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系 李吉奎 撰稿 载黄埔军校旧址博物馆
在中国近代史上，黄埔军校特负盛名。这所军校以其特殊的建校背景，成为蒋介石攫取军权、统治全国的起家权力支柱，是中外无数论者和传记文学作家所津津乐道的题目。应当承认，研究黄埔军校，已经新意无多了。不过，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来说，往往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由邓文仪任发行人、台北实践出版社1985年6月16日再版的《黄埔建校六十年简史》（黄埔建国文集编纂委员会主编），便是一册令人读后实在不敢恭维的黄埔军校校史。它在评论孙中山所急于结交的苏俄时指出：“俄帝处心积虑，先后派马林、越飞等来华传播毒素，遂有陈独秀、李大钊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赤化中国的工具”。在讲到建校的过程时则说：“广东虽为革命根据地，派系分立，以陈炯明为首的东江集团，邓铿为中心的粤东集团，以许崇智为中心的福建集团，相互猜忌，勾心斗角，图逞私利，黄埔创立以前兵连祸结，民生凋敝”。上述两段话，前者是出于反苏反共需要的偏颇之言，实置孙中山于难堪地位；后者则不知所云。该书有些记述，读者易知其谬。不过，另外一些记述，则属似是而非。据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建立军官学校于黄埔”；“十三年五月三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这两则记载实际上都不正确。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全部“一大”议程并无决议设立军校之事，在此之前，已决定成立“国民军军官学校”，而勘定黄埔建校校址，是1月28日的事。至于5月2日对蒋介石任命的，是“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无“中国国民党”五个字限定词。这关系到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问题，不可不辨。
连黄埔一期生邓文仪这些人为其母校编的校史都有如此不正确的或者荒谬的记述，这就难免使人感到对该校创办历史实有正本清源的必要。值此黄埔军校创办八十周年纪念之际，笔者乃撰为《黄埔军校创办原起》一文。本文分为四部分，一、孙中山创办俄式军校的历史必然性；二、孙中山新办军校的定名；三、孙中山新办军校校长人选的决定；四、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校长就职问题上何以对孙讨价还价？叙述失当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一）
从1895年密谋发动广州重阳起义开始，迄1923年为止，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已经走过28年的艰苦历程。在此期间，他领导了反清、反袁、护法，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北伐，不断从事武装斗争。不必讳言，在孙中山经历的武装斗争中，他先后与会党、新军、南北武人，甚至与日本浪人、军人合作，但获胜的记录却是少之又少。失败的道理很简单，他从未掌握过一支以其思想主义、政治理念武装起来的军队。孙中山深知培养一批军事干部的重要性，他在日本、在美国，虽曾设想和实际筹办过类似青山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但因条件所限，成效甚微。国内的陆军大学、广东的陆军、海军学堂，入粤客军的讲武堂、随营学校，甚至第三次开府广州时大本营军政部办的讲武堂，是孙中山耳闻目睹或自己的属下，自然会给他深刻的印象，一旦条件许可，必定要办一所符合自己要求的军官学校。
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时，1918年，他接受了临将去职的广东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省长亲军，交给陈炯明，移驻福建，这就是“援闽粤军”。从1918年至1920年“援闽粤军”返粤驱走盘踞广东的桂系之前，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支持粤军的生存、发展。粤军返粤、占据广州之后，地位发生变化，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北伐、联省自治、选举非常大总统等一系列问题上，意见分歧，逐渐无可调和，最后演变为1922年6月16日陈部粤军兵变，攻打观音山总统府，逼走孙中山之役。孙中山对于自己被部属背叛所造成的惨局深感痛心，也深受刺激。他回到上海之后，除了与奉张、皖段及洛吴等国内各派势力寻求合作以对抗陈炯明外，则是在国际上寻找有力的合作伙伴。
陈炯明驱走了孙中山，重返广州掌握省政。但是，他失败得如此之迅速却使国内外的政治观察家们大感意外。1923年1月14日，接受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的西路讨贼军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部及部分广东军占领广州，陈炯明退回东江。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粤军则从福建回粤。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随后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先在东郊农林试验场设大元帅府，为策安全，后来将大元帅府设于河南士敏土厂。有的评论说，孙中山的号令不出帅府。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他不能完全号令驻广州的客军，粤军也不能收指臂之效，这却是实情。桂军沈鸿英时服时叛，与陈炯明不时窥伺广州；杨刘军在广州分区割据，控制税收，胡作非为，使得气愤至极的孙中山谴责他们打孙的旗号来蹂躏广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对孙中山来说革命前途是毫无指望的。为了图存和发展，孙中山别无选择，只能将从1922年开始的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进行下去。而国民党改组，用今天的话语表述，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最重大的项目，便是黄埔军校的创办。孙中山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深知如不能得到国际支持，国内的事情将无法有效地处理。所以，他曾要求英、美、法、日等西方主要大国帮助，对日本期望尤殷。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认真考虑过准备与孙结盟。与西方列强相反，在欧战中通过暴力手段推倒旧政权建立起来的苏俄，在经过对陈炯明、吴佩孚等人的联络后，最终选定以孙中山为其在中国的合作对象。孙中山推行联俄外交的重要契机是中共成立。马林、越飞及鲍罗廷，是孙俄合作的关键性人物，前者主要是拉线搭桥，后二人是具体落实。
一个重要政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马林是在帮助建立中共之后赴桂林会晤孙中山的。他们在会谈中究竟讨论了哪些问题，当时并无正式记录。日本人古屋奎二的《蒋介石秘录》言之凿凿地说，马林向孙建议：“一、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2]这些“建议”缺乏档案、资料来源的依据，实不足凭信。但类似的说法在相关的学术论著中却不断出现。连美国韦慕庭教授也相信，“（黄埔军校）办校的宗旨是：培训出一批可资信赖的、有政治素养的下级军官，在新建的忠实的党军中充当基本力量。这种想法，也可能是1921年12月马林灌输给孙博士的，后来经过了越飞和孙中山在上海的商议，又经过越飞和廖仲恺在日本的讨论。”[3]韦慕庭上述说法，是比较慎重的，因为他无法找到马林与孙第一次会见时的谈话记录，不能确定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更遑论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军校了。但又无法否认建议一类的话，所以他采用“也可能是”这种留有余地的用语，毕竟孙关注军事，也想了解苏俄的军事状况。在十月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包围苏俄，有人甚至公开表态要将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俄国白党与外部势力相互应，这个新生的政权可谓遍地荆棘，内外交困。但是，经过四、五年奋斗，苏俄依靠红军，居然击退了外国侵略，也荡平了白党的势力，孙中山对这种局面，当然会感兴趣，俄国人能办到的，为何我办不到？自然会联系到自己的建军问题。这就是马林在与孙在上海第二次会谈后于1922年7月11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的，孙在桂林会谈后多次在集会上“强调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的表态。[4]
李玉贞研究员是完整梳理过马林档案的中国学者。她在其新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5]一书中，归纳了马林与孙第一次会晤所谈的七个要点。其中第一点是“孙中山最关心的是俄国军队的组织和军队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第五点是，他断然拒绝了与苏俄结盟的建议，认为联俄是日后的事。第七点，“孙中山虽还不想马上同苏俄结盟，但是他愿意派一个可靠的同志到俄国去。”这就是当年张秋白的俄国之行。可以查到的他们谈话的重要内容大致如此。而且，以苏俄的专制体制，对马林的授权应当是有限的。既然还谈不到联俄，当然也不会谈国民党改组，更加不可能讨论建立军官学校之类的事情了。
陈炯明兵变促成孙中山决策联俄，改组国民党。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孙联俄的基础。随即孙派廖仲恺与越飞同船赴日，在热海，双方讨论落实“宣言”中的细节和一些未曾公开的问题。
廖越会谈的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不过学术界普遍接受这种说法，即他们商议了筹办军官学校以及苏俄援助、派代表团访苏等问题，其主要根据是，一、越飞的秘书向记者说了一句话：“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6]二、为开办军校提供经费。韦慕庭指出，广东省财政厅在1924年5月22日提供了186，600元，财政委员会决议军校每月经常费为银三万元。“不过，标明日期为1926年4月左右的一份从广州发出的俄国人的报告称：‘这所军事学校是1924年由我们创办起来的，开始，它是依靠我们的经费来维持的。’若干年以后，鲍罗廷告诉路易士·费希尔，苏维埃政府为这所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捐赠了三百万卢布。这大约相当于中国货币二百七十万元。”[7]这些钱款的转交手续是如何完成的，不详。但它与1923年廖仲恺赴日应是有关的。日本山田辰雄教授征引当时日本与越飞谈判的代表后藤新平秘书内藤民治披露的内幕，日方已将日本渔业部门为补偿在日本海苏方一侧捕鱼的三百万元“由日本银行转到越飞手中，再由越飞转到匿名的廖手中”。另外，《大阪每日》记者布施胜治援引孙中山与张继的谈话，称：“俄国从1924年前后起，每年给广东提供二百万元的援助”，其中七十万元是黄埔军官学校的费用，一百三十万元是“国民党的政费”。[8]其实，关于越飞与廖谈判以后决定给孙提供款项的事，绝对可靠的是1923年5月1日越飞从热海致苏联政府转致孙中山的信，内称：“我们准备向你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关于武器装备，同函称，物质援助是8千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俄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条件。”该函强调此事必须严守秘密。[9]雪中送炭，孙中山深为感激。国民党改组时期，包括创办军校的费用，主要是廖仲恺去筹措的。其经费来源，又基本上指望苏俄的支付。大概是蒋介石不赞成拿俄国人的钱办中国人的事，所以有关经费来源的事显得颇为神秘，1924年4月3日，廖致电蒋介石，谓“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10]只是不问而已，蒋当然晓得款项是从何而来的。
在今天看来，苏俄的经援、军援都是很有限的，况且也不是慷慨无私的。但是，就是这些有限的援助，对于四顾无援的孙中山来说已经是喜出望外了。他在收到5月1日苏俄政府转发的越飞函电后答复说，该电使他“感到大有希望”，并表示：“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现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11]“赴莫斯科代表可能是张继和蒋介石。强烈坚持改组党和政治宣传。”-后面这两句话，是马林在电报上向越飞提出自己的要求和看法。由此电报，可以看出孙中山当时的心情和态度。可以说，在1923年下半年至次年初，孙中山忠实地贯彻了自己在复电中的承诺，除了应付陈军，他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国民党改组和创办军校的问题上。所以，当苏俄军事顾问抵达广州后，孙中山在会见这批顾问时便急切地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又说，“我们希望你们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的未来军官。”[12]
孙中山创办俄式军校，从萌发念头到成为现实的过程，大体上是两年左右的时间，它与联俄外交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由此可以证明，他创办俄式军校实有其历史必然性，是联俄外交的具体成果之一。此事彰明较著，毋庸置辩。
（二）
1936年南京方面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二卷，开宗明义地写道：“本校为党立军事学校，故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又以校址位于广东黄埔岛上，亦称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按理说，国民党人自己编写的军校校史，对于自己军校的校名，如数家珍，应该是没有记错的问题的，但是，上述两个校名，都是错的。准确地说中国国民党1924年在广州创办的军官学校的正式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因地得名，俗称“黄埔军校”。细说从头，这个军校校名，曾经三易而后定，即陆军讲武堂，义勇军，国民军军官学校，陆军军官学校。
1923年7月13日，东江战事正紧之际，蒋介石借口“为许崇智所齮，愤而辞职，避往香港”，次日返宁波。临走留下一封给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实际是给孙中山的信，内称：“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13]这是明目张胆地向孙中山要挟，但是孙中山还真的满足了蒋的意愿。8月5日，据蒋氏年谱记述：“秉从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在辞职返甬前，蒋介石任职大元帅大本营参谋长。8月16日，蒋介石率团赴俄。10月6日，鲍罗廷抵广州，孙中山聘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0月15日，在广州举行的党务讨论会上，通过一项陈安仁提案：“建议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本党党员，及本党党员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14]另据李敖所藏党务会议录原件，记“1924年11月6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15]该提案通过后，具体情形如何，欠详。当时程潜任总长的军政部开办了一个“中央陆军教导团”，地点在北较场营房，后来改名“陆军讲武堂”（1924年归并入黄埔军校），它与上述党务讨论会上通过设立的陆军讲武堂（学校），应系两事。由于10月28日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另外孙中山所倚重的蒋介石又在国外，所以办军校的计划，似无大进展。
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一直在谋图反攻广州，1923年11月12日，陈军陷石龙，孙中山从石滩返回广州，形势十分危急。是日，临时中执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在讨论时局问题时，鲍罗廷认为只要充分动员工农群众，还是有可能战胜陈炯明的，他提议建立一支国民党党员自愿队，开赴前线抵抗叛军。这个意见被接受，会议决议由临时中执会召集各分部执委及组织员，于13日在广东支部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组织义勇军问题。这次会议详尽地商议组建国民义勇军之事，推荐廖仲恺起草义勇军组织法，提交临时中执会正式会议讨论。在15日的临时中执委第六次会议上，讨论了廖仲恺起草的义勇军组织法，决定设立一个供给部，向义勇军提供粮食、用具、军械、衣服等；在组织上，确定教员，教员入营工作，委任军事专家二名，监督及辅助教员从事训练。该供给部由五人组成，以邓泽如为部长。当时形势继续紧张危急，18日陈军分两路进攻广州，前锋抵龙眼洞、瘦狗岭及车陂、石牌，讨贼军得市民支持抵御，又得豫军、湘军从北江前来支援，终使陈军全线溃退，广州转危为安。在19日举行的临时中执委第七次会议上，孙中山出席，除了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外，还决定召集有军事学识的党人约数十人，日间为学生讲习高深军事学及党义，夜间训练义勇军。
对于义勇军组织的活动，国民党“一大”期间，1924年1月21日，临时中执委谭平山对大会作了报告，说义勇军组织，党人加入者甚踊跃，两日之间，达五百余人，后因我军反守为攻，敌人窜退，于是有义勇军组织变为本党军官学校永久的组织的决议。这个军官学校，是国民军军官学校。[16]
国民军军官学校已经开始筹办。1923年11月26日，国民党临时中执会举行第十次会议，孙中山主持了这次会议。鉴于军事形势有所缓和，关于义勇军问题，会议决定建立国民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教练长陈翰誉，政治部主任廖仲恺，筹备执行委员廖仲恺，校址定于租借某园。次日，临时中执委会议决议筹组军校事项，推定孙科、吴铁城会同军事委员二人筹备军校，应办之事为：一、定校所；二、设备；三、器具；四、预算购费及安设妥当；五、校内事务所之指定开始办公；六、物色教员，征求学生。[17]这时蒋介石访苏仍未返抵国门，可谓校务主持乏人。军校校址，选定测量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病院。据刘峙在《我的回忆》中说，陈翰誉是许崇智的上校参谋，“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18]或许是这个原因，12月5日，临时中执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由秘书处拍电报至上海，询蒋介石何日可至粤就军官学校职，而蒋之抵上海，是十日后的12月15日，此时尚在苏俄也。
这个学校为何称为“国民军军官学校”？有可能是与国民党相对应。但这个校名尚未正式使用（1924年1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已刊通讯：“国民党前由恳亲会党务讨论会时，经决议组织军官学校，现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议进行，命名曰国民军军官学校。”）便改了名。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筹备委员为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等七人。这里正式使用“陆军军官学校”校名，迄孙中山去世，在正式场合一直使用这个校名，“国民军军官学校”的校名，便弃用了。
对于这所“陆军军官学校”，1月27日戴季陶致函蜀中友人说：“在此次大会之前，已由总理决定在广州设立一养成本党党军干部之军官学校，以养成了解本党党义政纲、具备最新军事知识之人才。教育方针除军事教育训练以外，并加以政治教育（本党历史）、政治经济之基本知识、本党政纲大意、三民主义之内容等，大约两个月后开始，目前正在积极预备中。至于学生，则由各省就同志青年中挑选”。[20]这是戴季陶对创办黄埔军校宗旨的理解，日后他在军校中的活动，大都离不开这个宗旨。1月28日，孙中山指定以黄埔岛旧有的广东陆、海军学堂旧址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这便是“黄埔军校”称呼的由来。
历史资料表明，黄埔军校的任命状、校牌、校旗、招生简章及第一期毕业证书等，都称为“陆军军官学校”，可见，这是该校的正式名称。但是到了1925年2月东征陈炯明开始，布告中便开始自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同时也继续使用“陆军军官学校”名称。至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与“广州陆军军官学校”一类的称呼，最早出现在1924年6月的上海民国日报通讯上，不过它并不是正式的校名。那么，为何会出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这一校名呢？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奇中认为，“学校名称，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后来蒋介石说到这个学校的名称时总是说成‘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大概是在企图肯定这个学校是属于国民党而不是属于共产党也不是国共两党共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本质和发展。”[21]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考核名实，应是称作“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改组、改名之后，这个军校已经逐渐变质了。至于1926年汪精卫在将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训话时所说的“本来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的时候，是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话，创办时他不是当事人，所说别有用意，并不符合实际，故不足深辩。
（三）
要办好一个学校，首先要选好一个校长，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孙中山选定的蒋介石，这是一般人都晓得的。然而，说起来，当初校长的人选，并不是仅蒋介石一人，在国民党内，曾经出现过几个人选，即程潜、许崇智、孙中山、以及蒋介石。
先谈程潜任校长之事。前文说过，程潜任总长的军政部在北较场办了一个讲武堂，招了一批学生，受过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据包惠僧回忆：“黄埔军校开办之前，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苏俄去考察军事，决定派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认为这一次的联合战线黄埔建军是开创性的局面，以他同孙中山的关系与他曾到苏俄考察军事的条件，他说一切既是学习苏俄，程潜那一点日本派的旧的军事知识有什么用处呢？他既不愿屈居在程潜之下，就愤然离开了广州。”[22]包惠僧从1925年2月开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所言应当不虚。另一位曾就读桂军讲武堂后来归并到黄埔军校的覃异之，也说到“关于校长的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当时无论在党在军，都是后辈，孙中山先生派他为军校副校长，已经是‘不次之迁’。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对这个任命很不满意，就离开了广州，跑到上海，表示消极。”[23]孙中山终于否定了有关程潜任命的考虑。孙中山与许崇智的关系，起于中华革命党时期。许是中华革命党军事部长。在援闽粤军中，其地位与陈炯明相伯仲，陈叛孙后，许成为孙部粤军总司令。许是广州人，服务桑梓，与孙的关系自非杨刘滇桂军可比，故孙也曾考虑由许任军校校长。据前揭刘峙《我的回忆》所记：“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这位教练长不孚众望，后来蒋介石搭班子，便再也没有用他了。
程潜、许崇智都未能当上军校校长，军界人士又反对蒋介石（此人生性乖张暴戾，同事者实在难与相处），故要求孙中山自任校长。据国民党党史会藏的“会议记录”，1923年12月8日，在孙中山提名以蒋介石担任军官学校校长后，部分同志请愿要求孙自兼校长，并在本日举行的临时中执委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中作成决议。但孙中山未予采纳。[24]关于孙中山任军校校长之事，1924年1月3日的上海民国日报通讯已透露，“闻该校已定孙总理担任校长一席，其余各事，经陆续筹备云”。当时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也说，“人们原来认为孙中山本人要担任军校校长”。[25]但是，孙中山坚持要由蒋介石来当校长。一名黄埔学生记述说：“自孙中山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之日起，广东各实力派人物，认为是一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争夺颇烈，而孙则属意于蒋介石，各头头不同意，争论不休，孙曾忿然曰：‘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26]李奇中则具体指出是哪些人反对蒋介石当校长：“不少人反对蒋介石担任这个重要职位，例如李济深、范石生、杨希闵等等。李济深被派为黄埔军校的教练部主任，实际上拒不到差，反叫邓演达代行职务，就是表示不喜欢这个校长。”[27]中国政党政治尚处于幼稚园阶段。稍为有点影响的政治党派也无不充满会党色彩。即使开明如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他自己的角色定位就置于全党之上。他在1921年12月曾对马林说，“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予智自雄，他是以我为中心处理党务政务军务与外交问题的，使用蒋介石，便是基于这种思想意识。在当时，孙之用蒋长黄埔军校，与用邹鲁长广东大学一样，一文一武，用其所长，似未考虑到一旦蒋介石掌握了军事干部，控制了兵权，进而操纵国民党，睥睨群雄，号令一切，逐步收拾异己，形成军事独裁。以枪指挥党，蒋氏实中国第一人。后起者不过步武蒋氏而已，未尝有所发明也。
关于为何孙中山坚决任蒋介石长黄埔军校的缘由，许多著作已经深入探讨过，无非是历史渊源与政治现实。传说蒋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加上保定军校的学历，给人一种印象，在军而言，蒋系科班出身，决非草莽绿林民军土霸之属。从辛亥革命、反袁至护法（粤军漳州时期），蒋氏均与其役，有此历练，非与徒作纸上谈兵者可比。他与陈炯明积不相能，但与许崇智却能“和衷共济”（许将权交蒋，非如炯明强势作风）。陈英士是反袁时期孙中山深相倚重之人，陈死，其亲信继续与孙交密者惟蒋氏。“六一六”事变事出苍黄，使孙中山泊舟白鹅潭，颠踬困顿。在水深火热之中，亲信四散之际，蒋氏闻讯千里急难，追随左右。其难人之所不能，枨触情怀，孙中山与蒋氏的关系，岂能有可移之者？在粤客军将领中，可用者并非无人，但情多泛泛。许崇智胸无远略，且生活腐化，畀倚之重，实堪衡量。如前所述，早在1923年5月1日电报中，马林已对越飞表示孙将派蒋介石及张继率代表团赴苏俄访问。8月间蒋之成行，虽然有其要挟成分，但孙之所派，亦与马林及中共、共产国际之认可有密切关系，若马林、中共不认为蒋是可接受之人，蒋是无法访俄的。正是此次访俄之行，给蒋介石在政治上大大加分，从而予人们一种印象，蒋介石是知俄派，是孙中山联俄的重要执行人-实际情况如何，外界并不知晓。
按照蒋介石手定的蒋介石年谱稿，他此次苏俄之行系“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并未提及考察军事之任务。明白无误此行乃为考察军事，而年谱中不予提及，实在不可理解。苏联沃龙佐夫的《蒋介石之命运》说，蒋介石的任务很具体：“讨论军事政治问题，达成关于苏俄政府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的协议”。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了。”[28]蒋介石对苏联的军事经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考察了红军的组织序列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干部的培养情况，应该说，凡此均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为他筹备军校提供了参照数。
综上可知，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人选虽有多种考虑，最终还是决定任命蒋介石，其中曲折不是没有理由的，至于蒋介石担任此职是否人地相宜，如果不是事后诸葛亮，那么我们很难提出什么批评意见。由于这所军校从酝酿至成立问题丛集，迄1926年改组之前，充满变数，可以认为，从一开始就矛盾尖锐的状况，均与蒋氏有关，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蒋介石为何在就任黄埔军校校长问题上与孙中山讨价还价。
（四）
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一行离开莫斯科启程返国，12月14日，他在大连至上海的船上“属游俄报告书稿”。15日上午抵沪，下午3时返宁波，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集舱房叙别，劝公（蒋）即回沪，处理一切党务”。[29]为处理改组问题，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汪胡廖，以及鲍罗廷，均在上海。无论他们如何催促蒋赴上海商量要件，他就是窝在奉化老家不出来。12月20日廖仲恺电告：“前途要件寄到，鲍君有事与商，学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22日，汪胡廖联名函蒋：“弟自送兄船回，即已以兄意函达先生。今晨展、恺及弟复联电先生乞速发展，并乞沧白勿辞。此事总可如兄之所言，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万不能以此一事遂耽搁来沪之期也”；“弟等以为此事或较省长问题为尤重，兄不可因小失大也”。此事为何事，不详。1924年1月29日，杨庶堪（沧白）、廖仲恺互易广东省长、大本营秘书长，则蒋之所求系由杨任省长。不过，蒋之所求可能不是由杨长期任省长，观以后蒋介石向孙中山要求以胡汉民任省长（取代杨庶堪）许崇智任粤军总司令（蒋为参谋长），则此事应是要求孙任许为粤军总司令，别有用意，一时未得答复，故作返粤稽延借口。
12月26日，汪胡廖又联名函蒋，谈了几个问题：“一、今恺将归，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若不来，必致失望。二、十三日国民党党员大会已告成立，十四区分部同时组织，现已就绪。党事较一切为重，兄所主张者，今诸问题待兄至而决，兄迟迟不来，党事无形停顿，所关甚大。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诸如此类，非兄来不可，省长问题犹在其次。沧白就否，尚须有数度之磋商，兄若坐待省长发表始来上海，此层似非必要耳。”望蒋收到此函后，即速命驾。27、28两日，张静江、汪精卫继续去函催促，汪还转去24（敬）日孙来电。28日廖仲恺再函表示军校教务长俟蒋就职后决定人选，政治部主任推戴季陶，并告知汪胡鲍等人返穗之期，最后要蒋乘1月4日船，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孙中山敬日之电说：“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兄意对于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两兄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30]但是，蒋氏对各方函电催逼，就是不答不应。他在家里忙些什么呢？日记称，是“息影慈庵，佛案焚香，绕茔抚树”，入夜则闲躅山门外，完全摒绝外事。他的妻子陈洁如则说，他在家写访苏报告，写得很慢，总共写了四十页信笺，她还引了几段内容。不过，笔者查对了陈所引函件的内容，却是1924年3月14日致廖仲恺长函之一部分，是赴广州就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旋又辞去、返回奉化后所写。[31]
蒋介石的这篇访苏（游俄）报告，是邮寄给孙中山的，看过的人极少，这点是可以肯定的。据悉，原稿和抄正件，既不见于蒋氏个人档案（大溪档案），也不见于国民党党史会库藏，所有各种孙、蒋的年谱、传记均未引录其内文，估计是不在人间了。至于这个专门汇报考察印象、关系对苏政策及党务军事意见的内容，可能主旨是反对联俄容共。他日后在《苏俄在中国》书中追述说：“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前述3月14日蒋氏致廖仲恺函中说得也一点不含糊：“尚有一言欲直告于我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甚至说，“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32]从上述这些言论，人们不难发现，蒋介石访苏之行，回来得出的结论，是联俄终无善果。这个结论，与孙中山正在兴头上改组国民党，立意依靠俄人办军校的政治愿望完全相悖，孙看了蒋写的报告以后，心中当然不能毫无感想，但大政方针已定，不容随意改变，所以还是催蒋来粤，面商一切。
蒋介石是1924年1月16日到达广州的。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蒋不是大会代表，没有资格正式与会，只能列席，说白一点，是旁听者。24日，孙中山颁布蒋任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2月3日，孙中山又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33]6日开设军校筹备处，8日举行校务筹备会议。各省招生名额也已拟定，共324名。15、17两日，蒋还参观了石井兵工厂、肇庆西江（粤军）讲武堂。但到21日，他却写了一个辞呈，称“自维愚陋，不克胜任”，未经批准，便擅自跑回奉化老家去了。
根据叶剑英、切列潘诺夫等人的回忆，蒋介石指示对筹备处人员宣布军校不办了，给相关人员发了遣散费。至于他为何要宣布筹备处解散，有些记述说滇军范石生当面教训蒋：“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以完全缴你的械”。苏联方面的著作也说：当时他身边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校长十分恐惧。广州一些军阀对创办军校很不满，为防备出事，蒋介石就决定逃之夭夭。但据25日受孙中山派遣去奉化挽蒋回粤的邓演达3月5日给廖、汪电中所说，此次离开系“因保持与先生之感情，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指杨西岩拒发军校开办费），并促展、汝回，则彼可回其意”。若按这个说法，辞职是为了军校的经费问题。但经费是由廖仲恺去筹措的，即使有困难，也尽管可与廖商议，不能由蒋个人宣布筹备处解散。
对于这种状况，孙中山万般无奈。他采取了多种措施，力图挽救。他赶紧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长，以免散伙；派邓演达去奉化追蒋回粤；又在蒋辞职书上批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电告蒋氏，告以“该委员长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国民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孙中山还亲自于29日紧急致电蒋氏，“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迫切焦虑，情见乎词。
蒋介石之擅行离队，胆敢公然解散军校筹备处，往少说也是目无法纪的行为。他之所以如此张狂，估计是他认为孙中山手里没有多少牌可打，最终少不了他，故恃宠而骄，不顾大局。他所说的不满杨西岩主持财团一类的话，不是没有根据；他害怕杨刘一伙可能收拾他，亦非毫无可能；而主张重用胡汉民、许崇智，也言之成理；至于军校财政困难，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上述这些，均不应构成蒋擅行离去的理由。那么，蒋为何在军校筹备正顺利开展之际，采取解散这种非常手段呢？因为此事关系军校的前途命运，似可进一步进行研究。
首先，蒋介石心中存在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陈洁如回忆录说，他不急于回广州，是因为孙太不给他面子，“他怎可于我仍在俄国的期间，接受莫斯科新派来做顾问的鲍罗廷？至少他可以打个电报问问我的意见。现在，我要让他等我的报告，等了又等。”[34]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他不喜欢鲍罗廷，可以从其他资料中找到佐证。例如，尽管在1923－24年间鲍罗廷在上海参与改组工作，廖仲恺等人三番五次说鲍罗廷要与蒋会见，蒋就是置之不理。又如，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也指出，蒋这次离开广州，“这种反感情绪，很可能是由于和鲍罗廷意见龃龉触发起来的”。换言之，蒋对孙引用了一批包括鲍罗廷在内的顾问不满，因为聘任这些顾问不是蒋个人的意愿，他对苏俄及其在华顾问心存芥蒂乃至疑忌满腹。
其次，孙中山接到蒋介石寄来的访苏报告后，未公开表示意见，不置可否。实际是，他的对苏不友好言论不为孙所乐见，与其联俄外交相牴牾，但又不便公开披露，只好默不作声。然而，蒋对此却大为恼怒，他在3月14日致廖函中说：“党中特选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谓）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不遑也。”[35]这实在是蒋的一个误会。孙中山要苏俄顾问帮蒋办军校，成就国民革命的大事业。假若这个反苏报告一旦公开，不但坏了乃公大事，也让蒋无法在军校、在广州立足。故孙对此报告“留中”，乃至销毁（不存档），实有爱护蒋某的深意在焉；而蒋氏戴盆望天，见不及此，犹龂龂不已，实属不智之至。
第三，蒋介石赴苏考察，虽以军事为主，但于党务、政治，并不是漠不关心。他当然清楚苏俄的权力运作，重心不在政府而在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国民党“一大”改组以苏俄党为楷模，权力将归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席“一大”的代表，由两部分组成，部分为各省、地区选出，部分由孙直接提名。蒋要在浙江选上出席大会的代表，不太可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孙中山并未提名蒋介石为出席“一大”代表，既然不是代表，当然也就不能选为中央执、监委，也就没有在党内的发言权。对此，蒋当然心有不甘。所以，陈洁如写道：在“一大”会上，“我们只能旁听，没有发言权。我注意到，这使介石觉得自己渺小，没有份量。事实上，介石在会场坐椅中，不时局促扭动。”[36]不宁惟是，孙特派廖仲恺为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联想起来，不免身边有个监军的感觉。蒋之心滋不悦，萌发离开广州的念头，确在情理之中。李敖、汪荣祖的《蒋介石评传》专门讲到蒋介石联合胡汉民、许崇智，“打倒”廖仲恺一节，是否能成立，尚须参详，但蒋不满意孙而迁怒于廖，则有蒋致廖的3月14日的长信可供复案，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是蒋认定孙不信任他，至少不如陈其美对蒋之信任。1924年3月2日，蒋介石上书孙中山，“缕陈一己委屈与对党主张”。这是供公开用的长函。函中叙述其对孙的忠诚，与陈其美共事十载，始终如一。但孙则不然，自去年以来，新旧过渡时期，抹杀旧势力、扩张新势力，如弃胡汉民、许崇智不用，今日孙“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耳”；又称，“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37]现在查不到孙中山收到此信后是否作复的资料，但是，从各方催促蒋回校视事及廖仲恺继续与商军校业务来看，孙对蒋仍然信任有加，蒋疑神疑鬼，是其秉性使然。
由2月下旬至4月21日蒋返抵广州，除国民党要人不断赴奉化敦劝外，函电劝返者不下25件之多。这回，蒋不是置之不理了。他除了与主事者函商军校招生等事外，如前揭还在3月2日、14日先后给孙中山、廖仲恺写了长信，叙述对孙中山联俄等各项政策、对党内人事安排的意见。在此期间，孙中山也满足了蒋的所有要求：“一切事已照介石意思办”；3月17日，禁烟督办杨西岩免职查办；财政归并廖仲恺负责；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解决胡汉民、许崇智的任职问题；军校学生取额分班、学习期限等，无不尽如蒋意。于是，在许崇智陪同下，蒋介石重返广州；4月26日，莅黄埔入校视事。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5日，第一期新生入校。9日，孙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
这里还应当指出，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讨价还价，长期脱队，给孙中山造成极大精神负担。3月24日廖仲恺催蒋速返，“以免先生加受一重精神痛苦”；26日又发了一封颇似哀的美敦书的电报，谓：“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4月3日电又说：“先生近多感触，亲信者不宜离去也。”对于蒋“拂然离去”，对于各方促返，蒋自有主意，孙拿他没有办法。“瑞元无赖”（瑞元为蒋氏小名），这回孙中山算是领教过了。党内外麻烦杂陈，头绪棼如，一切矛盾都上交到总理那里，终于把孙中山攻倒了。5月4日，孙中山肝疾遽发。这一次肝疾，无疑是半年多以后查出不治之症的前因。5月18日，为澄清外界流传孙病笃的谣言，孙不得不抱病主持了几十分钟广东各界欢迎法国飞行家杜爱西驾机访问之集会。一个半月内，孙仅出席这一次公开集会。5月27日，孙病稍愈即开始处理事务，并率僚属游白云山，以示平安。因此耽搁，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一直延迟至6月16日才举行。
6月16日，陈炯明兵变两周年，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出席典礼者为在粤所有的军政要人（鲍罗廷赴沪，未出席），军校总理孙中山作了长篇讲话。军校正式办起来了，蒋介石拥有对军校的人事权、财权，又兼粤军参谋长，长洲要塞司令，再加上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不但控制了一个军事人才培训基地，在党内已有对军事的发言权和对粤军的指挥权，凡此，已足以使他成为广东的军事强人，蒋氏于焉崛起。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办有一个过程，它创办的若干重要环节，与孙中山联俄外交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苏俄在人、财、械等方面的支持和体制训练等方面的示范，黄埔军校是办不起来的。因此，为反苏需要而否定苏俄的贡献，是违反历史实际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自诩为总理唯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曾在紧要关头，14次脱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从考虑其人选问题，至其正式就职为止，其间多有波折，非可以一言尽。黄埔军校成立距今已经八十年了，作为时代风云的陈迹，渐去渐远，本文依据各种史料，予以回顾，旨在陈述史事，回归历史。笔者相信，它对读者了解黄埔军校之真史，将会有所裨益。
[1] 以上引文见《黄埔军校六十年简史》，第6－10页。
[2] （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二卷，中译本，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94页。
[3] （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1986年，中山大学出版社，第222页。其他记载，如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荷兰）弗·梯歇尔曼《马林政治传记》（以上均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1984年，人民出版社，第36、242页）；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1984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第1508页。杜魏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斯内夫利特在华记事》，见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98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第71页。
[4]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1页。
[5] 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1996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社，第98－104页。
[6] （美）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1991年，湖南出版社，第187、218－221页。（日）山田辰雄《关于廖仲恺1922年和1923年的两次访日》，刊《廖仲恺研究》，198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35－237页。
[7]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译本，第223页。
[8] （日）山田辰雄：《关于廖仲恺1922年和1923年的两次访日》，刊《廖仲恺研究》，第237－238，235－236页。
[9]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蒋介石年谱初稿》，1992年，档案出版社，第175页。
[1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2－153页。[
12]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革命国民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0、91页。
[13] 见台北出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6卷，第92页。
[14]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479页。10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作“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文字略有不同。
[15] 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册，1999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第91页。
[16] 本节有关义勇军组织的内容，系根据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1994年台北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第2编第475－477页）综述。
[17]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六），台北，1988年出版，第4480页。
[18] 引自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册，第93页。
[19]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六），第4491页。
[20] 《革命文献》第8辑，第177页。
[21] 李奇中：《黄埔练兵》，刊党德信等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1984年，文史资料出版社，第227页。
[22] 《包惠僧回忆录》，1983年，人民出版社，第151页。
[23] 覃异之：《黄埔建军》，《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页。
[24] 《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六），第4493页。
[25]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4页。《中国革命国民军的北伐》，第91页。
[26] 宋希濂：《参加黄埔军校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42页。
[27]《黄埔练兵》，《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26页。
[28] （苏）沃龙佐夫著、董友忱等译：《蒋介石之命运》，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1页。[2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1、143页。
[30] 以上所引，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4、145页。
[31] 《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蒋介石夫人陈洁如自传》，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75页。《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32]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33]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56页。这个军事委员会功能不详。1923年2月3日、8日，孙在组织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后，已先后任命柏文蔚、吕超、黄大伟、蒋作宾、蒋中正、顾忠琛、朱霁青、路孝忱、叶荃、吴介璋、朱一鸣、吴忠信、熊秉坤等为军事委员。未悉这两个军事委员会是否同一个组织。[34] 《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蒋介石夫人陈洁如自传》，中译本，第174页。
[35]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168页。
[36] 《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蒋介石夫人陈洁如自传》，中译本，第177页。
[37] 原函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0－1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