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世界东方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列强争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企图独占中国利益，排斥英美等国在华势力。20世纪20年代，田中义一内阁提出了新的“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主旨，不仅要独占在华利益，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而且要并吞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1931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和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入侵，无不是日本企图实现这一阴谋的具体步骤。
日本的军事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生存，陷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绝境。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都必须以民族大义为重，把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反侵略大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局，也是检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个中国人是否忠诚于祖国的唯一标准。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大片国土的沦丧，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加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他们不断集会，示威游行，发表通电、宣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奋起抗日。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平津和上海的学生分别组成宣传团，沿平汉、京沪线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七七事变后，武汉的青年救国团7个月时间发展到2万人，其中有七八千团员到豫东和第五战区参加游击战。广西的学生军也像铁流一样活跃在苏、皖、豫、鄂战场。
在全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最前列。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上海35000名码头工人，首先掀起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随之，上海80万工人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南京、广州、香港及全国各地的工人，不断地关车、罢工，或组织同盟罢工、总罢工等，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将大批铁轨、枕木运往前线，供士兵构筑工事。
各地爱国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之中。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汉口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工商界，相继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主张，拒绝与日商往来。
在广大农村，抗日热情亦十分高涨。北平附近的农民，自动献粮，出民工，抬伤员，运输物资。华北沦陷后，民众的自发抗日斗争此起彼伏。他们到处破坏铁路和电线，不断袭击小股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当日军侵入黄淮地区以后，民众自动起来参加游击队，不断伏击日军。在苏、鲁、皖等作战地区，农民红枪会的发展，使日军坐立不安。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各种文化救亡团体不断涌现。许多作家、记者深入前线，写出大量歌颂抗日英雄，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群众性的救亡戏曲、歌咏活动，抗战电影、美术等，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志。
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蒙、朝、满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不断。散居在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古族人民不甘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与汉族同胞一道组成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抗日同盟军等。著名的百灵庙起义给日军很大的震动。东北朝鲜族人民组建的游击队是东满和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满族聚居的辽东、辽南地区，许多优秀的满族儿女成为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的指战员。哈尔滨的许多满族大中学生走出课堂，奔赴抗日战场。在抗日斗争的洪流中，我国各族人民加强了团结，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侨居在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万华侨密切地注视着祖国的安危，他们纷纷建立救亡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在陈嘉庚等人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社团联合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欧洲各国，有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共同组建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美国纽约也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至1940年底，世界各地华侨组织的大型救国团体就有649个。他们广泛开展筹赈工作，为祖国捐款献物，有的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的粤籍华侨，回国参军参战的就有4万多人，有的组成各种服务队、救护队驰骋在疆场，活跃在后方，不少华侨为保卫祖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关系着中华民族独立和生存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贡献了力量。当然，作为反侵略战争的主力中国军队，其重大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抗日战争是一次动员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用自己的悲壮行动谱写的一曲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反侵略颂歌。在这场战争中，各族同胞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日战争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历史学者必须清除狭隘的观念，扩大研究视野，把抗日战争作为一次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二、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没有给予科学的阐述。台湾出版的某些抗战史书，把共产党进行的抗战，说成“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这种说法歪曲事实，不能令人信服;而大陆出版的一些书籍和文章，也曾把抗战中的国民党说成是“中国抗日阵营中的暗藏的投降派”，“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这些论断，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不科学的。事实上，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国民党，对日本的侵华战争，经历了一个由不抵抗到积极抵抗，进而消极抵抗的变化。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逐步得到发挥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采取了妥协方针，而对内则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企图武装消灭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排斥、并吞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势力。这一政策实施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掀起抗日反蒋怒潮。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民主运动，并连续发表通电，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是要按照“大陆政策”的既定方针，继续南下灭亡全中国，而不是以中国东北为踏板进攻苏联。所以，日本在攻陷长城以后，1935年下半年扩大了在华北的侵略行动。日本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使五省的政治、外交、财政脱离南京政府，企图不战而得整个华北。经济上，日本加紧向华北渗透。在“中日经济提携”口号下，将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侵略触角伸入华北，成立形形色色的公司、协会，插手或控制华北的工业、矿山、交通运输业。在商业贸易方面，则在武装保护下，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华北本是英美的势力范围，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加剧了他们争夺中国的矛盾。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统税，而华北的三税收入更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和走私贸易，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也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对日政策方面，在一系列的双边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方针，要求日本“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不妨害中国之统一”，“对于华北之战时状态，更须首先解除”。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新政策。此后，中国共产党改“抗日反蒋”政策为“逼蒋抗日”。国民党亦开始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秘密接触。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最终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民党开始走上积极抗战的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作了一定的准备。它整理财政，整顿税务，实行关税自主和币制改革，限制白银外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20世纪30年代初，虽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向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国内又连年不断地发生内战和自然灾荒，官僚资本亦乘机加强掠夺，这无疑给中国社会经济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国民经济仍在艰难曲折中缓慢发展，到1936年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经济的稳定，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国防建设，并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全盘考虑对日作战计划。其拟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民国25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民国26年度作战计划》
南京国民政府加紧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从长江口登陆作战，由张治中主持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坚固的国防工事，至卢沟桥事变前夕已经完成。对各战略要地、江海防要塞，全面进行整顿，配置水雷和各种障碍物。至1937年上半年，先后整顿了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南京政府计划在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十个省区的重要战略要地，加紧构筑国防工事。相当一部分工程，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召开整军会议，整编军队，加强军事训练，实行征兵制度，使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交通运输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年，苏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同蒲铁路全线通车，陇海铁路延伸到宝鸡，湘桂铁路开始动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缅等铁路，在抗战开始后也先后破土兴建。公路已发展到10万公里。
开发内地，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是在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前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性措施。南京国民政府经过长时间争论，确定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方针，并付诸实施。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指示华北当局宋哲元等与日本谈判，以求作为地方事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则加紧军事部署，密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率所部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电令宋哲元“星夜赶筑”工事，“如限完成”。还计划组织保定会战，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主任，就近指挥。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由于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表现了积极抗战的态度，并采取了许多准备抗战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坚持本党独立自主政策的同时，承认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接着，“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
但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也没有一个为两党共同信守的共同纲领，在政治上、组织上对双方均没有任何约束力，双方仍执行着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但是没有给共产党以两党间的平等地位。就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进行了多次商谈，但始终未能得到圆满解决。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始，国民党就不断秘密下达指示，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政治宣传工作，密示对共产党的对策。
从总体上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共两党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由进步的抗日政策，逐步倒退下来。倒退的主要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错误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会后，加强了反共宣传，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敌后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终于导致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悲剧的发生。
毫无疑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立场，可是国民党始终不肯放弃反共政策。这一时期国民党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与十年内战中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强硬政策，不完全相同。因此，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针。由抗日反蒋，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转而采取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政策。对国民党坚持反共的种种做法，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共团结、共同抗日。这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以及在民族危亡面前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利益的伟大政略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活动，尤其是敌后中共抗日根据地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导致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对抗战的态度由积极逐渐消极下来。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谈判的机会，企图以有限的退让、妥协，求得日本停止武装侵略。但是，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满足不了日本强烈的侵略欲望。日本要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控制全中国。谈判始终不能达成协议。
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虽然时有动摇，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由于中共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国共两党的合作没有破裂，团结抗日的局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坚持抗战。
三、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逐步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存在及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海内外学者对两个战场的研究，都曾出现过一些不够全面的看法。有的笼统地把正面战场叫做国民党战场，敌后战场叫做解放区战场。从军事上说，这种说法不仅不科学，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譬如在山西战场，八路军尚未挺进敌后，仍在正面或侧翼协同友军作战。而敌后战场，也不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军，国民党也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有的只承认某一战场的作用，否定另一战场的地位，或继续散播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抗日的论调，对两个战场不能给予恰当的评价。
两个并存战场的出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
当抗日战争由局部作战发展为全面战争后，战争区域日益扩大，战线亦不断延长。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因为兵力不足而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农村就成为日军统治的薄弱地带。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陷日军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敌后战争，成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战略行动。
同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出现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战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敌当前，国共两党虽然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双方在政治上还存在重大分歧。政治上的不一致，导致军事上的不统一，双方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前提下，形成两个战场，各自独立作战，是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政治、军事环境造成的。毛泽东曾经指出：“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敌后战场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而且也是军事上抗敌御侮的需要。没有正面战场吸引着日本的大量兵力，并给日军以大量杀伤，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粉碎日军的扫荡、进攻，都将是困难的。同样，没有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不懈地、广泛地钳制和打击日军，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失败得也将更惨。毛泽东、朱德对两个战场有过这样的评价：“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
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存在的，不过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是两个战场配合得较好的时期。它有战争指导上的配合，如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在国民政府上层军事领导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向国民党方面就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方针和部署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在战役战斗上的配合，也不乏其例。如八路军在进入山西以后，即分别到晋东北、晋西北、晋北以及晋东正太铁路沿线，直接协同友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忻口和太原的保卫战。新四军在鄂豫边区配合友军与日军进行了25次规模不等的战斗。
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配合，直接影响着整个战局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实行战略外线作战，对国民党方面的战略内线作战无疑是最大的支持。仅在徐州、武汉两次会战期间，八路军就在华北地区敌后战场作战1400次，歼灭日军4万人以上，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就是在战争后期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役南移华南地区以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配合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通常在一般性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只起着配合正面作战的作用，它给敌人以扰乱、破坏，使之不得安宁。可是，中国抗日战争形成如此巨大的敌后战场，在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起着改变整个战局发展的战略作用，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据不完全统计，仅八路军、新四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共作战1600余次，歼灭敌人54000余人;以后在1938年至1943年的5年中，作战62000余次，歼灭日伪军59万余人，粉碎日军“扫荡”“清乡”280余次;在1944年一年中，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0余万人。毫无疑义，敌后战场作战为整个中国反侵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亦包含着国民党方面的敌后游击战争。早在1937年冬天在武汉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作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其后在南京军事会议、南岳军事会议上，均进一步讨论了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的问题。除于1939年建立冀察、苏鲁两个敌后战区外，先后形成了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第二战区山西游击区、第三战区浙西游击区、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等，并规定敌后兵力约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虽然也牵制了颇多的敌军，困扰了敌军后方，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但是由于不少部队叛变投敌，并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摩擦，因而也限制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整个中国战场的重要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着主战场的作用。只是后来国民党主要当权者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因而使正面战场的作用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从整个抗日战争看，广大官兵是爱国的，作战也是英勇的，并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不仅表现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平津、淞沪、晋北、晋东、鲁南和保卫武汉诸战役中，就是在战略相持阶段进行的南昌、随枣、枣宜、长沙、上高、常德等战役，战斗亦十分激烈，牺牲也是惨重的。1944年反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长衡、桂柳作战，表现了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消极避战思想，以第五、八、九、四共4个战区的兵力，未能阻挡住日军十几个师团的进攻，这不能不说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但是，大批爱国军队艰苦作战，表现了强烈的抗敌御侮精神。如衡阳会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中国守军第10军先后与4个半师团的日军激战47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使日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仍然存在着国民党嫡系与杂牌军的宗派矛盾，但在外敌入侵面前，多数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入作战。许多过去曾经割据一方的地方军事力量，也奔赴抗日疆场。
总之，两个战场都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它们是整个中国战场和民族反侵略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认任何一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四、抗日军事战略的演变
战争中，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所谓战略，是军事上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这是由于战争的基本点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是由战争双方的国情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对比中日双方，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战争初期，日本处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处战略防御态势。日本的军事实力远优于中国军队。中国抗日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通过长期的奋斗过程，通过持久作战，才能逐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因此，我国实行持久战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是恰当的。战争过程中，弃守一些城市和地区，也是坚持持久战略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实施战略持久战中的战役速决战，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外线作战，以及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军事战略，而是实行了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略方针，加上军事上存在的许多弱点，诸如部分将领贪生怕死消极作战、战略部署上缺乏全盘考虑、部队之间不能协同作战等，因而在战略防御阶段发生的多次大规模防御性战役，连连失利，未能达到战略防御作战的基本目的，许多战略要地和铁路干线白白沦入敌手。
国民党政略上的错误，也影响着军事战略的执行。所谓抗日战争的政略，就是要调动、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级、各政党、各派系共同抗日。但是，国民党的政略错误，集中一点是执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不要人民抗战，坚持反共政策。在华北战场表现为战和不定，在华东战场表现为死守上海以待国际联盟和列强各国的干涉和调停。政略错误必然导致军事战略的失误。
1938年秋，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在军事战略上的弱点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战争区域的扩大，战线延长，多点进攻，分兵把守，兵力不足的困难日益突出。日军不得不逐步增加侵华兵力，到1938年底日本在华总兵力达到100万人，其国内可以机动的部队已经很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内，日本军费开支大大增加，1937年的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69%，1938年的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76%。军费的不断攀升，给日本财政经济造成很大困难，国内的各种矛盾日益发展并进一步尖锐化。这一切导致日军在军事战略上逐渐陷于被动，很难再发动新的、有效的战略攻势。敌我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转化中，中国方面的有利因素在上升。如果国民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略和军事战略方针，可以进一步发展有利因素，扩大有利形势，缩短相持阶段的进程，从而造成战略大反攻的形势，以结束抗日战争。可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政略错误在继续发展，反共活动不断增加。如前所述，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略有了明显变化。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虽然宣称要“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要“继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国民党当权者进一步动摇、妥协。他们消极避战，保存实力，不主动发展有利因素，不积极改变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
由此可以看出，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之所以这样长，从中共方面说，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弱小，要发展壮大以改变敌我相持的状态，需要一个较长过程。而国民党方面坚持错误的政略、战略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不能迅速改变战略相持局面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可能还要延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直接影响着中国战局的发展，日本的失败已指日可待。国民党为了达到战后继续控制全中国的目的，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军事战略上的保守主义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中南战场继续丧失大片国土。虽然曾在桂柳地区实施反击作战，但总体上说，其军事战略更加消极、被动。相反，在敌后战场，自1944年至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势越来越大，显示着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呈现出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战略趋势。它直接促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五、日军侵华后各国对华关系的变化
中日战争的爆发，恶化了中日关系，也对整个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着各国对华关系的格局。
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破坏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形成的各大国在中国的均势，导致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关系复杂化。中国政府力图获得各大国的支持以对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纵观整个中日战争时期，各大国对华关系，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
苏联，一向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出于维护远东地区和平的战略考虑，积极主张改善自中东路战争以来的中苏关系，提议立即恢复中苏邦交。其后双边关系虽然在贸易、中东铁路、外蒙古等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障碍，但由于日本的不断扩大侵略，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苏联也构成了严重威胁，由此中苏两国政府都有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愿望。1938年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从军事上、财政上、物资上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不仅给中国以巨额贷款，还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派遣军事干部和志愿航空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保障其东部地区的安全。这种愿望随着欧战的爆发，表现得更加明显。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谋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中苏关系再次趋于冷淡的转折点是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苏联不惜以牺牲中国、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促使日本坚持南进政策。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2月，苏联出于战后远东战略格局的考虑，与美、英首脑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是苏联再次以牺牲中国主权而与美、英大国所作的幕后交易，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的谴责。
美、英等国，在日本武装入侵中国后，虽然不愿意放弃其在华利益，但亦不愿意加剧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对日本的侵华行为总的来说是采取“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给日本外务省的照会，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所发表的关于国际政策的声明，以及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发表的其他一些声明，均明显地表示了美国的两面政策。它既不赞成日本的侵略行径，希望其在华利益不因日本的侵略而受损害，又不愿开罪日本，甚至鼓励日本反苏、反共。自1937年至1940年，美国继续坚持并且不断扩大对日本的贸易。日本从美国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美矛盾，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亦渐趋积极，并宣布禁止向日本输出钢铁。但是，日本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把美国从中国赶出去，而且要把美国驱逐出太平洋。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给美军以沉重打击，也深刻教训了美国政府。美国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并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和军用物资，宣布建立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统帅，以史迪威为参谋长。1943年，美、英等国先后与中国签订关于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与换文。美英等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虽无多少实际意义，但毕竟是一项友好行动。1942年以后，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
这时，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政策，主要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把反苏、反共暂时搁置一边。美国大量援助中国政府，目的是维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以分散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兵力，并逐步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控制，扩展美国在华势力。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不希望蒋介石把力量放在反共方面，以免自行削弱力量。但是，抗战后期国共力量的消长，无疑对美国战后在华地位形成威胁。美国政府派遣观察组访问延安，以及相继发生的史迪威事件，导致中美关系的危机。美国担心失去蒋介石就意味着失去中国，并直接影响着战后美苏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美国迅速调整对华关系，派遣魏德迈、赫尔利使华。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在中国战场上，以中共为代表的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而蒋介石的统治日趋腐败。美国为了战后能取代日本独霸中国，其对华政策由支持国共合作抗日，走向公开的扶蒋反共。除在军事上、经济上继续给国民党以大量支持外，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以调解国共关系为幌子，努力帮助国民党“统一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这种扶蒋反共政策的危害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又是一种类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德国帝国主义妄图称雄世界的迷梦。凡尔赛和约不仅使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殆尽，而且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让与日本。此后，大国在中国的争夺主要是美、日、英三国，德国因战败被排除在争夺之外。
德国对华关系的复苏，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3年，蒋介石虽有求于德国方面的支持，但是尚未达到十分迫切的地步。中国在德国政府的战略格局上，也不具有重要地位。其后虽有大批军事人员来华或组织军事顾问团，但并不具有官方性质。双方的经济贸易，亦局限于民间。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德国政府对中日冲突表面上严守中立，实则不敢开罪于日本。在国联大会上，德国代表对中日冲突的争辩，常沉默不语，或人云亦云。当日本在1932年南侵锦州并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德国报纸纷纷抨击日本暴行，表现了对中国的同情态度。可是，德国政府却三次警告各报馆，禁止过分敌视日本
1934年至1937年，中德关系进入比较和谐活跃的时期。双方进一步密切了政府间的往来，许多双边事务纳入政府间的渠道，并相互寄予较多的期望。这时，从中国政府方面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倾全力对付共产党和削弱异己力量。面临日本的大规模侵华行动，美国、英国都表现了骑墙政策，中苏关系尚在改善中，因此，南京政府把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予德国方面，并且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而德国方面，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加紧扩军备战，极力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冲破对德国军备的限制，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借以倾销军火，进口军备原料，特别是钨砂等矿产。希特勒对中日战争继续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德国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德国在中国有大量权益，这是他们不能忽视并不愿放弃的;另一方面，日本是德国的主要同盟国。1936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国希望日本能在远东给苏联以牵制，并在太平洋上向美、英施加影响，使德国能在欧洲放手大干。这一政策的结果，导致了1937年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1938年以后，中德关系开始逆转。这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对德国执行两面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军火，撤退军事顾问团。德国政府在中日之间面临抉择。德国政府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考虑，逐步明显地倾向日本一方。1938年6月，德国外交部严令顾问团成员“尽速离华”，国防部亦禁止向中国输出军火。这时，双方关系虽渐趋冷淡，但是德国政府尚未发展到公开支持和帮助日本侵华的地步，两国还保持着一般外交关系。经济贸易额虽下降，双方仍继续维持着往来。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恶化了中德关系。德国在条约中，“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这无疑是对中国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1941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宣告与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
六、抗日战争的经济战略
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拼杀，同时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正确的经济战略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对发展经济和准备抗战，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的日益扩大，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并很快陷入混乱和困苦境地。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后方生活需要，必须迅速调整经济战略，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把整个经济纳入战时轨道。
首先，调整了经济政策和经济机构。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虽然有不少缺陷，但它是国民党战时的施政纲领。其中对经济问题，规定“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等。在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强调“目前之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资为其第一任务”。这样就确定了使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战时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战时领导经济的需要，便于实行经济统制，1938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对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裁撤或新建了一些部、委。如将一些部、委归并，新建经济部、交通部，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纷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在金融方面，建立了中、中、交、农四大银行联合总办事处，由蒋介石任主席，以协调国家财力，决策战时金融财政政策。
其次，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组织沿海各省工矿企业内迁。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面前，建设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成为坚持抗战以夺取最后胜利的重大战略措施。早在1934年1月，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就作出决议，确定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此后，国民政府不断制订计划，促进后方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沿海各省沦陷前夕，由于各方面的强烈呼吁，国民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工业西迁活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河北、山西、河南、广东等省市，都有一批工厂西迁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西南、西北地区。其中有民营工业，也有国营厂矿。这些工业的内迁，保存了中国的一部分经济财富，也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利于实行持久抗战。
再次，实行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在金融方面，由于沿海地区城乡相继陷落，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收和其他税收，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出现了抢购外汇、提取存款的风潮，金融财政陷于混乱。国民政府乃改革税收制度，修改关税税率，并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统制外汇管理，扩大法币发行，建立地方金融网，使金融管理进入战时体制。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实行统制政策。在财政部下面设立贸易委员会，直接控制桐油、猪鬃、茶叶、生丝、羊毛和其他土特产品的出口贸易。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则直接掌握钨、锑、锡、铋、钼、汞等与国防有密切关系的特种矿品的生产与出口。对于影响人民生活甚大的物资如盐、糖、茶、酒、火柴、卷烟等，则实行专卖制度。对交通运输也实行统制政策，建立了西南交通网。
农业生产是坚持战争、维持人民生活的重要保证。1939年以后，西南地区由于人口增多及战争的影响，粮食价格迅速上涨，再加上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市场粮食供应紧张。1941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规则》，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将田赋征收货币改为折征实物。田赋征实，从形式上看是落后的、倒退的，但在战争环境下，是一项重大的应变措施。为了杜绝高利贷者对农产品的操纵，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广泛建立合作金库等农业金融机构，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筹设难民垦殖，扩大耕地面积，推进农田水利建设。这些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的紧张状况，但政府却收集到大量粮食，然后统筹调剂使用，从而保证了军粮供应和民食的调配，有利于充实财力，稳定粮食市场，也使国库收入免遭货币贬值的损失。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的调整，和实行一系列战时经济体制与政策，对于保证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和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政策执行后所带来的消极结果。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控制的经济权力，进行投机、贪污、掠夺。他们利用统制外汇、黄金自由买卖、统一货币发行和银行管制等政策，进行外汇投机，制造通货膨胀，掠夺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农业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等政策，营私舞弊，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样就动摇了国民政府脆弱的经济基础。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成为日后这一政权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积极性，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1940年以后，由于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烧杀政策，不断地进行“扫荡”、“清乡”、“蚕食”;国民党的军事摩擦也日益加剧;加之华北地区连续几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就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治措施。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展，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早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便开始调整农村土地政策;1937年8月洛川会议以后，更明确地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主张。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在日本大举进攻面前，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部分地满足双方的合理要求和利益，即规定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也必须缴租缴息。这一政策执行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鼓舞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适当地照顾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指导下，广泛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广大军民纷纷投入荒和工业、商业以及交通运输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工商业迅速繁荣起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很快改观，保证了军需供给。加上实施精兵简政方针，军政机关作风大大改进，军民团结加强，根据地内部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全面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国近百年史上第一次获得的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长期以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有的强调美国使用了原子弹，逼使日本投降;也有的说因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使日本不得不放下武器。对此，众说不一。
如何看待战争胜负的原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有论述。他说：“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意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抗战。但是也应该看到，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所造成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人民要改变弱势并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经历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长时间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70%的兵力，大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给日本军事力量以极大的杀伤和消耗，不仅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也有力地遏制了日本的南进政策，减轻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英、美等国的军事压力，在战略上和战役上都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作战行动。毫无疑义，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国际战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远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对加速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有利的国际形势。美国被迫抛弃了长期以来对日本侵华战争所采取的两面政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
经过中国人民长期坚持抗战给日本造成的严重消耗，加上美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本的军事打击，到1944年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每况愈下：粮食严重不足，生产急剧下降，劳动力和兵源十分缺乏，总体战体制濒临破产，国内充满着混乱、饥饿和恐慌，日本上层出现反对东条内阁运动。太平洋上，美军相继攻占马绍尔群岛、塞班岛等处，并开始进攻菲律宾，切断日本和南亚地区的联系。1944年5月，日军为了救援入侵南亚地区的军队，在中国战场开始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其间虽然一度得逞，但由于作战区域广阔，占领地区兵力单薄，1945年5月，中国军队向桂柳地区发起追击作战，相继克复南宁、柳州和桂林。八路军亦开始转入全面反攻。6月23日，冲绳日本守卫部队，在美军的攻击下，全军覆没。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表示继续坚持战争。6月8日，天皇御前会议决定，“举国一致，俾能适应皇土决战”，
显然，到1945年7月，日本各方面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对战争的前途已经绝望。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日本内部虽然意见不一，但是日本政府仍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表示次日出兵中国东北。这时，日本军方虽然感到事态严重，但是仍无意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日上午日本连续召开各种会议，经过不断的争吵，至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军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的迅速决定投降，起了促进作用。过分的夸大和贬低两者的作用，都是不妥当的。长期的侵略战争，已将日本的国力消耗殆尽，已无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继续坚持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八、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果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再次挑起对中国的第二次侵略战争，这次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研究，多年来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可以说已经十分繁荣。但是，这次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学术界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
毫无疑义，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扩大进攻中国内地的开始，也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起点。但是作为一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它的起点应该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并且经历了14年的战争过程。我们应该将1931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研究。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策划侵略中国的新阴谋。1927年6、7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即所谓“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九一八事变就是这一政策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不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步骤、范围、手法如何变换，它始终遵循和坚持田中内阁所制定的企图灭亡中国并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并且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其间，自1931年至1937年，虽然战争时而停止时而继续，但是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并未放弃，日本侵略军并未撤离中国领土，而是一步步向华北地区扩张。这时日本与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各种谈判和在华北地区策动的政治分离运动，都是以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即开始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导致中国抗日战争的曲折性。由自发的、局部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发展到全民族的、各阶级各政党共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中日民族矛盾已经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开始下降到次要地位。全国各阶级、各政党尤其是国共两党，面对这一残酷的战争现实，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和政策。政策的调整和相互关系的整合是曲折的、缓慢的，经历了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共产党由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国民党则由对日不抵抗到抵抗、由消灭共产党到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共同抗战，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逐步实现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还是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方面说，14年的中日战争是一个整体发展过程，我们不应将七七事变前后割裂为两个不同质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局部抗战阶段，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则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七七事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标志着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也标志着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形成。我们可以将14年的中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战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加以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