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金冲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波澜迭起，变化多端，充满惊涛骇浪，而又一直把合作保持了下来。对这个问题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这种复杂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如果把它同十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较，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是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时形成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中国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现实生活使大家看到：侵略军队铁蹄所到的地方，处处是惨绝人寰的屠杀、焚烧和劫掠。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关头。只有合作抗日，才能维护整个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这决定了合作的长期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尽管双方的关系有过大起大落，合作却始终保持着，没有破裂。
第二个特点：它是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形成的。国民党方面当初发动突然政变，昔日的盟友一下成为凶残的刽子手。1927年和1934年，中国共产党曾两次被逼到毁灭的边缘。这种伤痕是很难淡忘的。而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坚持抗战，在抗战初期还想利用中共领导的军队一起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总想限制、削弱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有过惨痛教训的共产党对此不能不时刻抱有戒备。这又不可避免地给合作带来了极大的复杂性，有时甚至发展到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简单地说，前一个特点决定了两党合作抗日的长期性，后一个特点又造成合作的复杂性。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直线式地发展，而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动而起伏不定：有时(特别是抗战初期)合作得比较好;有时相互关系比较和缓，甚至有某些好转;而有时(特别在皖南事变前后)却出现狂风恶浪式的严重危机，仿佛已走到破裂的边缘。但不管怎样，合作中一直存在着斗争，而斗争再剧烈合作也始终没有破裂。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一直保持了下来。
应对这样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而又异常复杂的局面，恰当地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确实极为不易。到抗战的中后期，尤其是如此。对国共双方的领导人来说，既有战略视野和政治智慧的较量，又有意志和勇气的考验。而双方领导人的决断，对局势的发展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准备着重就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怎样应对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作一些考察。当然，也不能不涉及当时国共关系中的某些一般情况和双方其他领导人的一些活动。
谈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先讲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巨大震撼，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和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是如何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合作的，但我写过《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几篇论文。为了避免重复，本文就从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说起。
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初阶段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在这场战争中，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尤其是抗战初期，双方的合作是比较好的。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8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卢沟桥事件是非偶然的，过此界限，非抗战不可。”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各项政策，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
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的态度怎么样?以往，日本侵略者曾多次发动局部性的事变。对这次时局的发展会怎么样，蒋介石一时还看不准。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第二天，他致电阎锡山说：“此间于昨日得到卢沟桥冲突消息后，即电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戒严，并准备全部动员，以防事态之扩大，另令孙仿鲁(连仲)部两师及庞更陈(炳勋)、高培五(桂滋)等部，即向保定石家庄集中，务祈即行准备，严密防范，至对于此事应如何应付，尚祈见示。”这时他还想再看一看，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可于明日停战乎?”到12日仍写道：“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同天日记中写道：“何敬之(应钦)电话：卢沟桥和平解决方案又较有具体开展。”“此间亦似盼望和平。”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在《抗日战争指导》一书中写道：“蒋委员长在当时并不想和日本开战，这是可以体认的。”“因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蒋委员长仍然希望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
但国内局势迅速恶化，平津已危在旦夕。蒋介石知道再也无法退让了。他下了决心。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坦率地说：“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在讲话中说了一句传诵一时的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句话得到国内的普遍赞扬。蒋介石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谈话稿既发表，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国难当头，国共合作便成为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同一天日记中，他还写道：“对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
蒋介石下抗战的决心是值得赞扬的(尽管他心目中仍把国共合作看作是对共产党“收编”，这种合作是不平等的)。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控制统治权的政党，南京政府有着200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抗战是难以形成的。
这以后十几天，北平、天津相继沦陷。7月29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至此，虽欲不战而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对倭抗战。”
蒋介石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随日本侵略者对他威胁和压力的大小而变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内战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尤其是军队，这是蒋介石最不放心的。这时，他急需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开赴前线，同日军作战。于是，国共谈判中长期争执而拖延不决的军队编制问题急转直下地得到解决。这以前，蒋介石在这年3月6日的日记中还写道：“对共匪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6月9日写道：“共党尚欲设军事总机关，余严拒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仍一直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各师直接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师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红军可以设政治机构，但只管联络，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他的目的是要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拆散，分别隶属于他控制的军队指挥下，以便逐步瓦解和吞并，这是他历来消化收编杂牌军惯用的手法;而提出周、毛的安排，则有明显的挑拨用意。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证明，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存问题，自然是中共无法接受的。而到8月18日，也就是八一三事变后五天，蒋介石终于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惟共党态度渐劣，惟有顺受之。”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国共谈判中长期僵持不下的焦点终于得到消解，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得到解决，八路军随即开赴山西前线。以后，蒋介石又同意将中共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接着，另一个问题也得到解决。两党合作本来应该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正在庐山同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7月中旬已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面交蒋介石。但他的态度却十分冷淡，不愿发表。随着淞沪战役的吃紧，蒋介石的态度也软化了。9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沪战最为危急。”19日又写道：“共党宣言准予发表。”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这个《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尽管共同的政治纲领只谈了几次，始终没有形成，但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的《宣言》并发表蒋介石的谈话，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还是前进了重要的一步。陕甘宁边区政权问题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国民党方面也无法改变这既成的事实。
9月25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等，肯定国民党这个举动：“你们谈话请根据下列诸点：一、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二、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三、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这个发给周恩来等的内部电报，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充分肯定的。电报中批评国民党的“自大主义精神”是指它仍抱着不平等的姿态，而“缺乏自我批评”是指它依然存在压制民众运动等“片面抗战”的缺陷，因此，在合作中仍需要保持批评的权利。
淞沪战役失败后，日军迅速西进，南京危在旦夕。12月11日，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南京万一被陷，则对内部、对共党、对国民应有鲜明态度之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义无反顾。”南京失陷后，他又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失陷，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主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因此对共产党的态度确实“放宽”了不少，以便“尽其所能”，这是蒋介石当时所需要的。
这以后直到武汉和广州失守，国共合作的状况，总体上是比较好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国共合作抗日，首先表现在抗日作战的战场上。
国民党在这个时期内的对日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下了很大决心，投入兵力70多万人。他的嫡系部队，除卫立煌、汤恩伯等部在华北外，几乎都参加了。桂军、粤军、川军、滇军、湘军、东北军等先后投入战斗，浴血苦战达四个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巨大胜利，歼灭日军近1.2万人。捷报传来，举国欢腾。周恩来说：“台儿庄、鲁南战争的胜利，促进各军抗战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进山西。太原失守前，他们主要是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和晋军作战。平型关伏击战歼敌1000多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毛泽东发电称：“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并且说到祝捷的个人和单位中包括蒋介石。忻口战役是守卫太原最后门户的重要战役。蒋介石嫡系将领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率领中国军队8万人坚守阵地，顽强抗击。八路军3个师配合正面作战，先后收复雁门关、平型关，还奇袭阳明堡机场，焚毁那里的全部日机24架。卫立煌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给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这是国共双方配合得很好的一次作战。太原失守后，八路军主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报告中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1938年3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听美国武官报告第八路军作战经过。”这个美国武官大概就是海军军官卡尔逊。第二天，蒋介石的日记中又写道：“对晋南部队之处置无人总其成，决派朱德指挥。”阎锡山也要朱德担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可以指挥国民党军队曾万钟部第3军、高桂滋部第17军、李家钰部第47军等作战，不久升任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密切配合作战最好的时期。
当八路军主力向敌后挺进时，毛泽东致电前方各将领叮嘱：“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对华北各友军尤其对阎及各县地方政权，地方绅士，必须保持好的友好关系，一切须求合法与统一，减少磨擦”。
国共合作抗日，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大后方，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在武汉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中有过详细而生动的描写。那时，抗战开始不久，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还不甚明了，存在不少困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人们面前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将如何发展的全过程，指出应该采取的措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尤其是这部著作在大后方的公开出版发行，增进了大后方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国民党在1938年三四月间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各中央局、各省委特委发出指示，表明党应采取积极的立场：“立在主动地位，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关于其中反对阶级斗争与反对国际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缺点，应给以侧面的适宜的解释。”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接着召开的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的成员主要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也有一部分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界代表，中共领导人也有七人为国民参政员;虽然只能发点议论，并无实权，但终究有了这样一个常设机构，国民党表现得比过去还有一点进步。
为什么国共合作在这个时期能够处在良好的状况，形成《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所作内部讲话中一再做过分析。他在1938年3月20日说：“现在外面来了一个东洋鬼子，来打我们。当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起冲突时，民族就要变首要的地位。所谓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4月5日，他说：“国共为什么能够再合作?”“国共之再合作，就是从共同利害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危机已到最高深度，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源。”5月4日，他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合作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什么条件呢?就是反帝反封建。谁能遵守这一条就与之合作到底。”这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
从国际范围来看，那时英、法两国正恐惧地感受到德国纳粹势力的迅猛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在法国境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使他们心有余悸，因此，他尽力推行绥靖政策，根本无力顾及东亚;美国刚经历那场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占着优势地位;只有苏联在给予中国以军事援助。陈诚在1937年9月30日的家书中写道：“俄国帮助中国兵器不少。”苏联的空军战士也到武汉同来袭的日本飞机作战。1938年七八月间，苏联军队在边境地区张鼓峰同日军发生武装冲突，给了日军重大打击。蒋介石为了争取苏联的继续援助，也需要同中共改善关系。他以后在《苏俄在中国》中回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经过时写道：“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可见他是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
对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将士，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党派的，中国共产党都以崇敬的心情沉痛地悼念他们。1938年3月12日，延安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说：“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
这些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的主要方面。
但是，历史是复杂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惧实在太深了，又抱着“自大主义”的心态，把国共合作看成对共产党的“收编”，总想伺机消除这个“心腹之患”。他在1937年11月4日说：“军事失利，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扈。呜呼，外患未消，内忧日增矣。”但最初在方式上倾向采用“溶共”。他在1938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党之方针，使之融化。”这时已埋下此后两党关系恶化的根苗。
国共既然合作，本来应当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1937年12月21日，中共代表团去见蒋介石。这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但党政军主要机构仍移驻武汉。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成立两党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等具体建议。“蒋当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彼想的也不过如此，对我们所谈完全同意。彼也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这些话显然口是心非，并没有诚意可言。对改善两党关系的那些根本问题，蒋介石此时采取的是拖延态度，或者不明确表示态度，或者答应了又改口变卦。他答应设立的两党关系委员会开了几次会，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意见，形同虚设，最后就不了了之。共同纲领问题事实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无法解决，最后只剩下一个：随时约见，随时协商。事实上，由于两党处在不平等地位，这种“约谈”和“协商”，只要蒋介石不允许，什么也办不成。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等地仍常采取压制民众运动的措施，解散了许多群众组织起来的很有影响的抗日团体，如蚁社。蒋介石在1938年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学生不准参加任何政治团体。颁行禁律：如论任何团体，如有此学生运动，应作内乱罪处置。”抗战爆发后才获得释放的救国会重要领导人李公朴再次被捕，罪名是“煽动工潮”。他们甚至向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发出训令称：“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
不久，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波又很快起来。1938年初，国民党CC系和复兴社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文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鼓吹“今天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2月10日的《扫荡报》发表社论，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并说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问题，在武汉闹得满城风雨。
这场风波其实反映了蒋介石的思想。他在二三月间的日记中一再提到：“一党制宜积极刚强”，“各党最高领袖之责任与权限”，“领袖问题之研究”。2月10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说明这种宣传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却推得干干净净，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备加以限制，孙中山已经说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容许他们的存在，只愿溶成一体。周恩来重申：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回答：可以研究;并说：《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的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
由于时机还不成熟，这是一场试探性的攻势，实在是个不好的兆头。周恩来已敏锐地预感到：“蒋由铲共、到合并、到限制的三阶段。”他又说：“蒋现在对政权更放松，对军事是一点不放松的”，“企图操纵军事力量。”因为中共如果失去了军队，即便在政权中得几个席位，也是一点都没有用的。周恩来的估计是清醒的，合乎实际的。
武汉失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的目的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报告首先肯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同时，也明确地批评大后方出现的压制民众运动的现象，指出：“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一切须取给于民众，没有普遍发展的并全国统一的民众运动，要长期支持战争是不可能的。”在全会将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结论，针对国民党的新动向和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思想，毫不含糊地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作为主题之一。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当抗日战争正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历史时刻，明确地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统一全党的思想，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在抗战第一阶段正要结束时在党内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就很难在新阶段到来后清醒而正确地应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愈演愈烈的种种更加复杂的问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