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近年来抗战史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但口述史，特别是研究重庆妇女与抗战的口述史还没得到相应的关注。事实上，口述史对研究妇女抗战史具有重要作用。它使我们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性别化了的课题，注重抗战时期中国普通妇女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反抗侵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释义，并重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口述史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文字档案鲜有的资料，还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新的抗战妇女研究的视野。
一、引言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海内外中国人的共同经验与记忆。但抗战史的研究成果却出现严重失衡的现象。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偏重以男性为中心的军事、政治、外交活动与研究，而忽略妇女，特别是重庆地区的普通妇女的抗战经验。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及重庆人民不仅在精神、道德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还作出了重大的人道牺牲，遭受了惨不可言的痛苦。重庆人民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人道和物质的贡献，提高了中国承受八年艰苦磨难的能力。近年来，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们开始著书立说展示重庆对抗战的伟大贡献，但关于重庆妇女，特别是普通妇女对抗战作出贡献的学术著作则不多见。本文旨在简要介绍笔者研究抗战时期重庆妇女口述史的一些心得，揭示抗日战争期间生活在重庆的各阶层普通妇女如何以日常生活的形式参与抗战，如何用求生存、拒死亡的坚强意志和足智多谋的生存方式保全家庭和民族的幸存，从而使中国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并以重庆妇女抗战口述史为例，对国内外现有的有关重庆抗战史的研究进行评价与反思，并对今后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二、研究重庆妇女抗战史应关注口述史
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在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口述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中国与二战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抗战时期妇女史的研究而言，现有的口述历史并不多见。现存的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学术著作大都倾向于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从事政治活动的男性历史人物。研究框架也多以男性的经历为中心，并强调以男性经历为基础的战争冲突的理论。相对而言，有关个人回忆的口述历史，特别是普通妇女们的经历，以及她们的经历能提供的历史启迪，则很少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过去十几年中，我采访了多位曾经于抗战时期生活在重庆的妇女。她们的抗战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研究抗战的宝贵资料。这些材料已经被收进两本关于重庆妇女抗战的学术著作之中。一本是笔者在美国发表的Echoes of Chongq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另一本是已经由香港中文大学2013年出版的《女性，战争与记忆：35名重庆妇女的抗战生活》。
在中国抗战历史中，普通妇女作为一支社会力量，一直以来不仅没有话语权，而且常常被中国抗战历史所忽视。因此，口述史对还原历史记忆非常重要，因为它能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和受压迫人民的经历。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学者们都知道，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及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重庆档案馆和历史图书馆的大量文献统计资料可以证明，抗战时期的重庆物资短缺及通货严重膨胀。然而，档案馆、图书馆的文献统计数据却无法告诉我们，物资短缺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口述史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例如，一位被访者告诉我，抗战初期，她向朋友借了一丈三尺阴丹兰布做了两件短袖旗袍。后来由于重庆地区基本生活物资严重短缺，又加上通货膨胀，为了还朋友的那一丈三尺布，她不得不休学一年去工作挣钱还布。因为1937年6月，重庆每匹兰亭阴丹士林布的售价为13.70国币元，而1942年每匹兰亭阴丹士林布的售价为1161.70国币元，是1937年的84.8倍。①如果单单看统计资料，我们得到的只是抽象的数字。口述史资料则把统计数字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亲身经历。
到目前为止，有关普通中国人抗战经历的文献很少，而且数十年来，抗战时期普通人的历史一直都未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然而口述历史对于普通中国人，特别是妇女的战时经历的重塑则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一位杰出的妇女问题专家指出，如果仔细研究妇女们在战争中的经历，尤其是那些以口述历史为根据的部分，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和普通人权利的被剥夺。在口述史中，妇女们的这些经历，往往与官方为动员全国支持战争而强调的英雄主义，以及英勇无畏形象的宣传成戏剧性的鲜明对比。[2]28同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中也存在着这种个人经历与官方宣传之间的差异。笔者所采访的重庆地区妇女抗战的口述历史告诉我们，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着至少两个版本的故事。而且在抗战中，国民情绪也同样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官方版本所公开宣扬的，全国人民以高昂情绪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以及被死亡和痛苦笼罩着的民族悲哀。我们往往认为，官方树立的英勇抗战形象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全盘接纳，却忽视了承载这场战争和这种官方形象的个人所遭受的苦难和磨难。
需要声明的是，重庆妇女抗战口述史所揭示的妇女们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并不是要将中国妇女扮演成抗日战争中被动的和仅仅是受害者的可怜角色。一般来讲，在世界战争史和暴力冲突中，妇女们的形象经常被描述成悲痛无助的母亲和妻子。但是近年来一些关于南亚武装冲突中的妇女，及美国二战时期的妇女研究结果，都显示了妇女们在战争中有着多种多样的形象，扮演过各种不同的角色。[2]15重庆妇女抗战口述历史也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妇女也有着多面的形象——她们既是抗战动员、支持抗战宣传和战时生产的积极分子，也是抗战期间性暴力和经济困难时期的受害者，还是作为生存策略策划者和家庭与社区的生存事务管理者。在以往研究军事暴力冲突的传统学术界，妇女们在战争中的各种个人经历往往因为得不到认同而被忽视。本文试图将这些被忽视的个人故事，引入到学者们的研究视线中来，让普通妇女也有属于自己的公开话语权，并且“使她们的经历渗透进公共领域”，写进历史，而不再仅仅是与历史无关的个人故事。由此，借用一位印度学者对南亚武装冲突中妇女们所进行的描写，我们应当把重庆地区妇女们的经历，看做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资源和空间。[2]15
重庆妇女在抗战中的口述故事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普通妇女们是如何应对抗日战争并度过她们日复一日的战时生活的。一般的抗日战争史，很少涉及有关人文维度的讨论。普通重庆妇女们的战时生活故事，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争的人文维度。正如美国历史学家Parks M.Coble所指出的那样，在现存的学术研究中，抗日战争的人文维度往往被忽视了。[3]认识抗日战争的人文维度，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战史有更全面的了解。战争的人文维度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就是：战争是人造的。对战争影响力最大的是人，受战争伤害最大的也是人，特别是普通人。
总的来讲，接受我采访的那些重庆妇女们都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不同的政治因素使她们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这场抗日战争，并留下了不同的记忆。然而作为经历了抗战的妇女，她们又或多或少地拥有某些共同的记忆。这些记忆不仅使这些幸存者的故事有生动的细节，也向我们展示了她们对抗日战争的个人情感和对抗战的个人看法，从而让我们了解到这场战争对于她们每个人分别都意味着什么。第一手的回忆资料，正如美国学者Philip West,Steven I.Levine和Jackie Hiltz所指出的，“对于表达战争的意义和形式都是无价的”。[4]12重庆妇女的个人口述回忆录提供了抗战期间有关大后方私人领域的许多具体信息，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尚属一个相对空白的课题。只有把公共的和私人的故事都讲出来，将有文字记载的和口述的历史都被记载进来，我们才能对抗战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史实有一个更深入、更完整的理解。
三、口述史在研究重庆妇女抗战史中的作用
1.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性别化了的课题
由于现存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西方著作几乎都没有涉及抗战时期重庆妇女的经历，因此，在有关抗日战争知识构建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女性的视角和见解也就远远不够完善。将抗日战争中重庆妇女们的口述故事纳入历史叙述，不仅是给予她们话语权，更是对有关抗日战争的知识构建的补充与挑战。印度学者Rita Manchanda在她关于南亚战争中的妇女研究中指出，一旦妇女们遭遇到暴力冲突，她们就会创造出特殊的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及国家等方面的现实条件，并将其逐渐演变成一门新知识的基础和源泉。[2]20只有当我们给以女性为中心的口述故事一定的空间和地位，才能使她们成为知识构建过程中的一员，从而使我们能有一个更充实的知识基础，来了解更完整的抗日战争历史。重庆地区的妇女抗战口述史可以帮助我们探讨抗日战争中“社会性别”与集体及个人记忆之间的关系和区别。通过研究这些关系和区别，可以看到，抗战期间“社会性别”形成的复杂性以及讲述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重庆妇女在烽火岁月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探寻社会性别标志的过程中，如同欧洲和美国妇女在二战中一样，中国妇女也必须在公共和私人需求之间、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国家需要和个人需要之间、国家存亡和个人生死抗争之间，以及社会划分给男性的刚阳英雄主义与妇女的阴柔韧性之间不断地博弈。
重庆妇女的口述记忆揭示出，尽管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都饱受了磨难，但这种磨难带有社会性别差异。抗战时期重庆地区的妇女就经历了许多女性所遭受的特别的苦难。比如，我所采访过的一位下江妇女告诉我，抗战爆发后，由于她的家乡湖北武汉惨遭日军轰炸，致使1938年初她家的房屋被炸毁。她，一位17岁的女学生，不得不与母亲和一个6岁的弟弟一起往重庆方向逃难。在逃难途中，她们历尽艰辛。白天要躲日本飞机的轰炸，晚上要提防土匪强盗的袭击。在逃难途中，母女三人遇见了一对从安徽逃难来的年青兄弟。这对兄弟向她们出手相援，帮她们背6岁的小男孩。谁知这种帮助是有代价的。那位年长的兄弟要这位17岁的女学生和他发生性关系。由于孤儿寡母逃难十分艰难危险，尽管这位女学生不愿意和那位男人有任何关系，这位女学生的母亲只得默认那位男人对女儿的侵犯。[5]55-60近年来，以妇女在战争中遭受的性侵略为主体的学术研究已成为热门话题。然而相比之下，以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遭受性迫害为主题的相关学术研究却寥寥无几。现存的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妇女所遭受到的性暴力的中英文著作，大都将焦点集中在参战士兵对中国平民妇女的性暴力上，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杀中遭受日军强暴的妇女，和在日军中饱受性虐待的慰安妇们。而对于妇女在抗日战争中非军事区域里所遭受的其他形式的性侵略和性虐待，却极少有人关注。在我收集的口述史中，至少有三位女性提到了她们亲身经历过的或目睹到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性侵略。
除了性伤害之外，口述史也告诉我们，抗战期间大后方重庆地区的妇女们面临的极端艰辛的生存及生活条件。特别是在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期间，很多母亲们由于几乎每天要跑防空洞，无法正常地饮食。我采访过的好几位母亲都告诉我，她们生完孩子后没有奶水喂她们的新生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在自己的怀里。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也使得许多孩子无法正常进食、进水，以致长期营养不良。而且有几位母亲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年幼的孩子。许多妇女不仅在抗战中承受了加倍的生育之苦，还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难、社会动乱而根本无法考虑是否生育儿女。
在现有的有关二战时期美国和欧洲妇女的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改变”这一话题。二战期间，由于大量的英美男子参军上前线，后方的生产靠妇女来顶替。许多英国、美国的家庭妇女走出家门，进入公共空间从事生产劳动。她们的参与不仅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为妇女地位的改变作出了努力。有关欧美二战最热门的话题是战争以何种程度、通过哪些途径改变了欧洲和美国妇女们的生活及地位，以及这些改变能否在战后持续。笔者认为，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只是将妇女们置于无能和被动的位置上。因为这样的问题已经事先假设了欧洲和美国妇女们的生活一定是被战争所改变。而现在对于抗日战争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妇女们的生活如何被抗日战争改变以及改变了多少，同时也应将妇女放在主动位置上，研究抗日战争和中国战时的社会、政治及经济体系，被妇女们的参与改变了多少。这样，中国妇女也可以成为抗日战争历史的主动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
总体而言，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抗日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她们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中国根本无法坚持八年的艰苦抗战。为了保留妇女对抗战的支持，国共两党都不得不承认妇女在抗战中所作出的极其重要的贡献，并对妇女们所要求的权利和自由作出一些让步。例如，1938年国民政府批准了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团结各界人民支持抗战而作出的让步。由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在中华民国史上少数几位妇女领袖首次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参政会参议员。尽管女性参议员只占国民参政会总人数的10%，妇女积极分子们还是把握住时机，并切切实实地加入到抗战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现存的有关国民参政会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虽然女性参议员选自不同的政治党派，如宋美龄代表国民党，邓颖超代表共产党，史良、刘王立明等代表第三党派，所有的女性参议员都积极地参与了有关妇女的提案制定。[6]288-405以史良为首的女参议员，还成功地迫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对女性就业问题作出让步，于1942年宣布政府机构不得拒绝雇用女性，或无故开除已婚妇女。[7]12女性参议员加入国民参政会，不仅塑造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新形象，更标志着中国官方开始接纳女性政治家进入正式的国家政治组织机构。由此，中国的主要政党——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党派都开始承认并培养这支女性政治力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抗战之时和抗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识到，中国的战时动员和战后国家的重建，必须要把妇女团结进来。这种意识是促成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团结妇女和动员妇女的重要性写进其党章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对于抗日战争中妇女权利得失的权衡，应该超越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妇女们生活这一问题，而应将抗日战争中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时与战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以及这种影响是否持久等问题纳入我们的思考范围之中。
2.注重抗战时期中国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我们也应当注意抗战时期中国普通妇女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及这样的日常生活对抗战和国家所作出的贡献。美国学者Deborah Halstead Lennon在她关于妇女研究的重要性的思考中指出，妇女对社会(在这里指战争)的贡献通常都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并被日常生活所掩盖，以至于现存的学术研究对这些贡献都视而不见。因为妇女们的这些日常生活对学者们来说太过于熟悉，也太过于普通了。[8]31-32现存的有关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地区妇女们的工作和贡献的公开历史记录，大多局限于她们在公共领域内的工作，特别是在工厂里和机关中所做的事务和贡献;而她们在家庭里私底下所做出的工作和贡献，却常常没有被学者们认为是有助于抗日战争历史研究和有价值的材料。笔者认为，普通妇女的个人口述经历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抗战时期妇女日常生活的十分宝贵的材料。口述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抗战时期普通中国妇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重庆地区的有些妇女在抗战时期确实从事着公共领域内的工作，她们在工厂里劳作，在机关里上班，在学校教书和读书。但笔者所采访的妇女中有许多都是家庭妇女。她们每天的工作是煮饭、洗衣、带孩子、像家仆一样劳作，并且在照顾家人之余，还在街上售卖自制的家庭手工品。这些妇女有很强的生存技能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抗战期间，她们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如同乡、同学、婚姻、亲属等寻找谋生的机会。她们没有薪金，也无法估算自己劳动的价值。然而正是这些未被记录下来的，普通家庭妇女们的工作与生活技术和生存艺术，帮助无数的中国家庭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并使全国人民的心智凝聚起来。这些表面看来只是家庭的琐碎之事和女性的普通行为，实际上是强有力的民族生存行为。古人曰，“齐家，治国，平天下。”妇女们理家的日常生活，是中国抗战时期国家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是一种非正式形式的抗日民族主义。这种非正式形式的抗日民族主义，应该被包括在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之中，并予以高度重视。
西方学者Paula Schwartz在其关于法国二战时期妇女运动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大部分的法国妇女，都是以她们日常生活中不显眼的家庭主妇、学校教师等自然身份参与反抗法西斯的地下斗争，所以在战后关于反抗法西斯斗争的学术研究中，没有给予战时法国妇女令人满意的地位和认可。然而，她坚持认为，有必要为反抗法西斯斗争重新定义，并将法国妇女们参与的有组织的地下活动，和她们的日常职责都纳入到反抗法西斯历史的研究中来。[9]141-153抗战时期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行为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纳入到抗战史研究中来。
3.重新思考“反抗侵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释义
口述史也使我们重新思考“反抗侵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释义。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有关妇女，特别是在国统区大后方的妇女们，并没有被包括在抗日战争史的“反抗侵略”研究之中。由于大后方的普通妇女，绝大多数所从事的都是被人们认为是女人们理所当然的工作、照顾家庭和带孩子的普通工作，因而她们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也并未被学术界看做是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工作。大众观点通常把“反抗侵略”社会性别化，并将其认为是男性的行为，而且只有男性才有能力反抗。由此，在中国有关“反抗侵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男性社会及其成员上。比如，抗战期间出版的许多漫画、版画都是以男性为代表的形象，以表现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抗战期间和战后有关反抗日本侵略的学术研究也主要是集中于男性角色，如带枪的男性士兵、政党领袖、知识分子等等，而不包括普通妇女们的行为。因此，口述史可以将重庆妇女在抗战时大后方的日常经历加入进学术研究中来，并揭示，维持个人与家庭的生存，同样是反抗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借用英国学者Angela Woollacott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妇女的研究中的一句话，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重庆地区，“妇女们才是国家存亡和人民生命的支柱。”[10]在采访中听到许多生动的例子，了解到重庆的普通妇女是如何用顽强生存和拒绝死亡来表现其反抗侵略的斗争和精神的。笔者采访过的重庆普通妇女在抗战前期几乎每天要带着家里的孩子、老人跑防空洞，还要在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完全被打破的情况下安排全家人的生活。在抗战后期，重庆的普通妇女们面对着日以高涨的物价和基本生活物品的严重短缺，用她们的智慧和辛勤劳动让家人能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一定要把普通中国妇女的经历，以及她们以日常生活方式参与反侵略战争的行为写进历史，并将其作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重新思考中心与边缘的问题
现有的关于重庆抗战的研究成果多强调重庆成为战时陪都的偶然性。相对而言，忽视了必然性。虽然在抗战爆发之前，重庆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但重庆却是长江上游地区的工商业中心。当1936年四川全省仅拥有583间工厂和手工工场时，重庆于1933年就已经有415间工厂和手工工场。四川大学魏瀛涛教授指出，如果将1933年的重庆数据和1936年的四川数据相比较，重庆占据了四川工厂和手工工场总数的71%，以及工业劳动人数的三分之二。[11]26在现存的西方学术研究中，以美国学者 Lee McIsaac的重庆研究为例，将抗日战争前的重庆描绘是一个十分落后破旧的城市，并认为是重庆的战时陪都地位护佑该地区实现了现代化。[13]174-191实际上，重庆地区的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就已经在该地区生根发芽了。Lee McIsaac还提出，“国民政府于1937年秋所宣布的‘重庆将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之一’，使这座城市几乎一夜之间就从中国政治的边缘变成了中心。”[12]174笔者认为，McIsaac的论述又一次削弱了重庆在现代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性。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10年以来，重庆都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跑者之一。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保路运动”及“护法运动”中，所谓的周边城市重庆实际上就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众所周知，正是由在四川率先掀起的“保路运动”，为接下来的辛亥革命拉开了序幕，从而才使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不仅如此，重庆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和组织的早期革命运动中，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13]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统治期内，与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区域相比，重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是与之旗鼓相当的。到1937年，重庆作为一个西南都市中心，与其他诸如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城市相比，虽然其硬件设施稍差，但它并不缺乏注重革新和进步的现代人文精神。更重要的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一个本质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在该地区发展起来，帮助重庆在抗日战争中，很快由一个地方性中心转变为一个民族中心。[14]470-505尽管抗日战争，尤其是重庆的战时陪都地位，确实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并使其从一个地方性中心转变为一个国际知名的战时首都，但重庆在抗日战争前的发展，及重庆人民的主观努力和对抗战历史所作出的贡献，则不应当被忽略。
美国知名社会学家William G.Skinner很早就提出，近代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这种不平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主要就是表现在区域性和地方主义性上。[15]国民政府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以后，其对中国的控制权仅限于中东部地区的一部分。中国的其他地区则是由不同的地方势力控制着。所以，南京说不上是什么政治中心。其实，国民政府的真正政治核心地位，实际上是在迁都重庆之后才更清晰地显现出来。是重庆成为陪都后的八年全面抗战，才使国民政府有机会扮演中华民族领导者的角色，这一角色确立了国民政府在中国的政治核心领导地位。
学术界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史上有关中心与边缘的问题。我们应当了解，选择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也并非出于偶然。重庆地处内陆中心地带，凭借其山地优势，基本上消除了日本军队从陆上袭击的可能性，所以相对安全。加上重庆与长江流域及四川其他地区水陆相连，使得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能够发掘利用该地区的富饶资源，并由此建立起保证国家民族生存的战时政治、经济等有效系统。中国能够经受住八年艰苦的抗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从中国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政治、工业系统与重庆地区富饶的人文、物质资源、已有的工业基础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因为这种结合，使得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能建立起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工业综合体，其延伸范围东至长寿、西至江津、北至合川、南至綦江。这个工业综合体在1938年建立之初有200家从外地迁移来的工厂和企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至1944年，在中国注册的4346家工厂中，重庆就有1228家，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的核心命脉。[16]75
重庆还在抗日战争年代安置了大量的流亡难民。大量外来人口涌现四川，为该地区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活力。譬如，对“重庆人”定义的改变就是外来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结果。重庆妇女的定义既包括了本地，也包括了外来的妇女。所采访的重庆妇女就包括了本地人和外来的下江妇女。这些被重庆本地人称为下江人的流亡难民，不论男女，都为该地区带来了他们特有的技能、地方文化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通过采访，了解到抗战期间曾是学生的重庆妇女都谈到下江流亡老师给她们带来了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教会了她们唱抗日歌曲、演街头戏，打破了传统的男女界限。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当下江人的文化和风格与重庆本地的文化和风格发生碰撞时，当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交换了地点时，焦虑、恐惧、竞争及前所未有的战时文化融合，都成为重庆地区抗战时期生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抗战时期非传统定义的、非主流的文化，特别是社会性别化了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与流亡文化，只得到了相对很少的学术关注。在为数不多的、现存的、有关抗战和难民大迁移历史的学术著作中，学者们也往往将焦点集中在正式的、稳定的，代表男性国家结构范围的，以及精英阶层所创作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上，而很少涉及妇女日常生活对抗战文化作出的贡献。重庆妇女抗战口述史研究可以把妇女们对抗战难民及流亡文化的形成，以及这些文化对重庆地区，乃至全中国社会及政治的影响，纳入现有的学术研究之中。
四、结语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关注抗战史。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所早在1984年便成立了口述史组，积极从事抗战妇女口述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2004年，该组出版了长达600页的《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记录》一书，记录了十位妇女的抗战经历。[17]其中有几位受访者都曾经在重庆生活过。日本学者也在积极从事抗战口述史研究。2005年，日本创土社出版了日本学者石田米子等写的有关日军对普通中国妇女施行性暴力的口述史。该书的中译版已于200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8]虽然在过去30年，大陆学术界，特别是重庆学者们在抗战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至目前为止，有关重庆妇女抗战的学术研究著作还不多见。口述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和弥补文字档案鲜有的资料，还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新的抗战妇女研究的视野。衷心希望学者们多关注抗战口述史，特别是妇女口述史。
注释：
①参见《重庆市趸售物价指数月报》，194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