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国内民族情绪已经极为高涨，到了谁也无法控制的地步。
中国清末以来近百年的国耻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加上日军野兽军队连续侵占中国的台湾，东北。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完全是无恶不作，丧心病狂到了极点。仅仅一个旅顺大屠杀就杀死了全城2万多人，后来抗战历史上，日军所到之处完全是滥杀和残杀，连小孩和妇女也不放过，自然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切齿痛恨。
中国的文化虽然备受摧残，但至少在当时，真正的中国人都明白，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他们有人的尊严。
没有尊严和道德信念的民族，就是个腐败堕落的民族，他们民族的人也不配称为人(今天的中国就很危险)。
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苏联人宁可全部战死，也不愿成为纳粹的奴隶。
当时全国一致要求和日军决战，甚至从918开始就是这样，期间无数次学潮，游行，闹事。
加上中共的煽动，要求和日本决战的民怨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当时国府还是搞了一些民主，不敢武力镇压，也无法武力镇压。所以完全被这些人民的热情搞得狼狈不堪，甚至外交部长王正廷还被学生冲入办公室打伤，蒋介石也说了三日之内不出兵，割脑袋谢罪的话。
实际上，民怨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种想法，本质上没错，却并不见得就一定对。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当时全国有很多要求抗战的学生领袖，脑的最厉害的就是他们。而真正日军打过来的时候，其中一部分高喊抗日的人居然立即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还有一部分学生随着国府撤退后，仅仅因为抗战中国家经济困难，每天伙食比较差，而起来游行闹事。要知道，当时几百万国军士兵在前线流血牺牲，整天哪有一顿饱饭吃，你们还闹什么闹?这种三分钟热度的人，也配说抗日救国?
我记得张自忠传记中曾经写道，张自忠和几个身为学生的同乡抱着所谓不怕死，不怕苦，振兴国家的念头去投军。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打仗，仅仅跟着其他士兵割了两天麦子，除了张自忠以外的其他几个学生都因为吃不了苦，离开军队回家了。
所谓说起来容易坐起来难，用国军老兵的话来说，有些学校毕业的少爷和大学里面出来的学生兵，平时说的天花乱坠，今天要学岳飞精忠报国，明天要学史可法临死不屈!结果枪一打响，好了，居然尿了裤子。撤退时候人就不见了，哪儿去了?一些逃回家了，一些觉得日本人厉害，我们打不过他们，中国铁定亡国，干脆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
当然，这种热情对全民抗日是有利的，也是抗战获胜的最重要的条件。不过凡事都不能忽视客观因素，而光是想当然，用想法代替现实。不然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吃大亏!
7月8日当天，全国一些老百姓听到卢沟桥打响以后，都一片欢呼声，认为终于可以报仇了。
在这种民意下，蒋介石也不敢违背，实际上，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敢于违背，即使毛泽东也不行。
所以，看起来还是要打的。
在蒋介石看来，虽然当时万事都没有具备，好在国内内战表面上已经停止，而持久抗战的大后方西部也已经通过红军长征而控制，对日本持久抗战获胜最基本的条件已经具备。也就是说，中日大决战这一仗还是可以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打赢，所以我们可以打。
而在918事变的时候，128事变的时候，甚至北伐的济南事变时候，我们不可能打赢，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打。
如果打了，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用整个国家和民族去赌博，是对国家民族最大的不负责任，是最大的犯罪!
所以，蒋介石自卢沟桥开始以后，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准备全面开战。
7月8日凌晨中日在卢沟桥开战，当天，蒋介石下令给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势态扩大。
很显然，蒋介石害怕宋哲元犯了张学良的错误，擅自撤退部队，赶忙下了坚守的命令。
另外蒋介石认为平津两地无险可守，又被日本华北住屯军四处渗透，恐怕难以守住。他命令设石家庄行营，由徐永昌为行营主任、林蔚为参谋长，并且要求宋哲元立即赶到石家庄，保定一线指挥29军各部，同中央军以及华北两大军阀阎锡山，韩复榘合作。
可以说，即使从今天看来，蒋介石的战略眼光还是很令人佩服的。
如果按照蒋介石这样部属，恐怕华北抗战不至于像后来那样。
当时蒋介石的头脑和立场可比宋哲元坚定，高明的多。
他很快就通过日本向华北的大规模增兵，明确看出：卢沟桥事变必不可能和平解决!
相比宋哲元态度暧昧的和日军和谈，蒋介石要强硬的多。他在8日，10日，11日，12日先后通过外交部，外交部长王宠惠，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向日本发表强硬声明，表示日本必须谋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并且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立即停止增兵。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过，也在日军中服役过，他深知日本和日本民族的性格。蒋认为日本野心勃勃，一心想入侵中国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日本就像一辆失去刹车的高速跑车一样，想让他停住已经是不可能的，想依靠外交手段制止更是不可能的。
所以，蒋介石虽然和英国，美国，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大使接触，想看看列强是否愿意调停，但实际蒋不过将外交手段作为一种尝试的途径，实际上他早已开始军事上的应战部属，其积极程度比宋哲元高出百倍。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各路国军向河北开进，但处于平津第一线的宋哲元却并不准备立即和日军开战，这实在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情。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也就是7月9日蒋介石下令，立即向平津附近增调部队。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在河北河南附近的几支部队立即奉命开入河北察哈尔两省，包括孙连仲之第26路军2个师，庞炳勋的第40军1个师，万福麟的第53军1个军，高桂滋的第84师，这几支非中央嫡系部队的总兵力不下5,6万人，而且都不是弱旅，都是有战斗力的队伍。
另外还有中央军卫立煌，关麟征，刘峙，汤恩伯的几个军，也奉命迅速向河北察哈尔开进。
由于知道日本空军已经大量调往华北，蒋介石命令高炮部队火速开往河北，准备支援宋哲元在平津两市的防控力量。
这样很快在察哈尔和河北两省的国军总兵力有20多万人，加上晋绥的阎锡山10多万，韩复榘的8，9万，宋哲元自己的10万，总兵力不下40,50万人。以这样庞大的兵力，面对只有不到10万人的日军，还是可以狠狠拼一场的了。
7月17日，在得知宋哲元不但秘密和日本私下和谈，还拒绝国军各部增援部队开进平津一带。
身在庐山的蒋介石知道事情不妙，随即做了著名的庐山演讲《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蒋介石明确的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也就是中国的底线，也就是最后关头。
所谓最后关头，蒋介石说的很清楚，就是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中国不会割地，不会让出华北，也不会承认伪满洲国);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国不会同意所谓的华北自治，不同意日本在华北建立傀儡汉奸政权);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中国不同意建立亲日的地方政权);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中国不会放弃河北和察哈尔的控制权)。
可以看到，这四点也就是说，日本想要控制华北是不可能的，如果日本强行要入侵华北，那么中国就开战。
如果日本只是想要些钱，捞些好处，那就另外再说。因为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现在对中国来说，最需要的是时间。
其中蒋介石还告诫人民，不可能坐视华北被日军控制，因为华北一丢失，国家就难保。他说：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期间，蒋介石还公然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抵抗日寇的入侵，他下面这几句话，直到今天也深深鼓舞了后人。
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谈话稿既发表，只有一意应战，不再做回旋之想!
总体来说，蒋介石在77卢沟桥打响以后，就下定了和日本决战的决心。
蒋介石虽然坚决，却没想到河北，察哈尔的地头蛇宋哲元却出了问题。
宋哲元虽然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军阀，而且还是一个老军阀。出于军阀固有自保心理，他像918和热河抗战时期的张学良一样，试图全力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宋哲元认为一旦中日全面开战，他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地盘已经29军就处于日军进攻的最前线，无论中日最终谁胜谁负，29军的军队和地盘必遭严重打击。那么29军，也就是西北军的军阀割据地位也就彻底结束了，西北军这个传承了20多年的军阀团体也就彻底毁灭了。
所以宋哲元开始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卢沟桥事变，尽一切力量避免中日全面开战。结果宋很快被日方虚假和平态度迷惑(日军正在大规模调兵遣将，完全全面进攻的部属，所以使用虚假手段稳住宋哲元)，并没有立即做军事应战的部属，也拒绝蒋介石派遣的几十万增援部队进入平津一线，甚至连全国给29军的抗战捐款也断然拒绝接受。
这样一来，蒋介石的准备至少在平津一线就等于打了水漂，而29军自己也处于站不能战，退不能退的尴尬境地。广大忠勇爱国的29军官兵由此陷入一个极为被动的局面中，这也导致了十几天后平津地区的迅速失陷以及29军的惨重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