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就是汉奸
前些日子，《解放军报》发表刘新如的长文《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刘新如的文章出来以后，影响很大。一些人坐不住了，他们出来对刘新如的文章进行反击。在网上有个叫何计的人发表了一篇《对<历史的拷问>一文叫板》的文章，又有一个叫钟鹤的人发表了《也谈“汉奸”，<解放军报>的“拷问”引火烧身》的文章。我们看他们是怎样反驳刘新如观点的。
伪军有300万人以上，比日军还多，是事实
何计、钟鹤都指责刘新如的文章提出抗日战争期间伪军有300万人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的论断。有大量的资料能够证明，在14年抗日战争中，伪军到底有多少人，数量是不是比侵华日军还多。
在解放区战场，中共军队共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关内伪军还有146万人，伪警察有40多万。在伪满洲国有伪军警四十多万。伪军是不断被歼灭，又不断产生的。抗日战争14年，伪军累计在300万人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侵华日军最多时有二百多万人，由于部分被中国军队歼灭，后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日军被调出中国去作战，关内日军剩下只有一百几十万人，东北的关东军号称有70万人，实际只剩下40多万人。日本投降后，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军为128.3万人。伪军主要与中共军队作战，(占95%以上)在解放区战场，伪军人数是日军人数的三倍左右。经常是一个县驻扎一百多名日军，同时驻扎三四百名伪军。伪军除了被大量歼灭以外，到日本投降时，关内还有伪军146万人，超过关内日军128.3万人。说伪军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也没有问题。
何计说：“伪军的补给是靠伪政权，当时敌占区的地盘很小，只占领点线而已，怎能供养300万军队。这是基本常识，作者刘某人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根本就没有发言的资质。”其实连一点常识都不懂的正是何计本人。伪政权就是一个傀儡，它当然无法供养这么多伪军，连伪政权都是靠日本、日军供养生存的。伪军绝大部分是由日军指挥的，所以它的供给也由日军解决。日军、伪军的军费部分靠日本国内提供，主要是靠抢夺中国的财产解决。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财产损失6000亿元以上，其中有很大部分被日伪军掠夺，并将其用作日军和伪军的军费。
何计、钟鹤之所以否定抗日战争期间伪军有300万人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的目的，是要否定和缩小中共军队的战果和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伪军主要是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如果把在战场上消灭日军数量与消灭伪军数量相加，中共军队消灭的日伪军人数要超过国军消灭的日伪军人数。国军基本上不与伪军作战，伪军也不愿与国军作战。这是由于很多伪军是前国军。
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有个谬论：伪军是中国人，八路军、新四军打伪军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打内战。打伪军不但无功而且有过。在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中，也许有一些汉奸的后代，伪军的后代，否则他们不会这样同情汉奸，同情伪军，指责中共军队消灭伪军。
伪军就是汉奸
何计、钟鹤文章的关键是宣扬伪军不是汉奸。何计说：“把伪军和汉奸混为一谈是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在此分析伪军到底是不是汉奸。
我们都知道，伪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帮助日本侵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维持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屠杀了大批抗日军民，抢夺了大量老百姓的财产。他们犯下了滔天罪恶。伪军非常坏，有时他们起到日军起不到的坏作用。由于日军对地形、道路不熟悉，日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经常是由伪军带路。伪军为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起了很坏的作用。伪军就是汉奸，是武装的汉奸。消灭伪军就是抗日。如果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没有那么多伪军，抗日战争不会那样艰难，抗日军民不会死伤那么多人，抗日战争会早胜利两年。说伪军不是汉奸，与茅于轼、章诒和等政治右派、反共反毛分子为汪精卫评功摆好，说汪精卫是民族英雄，说汪伪政权的那些人不是为了自己利益，是为国、为民的国家精英，性质是一样的。在抗日战争中，打伪军，消灭伪军，就是打日本侵略军，就是抗日。
何计说，为一些人当伪军进行辩解。他说：“下层参加伪军是个复杂的问题，迫于生计，文化落后是原因之一，有的被征召、被抓、被卖兵入伍;大部是随长官而进退，没有自决权。”参加伪军与参加国军、甚至当土匪是不同的。参加国军是没有政治觉悟，有些人参加土匪，是与欺压自己的官府斗争，而参加伪军就是当汉奸。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小孩，没有文化的人，在山沟里的人都知道当伪军就是当汉奸，就是饿死也不能去当伪军。我承认，有人是被迫当伪军，但是，这些人最少应该找机会逃跑。如果一直在伪军里，执行命令向抗日军民开枪，不是汉奸又是什么?何计说：“不少伪军起义后，而立赫赫战功，如吴化文部是过江先头部队，首占领‘总统府’。”吴化文部队历史上曾是伪军，后被国军收编，1948年9月起义，改编为解放军35军。它已不是伪军了，它的战功根本不能记在伪军头上。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中，很多伪军官兵起义、反正、投诚、秘密为抗战做事，调转枪口打日伪军，有的人还参加了抗日军队，成为了抗日军人。这些前伪军官兵当然不是汉奸。在300多万伪军中，真正是汉奸只是一直在伪军中的那部分人。
何计说：把伪军和汉奸混为一谈“违背党和国家的政策”。伪军与伪军官兵并不是同一事物。伪军是一个军事组织，它帮助侵华日军打中国军队，决定了它就是汉奸军事集团。伪军官兵是具体的人，这些具体的人是不完全相同的，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在伪军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没有什么对伪军的政策，只有对伪军官兵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为了争取伪军官兵起义、反正和少帮助日军，它是一个宽大的政策。对于起义、反正、投诚、帮助过抗日，特别是参加抗日军队的人，当然不是汉奸。但一直在伪军中，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的人，就是汉奸。对这些汉奸，在战后政策上仍然要区别对待，尽量缩小打击面，给小汉奸以出路，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不问的意思不是不认定是汉奸，而是不加以刑事处罚。何计说：“抗战胜利后，惩罚汉奸条例有明文规定。汉奸是少数，基本都受到惩治，直到处决。”何计是说，只要是没有受到惩治的就不是汉奸。就是错误的。对于伪军中、伪政权中没有发现有严重作恶的人，是被胁从的，教育之后就会释放。但并不等于说，这些人不是汉奸，他们仍然是汉奸，只不过是小的汉奸。应该说，国民党对汉奸是比较宽大的，因为大量汉奸都是前国民党、前国军。解放后，中共政府将一批国民党政府没有惩处的较大的汉奸加以惩处。对一直是伪军的人，一直在伪政权工作的人员，都要求到政府登记，认定为汉奸，划为历史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被专政的对象。何计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党和国家的政策曾规定，一直是伪军，一直在伪政权工作的人员不是汉奸。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前辈当过伪军，在伪政权工作过，却有很多人承认他的前辈是国民党、是国军。这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对汉奸更加深恶痛绝。
为伪军、为伪政权辩护就是为汉奸辩护
何计说：“伪军从未到过正面战场打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重要原因是因为伪军的骨干和主要来源是国军。(光国军投降日军的成建制的部队就有近六十万人，将军六十多人。加上零散投日的国军官兵。应该过超过一百万人。)伪军向日军表示不愿意与国军作战。在对国军作战时，日军对这些出身于国军的伪军也不放心。何计说：“在游击区一般游击队员常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都会缩手，给游击队送枪、送子弹是常有的事。”伪军给游击队送枪、送子弹的事偶尔有发生，并且往往是被迫的。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常有，日军不是傻瓜，它对伪军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发现哪些伪军不忠，会立刻将他们全部杀光。只要是伪军，就会与抗日军队作战，就会屠杀抗日军民，所以伪军就是汉奸。何计说：“沦陷区的基层组织，基本是两面政权。”这又是胡说。沦陷区的基层组织全部都是伪政权。再强调一遍，日军不是傻瓜，它是绝对不会允许在它统治下有两面政权存在的。有少量地下工作者潜伏于伪政权中，为抗日方面提供情报，暗中帮助抗日，他们不是伪政权。伪政权是帮助日军对沦陷区进行统治的，它们坏事做尽。除了地下工作者外，所有参加伪政权的人员都是汉奸。何计说：“沦陷区的给日寇纳粮、出伕的‘顺民’，按照《历》文的逻辑推理也是汉奸。”刘新如的文章根本没有这种逻辑推理。不要把汉奸与被迫给日寇纳粮、出伕的老百姓混为一谈，这些被迫给日寇纳粮、出伕的老百姓当然不是汉奸。在何计笔下，伪军不但不帮助日军进攻抗日军队，而且还经常给抗日军队送枪、送子弹，那伪军官兵不成了抗日战士了?在何计笔下，伪政权人员实际是帮助抗日的，那伪政权人员不成了民族英雄了?这是无耻地为汉奸辩护。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出现产生汉奸的肥沃土壤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为什么中国出现产生汉奸的肥沃土壤?正如刘新如《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中所说的：“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日本)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刘新如没有提到，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对日本侵略的软弱、让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1年9.18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国军未做抵抗就退出东北。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两万余人，而东北国军有二十余万人。当时如果坚决打，可能会牺牲掉这二十多万军队，但也会消灭两万关东军。最重要的是，它将告诉日本，中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日本是人口小国，没有多少兵源，中国是人口大国，兵源非常多。东北的轻易得手，使日本误以为，只要它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就会很快投降，于是，它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的软弱，使中国后来付出了100倍以上的代价。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竟然不对日宣战，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后中国才对日宣战。这让人感到不可理解。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一让再让，开始时还打击抗日武装。从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一直派人与日方秘密谈判，要在承认日本占领大片中国领土的前提下与日本媾和。如此领导人，如此政府，怎么能使中国不出现产生汉奸的肥沃土壤呢?蒋介石、国民党对日软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界民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倒向共产党的重要原因。
为伪军辩护，为伪政权人员辩护的危害
像何计、钟鹤那样拼命为伪军辩护，为伪政权人员辩护，对他们表示同情、理解，为他们开脱，说他们不是汉奸，就等于是在鼓励国人去当伪军、参加伪政权，就等于引导今天的中国人去叛国。伪军就是汉奸，伪政权人员就是汉奸，为伪军辩护，为伪政权人员辩护，就是为汉奸辩护!钟鹤指责说：“军报这篇大文宣称，今天的中国产生汉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势下有了某种‘创新发展’……。”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存在产生汉奸的肥沃土壤。实际上何计、钟鹤的两篇文章就是‘汉奸理论’‘汉奸思维’的体现，就说明，今天的中国产生汉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我们有必要宣扬爱国主义，打击叛国者和叛国行为，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汉奸多是事实，指出这点绝不是亵渎中国人民
何计说：“《历》文极左地用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历史，是对中国人民的亵渎，把中国说成出汉奸的国家，意欲何为。”“在中国汉奸是极少数，爱国者是绝对多数，这才是正确的观点。”钟鹤说：认定抗日战争期间伪军多、汉奸多，就是“证明汉族基因中‘奸’的遗传更顽固、更劣质、更可怕”，“是人种优劣、民族优劣的法西斯邪理的翻版”。这些都是何计、钟鹤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是在胡扯。刘新如的文章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是汉奸的国家，更没有亵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出了很多汉奸，大约有二、三百万人，他们当然是少数，但是绝不是极少数。中国抗战时伪军多、汉奸多是历史事实，我们要痛定思痛，要防止这种事情在中国二次出现。刘新如的文章的观点，这有什么不对的吗?没有不对的，完全是正确的、应该的。
现今中国再一次出现产生汉奸的肥沃土壤
在毛泽东时代，在邓小平当政时期确实没有那么多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出现，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上面放纵汉奸言论的发表，下面一些海内外公知、民运分子、政治右派发表大量反对爱国，鼓吹卖国的言论。刘新如在《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一文中说：“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刘新如举出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所说：“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举出著名公知茅于轼所说：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刘新如举例太少，说服性不强，实际情况比这些严重的多。而且有些汉奸思想的传播是潜移默化的，这更使人感到担忧。
十几年前，美国大片《末代皇帝》在中国上映，影响非常大，马上中国拍摄了同名电视剧。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了伪满洲国皇帝，成为了大汉奸。对于溥仪的影视作品不是说不能拍，但不能对溥仪这个大汉奸充满了同情，不能把溥仪描绘成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前几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色戒》，电影把大汉奸、大特务头子描写成正人君子，让抗日英烈爱上这个大汉奸、大特务头子。而某些政府官员、公知、学者公然吹捧这部电影。还有些人为后来成为汉奸的著名作家周作人喊冤叫屈。出版汉奸文人的著作，并加以吹捧。
我写过一些文章批驳一些海内外公知、民运分子、政治右派反对爱国，鼓吹卖国的议论，在此就不重复了。网上把这类的人叫做“带路党”。实际上“带路党”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戴上的帽子。有些人在网上公开说，如果美军、日军侵入，他们就去给侵略军带路，还有女的说，她要给侵略军当慰安妇。这些人是想当汉奸，但是没有机会，没有资格，没有资源，没有资本，于是他们就拼命散布汉奸思想，让中国民众不爱国，煽动有条件的人叛国，出卖国家利益。
在今天汉奸和汉奸思想仍然是国家的大敌
钟鹤说：“在当今以和平为主流的世界，在没有内战也没有外战的中国，却大肆叫嚷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仿佛神州处处有汉奸!”他的意思是说，今天不可能再有汉奸、再有叛国者了，所以也用不着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在今天，中国已经非常强大了，任何一个外国和很多外国一起侵略中国本土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发生战争，也会有人当汉奸、叛国、出卖国家利益。比如，帮助外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为外国反华势力工作，国家政权人员、军人等叛逃外国，为外国搞垮中国、搞乱中国进行破坏、暴乱，为外国兼并中国某一地区进行活动，为外国刺探中国机密、为外国做间谍，向外国泄露国家机密，鼓吹卖国、鼓动叛国投敌，损毁中国荣誉、形象等。上述叛国行为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隐形的。比如，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侵吞大量国有资产和民众财产，并把数万亿元的财产秘密转移到国外，实际也是一种叛国行为。在现实中，很多高官都在以不同做法搞垮中国，出卖国家利益。
有些人逢中必反，总是在做搞乱中国、搞垮中国的事情。他们做得最多的是煽动叛国。他们在对外发表言论、文章，在公开场合演讲，宣传叛国投敌，卖国、中国灭亡、分裂，鼓动外国侵略中国，宣传中国应该被外国殖民，对中国进行谩骂污辱、诋毁攻击，为历史上的外国侵略中国说好，为汉奸翻案、评功摆好等。言论叛国也是一种叛国。
所以说，在今天汉奸和汉奸思想仍然是国家的大敌，清除滋生汉奸的肥沃土壤仍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今天，清除滋生汉奸的肥沃土壤，关键何在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之所以出现了滋生汉奸的肥沃土壤，出现了大批汉奸，最主要的原因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对日本侵略的软弱、让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历史教训尤其应该记取。今天，中国再一次出现了滋生汉奸的肥沃土壤，如何清除，关键在于政府和执政党的认识、责任和作为。我在以往的文章中有如下建议：
1、在宪法中恢复打击叛国活动，惩办叛国者的规定。应该规定：忠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义务。公民不得背叛国家，叛国者应该被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应该立法《爱国和反叛国法》;
3、在《刑法》中设立叛国罪;
4、政府、政党、军队、学校、社会组织等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
5、政府、司法机关要依法对违反《宪法》、《刑法》、有关规定的人，对违反《爱国和反叛国法》的人进行处罚，对叛国者进行严惩;
6、政府、政党、军队应该对忠诚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奖励，授予荣誉称号，对于为国的死伤者、致残者及家人进行抚恤和优待;
7、政府应该公布大叛国者的名单，对于叛国者进行谴责，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政府、政党、军队在保卫国家的重要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要建立纪念馆、纪念碑、卫国英烈墓地。
9、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养成尊重中国国家的意识和习惯，履行爱国义务，宣誓忠诚于国家，绝不叛国。
10、法律和政府应该严格禁止如下行为：对卫国英烈进行贬低、侮辱;为叛国者进行评功摆好、喊冤叫屈;诋毁抗击外国侵略战争和民族救亡运动;称赞侵略、危害中国的行为;辱骂、贬低中华民族;诋毁中国的声誉;损毁、侮辱国家标志、象征，民族的标志、象征;宣传卖国思想、汉奸思想;宣扬分裂中国、殖民中国、中国灭亡;攻击爱国活动，污蔑爱国行为和爱国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