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看他的教育理念-救国与救民

由网友分享时间：2024-07-31 加入收藏我要投稿点赞

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家有撰稿载黄埔军校旧址博物馆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实行了国民党改组，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这是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随后国共两党合力共建黄埔军校，创立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另一重大事件。在80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去探视这两件大事，我们也许会有另一番感受，但时代和历史给我们铸就的丰碑，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瞻仰或审视，它都仍然是风彩依旧，精神永存。

　　纪念黄埔建校，总结孙中山在建军过程中的思想，正确评述他的政治教育理念所带来的历史启迪，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创办黄埔军校是时势和政局的需要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仙逝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孙文主义》文章，发表在《党刊》总理纪念号上。他指出：“革命的领袖，贵在能洞微知几，尤贵在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他说：“总理的四十年革命历史，是洋货压倒了土货，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产生出来的。但同时没有天才的总理，也就没有这四十年革命的历史。”周恩来强调，没有时代的影响，亦无从产生天才的领袖，因此，孙文主义是时代的结晶，历史的产物。[1]周总理说得很对，我们今天去评论孙中山的思想和功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只有从时代潮流和历史的实际环境中去研究和评论他的事功，才能给人一个明晰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也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其作为时代伟人的真实涵义。

　　那么，孙中山成就伟业的20世纪开始的第1个10年代和第2个10年代是个什么年代？1920年1月1日，廖仲恺发表一篇《中国和世界》文章，他指出：“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形式成立后第八年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世界大同的元旦，我们中华民国这一天真可叫做普天同庆了。”可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却要在精神上、物质上等外国来救助，让外国来讲什么领土保存；做世界大同之枢纽的中国，却要在国内弄到南北分裂，对自己来说什么息争御侮”。[2]1920年10月1日，陈独秀也发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说法跟廖仲恺不一，但他也认为：“我们中华民国双十节是建设共和国底国庆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点）以至于多数人得不着幸福，固属当然；（上面曾说过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数幸福）即次少数人也没有象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数人所独占，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陈独秀进而指出：“中国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3]廖仲恺从民国建设无成造成国际强权干预中国政治，造成南北分裂，民族遭难论述20世纪头10年中国的国情，而陈独秀则从中国共和政治流产说明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不能将廖与陈的不同认识视为国共两党对当时中国国情的认识。然而，对共和政治的流产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困扰则造成政界和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分歧，未来的中国是沿着原来的共和政治的思路进行重构，还是用社会主义来代替共和政治，这是上个世纪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政局的基本走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和主义、联省自治各种解决时局主张的争抝，以及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省自运动派等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又扰乱了人们的神经，而各党各派政见不一，各自独立救国的倾向又延缓了拯救危局的进程。中国的出路何在？1922年11月李大钊在《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文中称赞在俄国十月革命火光里诞生的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是全世界劳农群众自己的祖国、先驱、大本营。他提议“象中国这样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议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他还提议中国应重视对俄外交，承认俄国劳农政府。[4]正是在共产国际的撮合下，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国共两党出于救国的诚意，有意合作，并产生了初步的共识“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5]

　　由此可见，没有国共两党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共同认识和国共两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妥胁和求同存异就不会有国共合作，没有国共两党合力革命的愿望，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的创办。

　　在列强宰制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想要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6]而“贵乎有党者，盖在集合国民力能活动之分子，结为团体，在一主义之下，为一致之奋斗。故其要义，一在有主义，二在有团结，三在有训练。”[7]没有统一的党的领导，没有党领导下的忠于国家和民族的军队，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统一都是没有希望的幻想。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解决时局的手段是革命，而革命的关键是人才和枪杆子，所以培养懂得军事，善于指挥国民干革命的人才便成为迫不急待的事情，黄埔军校就是在这种时势和环境下诞生的。

　　蒋中正在1924年1月17日从广州赴肇庆参观西江讲武堂时对学生演说，他说：“我此次由省城到肇庆，一路看见交通阻滞、民生凋残、一片凄凉的景况，触目惊心，想起来是十分难过。凡此种种，皆是我们革命军应任其咎的，与我们革命的本愿实在是大相刺谬。”他指出：“诸君来讲武堂肄业是为什么？……我认为诸位同志将来毕业以后，有两种责任，一种是改良军队的责任，一种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我们革命数十年，到现在仍未达到最后的目的。自民国以来，在北京政府做为总统的人，如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没有一个不是为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作傀儡，来压迫我中国自己的民族。假使外国列强不借款给他们，不卖枪械给他们，他们的伪总统无论如何做不成，种种卖国事业他们绝对不敢去做。照这样看起来，捣乱中国，使中国内争延长，至今不能组织一良好政府的人，不是中国北洋的军阀，实在是外国帝国资本主义的列强。他们站在北洋军阀的背后，操纵一切，嗾使他们扰乱，使中国陷于长期的混乱，竟致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做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所以本党革命，首先要破坏在北洋军阀背后发纵指示以捣乱我国家的列强势力，然后中国民族乃有独立的希望。”[8]这话讲得不错。他讲到了问题的要害，即中国必须重新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可是离这次讲话只3天（2月21日）蒋中正便向孙中山具禀，并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辞筹办军校职。自1月24日，大元帅孙中山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派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7人为筹备委员。1月28日，孙中山指定黄埔旧有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为陆军军官学校校舍。2月6日设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于广州南堤，从8日始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制订各省区招生计划。从上任到辞呈还不到1个月，蒋中正就甩担子不干了，并不顾孙中山的劝挽，便擅自离开广州回浙江奉化老家省亲去了，在这之前他信誓旦旦讲了一通国政党应该要救国的大话，真要他担起培养革命人才的担子进行救国，他又甩担子不干了，这是为什么？除了蒋氏患得患失之外，其中当然也有其思想和实际上的困难原因。2月29日，孙中山给蒋中正发了艳电，告诉他：“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于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9]3月2日，蒋中正便给孙中山一封长信，缕陈其不受重视的委曲心情，其实他离职而去是对其没有更重要的军政大权的抗议，是向孙中山要权要官。他在信中说：“去岁中正离国远游，本作五年十年之计，初未尝有匆匆往返之意也。及闻石龙失守，先生不知下落之报……是以激于义愤，决心回国，只期朝夕随从左右，图报万一，而不复问个人之处境如何困难矣。不料到粤月余，终日不安，如坐针毡……抑中正之荩诚，今与昔异，而才力反不如前，以致失信于党，见疑于上也。中正自知鄙陋……对先生惟思竭其忠悃，以为图报之地，而乃事与愿违，竟有不得通其意达其志者……。”[10]接着他又表示：“中正不回粤，尚不能置身党外，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此虽中正避嫌远引，不敢干预一切，或蒙先生曲谅，不令兼任他务，以全其孤陋之志，然而恐势不可能！”[11]蒋中正虽口口声声说：“我在民国12、13年之间，什么事都不愿做，而只要创办军官学校，教育全国青年军人，为我唯一的志愿”，还说什么他“不为私而为公，不为权利之争，而为道义之行”，其实他是心怀鬼胎，以自己的言行来视探孙中山对其信任的态度。在孙中山的规劝下，1924年4月14日蒋中正虽离沪赴粤，21日他回到广州，便去谒见孙中山，26日即莅黄埔，入军校视事，但他则是心怀他意。黄埔军校虽得以完成筹建任务，定1924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但由于蒋中正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所以这个以国共合作共同创办的军事学校，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危机。蒋中正与汪精卫、蒋中正与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蒋中正与俄国军事顾问之间的磨擦和矛盾时有发生。但诚如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1925年7月1日第3期开学典礼中所说：黄埔军校的成立有重大的意义，“各地的青年学生来到国民革命的中心地黄埔”，“就是要记得我们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并且还是一个革命的先锋”。“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上去做。我们这一年多的历史光辉，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到了那时，才能以机关枪大炮报（广州）沙基惨案的仇。因为中国人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不知道近代的潮流，这完全希望各位作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12]所以，尽管蒋中正与其他真正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容共政策的人的想法相左，但黄埔军校得以开办还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摇篮——黄埔军校，它不仅寄托了民族复兴、革命成功的希望，也是当时时势和政局的要求，所以黄埔军校的创立标志着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力量的聚合和统一中国的必需。它在中国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创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联俄的结果

　　为什么孙中山要创办黄埔军校？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么一所学校？

　　最早提出国民党要建立军事学校的人不是孙中山，而是共产国际来华进行联络工作的代表马林。马林，1921年初接替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到了中国。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两年。这期间他奔走国共两党领导层之间，广泛地宣传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他于1921年12月10日经上海国民党总部张继邀请，由上海起程经武汉、长沙到桂林会见孙中山。[13]经陈独秀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以马林的翻译身分随行。23日马林到达桂林即同孙中山进行3次长谈，马林和孙中山正式交谈苏俄承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以及孙中山与苏俄结成联盟的问题。[14]马林还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建议。[15]

　　尽管建立军官学校的主张不是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来，但由于他北伐统一中国的需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统领，能为自己的主义奋斗的军队的思想早已存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演讲，他讲了5课，第一为军人的精神教育，第二为军人精神中之智，第三为军人精神中之仁，第四为军人精神中之勇，第五为军人精神中之决心。孙中山强调：“本属军人，固曾受军人教育，亦曾受军人之精神教育。”革命军人当以革命精神为已任，而革命精神来自于教育。他指出：“今日之革命，与古代之革命不同”，过去之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今之军人必须“具有特殊之精神，造成革命军人，方能出国家于危险”，才能完成“救国救民之责任也。”也只有这种军人，才能“防御外患，在保卫国家。”接着孙中山便讲述革命军人之精神：智、仁、勇。智在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已。仁之种类分为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勇在于长技能、明生死。每一个革命军人都要决心成功、成仁。[16]在这一讲中，孙中山就对军人教育的重要性，以及革命军人应具有的精神和决心作了详细的阐释，从中我们可以知晓，孙中山的建军思想集中在救国救民，革命军人要具有主义及目的。作为革命的军人就要立下决心建造新中国、“造成光辉之革命。”后因种种原因，孙中山桂林北伐受阻，只好回营广州再设指挥部于韶关再度北伐，但由于军队不多、军器、训练不良，虽有联络张作霖、段祺瑞建立军事合作直捣吴佩学直系军队的计划，也有将失业工人改为工兵，以及“征集爱国之士，编制国军，定为义务”的打算，但这些设想均未能如愿实行。就算你能临时拼聚起来的所谓军队，但因未经教育和培训也不能厉行军人的责任。特别是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更感到没有一支忠于国民党忠于他、忠于三民主义的军队，他虽想要北伐统一中国，但成事永无可期。所以，孙中山有意建军。

　　1922年8月9日，由于北伐军回师广州失利，孙中山离粤经香港赴上海，8月14日抵达上海。此间马林作为越飞的代表也抵达上海。8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举行中央会议，进一步讨论时局，以及与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马林在上海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苏俄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以及军事合作等问题作了认真的会谈。8月30日，孙中山致函蒋中正，告苏俄有一军事随员近期来沪，询问军事情形，命蒋速来沪备筹一切。[17]就是对孙马会谈军事的具体化，但由于当时孙中山急于联络各地军阀力量与吴佩孚、陈炯明军事力量摊牌，对于建军一事暂时搁置。又由于改组国民党的事迫在眉捷，所以他强调党务工作的重要。暂将建军之事放后。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工作分政治、军事、党务进行。“我们的政治进行，现有许多人在北京，还有许多人散在各省，分头担任。我们党里的军人，就多在南方活动。现在本党修改新章，就要觅一班人来担任党务进行。”“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18]抓党的建设，发扬国民党人的革命精神，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起来救国不能说不对，但只强调“党务进行”，不重视“军事进行”，正是孙中山吃透苦头原因之所在。在那个武装的反革命反对武装的革命的年代里，的确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枪桿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事武装便失去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凭藉，空言救国救民是毫无用处的。但这时的孙中山对于军事斗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都欠缺，弄到他一时谈军事，军事失利又谈政治，两者都不能解决问题又谈党务。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又天真地发表一纸《和平宣言》，提议直系、奉系、皖系、西南护法各省军阀“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和平统一。[19]他呼请各派裁兵，化兵为工，共谋国家建设。宣言发表后，各方反应冷淡，真正拥护孙中山裁兵和平统一的人一个也没有。应该说孙中山在建军的问题上是有失误的，长期来都寄希望于利用各地军阀现存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结果是真正听从孙中山指挥，愿为其政治服务的一个人一支部队也没有。空言北伐，高叫统一中国，都是一种宣传和宣示，孙中山没有兵，光叫别人裁兵，犹如以虎谋皮，徒托空言。不重视“军事进行”，正是孙中山护国、护法、第一次北伐受挫的真正原因所在。

　　对于孙中山的行为，共产国际一再给予勤告和启迪。中共党人也时有批评文章发表，指出孙中山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与各派军阀周旋的错误。经过当时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党人的批评，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1923年1月13日越飞即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写信，在信中越飞指出，孙逸仙的党，即国民党以及他本人，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近几个月有很大的改变，越飞在信中说孙逸仙“承认了我曾多次劝说他的东西，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泛中国的政策，光靠军事手段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变革，即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他希望通过政治的、外交的途经影响中国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20]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不等于不要军事手段，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这时反对孙中山使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恐怕是孙中山改变看法的主要原因，而关键又在共产国际异想天开劝说孙中山与吴佩孚真诚合作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错误估计中国形势做出的错误决定，起了不良的影响，因为南北军阀均有不同的背景，在帝国主义的干预下中国不可能有和平统一的可能。共产国际指出孙中山应加强对群众的宣传鼓动是应该的，但为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军事斗争的准备，则是一种误导。

　　当时的孙中山固然没有放弃军事斗争的打算，但苏俄、共产国际不明晰的中国政策对孙中山也发生影响，所以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代表也时有讨价还价之嫌。诚如越飞所指出的，孙中山当时有两套军事计划，“一套是立即行动的计划，另一套是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采取的。”孙的第一套计划首先打算彻底消灭陈炯明。但不管怎样，在战胜陈炯明之后同吴佩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孙逸仙打算派自己的军队和效忠于孙的湖南省和从孙拥有10万军队的四川省向吴佩孚得以支撑的河南省洛阳和汉口进攻。

　　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即实行第二套计划，即通过广西、山西等省，将孙逸仙拥有的10万军队转移到蒙古边境地区，在新疆和库伦与苏俄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这支军队由苏俄装备起来，经过两年训练则进行最后的“北伐”。由此可见，孙中山此时没有放弃军事斗争的打算，但有按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方式行动的思想。[21]但共产国际和苏俄当时既不会拿出钱来装备孙中山的军队，也不准备派人帮助孙中山实施自己的计划。所以这种所谓的计划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实际意义，但如按共产国际的建议从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计划来考虑中国的未来，无疑军事解决问题的思想对于孙中山来说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签署后，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宣布确立。随后廖仲恺与越飞赴日本会谈《孙文越飞宣言》细节，而军事问题是廖仲恺与越飞会谈的中心问题。越飞在会谈中指出：“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藉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廖仲恺与越飞在会谈中达成协议：苏联将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与此相关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解决军事资金问题。[22]由此可知，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孙中山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与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越飞讨价还价后才定下来的。这与其说是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沈鸿英在广州叛变的需要，毋宁说是他思想的转变，是他为了实现其救国救民，进行国民革命和统一中国的需要更确切。这个转变使他的救国救民的主张有了实现的可能，也是孙中山晚年真正理解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涵义所采取的一个带“根本性”政策的体现。

　　1923年2月2日，国民党本部举行中央干部会议，孙中山命张继传达他拟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意见，“嘱同人就旅沪同志中，择其富有军事学识经验者，列单呈览，以便择任，先组织军事委员会。”与会同志推出柏文蔚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并决定如仍有推荐者，“应于三日内函呈先生”。[23]随后，孙中山又致函山西国民党人陆世益，告“文不日返粤，于改组党务、创立党军、宣传党义诸端，皆拟依据进行。”[24]2月12日，蒋中正致函孙中山询问他返粤行期，次日孙中山即复函蒋氏告“弟寒晚或删早行，如兄赶不上，请乘他船速来为祷。”[25]2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经香港抵达广州下榻农林试验场。当天在广州设立大本营，就大元帅职，以大元帅名义，管制海陆各军。[26]3月2日，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正式成立，随后孙中山一方面贯彻裁兵为工和平统一的主张，另一方面宣布建设广东的施政意见，不过这时期孙中山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改组国民党，一是重组军队，包括创建军事学校。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通过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同孙中山为总理的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统一战线。6月21日苏联政府派往中国帮助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军事顾问抵达北京，顾问波列亚克、格尔曼、斯莫连采采夫留京外，其余4人于1923年9月至1924年1月先后到达广州。[27]随着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建立黄埔军校的工作便在紧张的筹划中。1023年8月16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启程赴苏联，作为期3个月的访问。该团以蒋中正为团长，沈定一、张太雷、王登山为团员，是日由上海乘“神田丸”启程赴苏。19日抵大连，转搭南满铁路客车北行。9月2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孙中山为代表团赴苏分别致函列宁、托洛茨基及齐契林。代表团在苏考察3个月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回国。[28]在苏期间，除列宁因病不能接见外，代表团受到苏共中决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以及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副教育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的接见。他们在苏期间考察了红军的训练情况，参观了莫斯科的工业企业。9月9日，代表团全体成员与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会谈，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希望苏联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派去华南的人愈多愈好。交换意见的结果，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中国派遣的学生到俄国军事院校学习。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可收3至7人，陆军学校可收30-50人。蒋中正提出，依照孙中山的代表在北京同加加拉达成协议将要在广州开设的军校要增加学员的数量。斯克良斯基指出，经过实践，拟议中的黄埔军校50人教学班，效果良好，不反对增加派学员。[29]10月6日鲍罗廷抵穗，受到孙中的热烈欢迎。

　　据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记述：“孙中山亲切会见了鲍罗廷，向他详细打听了苏俄的情况。孙中山最关心军事和工业。……鲍罗廷在向孙中山讲述红军的情况时，使他注意到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在鲍罗廷详细告知苏联军队组织和战斗生活之后，孙中山表示：“我们的军队中缺少这个。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30]鲍罗廷还允诺孙中山，广州可以用优惠条件从苏联取得武器和军需物资；苏联还将提供军事和政治的专家帮助广州实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31]至此，苏俄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党军，训练军队的谈判已基本完成。11月19日晚，孙中山在大本营举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研究党纲的修改和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的问题，关于创办军事学校问题虽未作出决议，但通过改组国民党，加强对民众宣传，将民力与兵力结合起来同为革命奋斗已成为执委会成员的共识。这就是改组国民党，加强对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单靠军人奋斗，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确立学习苏俄以“党员奋斗”，“兵力帮助”的方法组织及训练党员及军队便成为孙中山的既定方针。[32]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11次会议，会议复决议国民军军官学校事项如下：校址，推定孙科、吴铁城会同军事专员2人筹备；国民军军官学校委员应办之事：（1）定校址；（2）设备；（3）器具；（4）预算购置费及安设妥当；（5）校内事务所之指定开始办公；（6）物色款员，征求学生。[33]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标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议决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1月24日，孙中山便委任蒋中正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至此，黄埔军校便随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而决定正式开办。

　　上述可见，黄埔军校的创办是孙中山学习苏俄以党治军思想形成的标志，也是国共两党为了实现国民革命，完成统一中国使命的产物。蒋中正后来也承认，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官学校”。[34]所以，黄埔军校是为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为组建国民革命军做干部准备而创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创建黄埔军校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三、从黄埔军校，看孙中山的政治教育理念

　　黄埔军校是根据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提议，按照苏俄红军建设的经验在广州开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是按照党指挥枪，通过改组国民党，重视和加强宣传民众，动员民众投身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发动国民革命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思路创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它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也是一所学习军事，政治的政治学校，因为它是党立军事学校，故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又以校址在广州黄埔岛上，亦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以造就国民革命军干部，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所以要求考生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才有资格报考。[35]入校后，又要求学生要“亲爱精诚”，以三民主义作为革命先声。[36]也即是要做到“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37]每一个学生都要“尽忠革命职务，服从本党命令，实行三民主义，无间始终死生；遵纪五权宪法，只知奋斗牺牲，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38]可见，黄埔军校是以严格的政治和思想作为首位任务去培养学生，要求学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39]使学生得到最好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由于学校的教育性质决定黄埔军校的教育是政治和军事教育并重。据黄埔军校教育总长方鼎英所述，本校的教育，在使全校学生于短少时间内，造就革命军官必要之军事政治知识；并同时本孙总理“亲爱精诚”之校训，及蒋中正校长“统一意志，团结精神”之格言，养成学生牺牲奋斗之精神，俾成为革命军队之干部人才，及专门军事与参谋人才为目的。其教育的程序，大概可分为学生队（本科）高级班，入伍生，及学生军，军士教育四种。而每种的教育都不能离开军事的训练、政治的训练和党务的训练三项。为使黄埔军校学生了解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精悉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以期对于革命能尽忠诚的任务，本校规定为学生开设《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党的组织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通过讲授与学生广泛阅读结合使学生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革命知识，了解国内外大势。又因为黄埔军校，是培养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学校，毫无疑问对于战术、战略学、战史、作战计划、动员计划、参谋勤务、后方勤务、输送勤务、兵棋、国际公法，及其他军事专门学科，如无线电、航空等类都在教授和研究之列。[40]将政治与军事教授结合起来，培养懂得政治，精通军事的高级军事管理人才便成为黄埔军校的基本诉求。

　　黄埔学生来自除新疆省外的全国各地，他们都以同志的态度如兄弟般地研求革命的学问，无论是那里来的人都一律讲中国的普通话，除了党的组织之外，不允许以感情结合的小团体，或以地方主义结合的同乡会等小团体合法存在。毕业学生不仅分发到各省各军政机关，并分发到各省公开的或秘密的各种工农运动及军事运动工作。[41]本校1至5期共培养7399名学生，其中第1期645人，第2期449人，第3期1233人，第4期2654人，第5期2418人。[42]他们来自全国26省，不少师生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的核心和骨干，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建立了赫赫战功，因此，黄埔军校被誉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在我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军事政治学校的任务，它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军事的。所谓政治的，就是说它的教育理念是政党的教育，是为实现党的主义和政策而设立的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创办的，所以学校的组织系统，首先是校本部，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组织校本部最高领导，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很明显，这是党指挥军队的建制，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的军校，以军校作为基础创立的国民革命军就是国民党的党军，它不是国军，因为当时国家处于分裂割据，军阀武装遍于南北各省，没有中国的统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国军。所以，为了统一而建立黄埔军校，为组建国民革命军培养人才，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所采取的一项顺应时局的重大决定。这个决定是在国共合作的大前提下实施的，所以它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两个主要政党及工农商学各阶层的基本诉求，无疑它是正确的决策。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就此作了全面的阐释。孙中山指出：“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那是因为“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今天开办这个学校就是要向俄国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而“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何谓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所以要成为革命军“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来革命。”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要造就高深学问，就要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的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报章，都要参考研究。“革命军是做救国救民的军人”，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个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43]同一天，孙中山又发布“陆军军官学校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44]

　　从孙中山对黄埔学生的要求和希望可知，黄埔军校是为救国救民目标而设立的，是为了实现中国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而设立的，从他建立国民党掌控的军事学校来看，孙中山的教育理念完全是从苏俄布尔什维党统管红军的理念中移植来的。它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培训革命军的各级领导，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去实现党救国救民的目标。这种政治教育的理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没有黄埔军校，也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军，没有国民革命军，也就没有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胜利。从后来的实践看，黄埔建军是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的重要表现，是他经过近40年的革命实践才总结出来的没有军便没有权，没有权便不能建设国家的宝贵经验。所以，黄埔建军应该肯定。但是党军也有其局限，这就是它不可能只是为国家民族服务，而主要是为阶级利益奋斗，所以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带有狭隘的偏私和利已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能纠正，也就难免会在阶级矛盾尖锐时变成为某些人的利已工具，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民革命军发动政变屠杀同在黄埔军校学习生活的共产党人便是明证。所以，作为军校坚持政治教育的理念是应该的，但这种理念要防止军校的学生向偏私方向发展，诚如孙中山所说“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象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45]孙中山所言甚是，但真正做起来则很难。党军向国军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握政权的历史使命未完成时，军队只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抵抗侵略的职能也不可能完全确立，因此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还是要坚持的原则。欧美发达国家如英、德、法、美，它们的军队号称国军，但它们也得遵从执政党的意旨行事，不过它们法制较健全，能按一定的法制游戏行事罢了。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党该不该指挥枪，而是如何地指挥的问题。正因如此，对于孙中山的党军思想和党指挥枪的原则要加深研究。当然党指挥枪，即保持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也有一个指挥得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如果党指挥枪滥杀无辜百姓也有一个是非问题的评判，但对于政党指挥枪，不能不加分析地就加以否定。

　　[1]转引自《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83页。

　　[2]廖仲恺：《中国和世界》，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352页。

　　[3]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376页。

　　[4]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402页。

　　[5]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0页。

　　[6]李大钊：《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7]《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6日。

　　[8]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8页。

　　[9]孙中山：《致蒋中正电》，《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6页。

　　[10]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0页。

　　[11]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2页。

　　[12]周恩来：《十四年七月一日第三期开学讲演录》，《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页。

　　[13]《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14]同上，第18页。

　　[15][日]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中译本，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294页，本文对马林赴桂林的路线和在桂林与孙谈话的次数记录均错，但他记录了马林向孙中山的三条建议：（一）政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有关马林赴桂林与孙中山会唔的情况，可参考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08-1413页。

　　[16]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0页。

　　[17]孙中山：《复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5-536页。

　　[1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43页。

　　[19]孙中山：《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198页。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4页。

　　[22][日]山田辰雄：《关于廖仲恺1922年和1923年的两次访日》，《廖仲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47页。

　　[23]《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版，第1047—1048页。

　　[2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80页。

　　[25]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册，第16页。

　　[26]上海《申报》，1923年3月4日。

　　[27]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宣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6、3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