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蒋介石日记、孙元良回忆录、谢晋元书信、万连卿口述，通过将军、校尉、士兵三个不同面相，尽可能直达历史现场，来“还原”四行仓库之战。
迅速进入四行仓库，固守待命
1937年10月26日，淞沪抗日战场炮火连天，闸北北郊边缘交通枢纽大场失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秉承蒋介石指示，放弃上海北站至江湾间阵地，部署大军转移至苏州河南岸继续抵抗。此时，九国公约签字国代表云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准备开会讨论中日问题，为使中国在会议上占据有利地位，蒋介石要求嫡系精锐第88师留守闸北。
“我不同意。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
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表示恕难从命，觉得电话中无法把话说透，特派参谋主任张柏亭面报详情。“委员长有意要贵师留在闸北作战，把一连一排一班分散，守备市区坚固建筑物及郊区大小村落，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顾祝同开门见山，重申任务宗旨。张柏亭解释说：“事实上有困难，因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一旦分散配置，则维系力顿告消失。”
孙元良与第88师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顾祝同沉默了一会儿：“那么，你们准备怎样来实践委员长的意旨呢?”张柏亭分析说：“既然是出于政略考虑，似乎不必硬性规定兵力，也不必拘泥什么方式，不如授权部队自行处理。”顾祝同又问：“孙师长电话中，也曾提到这些，但没有说明究竟留置多少兵力?和守备何种据点?”张柏亭胸有成竹：“部下认为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顾祝同拍板：“时间已经不多了，那就照这么办，今晚要部署完毕，一切我会报告委员长。”
孙元良最终在来回踱步中决定，把一个团权宜变更为一个加强营(只是象征性增加了两挺高射机枪)，理由是“一团兵力在给养、卫生、休憩诸方面，反而会感觉不便”。黄昏时分，手令下达：“着第524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该团第1营(加强)杨瑞符部于本晚先在北火车站附近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师主力转进后，迅速进入四行仓库，固守待命。”
谢晋元，广东梅州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
杨瑞符，河北静海人(今属天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
上级还真以为留下了一个团，“北站附近据点，着由第88师派兵一团担任之”。蒋介石赶到松江召集军事会议，同样信誓旦旦：“我为什么还要留第88师一团人死守闸北?外国军人看见我们这一团孤立死守，危急万分，发出人类的同情，就力劝我们官兵由租界安全退出，但是我们官兵以未奉命令，谢绝友军的劝告，宁愿死守不退!”
由此可见，孙元良反感“战术”迁就“政略”，最后采取的折中方案不仅缩水严重，而且没有及时上报。事后为何无人追究?10月28日，宋美龄告知蒋介石：“上海各国司令对我军撤退计划之成功，与闸北仍留孤军固守，其英勇奋斗之敢死精神，均表示敬仰不置，而英军司令言及时，竟为之声泪俱下。”既然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已“唤起友邦同情”，又何必较真是“团”还是“营”。
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第88师下辖2个旅、4个团，师直单位有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骑兵连、特务连、辎重连、战防炮连、军乐排、卫生队等。孙元良有理由感到骄傲：“我统率的第88师，与第87师同为中国最精锐的两个陆军师。各级干部年纪轻，知识水准高，兵力充实，武器装备齐全，在全国军中首屈一指。除了中央军校以外，这两个师是聘有德国军官任训练顾问的仅有部队。”
张柏亭坦言，第88师在淞沪整补六次，早已面目全非，“这情形犹如一杯茶，初沏时味道很浓，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谈一次，越冲越淡”。实际可能有些夸张，顾祝同曾于9月中旬如实报告蒋介石：“第88师伤官71员、兵1126名，亡官29员、兵203名，补充浙江保安第4团官13员、兵756名，现有官572员、兵9402名。”
不过第524团比较特殊，确实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10月中旬，湖北保安第5团开赴上海，据战士万连卿回忆，该团“每连最多只剩下七八个人，我们两个中队对口编入第1营，所以湖北籍官兵特别多，大约占了整个营的80%”。鲜为人知的是，万连卿本属烈士遗孤，他的父亲万顺富早年参加红军，担任过通城县苏维埃主席等职。1935年8月，父亲英勇就义，万连卿作为县共产主义儿童团团长被捕入狱，多亏县长动了恻隐之心，将其送至保安大队躲过一劫。
第三战区一声令下，第88师主力陆续西撤，北站至恒丰路一带火光冲天。少校营长杨瑞符焦急万分，各连散布在火线上，“我担心谢团附着急，因命第1连之1、2排先往四行仓库集合”。第二天早晨，第3连、机枪连姗姗来迟，“因为事先不知道本营有新任务，又很久找不到营长的位置，所以误随本团2、3营的队伍撤走，幸好在路上遇着团部的人，得知本营留守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
所谓“四行仓库”实乃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信托部的物资堆栈，是一座25米高的钢筋水泥结构大楼，紧依苏州河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北堍而立，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谢晋元集合部队清点人数，全营合计420人，为了虚张声势，对外号称800人，遂有“八百壮士”之称。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今貌
起初，第1、第3连就像一对触角往外延伸，占领仓库两翼阵地，第2连摆放中央担任仓库外围守备。谢晋元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我警戒部队与之血战后，便放弃外围阵地，安然撤回仓库”。下午，杨瑞符亲自指挥战斗，第3连上尉连长石美豪负伤不退，“但敌攻势仍猛”，“蝟集西南墙根下有七八十名之多”，资深排长尹求成急中生智，带人登上屋顶猛掷迫击炮弹、手榴弹，当场炸毙7人。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模拟战斗场景
湖北通山籍3连战士焦友三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日军潜入墙根死角，试图坑道爆破，顶楼的壮士们“一个个身捆炸药包、手榴弹争先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像班长陈树生、战友张秋民(武昌人)、杨顺广(四川人)等就是这样献身祖国，壮烈牺牲的”。
任务与目的已达，不必再作牺牲
四行仓库很快引起全球媒体关注，蒋介石接见英、美记者：“我军留守闸北之谢晋元团，孤军奋斗，中外人士均受感动，且表示崇高之敬意。以与敌军野蛮残忍，受世人之唾弃，两相比较，则不啻有宵壤之别，此战虽退，犹有荣焉。”消息传开，无数市民涌向苏州河南岸，兴奋地遥望英勇的“八百壮士”和日军作殊死搏斗，甚至打手势通报敌人动向。
日军主攻部队为上海特别陆战队第10大队，平素主要担任基地警戒，尽管临时调来炮兵增援，终因顾忌仓库旁边的两个巨型煤气储存罐，招惹租界势力，不敢放手使用。基于相同原因，敌机虽然一次次盘旋在苏州河上空，但也只是威胁侦察，未见真面目投弹扫射。28日15时，杨瑞符日记形容“敌火力猛烈”，“仓库各楼中，枪弹横飞，烟焰蔽目”，实际伤亡微乎其微，当晚除有“三数人因负伤而被营救出外治疗外，余均安然无恙”。
总之，敌人的攻势称不上凌厉如潮。机枪连战士王文川当年只有19岁，70年后有记者提问：“国军是不是伤亡很大?”他说：“伤亡不是很大，但……很悲壮。”29日10时，谢晋元致书孙元良，字里行间亦可一窥战斗轮廓：“二十七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在八十人以上。昨晨(二十八)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
几个小时前，四行仓库升起一面国旗，迎风招展，鼓舞人心。这面国旗从何而来?女童子军杨惠敏冒险送旗的事迹曾经广为流传。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激动地发出慰问函：“谢团长并转亲爱的八百勇士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已充满了孙总理和廖党代表的革命精神、牺牲精神，不论是成功或成仁，都可以俯仰无愧了。”
租界当局忧心忡忡，一河之隔，谁能担保擦枪不走火，各国领事照会国民政府，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建议撤退“孤军”。国内部分群众团体，认为任务业已达成，应当“保全八百爱国将士之生命，俾为长期抗战之用”。30日，蒋介石同意撤军，“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应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
谢晋元极感惊异：“全体将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其所!请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张柏亭耐心劝说：“你们成仁取义的决心，固然十分钦佩，但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31日凌晨，“八百壮士”撤离四行仓库，在通过新垃圾时遇到日军阻击，两名战士牺牲，杨瑞符等20多人负伤。原本以为即可返还沪西归队，不料租界方面迫于日本压力不敢放行，致使“孤军”遭受长期羁禁非难。
“八百壮士”撤离四行仓库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遇刺身亡，追赠陆军少将。蒋介石通令全国悼念，给予极高评价：“谢团长留驻孤军营中，为时三年以上，历受种种威逼利诱、艰危困辱，卒能强毅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坚苦卓绝，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