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鼎英是黄埔军校初建时期有过重要影响与作用的著名军校人物，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教育长、代行校长等职，主管黄埔军校入伍生教育与训练，其在军事与军校教育方面造诣颇深。
崛起湘军，挥师广东
方鼎英(1888－1976)又名同春，别号伯雄，1888年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新化县时雍团(今称圳上镇)方家村一个农耕书香之家。
方鼎英4岁私塾启蒙，因家道艰难，立志奋发图强，不敢懈怠。1897年10岁时考入本县白溪市大成书院就读，1899年12岁考入长沙明德学堂乙班，习普通学科。1900年3月考入湖南省立实业学堂（后改高等工业学堂）肄业。
1902年春，方鼎英15岁时，时湖南巡抚赵尔巽，拟由各校选送5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方鼎英由实业学堂选送考试被录取，继赴日本东京，初入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兼补习普通学科，不久迁神田区新化同乡会事务所与创办《民报》时担任编辑的陈天华同住，即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1905年方鼎英投考日本振武学校(学军事的预备学校)被录取，1908年由振武学校毕业，奉派日本野战炮兵第十六联队入伍训练，当士官候补生。1909年方鼎英进入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1910年参加同盟会的小组“求知社”，其间入社的以军人为主，例如蔡锷、唐继尧、曾继梧、赵恒惕、张耀曾及政论家宋教仁等。1911年春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完成长达九年的留日学习经历。
方鼎英回国后，初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入伍生总队炮兵队教官。1911年秋，武昌起义爆发，应炮兵司令曾继梧邀南下，参加汉阳之役的司令部工作。1912年任湖南岳阳镇守府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教练科科长。后辞职，到北京任陆军部炮兵科一等科员(中校)，负责编辑陆军炮兵操典射击教范及军士、兵卒教科书籍，此后颁行全国。
1917年，方鼎英乘北京陆军部派员赴日留学陆军专门之议事，携眷带薪再度赴日留学，入日本东京陆军炮工学校普通、高等两科各一年，日本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一年，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一年，共留学四年。
1921年春，方鼎英应湖南督军赵恒惕等联名电邀，返回长沙任湖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这时赵恒惕在湖南筹办自治，倡言联省自治，而有出师援鄂之役。方鼎英被赵委任为援鄂总指挥部参谋长，在赵李桥、羊楼洞，击溃王占元主力部队孙传芳部。
1922年，方鼎英奉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委派赴日本视察。回国后在上海晤谭延闿并劝谭随孙中山革命，到湖南发动倒赵（恒惕）运动。1923年谭延闿奉孙中山大元帅令入湘讨贼，方鼎英被委任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宋鹤庚）司令部参谋长，率部直趋衡阳讨伐赵恒惕。后宋鹤庚离职赴沪养病，方鼎英遂代行讨贼军第一军军长职务。
1922年6月，陈炯明部粤军在广州发动兵变，谭延闿奉孙中山电令，即率方鼎英等湘军部队，南下驰解广州之围。同年9月，方鼎英率部到达广州后，由谭延闿带领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当面嘉奖方鼎英，并赠手提机关枪八挺予其部队，并由孙中山大本营颁令方鼎英续任驻粤湘军第一军代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1924年2月，方鼎英率湘军进驻广东河源新丰交界处，与时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初晤相识。同年，他率湘军主力配合滇粤各军东征，于河源、新丰之役重创陈炯明部。后因湘军南来水土不服而病死过半，方鼎英遂率部返回湖南。1925年中秋前，他再应谭延闿电邀赴广东。
效力黄埔，主持教育
黄埔军校筹办初期，方鼎英在湖南统领宋鹤赓部湘军，人数最多时有万余官兵。湘军中许多青年军人受国民革命运动感召，在军中闻讯投考黄埔军校，由于当时校方规定投考黄埔军校必须要有举荐介绍人，由此他曾举荐介绍刘保定（黄埔一期）、陈育南（期数不详）、宋仁楚（黄埔五期）等进入黄埔军校就读。在此前后期间，谭延闿曾多封电报催促其南下广州，缘由是这时军校教育长缺位，因属意方鼎英接任，故谭延闿致电他南来，因他久未到广州，汪精卫遂推荐邓演达代理教育长，蒋介石有所抵制，但苦于身边尚无合适人选。
1925年8月，方鼎英抵达广州，被谭延闿任命为驻粤建国湘军整理处副监，兼建国湘军第一军讲武学堂帮办。同年11月，谭延闿、蒋介石推荐，拟让方鼎英出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12月，广东召开统一军事教育会议，蒋介石以陆军总监身份，主持该会议，议定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将各军系在广州开办的所有军校停办，学员统归军校管理。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将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的任命状给方鼎英，言明归校长直接领导。因为此时邓演达仅以少将衔代理教育长，而方鼎英在湘军已任过代军长兼师长，并曾任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已是中将军阶，无论是军中资历或当时军衔地位明显在邓之上，故此时期有关军校教育训练事宜皆由方来确定。其间，方鼎英受蒋委托，接办第三期毕业分配与第四期升学事宜。
1926年4月初，邓演达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方鼎英于1926年4月19日被颁令接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兼任入伍生部部长。同年7月20日，他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兵器研究处处长。其时黄埔军校随着广东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而扩张，学员与教官剧增，军校经费开支也由第三期以前每月二三十万元，增加到每月百数十万元。由于方鼎英系士官第八期生，而在校任职的何应钦、王柏龄（皆为士官第十一期生）等均系其后学，故其在军事教育与训练方面有了较多话语权。为缓解军校与时俱进的庞大训练计划与军事训练教官缺员情势，他先后推荐介绍了黄慕松、张华辅、周斌、张春浦等一批士官生入校任高级教官或教职。同年7月北伐开始后，方鼎英奉命留守后方，任黄埔军校代理校长，兼任广州长洲要塞司令部司令官。就任前方鼎英曾推托，提出返回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到前方参加北伐，蒋介石谓之：“本党命脉在黄埔。今以党的命脉交给你，责任何等重大，而你却欲回二军去带兵北伐!只要你把学校办好，将来还怕没兵带吗?”方只得接任代行校长。其间因副校长李济深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及广州后方留守处主任繁多职务，黄埔军校教育训练事务皆落方鼎英肩上，这时校本部及平岗、蝴蝶岗、燕塘等地计有教职学员入伍生12000多人。
1927年3月4日，方鼎英被选举为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五届监察委员。同年4月15日，李济深奉命主持广州“清党”，对于黄埔军校的“清党”事宜，方鼎英承诺以黄埔军校教育长兼代行校长全权负责，并向李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自宣布清党之日起，给予三天时间处理，在三天之内，凡属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是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是请拨给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的可预支五个月。他向李济深应允，此三件事能答应的话，在“清党”期间绝对有把握不致出乱子。李当时表示同意。方鼎英回军校后，遂将诸事布置。三日以后，在校本部特别党部内成立“清党”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后方留守总部，办理军校“清党”事宜。此后，军校各部、处、团、队以嫌疑被检举的人更多，但方鼎英认为对于黄埔军校“清党”时发生的无数血案，李济深是“坚决主张的第一人”。当时负责军校“清党”操纵实责的系邓文仪（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兼代主任）等黄埔早期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