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修跃：关于中国抗战胜利的若干思考

　　伟大的抗战精神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任人宰割的悲惨历史。从此，中国人民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不再受任何外来侵略者的屠杀，中华民族迎来了民族解放、独立与自由的新时代;战争期间，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成员，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抗日战争，开辟了中国进入世界大国地位的道路。今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追根溯源，亦皆根源于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把日本国家的战争罪行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架，向世人昭示其反人类的罪恶，从而也为中国人民的现实国际斗争，奠立了坚实的国际法依据与道义优势。因此，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完全胜利，也是近代中国反对列强武装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既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又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类正义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无比久远的深刻影响。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而“抗战精神”，同样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自抗战爆发伊始，中国学术界和国家有关方面，对抗战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研究，并于最近若干年将其统一阐释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历史中形成并展示出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战精神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核心的民族品格与精神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发扬光大与全面展示。在我们看来，抗战精神的根本核心就是坚忍不屈、团结奋起、浴血抗战、敢于胜利。然而，最近若干年来，不论是在一部分普通的社会民众心里，还是在一部分专业的研究者的思考中，出现了一种与日本国内一部分人不承认日本无条件投降遥遥相应的糊涂思想，即对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结局，对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胜国的地位，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自信、质疑，甚至是否认，这确实令人有些费解。许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针对这种思想与认识，我们曾经多次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十四年之久，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民族儿女的生命牺牲与无以数计的财富损失，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也是为战后迄今国际关系格局成果所证明了的历史结局。历史的真实是：当战争之末，在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英勇抗战和盟国武装力量的严厉打击之下，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不可逆转地遭到败亡的命运。日本天皇与日本政府最终不得不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当战争结束之际，在中国战场上，侵华日军当局秉承日本天皇诏旨和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命令，收敛起凶神恶煞一样的狰狞面孔，双手奉出战刀，缴械投降。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列线的最重要的盟国之一，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既理所当然也当之无愧，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逻辑的必然。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不甘心承认日本战败或无条件投降，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这无改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乞降、奉命缴械、签署降书、履行投降条款的失败结局。中国军民当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有勇气与穷凶极恶的敌人作持久不懈的殊死抗战，有勇气与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正义之士一道共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勇气把中国作为战胜国光荣地推上国际大国地位，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勇气承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没有勇气担当中国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的地位，甚至没有勇气面对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伟大光荣，岂不是荒谬绝伦，岂不是愧对先烈?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时候，回顾我们民族这段英勇抗战的铁血历史的时候，总结与阐释抗战精神的内涵与价值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坚持一个基本的理念：我们既要强调作为抗战精神之重要构成内容的中国人民敢于胜利的精神，还要特别强调我们要有敢于承认胜利的精神。

　　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在对敌抗战过程中，形成了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游击战场，两个战场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统一战略部署下有机组成部分，互相之间虽然在地域上相对独立，但在战略关系上则呈互相支持、互相协助、互相依存的关系。因此，如果从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看，作为共同构成抗日战争总体战场之有机部分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都各自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形成了对在正面与后方对日本协同抗击的战略格局，对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中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所发挥的伟大作用，我们历来不乏充分认识与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对于同样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之中坚力量的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部队的地位与作用，对于与敌后战场共同构筑起中国抗日战争总体战场的正面战场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如果从全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同样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认识、足够的肯定与公允的评价。

　　抗战期间，就正面战场而言，由国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为主力，以大规模兵团阵地会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对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的军事进攻进行了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正面防御作战。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其持续时间之长久，战斗战役规模之巨大，波及范围之广泛，战争烈度之严重，及战争伤害之惨重，在20世纪中外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持久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纵观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展开的20多次大规模会战，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在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中条山会战、豫湘桂会战等有数的几次大的会战中，国民党军队遭到重大挫败外，其余历次大的会战，基本是以中国方面迟滞日军进攻或击败日军会战意图之战略目的的实现而告终：七七卢沟桥抗战，唤起了全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人民由此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淞沪抗战，中国军队与日军血战三个月，击败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把日本拖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同时为中国方面的战略内迁取得了宝贵的时间，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基础;徐州会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不失时机地在台儿庄重创日军，然后60万大军跳出日军合围，使日军聚歼中国抗战有生力量的目的落空，为保卫大武汉作好了准备;武汉会战，中国方面策定了“保卫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在武汉外围与日军激战5个月，迟滞了日军的军事进攻，为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厂矿、机关、学校、人民的内迁再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遏止了日军的攻势，使战局发生巨大变化，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后，日军为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发动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浙赣会战、上高会战等等，虽然在一些会战之初，中国军队经节节抗击后收缩后退，但历次会战的结局，皆是以中国军队最终以武力将日军压迫回战前态势而告终，换句话说，其结果皆是中国军队以武力击破日军之战略目的而告终。而且在历次会战中，中国军队以自身付出重大牺牲的代价，同时也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此外，中国军队还曾经组织发动过有效的大规模的对敌攻势，并曾组成远征军出师印缅，扬威域外，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提高了中国国家的国际地位，并为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提供了可能，为最终由战略相持转向对敌战略进攻以争取最后胜利，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据国民党相关军事部门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统计资料，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最多时投入兵力达353万人;就战斗次数言，正面战场中国陆军对日进行过22次重大会战，1117次重要战斗、38931次小规模战斗，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共同出击4375次共21597架次，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次数共达43306次;就中国军队兵力损耗言，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后的统计，国民党官兵因作战消耗兵力共32276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失踪130126人。另有因病消耗兵力共计937559人，其中死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26人。合上列两项而计，则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兵力共计4165485人，其中死亡共计1796690人，伤残1915233人，失踪逃亡共计453562人;从正面战场给日军造成的杀伤来看，据何应钦所著之《日军侵华抗战八年史》书中所附统计资料，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毙伤日军2418528人，其中击毙日军483708人，致伤日军1934820人。

　　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倾举国之人力、物力、智力的大较量。战争的最终结局，取决于一次次大的会战的战略目的的实现与否、取决于一次次的重要战斗甚至一次次小规模战斗的意图的实现与否。正是正面战场对敌的持久抗战，在抗战中一次次地击灭日军的战略意图，同时实现着中国方面的抗日战略意图，并与敌后战场一起互相协同，共同抗击，最终击败日本侵略者。

　　所以，我们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感到光荣与辉煌，而且更应该纪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牺牲的民族的英灵：不论他们来自于何方，在抗击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民族圣战中，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我们应该牢记他们的历史贡献、肯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所各具有的重大战略地位、充分认识与宣传两个战场的重大战略贡献，以向世人昭示中国人民何以藉民族团结、独立自主、全民抗战之力击败侵略者，夺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同样应该对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灾难、造成的巨大财产损失与生命牺牲有充分的认识与客观的宣传，以批判侵略者的战争罪恶，以昭告世人中华民族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胜利的光荣，需要珍惜与维护

　　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充满悲壮与辉煌、最动人心魄而又最值得骄傲的篇章。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反法西斯阵营的美、苏、英等盟国领导人，即曾作出过评价。1942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中国勇敢的人民，“他们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顶住了日本的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人，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的抵抗和以后必然到来的反攻——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元帅斯大林，都曾清楚地表达过对中国战场重要性的关注，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坚持抗战，不能留在对日作战的阵营中，盟国取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不论是战时还是战后，西方对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认识，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美、英、苏等西方主要盟国的国家领导人和重要的军事政治人物，都承认中国战场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他们在公开的谈话演说中，也都强调支援中国抗战及与中国协同对日作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在私下的会谈和战后的著述里，也有许多人表现出了对中国军队战力的轻视。而在有关中国战区的对日战略部署及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上，经常表现为轻诺寡信，朝令夕改，口惠而实不至。即如开罗会议这样一次为中国社会和学术界视为对中国抗战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中、美、英三国元首会晤，在西方人的著述里，甚至被描述对整个战局“毫无影响”。而且，盟国在历次重大战局转折时期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时，也往往将中国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或是事后程式化般地通知中国承认，表现出了对中国国家元首和大国地位的某种程度的不尊重。更有甚者，美苏两国还严重违背国际道义，以牺牲和伤害中国重大国家权益为交换条件，换取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进攻，等等。所有这些也都是导致战时中国与英美苏等国在对日作战军事战略等方面产生分歧和矛盾的主要原因。当然，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内部腐败与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低下，也确实是实情。尽管如此，盟国军政人物对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是从来不可小觎的。战争期间，主要盟国先后与中国商议新约，取消其在华治外法权，维护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罗斯福总统几乎在其每次公开谈话中谈到中国时，都会把中国称作是“我们共同作战的伙伴”，明确地表示要“同英勇的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然而，战后至今，甚至当年正当中国抗战艰苦进行之际，有关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而有关抗战领导权、主导权以及抗战功绩大小等话题，也一直不绝如缕，绵延至今，争论不休。许多年来，笔者一直坚持认为：从某种现实角度来看，这种争论是极有其害的。我们始终坚持主张：应该从中国全面抗战、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审视、认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与历史功绩，暨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一个民族的尊严，需要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共同争取与捍卫。今天的光荣与辉煌源于昔日的不屈抗争与努力奋斗。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着重大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同样也非凭空而获，实则有以致之者。这深刻地根源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作出的巨大贡献;深刻地植根于中国人民为维护人道公义与世界和平所付出的鲜血与生命;深刻地源自于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获得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尊重与认可，根源于中国军人以铁与火、血与汗的战斗为我们国家在规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舞台上争取到的话语权。这绝不是西方大国的慷慨赠予。同样，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光荣，值得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去珍惜与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