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一个演讲的文字稿，演讲人叫刘统，是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他的另外几篇演讲稿内容较为详实，虽然说不能够完全抛出个人立场，但是也做到了尽量的客观。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隆重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天安门举行盛大的阅兵，这说明经历了70年的漫长等待，我们终于抛弃了政治偏见和党派之争，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看为一个整体。凡是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做出过贡献的人，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都是我们应该纪念的对象。
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场抗日战争?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从长期的历史考察来看，侵略中国是日本的基本国策，这是由日本国家的特点和历史发展过程所决定的。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进入了工业时代，制约日本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国，它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找到资源基地。它看中了谁?就看中了中国。当时中国有的是资源，但是中国的清朝正处于最腐败的时期，所以在明治天皇时代，日本就是以举国之力来赌国运，跟清朝进行一场战争、跟俄国进行一场战争。我们到现在还在反思中日甲午战争，还在顿足捶胸;其实中日甲午战争时，从海军的条件来说，我们舰船的吨位、性能都要超过日本海军，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人唯亲，李鸿章让陆军将领来管海军，没有海军的专业知识、没有战术素养，就得打败仗。
第一仗日本人打赢了，《马关条约》获得了中国2亿两银子的赔款，日本人是举国振奋——打仗真比种田、开工厂来钱快得多，所以这样就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本性。1905年日本第二次赌国运，发动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同样是为了资源，是为了中国的东北，如果把东北从俄国人手里抢过来，那么对日本来说是何等的意义?所以日本再次赌国运，日俄战争又打赢了，从此日本在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立脚点。
日本在中国的第一个立脚点就是大连。日本在中国大连登陆之后，建立的第一个经济实体叫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顾名思义，我们想不就是修铁路的嘛，但是“满铁”最大的一个部门是调查部，而且这个调查部人最多时达到了5000名调查员。一个铁路公司养5000名员工在调查部干什么?日本战败之后他们的档案没有拿走，四万多卷档案完整地保留在了大连图书馆。当我们看到这四万多卷满铁档案的时候，心里真是非常的沉重——日本人在侵略中国之前做了多大的努力!我们想象不到的是，5000名调查员走遍了东北、华北的山山水水，把中国国情摸得清清楚楚。大家看这本《北支主要炭矿调查资料》，是煤炭调查资料，就是中国东北有多少煤矿、多少蕴藏量、地理情况如何如何，写了这么厚的调查书，调查的这么清楚。所以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前做足了情报和调查工作，所以它不是盲目进攻的，也不是打无把握之仗的。
日本的特务、间谍在中国可以说是遍布各地，而且触角非常灵敏，可以说是把中国各阶层、各方面的情况都汇集起来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时在上海日租界，就是虹口区，日本在那儿有形形色色的人，普通的日本国民都有为军部提供情报的义务。1928年5月，共产国际让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上海中央的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说，白色恐怖的上海哪能允许上百个代表来开大会呢?根本没这个条件嘛。共产国际说好，你们来莫斯科开吧。中共的“六大”是唯一一次在苏联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几百位代表得出国、得去苏联啊。中央这些大人物怎么走呢?当时上海黄浦江上三个码头，最大的码头是南京路外滩，英国人的码头，公共租界码头，这个不能上;十六铺码头是中国码头，中国特务、警察、国民党的密探都在那儿，也不能上。上哪个码头——公平路码头，就是今天上海的游轮、游船走的地方，是日本人的码头。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就装成阔商，上了日本的轮船，住头等舱，等到在大连上岸准备坐火车时，日本水警检查，看了他的证件，说：“您是干什么的?”“我是普通商人。”“您姓什么?”“我姓张。”“你不是做生意的吧，你是扛枪的吧，你不是周恩来先生吗?”周恩来一听吓一跳。水警把他领到办公室，一翻卡片，你就是周恩来。这下把周恩来吓的不轻，但没想到警察没为难他，放他走了。周恩来赶紧在旅馆里跟邓颖超说，咱把所有的证件都撕了，不能保留，赶紧坐火车去哈尔滨。邓颖超说，去哈尔滨没证件怎么去苏联啊?周恩来就在旅馆里躲着，让邓颖超看能不能在火车站等到人。结果等来了李立三，一起去了苏联。张国焘回国时在满洲里坐了日本的火车，也是软坐，包房，对面就是日本商人，一路上主动跟张国焘搭讪，一直到大连要换乘时，这位日本商人说：“张先生，我只能跟你到这儿了，以后请你自己保重了。”又是日本特务。当时共产党在那么隐秘的情况下，还能被日本人把情报摸得一清二楚，何况其他方面的情况呢。可为什么日本人不抓共产党人呢?因为当时日本最大的敌人是蒋介石，只要反对蒋介石的，都是日本人可以利用并暗中保护的对象。
这些例子都说明，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前早已经就把所有功课都做好了。日本人首先盯着东北，日本人出钱、出顾问、出武器豢养东北军阀张作霖。但是张作霖这个土匪属于只占便宜不吃亏的，给我枪、给我人我干，让我卖国我不干。所以日本人找张作霖签约，张作霖就是不签，日本人觉得他不能用了，于是制造了一个“皇姑屯事件”把张作霖炸死了。把张作霖炸死了之后张学良继续靠日本人，要日本人的钱、要日本人的顾问、要日本人的枪，但是张学良还是守着那条底线——我不能卖国，不能把东北的主权卖给你。这个时候日本人就忍不住了。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府、日本天皇挑起的，那不是事实。当时日本关东军驻扎不到2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有三四十万人，一个沈阳就有十几万人。2万关东军面对十几万人有取胜的可能吗?他们是举棋不定的。这个时候日本有几个年轻的参谋，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说我们就是要以蛇吞象、以小搏大，我们赌一把。这些人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都做了严重的误判——2万关东军怎么可能占领全东北呢?一定是局部的冲突。所以蒋介石当时就指示张学良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挑起战争，没想到关东军就是冲着占领全东北来的。所以在不抵抗的命令之下，3个日本兵就占领了一个警察所，把几十个警察都缴了械。一部分日本兵进攻北大营，迫使东北军退出了沈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这个带有明显冒险意味的军事行动，没想到居然成功了。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我以小搏大、以少胜多也照样能取胜。
“九一八事变”丢了东北，全国人民那是悲愤万分，很快国内就掀起了一股要求抗日的浪潮，老百姓，尤其是学生，高呼“收复东北、收复中国，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说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是卖国。“九一八事变”之后，1931年12月北平的学生南下，去南京示威、请愿，要求收复东北、要求全国抗日。到了南京蒋介石不敢见，见了学生能说什么啊?能说我还没准备好，把我的底牌交出来?蒋介石不好出面，请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出来跟学生讲话。蔡元培先生总是学生尊敬的人吧，北大的老校长，又是国民党的元老。结果蔡先生出来以后告诉学生，说抗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同学们，你们尽管是国难当头，你们还是要读书，国家不能没有你们这些人才，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了本领才能为国服务。结果学生一拥而上，有个“小辣妹”给了蔡元培一个大嘴巴，一下把蔡元培打倒在地，一帮学生就把蔡元培拖走，一边拖一边打，六十多岁的蔡老先生被打成那样。你说当年的学生狂热到什么程度，但是狂热能不能救国?所以后来刘少奇去中共中央北方局当书记，认为这些学生是搞“左倾”路线。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想没想抗日?当然想抗日，但是中国当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局面，你要想抗日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蒋介石确实在做准备工作：加强军备。我们需要有武器精良的军队，需要有一支精锐的中央军。是谁来帮助蒋介石建设中央军呢?希特勒。希特勒怎么热心到东方来帮助蒋介石呢?蒋介石对他有恩。希特勒在30年代初崛起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军火制造问题。军火制造需要稀有金属钨，当时全世界钨的储量90%在中国的赣南，当时中国的钨砂成了向法西斯德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希特勒的武器工业就因为有了钨之后，他的特种钢、枪支武器才造得那么好。所以希特勒就派人来给国民党军队当顾问，并且在1937年之前装备了国民党中央军六个师，都是德式装备。蒋介石一方面在扩军、在装备，另外一方面在削平各路的军阀，围剿红军。
我们知道，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一路走过去，贵州、四川一直到草地，蒋介石就在后边不紧不慢地追，他怎么就不彻底消灭红军呢?海外有个张戎写了本书，说蒋经国在斯大林手里当人质，所以蒋介石故意放走了红军，那是胡说八道。蒋介石当时消灭红军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正好有这个机会进入大西南，收编云贵川的军阀部队。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到四川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天府之国，易守难攻，将来可以作为中国抗日的战略后方。你看，在1935年的时候，蒋介石就已经想到用四川来做抗日后方了。所以他一边追剿红军，一边更重要的任务是收拾西南的军阀。龙云归顺了，很好;刘湘归顺了，也很好;王家烈不听话，给你撤职。这样蒋介石一箭好几雕，通过追红军把大西南搞定了。红军到了陕北之后又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最后促成了国共合作，红军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
到了1936年底和1937年初，蒋介石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而且他各方面的基本建设，特别是军队的建设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个时候日本急了，说不能再让蒋介石建设，如果让蒋介石多建设5年我们可能就打不动他了。所以日本军队是迫不及待地要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就在卢沟桥打响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枪。这个时候蒋介石也认为忍无可忍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认为他有条件和日本进行一搏了。于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的立场是：不求战、必抗战。但是蒋介石也认为他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他的条件还远远达不到战胜日本的程度。所以陈布雷替蒋介石写的公告里面这样写：“能战而不战，政府之过也;不能战而战，亦政府之过也。”就是我实力不够也要打，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就是用这种悲壮的心态投入了抗战。
蒋介石一开始还是希望能够打几个胜仗，把日本赶出中国去的。于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蒋介石集中了优势的军队，在上海主动挑起了战争。“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打的第一枪。当时想的很好，虹口区的日租界里，日军不过就是几千海军陆战队，我用二十多万人还消灭不了你几千人吗?但是战争一打响才知道，啃日本军队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日本军队在虹口，你跟他们打仗只能是打巷战，只能一栋楼一栋楼地争。在城市里打这种仗只能投入有限的兵力，所以日军一栋楼一栋楼地坚守，给国军造成很大的伤亡。日本军部觉得是时候可以大规模侵略中国了，所以它迅速派兵。当时国民政府是有绝对优势的，七十多万人，日军最高的时候连海军加陆军28万人，你说国军怎么打不过呢?我们说战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统帅部的指导思想，就是你的统帅部想怎么打，究竟怎么打，这才是决定性的关键。底下的士兵都是服从命令，千军万马其实都是做不了主的。
所以国军一看日本人增兵了，于是立刻转攻为守，沿着上海的黄浦江摆出了一条几十公里宽的防线。这是被动防御，你摆出了几十公里宽的防线，这几十万人够干什么用的?不就是那么几条战壕嘛。日军采取主动进攻的时候，是选择其中几个最薄弱的环节。蒋介石的军队是大杂烩，有中央军，是精锐，但是少数;大多数是各地的军阀，这些军阀部队装备落后、作战能力参差不齐。日本人就找你最薄弱的环节，大举突破，一突破就造成了你战线的全面崩溃。所以“淞沪会战”中日本人以少胜多，国民党军队从上海开始向南京撤退。
这个时候日本怎么办?本来日本天皇和政府就表示这个战争还是有限的，打到上海就可以了，但是当时上海前线的日本军队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是一个中国通，他说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而且松井石根要挟了日本政府和天皇，他就说，我带领4个师团一定要打到南京，要攻占国民党的首都，3个月消灭中国，让蒋介石投降。所以松井石根当时采取了大举进攻的态势，这样国民党军队就兵败如山倒了，一路向南京溃逃。检验一个部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是作战，在很多细节上就显示了中日军队的差距。撤退的时候国民党军队采取坚壁清野，所有的粮食都拿走，沿途的水井、水源扔上毒药或者死猫死狗，让日军大热天喝不着水，我看你怎么追?无锡一个古镇，当时日军的一个连追到这个镇上，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撤退了，结果看井里都是死猫死狗，没法喝水，怎么办呢?日本连长一定是大学毕业生——在那个时代日文中的汉字特别多，所以他们的汉语水平都是相当高的——这个连长就闯到了豪宅里边，去翻线装书，看这个镇子上有几个豪宅，每个豪宅里必定有后花园，后花园里必定有水井。这样，他依据地方志找到了豪宅，打开了水井，这个水井没有被污染。这叫什么?这叫有文化的军队，才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
我们说国民革命军抗日英勇不英勇?英勇。仗打得艰苦不艰苦?艰苦。牺牲的人多不多?多。我们从来不否认国民革命军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和付出的牺牲，但问题是，总指挥部是怎么指挥的?他们的作战思想是如何指导的?抗战初期的多次会战，国民党方面都表现出了被动防御这样一个态势，就是处处设防、步步抵抗。因为蒋介石是一国之主，在他的心目中国土是绝对不能丢失的。日本人打到哪儿我就要守在哪儿，我轻易不能丢失国土，所以我要坚决地防御。但是你这种防御都是属于被动防御，你有再多的军队你能摆多少里地?你能够重点防御吗?你知道敌人从哪个地方来吗?所以当时考虑南京还守不守，蒋介石的意思就是不守了，我们主动撤退，然后积蓄力量找一个合适的地点跟日军作战。当时却出来一位英雄，拍着胸脯说，我能守南京。谁啊?当年北伐军的将领唐生智，湖南的将领。唐生智打仗就是北伐的水平，就是拿着枪杆子冲的那种水平，他根本不知道现代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拍着胸脯说我能守，你守就守吧，蒋介石把十几万军队交给他了。唐生智表示，所有的轮船都运难民、运物资撤往武汉，我南京连船都不留，我表示死守到底，有进无退，跟南京城共存亡。唐生智又是照着老样子，摆出了一个宽正面的防线，你看看这么长的防线，100里都有了，你十几万军队不就跟撒花椒面一样嘛，不就是一两道战壕嘛。日军4个师团，照样重点突破，而且采取了沿着长江两个方向迂回包围南京的战术，结果第一道战线被突破，唐生智就慌了，慌了以后他自己先坐着小轮船逃跑了，十几万人就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十几万国民党军乱成一团，把枪扔了、把军装脱了，装成老百姓混到南京市里，日本军队到南京之后就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为什么日本要在南京制造这场大屠杀?就是要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抗日情绪，我占了你的南京，我占了你的首都，我还杀你的人，你崩溃不崩溃?他就是想让中国人的心灵彻底崩溃，然后投降。所以蒋介石当时是非常痛苦、非常悲愤，但他还是不投降，在这方面蒋介石是站稳立场的。但是我们说，你每一次会战都是几十万人，每一次兵力都超过日本兵一倍、两倍甚至五倍，可为什么每次打得一败涂地?关键就是国民政府的指导思想，就是防御。所以林彪在抗战期间就写了篇文章，谈被动防御与主动的积极防御是什么关系?他说你要是防御敌人，山有那么多座山，路有那么多条路，敌人会从哪里来呢?你处处设防就是处处薄弱，总是守不住的。说我们应该采取积极防御，什么叫积极防御呢?就是敌进我进，你也进攻我也进攻，我集中兵力吃掉你一块，给你造成震慑，让你腹背受敌，或者把你一个部队消灭了，这样敌人就不敢再贸然进攻了，起码他要有所顾忌，他要停下来再考虑考虑。所以说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做法。
国民党在这儿会战，打了一个又一个的大战役，全国人民当时也是在积极地拥护，高唱着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共产党怎么办?1937年9月，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主事者是张闻天。洛川政治局会议就是考虑八路军改编之后怎么上战场、怎么打的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也是血气方刚：国军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都是中国人，应该并肩抗战。所以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要全民抗战，统一战线。当时毛泽东在那个会议上处于少数，他总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想法：共产党要抗战;但是，第一，要保持独立自主，尽管是统一战线，我们也不能完全听国民政府的，我们要保持独立自主;第二，主要进行的还是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和运动战。但毛泽东的这些说法没有被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认可，尤其是彭德怀这些人。我们都是当兵的，怎么人家就能打、我们就不能打呢?我们当然能打。所以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是少数，他的认识、观点并没有为多数政治局委员所接受。但是毛泽东心里还是焦急，不放心——八路军要开赴前线了，要到山西去听阎锡山的指挥。结果八路军出发了以后，要派一个代表去联络阎锡山，就是彭雪枫。于是毛泽东就跟彭雪枫说：你到了友军那里，千万不要骄傲，一定要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你就说我们八路军装备很差、战斗力很弱，我们只能打游击战、不能打阵地战，只能配合作战，不能担负主要方面的作战，你去了就这么说。结果彭雪枫还真是把毛泽东这些话都告诉了阎锡山，阎锡山说那不要紧，我现在准备太原保卫战，在忻口那个山口我国军足够了，你们八路军就在旁边配合我们作战吧。于是林彪就带着他的115师来到了平型关。
你看看平型关的历史图片，还有十年前我去平型关拍的现场照片，几十年过去了，地形没变。这个地方叫关沟，沿着这条关沟再往山上爬，最后爬到山顶就是平型关。平型关在山顶上，沿着山脊都是宋代的古长城，这个关口正好把着一条羊肠小道，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地上山，所以平型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
如果按照国民党军队的做法，一定是守山脊、山顶的，摆成一条线，全面防御，依靠天险。但是林彪不这么想，他想打歼灭战，于是他在山下找条山沟，埋伏在山坡上，等日本的运粮队进入这条山沟，林彪一声令下，结果八路军就从山上往下冲，一边喊着“交枪不杀”——以为你一个运粮队能怎么样——没想到日军顽强，拼刺刀，反过来往山顶爬，要抢占制高点。结果仗打得艰苦激烈，打了一天才结束，把日本的运粮队消灭了。林彪报告中央，说我消灭了这个运粮队，消灭了敌人一千多人，我自己伤亡了六百多人。
后来学者依据日本的史料对这个战果提出了怀疑，说板垣师团才有多少人，一个运粮队能有多少人?实际这个运粮队才两百军人护送，剩下拉大车的都是韩国苦力和中国苦力。如果说日军是两百多人的运粮队，我们今天来看还是合理的，即以当时红军的身体状况和战术素养，两三个人拼一个日军还差不多。而且这场战争拼的非常残酷，没有抓住一个活的俘虏。当时有日军负了重伤昏迷，我们的营长还背着他想去包扎，结果人家醒过来就咬掉了营长的耳朵，只好把这个日军扔下扎死。所以就没有一个活口。毛泽东为此下了三条指示：第一，这是八路军的第一个胜利战役，要向全国人民广泛宣传，提高抗日士气;第二，为了提高抗日士气，允许把战果提高3倍。你找找五六十年代版的小学语文课本，平型关大捷，都说消灭了日军三千多人。第三，今后不能再打这种规模的消耗战。八路军三个师45000人，都是长征留下来的宝贝，你这么打够打几回?所以毛泽东后来在党内有个讲话，说我们发了通报，以后打仗的时候缴枪，对内报缴一支是一支，对外说缴一支是两支。
平型关大战之后不久，国军又遭遇了两次大失败。第一个失败就是徐州会战的失败。徐州会战开始，李宗仁进行了一个反击，当时台儿庄一战打得非常漂亮。结果日军又采取了迂回，造成李宗仁和汤恩伯大举溃退，日军紧紧追赶，汤恩伯马上要被追上了，蒋介石非常焦急——这10万中央军要被消灭了，蒋介石就彻底没有本钱了。怎么办?当时有一个人想办法，以水代兵，咱们掘开黄河口，制造一片泛滥区，阻挡日军的前进。蒋介石认为可行。于是炸开了花园口大堤。但是有一个账没算好，黄河正在汛期，河水暴涨，一淹淹成了一大片黄泛区，造成了上百万老百姓的流离失所。所以国民党军队每次被动防御失败之后，都要造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就是我们认为国民党抗日作战打的不成功的原因，可以说他们的指导思想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你什么地方都想守，结果你什么地方都被日军突破，然后你就不得不溃散，溃散之后就形成了大溃退，就造成了人民的死亡和流离失所。南京大屠杀，黄泛区大决口，还有长沙的大火焚城，这不都是大会战之后的大灾难嘛。
太原保卫战也失败了，阎锡山不得不放弃太原，这个时候华北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和军队，完全成了一片空白。华北当时出现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毛泽东一看机会来了，马上下指示，说我们共产党的抗战现在是实行战略性的转变，化整为零，到敌人后方去，到平原去，开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说麻雀满天飞，哪儿有粮食到哪儿去，哪儿有群众到哪儿去。于是这样，一边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一方面是共产党渗透到河北、山东，华北战场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局面，叫“犬牙交错”。
什么叫“犬牙交错”?国民党跟日本打仗都是楚河汉界，战线分明。共产党给日本人来了一个犬牙交错，你占铁路、占城市、占县城，我占铁路、县城周边的这些农村。所以后来台湾作家王鼎钧有一句形象的话，叫“日本人一条线、八路军一大片”。日本人就是沿着公路、铁路这些交通线在占领城市，但八路军恰恰是离开了这些城市和交通线，散布到山区和平原的农村，这下就打到了日军的软肋上。冈村宁次后来感叹：共产党太狡猾了，我只有一个弱点被他抓住了，就是日本兵太少。日本侵略的军队总共才两百多万人，绝大部分都粘在了正面战场跟国民党军队作战，你说后方留守能留多少人?一个县只能有一个连的日本鬼子，一个连的日本鬼子你想守住方圆百里的一个县，你只能在重要的地方修炮楼，一个炮楼里住一个班的日本鬼子、住一个班的伪军，白天一看平安无事，晚上一看八路在封锁沟里、青纱帐跑来跑去，你没有办法。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不求赫赫之功、不求短期见效，但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咱们是七分发展、三分抗战。主要是发展，怎么发展?告诉山东，一年之内给我拉起10万人枪来。有人说国民党不是给我们的军费是三个师的编制吗?不就是45000人吗?毛泽东说咱们是先斩后奏、只斩不奏，先拉起来。一年之内搞10万支枪，那你得打多少会战?不可能的。共产党最了解中国国情，在民国兵荒马乱的年月，哪个农村的土豪不买几支枪看家护院?所以山东、河北的地主老财家里有枪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八路军来到村里，唱着抗日歌曲，问“老乡们干不干?”“干!”“地主，抗战不抗战?”“抗战!”好，都归我。河北献县有一个回民支队，就是当地的回民武装、地主武装，就当了八路军。你不交枪?好，打你土豪，照样能把你的枪拿过来。
其实在平原上的老百姓多数都是愿意抗战的，都是愿意有人领导他们干的，你一个村、两个村总是势单力薄，现在有了八路军干嘛不抗战呢?所以八路军凭借种种方式在村里站住了脚。怎么在村里站住脚呢?老百姓不怕日本人?老百姓不怕你给我惹事?当然害怕。所以八路军刚到华北平原的时候，站住脚也是比较困难的，老百姓要么害怕，要么对你将信将疑。共产党就制订政策，说我们领导老百姓抗战，首先要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你要是照顾不到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怎么会跟你一块儿抗战呢?第一，成立了武装，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在你这个村里成立抗日武装就守你的村子、就守你自己的家乡，不把你拉着到处走，要是把你们这些老百姓拉着到处走，走没几里地肯定就跑回来了。你就守着你自己的家乡!这样老百姓有积极性。老百姓害怕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先投靠日本人，你看看是你投靠日本人好，还是投靠八路军好。好，投靠日本人，伪军维持会长下来收钱、收租子。皇军要粮食交粮食，皇军要钱交钱，皇军要各种各样的费用，其中有一项是“大姑娘费”。你要想村里姑娘不被强奸就交保护费。结果村里老百姓一算下来，闹了半天日本鬼子是贪得无厌，那还不如养八路。这可以让老百姓有一个觉悟过程，让他们比较比较，到底是当亡国奴好，还是抗日好。
另外在抗日根据地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肃清汉奸、肃清敌特。日本人的情报是最厉害的，情报有很多是汉奸提供的。没有汉奸帮忙，日本人在华北怎么能实现有效的统治?所以共产党说我们要想站住脚，首先就要打掉日本人的耳目，就是汉奸。这方面共产党也是有经验的。红军时期我们不是有肃反嘛，不是有政治保卫局嘛，到抗日根据地，每个地方都成立锄奸科、锄奸队，到哪儿以后先查谁是汉奸，猛虎掏心，你就是住镇子里、县城里，都把你抓过来杀了。这样震慑汉奸，让汉奸不敢再为日本人办事。
锄奸队经常夜袭，去抓汉奸。电影《小兵张嘎》的编剧徐光耀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里面说他是16岁当八路，因为徐是小学生，会写字，就让他去了锄奸科。为什么?能写布告、写判决书：“大汉奸某某某判决死刑。”干这个。有一天去摸汉奸，从一个镇子上摸了四五个汉奸，绑成一串就往回拉，结果天下大雨，通过封锁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犯人犯病了，不行了，倒在地上起不来了。队长说：徐光耀，过来!看看是不是大汉奸某某。徐光耀怕暴露，拿块绿绸子布包着手电一照，一张绿色的脸，看不清楚。徐光耀说，可能是。队长找了一个锄奸队员把汉奸砍了，剩下几个人继续牵着走。天一亮锄奸科长骂起来了：“徐光耀，乱弹琴!砍错头了!”其实半夜里，哪能看清谁是谁啊，说砍就砍了。徐光耀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刻。这说明共产党当时为了消灭日军的情报来源做了多少工作。八路军到这个村转、到那个村转，一到村里狗就叫，狗一叫生人来了不就暴露目标了嘛。所以八路军到哪个村里就先打狗，狗是汉奸。老百姓舍不得自己养的狗，但是一想抗日，我们得依靠八路，所以村村都把狗杀光了，所以八路军到哪儿都没狗叫。八路军做了这么多工作，才能在华北平原站住脚。
1938年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这个思想是经过国民党一次次大会战失败的教训后得出的，也有共产党红军时期的那些拿手办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种游击战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毛泽东的持久战，第一，就是承认敌强我弱;第二，认为抗战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三，最重要的，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到了1939年、1940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军败退到三峡，日本人打到了宜昌，马上就要进三峡了，这是国民党军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当时蒋介石和陈诚就让11师的师长胡琏去守石牌镇。这是西陵峡拐弯处的一个小镇子。守住这个镇子国民党就能守住三峡，丢失了这个石牌镇，三峡几乎就守不住。所以胡琏说：成功没有把握，成仁却有决心。
胡琏带着他的11师，在石牌镇坚守了一个星期。日军到这儿终于显现出弱点来了，三峡两岸都是羊肠小道，日军只能是一路纵队从这儿往里进，你的兵力再多也展不开。结果国军用枪、用大刀非常壮烈地厮杀了一个星期，终于把石牌镇守住了。结果日本人攻不进三峡，抗战正面战场的战线就也相继停顿。所以我们当年有一个说法叫“国破幸有山河在”，虽然我们挡不住日军铁蹄，但是我们还有太行山、秦岭、三峡、云贵高原，这些自然地貌终于把日军阻挡住了。于是日本人气急败坏，开始狂轰烂炸重庆。那时候的重庆被炸的是真惨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是没有屈服，还是在那儿苦苦支撑，蒋介石在日记里写着，简直是熬不住了，简直是想自杀了，但是想想自己的责任，第二天他又在那儿继续工作。这时他就给八路军下了一道命令，说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你们能不能在敌后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作战?
彭德怀当时是前线总指挥，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当然没问题，我们一定在华北好好的打一仗，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为正面战场做出配合。彭德怀当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日军在占领华北之后，为了对付共产党，搞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我们知道山西的铁路原来是阎锡山修的，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修的正太铁路(太原到石家庄)，都是法国人的窄轨。(现在云南昆明那儿还有一段法国人的窄轨。)而英国人修京汉铁路等宽轨，到石家庄换车皮、换轨，进不了山西。日本人一占领山西，把阎锡山的窄轨全拆了，全都换成标准的宽轨。这样日军的火车就能在河北、山西畅通无阻了。另外，日本还在华北平原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公路地基垫得高高的，垫高下面就是一条封锁沟，交通线纵横交错，把共产党八路军限制在一个一个方块里，就是公路网、铁路网中间有一个方格，共产党只能在这个方格里活动，可以说是被公路、封锁沟困死了，这叫“囚笼政策”。刘伯承说“囚笼政策”就想把我们一刀一刀凌迟处死，让你动不了。彭德怀也感觉是很大的压力，他想跟聂荣臻见个面都不可能，聂荣臻在晋察冀，他在太行山。所以。彭德怀的想法是打破袭战，把日军的交通线全部打烂，打破囚笼。他跟延安报告，毛泽东批准了，但是毛泽东没想到彭德怀打了个百团大战。
这个百团大战不是大规模的战役，跟淞沪会战都不一样。不是说几十万军队同时跟日军作战，而是各自为战。是当地的部队围困当地的炮楼，挖当地的公路、铁路，正规八路、土八路夜间一起出动，把铁路、公路挖了个稀烂。不仅破坏公路、铁路，还要袭击日军的基础设施，比如火车站、煤矿等，井陉煤矿当时是在华北的日本人最主要的煤炭来源，无烟煤，这个煤矿当时搞的很红火。因此，八路军聂荣臻部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袭击井陉煤矿，把人家的烟囱、水塔、锅炉都炸了，这些都是非军事目标。这些日本职员也不能幸免，八路军在打井陉车站的时候，结果把站长夫妇打死了，留下俩小女孩在那儿哇哇哭，怎么办呢?送到聂荣臻的司令部去了，聂荣臻养了一段。首长不能整天光牵着小孩啊，于是写了一封信，找个保长送到日军碉堡去了，说：他们的日本父母死了，送还给你们。结果这两个日本小姑娘又病死了一个，剩下一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后来80年代来到中国见聂荣臻元帅，感谢聂荣臻的救命之恩。其实人家爹妈不是军人，当时百团大战就被打死了。
这些行动引起了日军极大的震动。没想到短短的两三年，八路军悄悄地发展到这么大。日本政府和军部非常震怒，认为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司令官多田骏大将督战不力，于是把他撤了，派来冈村宁次大将。冈村是中国通，当过关东军的参谋，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他上任后就想怎么彻底地消灭华北共产党、八路军。他先把华北划为几个区域：治安区，北平、天津、保定，这是治安区，他的地盘;准治安区，太行山边，平原跟山区交界的地方;非治安区，太行山深处，八路军的根据地。他就说，我对准治安去进行扫荡，对非治安去进行彻底的毁灭。于是他一开始就做了大量的情报调查工作，有的是用汉奸来打听消息，有的就是日本人和汉奸混在一起冒充我们八路军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哪个村突然来了一群干部，帮着老乡挑水、帮着老乡做好事，说我们是八路军来工作的，你们周边还有哪些村住着八路呢?一看态度这么好，是自己人，老乡们就把情况告诉他们了。
等冈村宁次掌握了充分的情报之后，1941年9月，首先是对晋察冀——聂荣臻的司令部发动了猛攻。当时聂荣臻从阜平就带着老乡、干部向深山里边转移。进入晋察冀的通道就是狼牙山，当年就是一条山路，就守这一个山口。聂荣臻把掩护的任务交给了一分区，一分区把掩护任务交给了独立团，独立团坚守了一天，完成任务撤了。留下一个连，这个连坚守到第二天，又完成任务撤了。留下了一个班，这个班不满编，只有5个人，结果班长马宝玉是特别厚道的人，说：你看咱们要是也守了一天撤了，日本人跑的多快啊，恐怕还得追上老百姓。咱们能守一天守一天、能守一小时守一小时。于是他们转身上山往绝路上走，一边走一边打冷枪、打手榴弹，结果山下的日军被打急了：看你到底几个人，非抓住不可!这5个人最后上到了山顶，马宝玉说，我们绝不投降，大伙跳悬崖。班长和两个战士是飞身跃出去，结果就牺牲了。葛振林和宋学义他们两个人从山上滚下去了——后来我到狼牙山的山顶上才发现，这个狼牙山是金字塔型，山顶上是一个台、一个台这样下来，不是华山那样的峭壁。所以他俩滚到第一个台就被树枝绊住了，挂在半山腰上。等日本人撤了之后，他们被对面山上的老道看见了，赶紧找八路军救人，是易县的游击队把这两位同志救下来了。游击队当时的负责人就是后来河北师范大学书记余药夫同志。
这件事后来就作为我们八路军抗战宁死不屈的典型，予以表彰。但是一开始晋察冀军区说死了3个还活着2个，咱们修个纪念碑就叫狼牙山三勇士纪念碑，活着不算，牺牲了才算。在山顶上修了这么一块碑。第二年日军大扫荡，就把这个碑给炸了。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大伙就说，人家俩人怎么说也是跳悬崖了，没死那是命大啊，那也应该是五勇士啊!于是第二个碑叫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宋学义特别憨厚，腰给摔断了，不能在部队工作了，转地方去。解放后被转到地方当农民去了，什么待遇都没要，就老老实实当农民去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斗他，说别人死了你怎么没死?你是假英雄。就把宋学义活活给气死了。气死之后造反派把这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给炸了。到80年代，聂荣臻亲自题词，这才给重新塑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所以你们也别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战功老是不承认、老是不能实事求是，就我们自己这么一件事，你看要做到实事求是，都经过了多少年?
狼牙山五壮士这件事情确实表现了八路军宁死不屈的风格。当年只要是让你担任掩护，就是要让你作出牺牲，你就要不准备活着回去。但是在战争年代，人的心特别纯朴，像马宝玉就说，我们能多坚守一个小时，让老百姓更安全，我们也是光荣的。当年就是这种精神，所以特别的可贵。
冈村宁次第一次大扫荡之后，到1942年又发动了第二次大扫荡，这次大扫荡更厉害，叫“五一大扫荡”，准备把八路军的主力完全赶出华北平原。当时日本一支特工队一直打到了八路军的总部，太行山深处的辽县十字岭，今天叫左权县。《亮剑》里有一个情景，就是日本特工队攻到我们八路军的总指挥部，但是电视上演的跟实际不一样，电视上日本人都是穿着整齐的服装、拿着先进的装备，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全是穿着中国老百姓的衣服，依靠汉奸领路，才能深入到太行山那么深的深处，对八路军总部发起突然袭击的。当时左权参谋长就让这些干部们都四散突围。当年八路军总部里很多干部、文人，背着枪不能打仗。
历史学家李新回忆，他提着饭盒爬到山顶，看到左权。左权说快跑，快撤退。他们就往山下跑，又被日本的机枪封锁，一片开阔地怎么跑?李新他们看着战士们像百米赛跑一样，等一梭子打完，预备，跑!结果他们李新也学着，就这样逃出去了。逃到深更半夜，又渴、又饿、又累，看到山上有小房子、有小庙、有灯光，以为是老乡，就去找口饭吃，到了跟前一看都是扫荡的日本鬼子，累了，在庙里睡着了。李新说：我们三个人看到这几个日本鬼子，就悄悄退出来了。事后我们想，我们仨要是给他一梭子或者扔个手榴弹也能杀伤好几个日本鬼子，可是我们没有这么做，天生不是当英雄的料。我们说这个回忆是非常真实的，可以说当年那种残酷的大扫荡对人心灵的打击，和残酷的场面，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
天无绝人之路。1942年“五一大扫荡”结束之后，共产党迎来最困难的时候，正面战场蒋介石困守重庆，所有的沿海城市，包括越南都被日本占领。蒋介石最后的血脉就剩下滇缅公路。这时候又出现了转机：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美国人一参战，就形成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样，抗战后期就不是中国单独在打，而是美国、苏联、英国联合中国共同作战，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高潮。苏军出兵东北，美军扔下原子弹，最后日军被迫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抗战的后期，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国民党身处大后方，是一种消极等待的状态。有一部电影叫《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觉得那里面拍的非常真实——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民党在后方可以说是相当的消极，大家都在等待，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混过去。台湾作家王鼎钧写的回忆录，当年他是一个逃难的学生，从徐州一直逃到了汉中，走了上千里地。结果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到了一个地方，保长看见他们这帮学生，招待他们吃饭。保长问：孩子，你们是不是要到重庆去啊?能见到蒋委员长吗?王鼎钧说能见着，你有什么话要带?保长说，别再摊派了，老百姓实在受不了了，今天过一队兵找我们要粮食，明天再过一队兵，找我们要钱，我们老百姓哪受得了啊，你跟蒋委员长说说，千万别让军队再摊派我们。王鼎钧听了以后心里非常沉重。到了1944年，国民政府当时发了一个号召，叫“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号召学生当兵，王鼎钧就当兵了。到了军队以后每天就是两个字：挨打。训练不好挨打，吃饭吃多了也挨打，你起床起晚了更挨打……然后班长一边拿棍子抽你一边骂：“打你个老百姓!”王鼎钧说老百姓怎么也成了坏词?他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就是要把你打得麻木，打得你完全没有思想，变成一个服从命令的工具。
共产党在干什么?共产党从1942年到1945年一天都没闲着，正好利用日军不能进攻这段间歇，进行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清算了历史的错误，制定了我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扩大了根据地的建设，充分发动群众。在根据地里边首先进行大生产，让老百姓自给自足，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对老百姓进行教育。先让老百姓有饭吃，再让老百姓懂得什么叫民主。村里边老百姓也能当领导。再然后实行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说，我们陕甘宁边区就是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等等，把陕甘宁边区做到“十无”，再把这些经验扩大到其他根据地，充分动员群众，建立各级的基层组织。所以后来有人说，共产党为什么抗战后期能发展到90万军队、1亿人口的根据地?没打那么多仗，你怎么就能发展那么多人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知道人心。这三年时间共产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建设工作，真正地把老百姓凝聚到了自己的旗帜下。
你说国民党的条件这么好，抗战胜利之后国家都是他们的，蒋介石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怎么那么快就垮台了?因为国民党一旦回到沦陷区，连普通的科员都当了接收大员。到城市里一看这么多的房产、这么多的资产、这么多的钱，他能不动心吗?所以国民党里边没有规矩，没有进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见到这些财物，就发生普遍的腐败。蒋介石怎么也制止不住。一个政权各级的官员都发生了普遍的腐败，都在抢东西，都在捞利益，你说还有奋斗精神吗?还有那种励精图治的作风吗?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说，你不要看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没打那么多的仗，但是它确实把沦陷区的老百姓们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就是怎么样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怎么样不做亡国奴，这点共产党的艰苦细致工作确实没有白做。老百姓普遍拥护共产党，甚至美军观察组到了抗日根据地之后，也发现共产党领导下的老百姓确实朝气蓬勃，跟国统区完全不一样。所以即便不打仗，我们也必须看到抗战中的这一变化。
结语：我们纪念抗战，要纪念什么?
第一，就是抗日战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没有比独立自主、独立自由更宝贵的。正因为这种精神，中国尽管受难时间最长、伤亡最大，但是这个民族没有屈服。从蒋介石到共产党，都没有屈服，都是咬着牙把抗战进行到底，正因为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国才能坚持这么长期的抗战。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传统和历史。
第二，纪念抗日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世界和平。我们不但要牢记这段惨痛的历史——落后就要挨打，国家积贫积弱就会受到侵略——这鼓励我们要团结奋斗，把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另外也要告诉日本人民，发动侵略最终都是自食其果，以侵略别人开始，以自己惨败受害告终，这种历史教训对双方来说都是要牢牢汲取的，这样才能保证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人类的胜利，中国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是一个整体，各自都起到了各自的历史作用，缺哪一个方面都是不行的。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坚持8年的抗战，就不可能把300万日军粘在中国战场。正因为中国战场起到了这么大的牵制作用，美国才能在太平洋上战胜日本军队。正是因为中国的长期抗战，最终赢得了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和支持。所以人类的反法西斯战争是各方面都互相依存、互相帮助的，不要贬低、抹杀任何一方的作用，这才是客观的历史态度。
最后，我们在纪念抗战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爱国主义、特别重视气节教育，如果我们的后代没有这种是非观念，没有这种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那么以后再遇见大风大浪的时候，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卖国、出现汉奸。当年我的导师王仲荦教授，他给我讲他为什么会治魏晋南北朝史，就是因为抗战时他是青年学生，从上海逃难到重庆，一拉警报他就进防空洞，那不是待一两个小时的问题，有时候一蹲蹲一天。没办法，就是读书。他说我随身带的就是《资治通鉴》，因为这部书可以读很长时间，躲着防空警报读着《资治通鉴》，心里面就是四个字“取乱侮亡”，即一个国家之所以惨到这个程度，主要不是外来的侵略，而是自己的问题，你自己不分裂、自己不衰弱，外人是不会来侵略的。所以我导师对我的教育首先就是爱国，要有气节，这不仅是对我学术上的教诲，也是对我做人的教诲，我至今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