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各省后，为了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并使它成为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基地，对东北进行了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其统治集团曾反复酝酿过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形式问题。日本军部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扶植汉奸集团，建立名义上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亲日新政权;二是建立傀儡政权，即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独立”国家;三是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建立日本人的直接统治。
1931年9月22日上午8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片仓衷等人开会，决定实行第二种方案。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它还规定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加以管理，而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方案确定后，日本关东军等便立即着手张罗在“满洲”“建国”的具体实施工作。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省、县等各级伪政权。第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熙恰拱手将吉林奉送给关东军。接着，熙洽又主动充当日本走狗，与关东军共同策划在吉林成立傀儡政权。9月28日，熙洽就任伪吉林省长官，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成立东北第一个省级伪政权。在辽宁省，关东军于9月24日成立以汉奸袁金铠为头目的“奉天自治维持会”(后改称“辽宁省维持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建立“独立”政权，宣告了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11月20日，关东军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这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的第二个省级伪政权。在哈尔滨的“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早就是一个与日本勾勾搭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在板垣的策动下，9月22日，张景惠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在哈尔滨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1932年初，张景惠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这是日本在东北成立的第三个省级伪政权。
1931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急于建立傀儡政权，决定由张景惠为“黑龙江省”主席。但张畏惧黑省人民及马占山部队的抗日活动，迟迟未敢就任。直到1932年1月7日，张才在齐齐哈尔发表任职宣言。黑龙江省伪政权正式成立后，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成立了以村田悫磨为首的6人顾问、秘书班子操纵，“省政权”实权。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四个省级伪政权。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成立了伪政权，它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关东军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去天津会见溥仪。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曾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溥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清廷的迷梦”。土肥原到天津后，急于把溥仪带到东北，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溥仪虽然半信半疑，但被复辟欲望所驱使，同意了土肥原的计划。11月8日，土肥原指使汉奸特务队在天津制造事端，乘混乱之机将溥仪秘密送到旅顺，静观待机。据“溥仪笔供”称：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恢复满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从1932年2月5日至25日，关东军三宅、板垣等人与各省伪政权头目，连日举行会议。2月17日，关东军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为委员长，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关于伪满洲国国体问题，关东军提出实行共和制，但溥仪等人却极力要求建立帝制。2月22日，板垣专程到旅顺与溥仪进行会谈，重申要伪满洲国实行共和制，溥仪必须就任伪满洲国“执政”。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关东军提出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方案，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2月29日，关东军又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至此，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宣告结束。
3月1日，关东军发表傀儡政权“建国宣言”。3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溥仪就职典礼一，溥仪在批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伪“满洲国”宣布“成立”。10日，溥仪公布了关东军拟定的“政府”成员名单，并同日本签订了一份密约，将伪满洲国的国防、内政及人事任免权全部交给关东军。这一密约的签订，充分说明“满洲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于同年9月15日宣布“承认满洲国”并与伪政权签订“日满议定书”，规定伪满的经济、国防、交通等都交由日本管理，使满洲“合法”地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就确定了“满洲国”是日本的军事占领殖民地、日本是“满洲国”的宗主国的地位。这个所谓的新国家标榜“五族协和”，宣称国民由满族、汉族、朝鲜族、日本人组成，实际却完全由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控制。
1932年2月，国际联盟派遣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一事进行实地调查。10月3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10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强烈反对国联报告书。
1934年3月，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变成“皇帝”，可是伪满仍然在日本的严密统治之下。日本方面声称“关东军司令官是天皇的代理人，因而是皇帝的保护人和师傅”。政府官员中的中国人全系关东军指定的汉奸，总务厅长官和各部的次长以及各省的副省长多由日本人担任，掌握一切实权。傀儡皇帝溥仪困居宫中并无任何行动自由，其警备队由日本人掌握，身边还有关东军派去的“御用挂”进行监视。
关东军及其代表不仅将自己与溥仪的关系确定为“父子关系”，还强迫将日本的“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的“护国神”祭奉。在“满洲国”内日本人是，“一等国民”，享有各种特权日语成为，“国语”。“满人”(其实指汉、满等各民族的中国人)则备受歧视。后来只配给“满人”高粱米和橡子面，私下吃大米白面都要按“经济犯”治罪。
为使东北地区彻底“日本化”，日本侵略者除了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特务遍布于东北各城市乡村，建立起一套警察和特务的体系，实行恐怖的黑暗统治。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普遍实行保甲制，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小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十家为一牌，设牌长。保、甲、牌内各户互相监督，实行连坐，倘若发现有1户从事反“满”抗日活动或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时，则要株连牌内其他9家，可谓10家连坐，互相监视;1家犯法，9家同罪。
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依照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全部经济命脉，并进行疯狂掠夺。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并加以实施，企图让本土500万农民移居满洲。不久，日本各县组织的“开拓团”陆续进入北满，还有由失学青年组成的“满蒙拓植公社”，实际是强占中国农民的耕地。当时，东北每垧土地售价60—120元，而日本人“购买”时仅付1元。东北土地肥沃，历来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区。日军占领后将其作为军粮和国内商品粮的供应基地。同时，为了增强本国的作战能力，日本还极力开发满洲资源。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满洲国”内农民的“出荷”负担日益沉重，多数人沦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境地。更为悲惨的是那些在日本工矿企业中担负修建任务的工人，他们大部分是被抓捕或强征来的劳工，还有部分中国战俘。在日军和伪满警察的武力监督下，他们如同奴隶一般做苦工。由于非人的劳动条件和残酷的折磨，日本统治期间有上百万劳工丧失了生命。在东北的矿山里发现这些劳工的“万人坑”就达十几处。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其法西斯的奴化教育。日伪小学取消中国历史、地理课要学生学习所谓，“大日本”地理，把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都划入日本的“版图”。日伪当局还开办大批日语专修学校、专修班，强迫学习日语，向青少年和成年人灌输“东亚新秩序”“、日满协和”和“王道政治”等思想，以麻醉中国青少年，摧残中华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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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强烈反对国联报告书
1932年2月，国际联盟派遣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调查团，以李顿为团长，到中国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一事进行实地调查。
2月3日，调查团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2月29日到达日本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等军政要人。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中国上海，4月21日到达沈阳。此时，日本已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一个半月，于6月5日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三地同时发表。10月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
报告书写道：“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
报告书称：“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正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之自卫手段。”
报告书说：“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
报告书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
报告书提出：建立“顾问会议”制度，“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
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
10月5日，在中国外交部公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强烈反对国联报告书。
《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它不但想把满洲经过外国顾问制度，经过国际宪兵，经过公断法庭等等放在国联共管之下，而且正在企图把这种共管的制度推行到全中国。”“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 国主义强盗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最露骨，最无耻的文件。”“它最大胆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并吞东三省，屠杀与奴役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以至全中国的民众!”
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中指出：它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号召全国工人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一致起来抗议报告书，并且自动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以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解放和独立。
10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向各级党部提出四条主要任务：1.创立广大的反帝运动统一战线;2.领导开展抵制日货运动;3.扩大与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用大力量去组织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4.各苏区红军要进行胜利的进攻，保卫和扩大苏区。决议指出：应该“揭露李顿报告书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更进一步，是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反对中国民众及中国苏区的强盗战争，是进攻苏联的准备。同时必须指出国民党的及其政府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