然壁立，墙间形成11道神秘窄缝。此半圆形的圆心处，是一个圆形的夯土台，站立在圆心，11道缝隙尽收眼底。东方渐白，贵族们躬身屏息，等待着一个庄严而神奇的时刻的到来。春日的朝阳终于从塔儿山顶喷薄而出，刹那间，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四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这道神奇的光幕照亮了贵族们兴奋的面庞，春分的太阳终于又回来了，“敬顺昊天”的通道顺畅无阻，“敬授民时”的权威安然无恙，鼓乐奏起，牺牲献上，“敬道日出”的仪式达到高潮。
这是探源项目实施后，陶寺遗址新发现的“观象台”遗迹为我们提供的生动场景。以聚落考古学方法为核心的多学科结合的田野工作全面展开，极大深化了对这片史书记载的陶唐之地距今4300年至3900年社会发展的认识。
2009至2010年的区域调查覆盖面积1700多平方公里，确认陶寺文化时期遗址54处，分为三个区，中区以陶寺城址为核心，下辖6处中小遗址，是为“京畿”。北区有遗址28处，又分为东、中、西三组，各有中心性聚落。南区有遗址20处，先后以南柴和方城为核心。这些遗址表现出金字塔式的五级聚落等级结构，陶寺遗址高居塔尖，清晰反映了临汾盆地社会结构的高度复杂化。值得关注的是，现有资料表明，一些遗址可能具有特殊功能，或作为“驿站”，或作为“渡口”，或供应陶器，或提供石料，整个聚落群如同由强大的管理机制规划的政治经济有机体，每个聚落都扮演着相应的角色，发挥着适当的功能。
陶寺早期宫殿附属建筑凌阴（陶寺考古队供图）
对于陶寺遗址本身的功能分区的探索也有重要收获。传统的洛阳铲钻探和高科技辅助的物探不断揭示着深埋在黄土下的秘密。考古学家已经可以在原来一片空白的陶寺遗址平面图上标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东南墙外小城、中期西南小城、宫殿区、祭祀区、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平民居住区、制陶作坊、石器作坊、蓄水池塘、主干渠、支渠••••••一个精心规划的中国早期都邑正愈来愈生动地被展现出来。
这片丰腴的土地的统治者是谁？端坐在陶寺宫殿中的王者是何模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的陶寺墓地大型墓葬已经为让我们目睹了这些王者的威仪。2002年，在陶寺辛勤探源的考古学家发现另一座陶寺文化中期贵族大墓IIM22。该墓长5、宽3.6、深7米，是陶寺文化已发掘的最大墓葬，在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属规模最大者。该填土内有被腰斩的青年男子一名，墓室未扰动部分出土随葬品72件，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猪10头、公猪下颌骨1具。其中青石大厨刀4柄，素面案板7块棺被陈列在棺南侧与南壁之间，厨刀下均有猪骨及其皮肉灰痕。10头整猪被一劈两半成20扇，堆放在墓室西部。彩漆柄玉（石）钺5件、玉戚1件倒倚在墓室东壁上。长约173厘米的漆杆1根，倚在南壁东半部。陶寺王者的威仪和霸气再次令学界动容，漆杆与天文观测的关系更引发热烈讨论。
陶寺中期贵族墓葬IIM22，是陶寺文化已发掘最大的墓葬。（陶寺考古队供图）
1926年2月25日，正在进行那次著名的晋南考查的李济到达临汾，不禁发出感叹和遐想：“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起人们的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目前的考古资料当然还不足以证明尧的存在，但在文献记载的尧的核心活动地区发现的都邑性城址、礼天设施和用具无疑为古史记载和考古学研究找到了新的契合点。考古资料远比有浓厚传说色彩的古史记载更丰富，为陶寺经济生活、等级分化和对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多学科分析手段的应用，必将为我们揭开古史传说时代的重重迷雾，那个灿烂时代的真容一定比零星的古史记载更生动，更令人惊艳。
宅兹中国
公元前1800年前后，邙山之下、河洛之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成为万邦仰望之地。
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因为水患和社会上层的过度奢华已经衰落；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在其晚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出现扒城墙、毁宫殿和掘王陵等严重暴力行为，辉煌不再。位于中国交互作用圈中心位置的洛阳盆地却强势崛起，成为交互作用圈的核心，重瓣花朵的花心，协和万邦的“中国”，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成为整个东亚地区最壮观和最具影响力的都邑。
探源工程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的钻探与发掘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拂去尘封了数千年的黄土，“中央之国”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展示出开天辟地的王朝气象。
王朝气象的最重要表现当属在遗址中心区核心位置新发现的宫城。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以前发现的二里头1号和2号宫殿位于宫城的西南角和东部，在2号宫殿附近，又发现3号至6号基址。整体上看，这些建筑基址形成“东宫”和“西宫”两组，各有自己的中轴线。在宫室建筑群以北，发现了一个巨型坑，内有完整的幼猪。与商代早期都邑偃师商城宫城内国家级祭祀场的位置正相符合，为探索商代都邑相关祭祀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里头宫殿复原示意图
二里头宫殿区已发现的建筑基址，按轴线有序排列（二里头考古队供图）
二里头出土的玉礼器钺、戚、戈等昭示着墓主等级
从西坡遗址开放的中心广场和单体半地穴大型公共建筑，到封闭的宫城、沿中轴线布局的封闭多进庭院和高台上的巍峨宫殿，二里头完成了将聚落的核心位置由公共广场变为封闭的“朝”“廷”的转折，这是由前国家复杂社会向王朝国家的重要转折，开启了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紫禁城的王朝都城和宫城布局的先河。
宫城四周，已经发现四条大路，最宽处达20米左右，交叉成“井”字形，通达四方，构成都城内的主干道网。二里头遗址发掘中曾发现车辙的痕迹，是中国使用有轮车辆的最早证据。这些曾经人来车往的大道，如同纵横交错的血脉，为庞大的都邑输送着各种资源，保证着其正常运转。
宫城之外的功能分区也日渐清晰。整个都城可分为一般生活区和中心区，中心区除了宫城外，还有贵族聚居区、祭祀活动区和很可能附属于王室的手工作坊区。
2004年，在宫殿区南侧的钻探中，考古队员格外细心，期待在这片重要区域中有新的发现。突然，洛阳铲带上的土样中，闪现出一星绿色，马上吸引了考古队员的目光，轻轻拨开周围的浮土，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粒温润的绿松石。绿松石镶嵌工艺是二里头高级手工业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一粒小小的绿松石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发掘随即展开，一处有围垣的手工业园区被揭露，出土大量绿松石原料、半成品和废料。多学科研究已经展开，绿松石产地和加工工艺的细节正逐渐明朗，为王室控制的高级手工业提供了新的内容。结合以前发现的铸铜作坊遗址，我们已经有更充分的证据说明对珍稀原料和“高科技”加工技术的控制、对仪式用品和奢侈品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是中国最早的王朝的统治者们重要领导策略。
是谁领导了二里头的强势崛起？是谁以王者的气度，“辩方正位，体国经野”，“建中立极”，规划了这宏大有序、布局严整的都邑？是谁高筑宫垣，圈定了平民只能在远处仰望的权力空间，端坐在高台之上的朝堂之内，布政施令，乐观四夷宾服？二里头遗址一直未见大型墓葬。2002年，在宫殿区发现一座中型贵族墓，规模不大，随葬品不多，但墓主身边放置了一件绿松石镶嵌龙形器，长约70厘米，头宽15厘米，身宽4厘米，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长度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成为探源工程实施以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重器。一般贵族尚有此重器，王者的威仪当更令人动容。
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牌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陶器和绿松石龙形器（二里头考古队供图）
虽然王者的仪容还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已有的发现已经清楚地显示，二里头时期的中国交互作用圈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并行发展的各文化区的中央，出现了一个强势崛起的核心；原来相互影响到文化交流变成了文化中心的强力辐射和四方的仰慕和追随。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探源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已经使中华文明起源的历程日益清晰。考古资料显示，都邑的出现、礼乐制度的形成和以精美玉石制品和金属冶炼为代表的手工业的发展是符合中国特色的重要文明标志。多元一体中国交互作用圈的形成和“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则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两个重要阶段。八十多年前，李济坐着颠簸的骡车，奔波在坎坷不平的晋南土路上，开始了艰辛的中华文明探源之旅。探源之路依然坎坷而漫长，考古人会继续上下求索，寻求新的发现和理论突破。
（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许宏研究员提供良渚、陶寺和二里头田野工作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原文经删减曾以《文明的中国标签--都邑的规划及礼乐制度兴起》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遗产》2012年4期，作为文明探源工程宣传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