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世纪前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立志带领国民党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为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必须有一支为三民主义而战的党军。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的经验痛切感觉到军队对于夺取和保卫政权的重要性。为此他多次寻求外国援助，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帮助一个事实上处于在野地位的政党。
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对1917年俄国发生的两次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 继2月沙皇制度被推翻，10月俄罗斯大地发生了更加令世界震惊的消息—那里出现了“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景象。俄国宣布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把俄国的革命模式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要把它推向全世界。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福音。这个消息具有相当强烈的感召力。
这时早就存在于俄国革命领导人联合孙中山的愿望也越来越明显。还在辛亥革命时期列宁就给予孙中山高度评价，称之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1] 1916年列宁流亡伯尔尼时更明确了表示了联合孙中山的愿望。[2]1918年苏俄外有10 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内有反苏势力对抗新政权，阴霾笼罩着俄罗斯大地。由于北京政府对苏俄持不承认的立场，中苏国家关系处于中断状态。孙中山却毅然投书，表示支持和同情新生的苏俄。当此危难之秋，列宁接此电报十分感动，称它是“东方的光明来了”。[3]
这就是孙中山与莫斯科产生联系的具体背景。二者的交往是在复杂的形势中逐步展开，涉及两国 (中苏)四方(中共、国民党、俄共、共产国际)的关系。黄埔军校的建立仅仅是这个关系网中的一个问题，它直接涉及到苏联同国民党党军的建设。本文仅仅着笔于这所新型军校的建立，从这个问题入手剖析国民党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看莫斯科何以支持和帮助这所新型的军校，而后者究竟在哪些方面吸纳了外来援助。
一、黄埔军校的酝酿
从1920年开始接触苏俄代表吴廷康[4]起，孙中山就明确表示了同苏俄建立某种合作的意愿。[5]后来的一批批苏俄使者都明显感觉到孙中山的兴趣几乎全在俄共的组党和建军这两个方面。然而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当时偏安广东一隅，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资金，经济状况支拙，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事实上的在野状态使之不得不在地方势力和各派军阀间折冲樽俎。
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国际的目标有形式上的相同之处，按照苏俄革命的模式武力推翻归世界，建立全世界苏维埃被 1919成立的共产国际定为其近期任务。据此1919年8月俄共(布)明确了对远东工作的总政策：“立足于让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即利用种种手段激化他们的冲突。”俄共(布) 的使者到中国后设法打入中国军队“进行共产主义宣传”。[6]然而那时中苏没有正常外交关系，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不过由于1919年7月25日苏俄因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表明了放弃沙皇对华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从而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同情。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恰恰是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个正在为国家独立而奋斗的政党迫切需要外来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1920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速胜的情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甚至让大家倾听鼓翼欲飞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鸟“拍打翅膀”的声音。[7]这次代表大会赋予“枪杆子”特别重要的意义。大会后，参加俄共的华侨共产党员们就讨论过一个从苏俄进攻北京政府的计划，打算从中亚(新疆)、蒙古和华南三路合击，推翻北京政府。[8]这时的国民党缺少的恰恰就是“枪杆子”。于是二者便找到了契合点。
国民党建立党军的筹备工作经历了两个过程：从直接建军到先建军校，再边培养人才边建军。借助苏联帮助建军的思想表现在孙中山《西北计划》[9]的提出。这个设想源于孙中山对苏俄寄予的希望。十月革命后他得知苏俄境内有一些华侨在西伯利亚练兵，[10]便产生了浓厚兴趣，1920年苏俄客人刘谦[11]前来上海访问，同孙中山讨论了孙苏合作的军事计划。大致内容是：
一，立即把中国南部、俄国中部和远东的中国革命势力统一起来，以便共同地、步调完全一致地为反对华北现在的反动政府打好基础；
二，为此务必在远东有一个指挥中心，确定布拉戈维申斯克为此中心，届时将可从这里向华南和苏俄境内的团体发布命令；
三，苏俄、华南现有军队的集结地定为新疆省，在谢米巴拉廷斯克和七河省交界处”，靠近新疆的地方。[12]
不言而喻，这样一支军队自然是由孙中山指挥的国民党的党军。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建军。当时为在俄境招募华侨组建军队的事已经开始，国民党派遣了代表到俄做过具体商洽。[13]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方民族部立即为配合这个设想的实施做了一些工作。[14]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论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还是苏俄和共产国际都围绕这个计划做了许多工作。
但当时苏俄与日本在远东关系相当紧张，这个计划相当“烫手”，有可能带来相当大的风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3月8日举行会议，因计划中的“某些部分有招致日本不同程度干涉的危险，”[15]而完全否定了它，这样还可以避免北京政府在承认苏俄问题的谈判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16]况且苏俄不愿意让国民党在苏蒙交界处拥有军队。虽然1923年9月至11月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问苏俄[17]时，曾就这个计划做了详尽的说明并向苏俄提交了《代表团意见书》，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18]
为了国民党建军，苏联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即由国民党选派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的人进苏联军校学习。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可以接纳 3-7个人，军事学校可以接纳30-50人。[19] 然而这毕竟是杯水车薪，远不能迅速满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需要。想建军先建校。就在各方为上述计划奔走的过程中，由苏俄帮助国民党建军的想法中衍生出一个帮助国民党建立军校的主意。1923年初苏俄政府得知越飞同孙中山谈判的详细情况[20]后，决定委托契切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对国民党的援助。5月1日，苏俄政府通过在日本热海的越飞转了一个电报给孙中山，告诉他苏联政府愿意向他提供援助，帮助他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省份建立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苏联援助数量有限，200万金卢布要分几次付，每次50000金卢布，武器也有限，不超过8000支日本式步枪，15挺机枪，4门奥利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这样一来，直接建军的想法就有了改变，苏俄方面希望孙中山用这批援助“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学校”，“而非野战部队。”电报称只有这样才能为在中国西北建立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21]
1923年11月13日因陈炯明部的逼近，广州危如悬卵。鲍罗庭建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建立义勇军。[22]1923年11月19日陈炯明部被击溃，广州转危为安后，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举行第7次会议，其中一个决议定“先招有军事学识党人约十数人，日间为学生讲习军事学及党义，夜间教练义勇军”。[23]11月26日，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林森，廖仲恺，孙科，谢英伯、吴铁城、许崇靖，谭平山，邓泽如等会同鲍罗庭一起商定，义勇军学校定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以蒋中正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24]由此可以看出，广州和莫斯科都考虑并同步安排了军校的筹备工作。因蒋介石还在苏联，此次会议委托廖仲恺筹备军校事宜。
国民党代表同莫斯科就建立军校事的商洽。为了落实这个建军的设想， 国民党派出了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这项工作的筹备和进行都 得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帮助，他在中国期间多次找孙中山协商代表团的组成，在莫斯科期间详细同蒋介石协商有关问题。[25]
蒋介石同莫斯科领导人具体讨论过为国民党人开办军校的事。鉴于汉语难学，苏联有意开办专门招收中国学员的军事学校。这样容易些，因自1921年起已经有一些中国青年陆续到苏俄，此时已经有30名学员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26]
双方就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一、在俄国境内为中国学员开办军校，此事应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协商。
二、开办两所军校，一为高等军校，培养不低于营级的指挥人员，招收具有一定俄语知识的人，约30名。地点在莫斯科或彼得格勒。[27]另一所在中国，为培养中等人才的军校，在靠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可招收多少经过军事训练的人500名。招生的数量取决于经费多少。[28]关于校址，最后由孙中山的代表在北京同苏俄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商定，选为广州。[29]1924年1月28日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指定黄埔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30]是日会上选定了军校校址—广州城外的黄埔岛，故此该军校又有黄埔军校的俗称。选择校长。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按照营的建制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军校，确定此时尚在由莫斯科即将回国的蒋介石担任校长，廖仲恺为政治委员。[31]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和苏俄都能接受而且受到欢迎的人物。就个人素质而言，莫斯科认为蒋在中国“以文化教养最高之辈著称。” 而且有日本留学的资历。[32]孙中山则以蒋“为浙江出身之武官，十年前曾留学于日本士官学校，受新式之军事教育”，此人“雄略沉毅”，由他担任校长，不仅他本人“将蔚为军官中之大器”，由他编制的军队将必定是“民国第一劲旅。”[33] 莫斯科特别看重的还有一个条件，即蒋乃为“国民党左派，为老资格党员。孙中山颇为信任，亲苏。”无论鲍罗庭还是孙中山都认为“改组现有的5－10万士兵并使它完全归国民党领导”[34]是国民党改组的三大任务之一。1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样这所军校的大权就牢牢掌握在孙中山信任的人手中。
招募学员。蒋介石访问苏联期间同莫斯科领导人就学员应当具备的条件同莫斯科领导人达成共识：务必招收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35]军校定在全国招生。鉴于当时绝大部分地区还在北京政府控制之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便决定由与会代表回到各自所在地区秘密招生，介绍青年来校学习。2月8日军校开校务筹备会议，由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主持。10日分配了各省区招收学员的名额，计共324名。国共两党共同进行这项工作。如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的复试。[36]5月5日第一期新生入校，编为1、2、3队。5月7日 120名备取生计120人入校编为第4队。约500名青年集聚于青天白日旗下，接受革命训练。[37]
开学典礼。孙中山特意把1924年的6月16日选为开学典礼之日。这是一个有挑战意味的决定，因两年前的这一天陈炯明炮击观音山，孙中山几乎是从广州落荒而逃到了上海的。两年后的这一天，他要向世人表明，国民党正从根本上得以振兴，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一批批毕业学员将不断充实国民革命的队伍。这是一个良好的意义深远的开端。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从建军思想、军校制度、革命军的素质、学习方法、吸取苏俄军队建设经验等各个方面阐述了军校的宗旨和规范，鼓励学员树立革命的志气，做革命人，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38]鲍罗庭和一些苏联顾问参加了军校的这一盛会。
二、黄埔军校反射出的莫斯科因素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建军发挥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人力和物力援助上，还表现在紧紧围绕党军这个中心安排军校的体制、课程等。这是黄埔军校与旧式讲武堂的根本区别所在。
苏俄援助。军校究竟从苏联得到了多少经费至今无从确切计算，因为援款是从不同渠道划拨的。
鲍罗庭在军校筹备期间估计，如果按照苏联红军建制每个营由三个连组成，则办校经费是每月15000—20000美元。[39]现知向国民党提供的200万金卢布援款的建议系由越飞提出，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批准的。[40] 这笔款拟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拨出。但这笔援款到位时间一再推迟。
1924年3月下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又决定“予以推迟。”此次会议决定应加拉罕建议给国民党拨出500000卢布，10000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砲。[41]后来外交人民委员部又提出给国民党增加援助，黄埔军校开学后，到9月1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拨出10000（按：币种不详），从外交人民委员部预算中拨出15000，共计25000。但整笔款项均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提供。”[42]苏俄援助的第一批军火于1924年10月8日由《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运抵广州，其中有8000支带刺刀的俄式长枪，每枪配有500 发子弹，小手枪10支和其他的武器。一批苏联顾问[43]也同船前来。[44]孙中山写了欢迎词。[45]
此后的苏联援助便分两路分流，既给军校，又给国民革命军。1925年5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据广州形势认为“必须在广州建立可靠的新军。”为此，责成伏龙芝最后确定补充款项约500000卢布，并拨发20000支步枪和100挺带配套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迫击砲，以及一些款项。[46]
军校开学后，由于广州政府的经费不足，国民党要求苏联给予更多的援助。1925年5月5日苏联政府决定“1，必须在广州建立新的可靠的军队，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派遣一个200人以内的教官团赴广州；2，责成伏龙芝和索科利尼科夫同志最后确定补充款项(约500,000卢布)以拨出建军所需资金；3，为此拨出20000支步枪和100挺带配套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迫击炮和手榴弹……人员和装备的运送……可使用‘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47]
军校开学初期，能够用于训练和实战的武器十分短缺。一部分是由苏联提供的。计为：2门Aрисака式大炮，1898年制(76MM，野外不适合用，太重)。炮弹 3000发，由苏俄顾问指导缩短了其中的1000多发的弹药筒。一些山炮；4门日式驮载山炮(1914年产，76MM。276发炮弹，但其中4门山炮需要修理且缺少炮弹；1910年的德制炮1 门，没有瞄准器。22发炮弹。野外移动不便，难以应用。[48]
当时建设的要塞有黄埔和虎门。到第一次东征前，黄埔几乎没有可用的飞机，空军力量等于零。陆上的兵力为2个步兵团，3000人，受过1---4个月的训练。一个营，由2个步兵连组成，这些人受过特殊训练，500名。黄埔岛上有600人守卫。[49]
苏联顾问。1923年3月8日那次俄共(布)中央会议上，苏俄决定应孙中山之请向国民党派遣政治和军事顾问。[50]挑选顾问的工作立即开始。第一批顾问于1923年6月21日到达北京，9月赴广州。
首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是巴甫洛夫（Павел Андреевич Павлов 汉名高和罗夫）[51]后来是契列潘诺夫Я·И·Черепанов。[52] 1924年下半年Б·К·Блюхер汉名加伦[53]到达广州。这三人都是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战功赫赫的著名将领。苏联派遣了政治顾问和陆海空三军、通信等各方面的专家。 其中作用突出的是：
步兵顾问H·A·舍瓦尔金(Шевалдин（Прибылев），
炮兵顾问别斯恰斯诺夫(Т·А·Бестчастнов)，
工程兵顾问Яковлев。[54]
学习苏联，设立党代表。军校第一任党代表是廖仲恺。这是党军“为主义而战”的重要保证，“为贯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起见，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党代表指中国国民党的代表，他对于“军队中的政治行为……党员负完全责任。”对于军队政治文化工作，部队生活，宣传及种种活动[55]党代表负“有监督校内行政，指导党务进行，并主持训练事宜之责。”[56]同时，该校设立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开学后不到一个月，1924年7月6日选举产生第一届执监委。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5人当选。[57]至12月24日开宣传委员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定聘请政治顾问6员，除了熊雄、萧楚女、张秋人，孙炳文，廖划平外，还有苏俄专家В·П·罗加乔夫。[58]黄埔军校开学后至1924年底，苏联顾问人数达到25人。[59]顾问办公处设在广州东山。
这个学校不是一般的军校，有人把它称作孙中山“亲自创立的一个党校”，[60]并将其作为“黄埔精神”的重要内容，看来是确切的。
军校的学制和教材。军校学制为6个月。学员们主要是学习实战技术，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军校的重要特色的是它开设了一些理论课程：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计18门。[61]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些课程中教官宣讲的基本是当时苏联的观点，如“帝国主义”课讲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观点，让学员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已经处于其垂死腐朽的时期。“经济思想史”则归结到 “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 以革命手段消灭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第二国际“妥协派”的理论在课堂上受到批判。“社会主义”讲的是从欧文、傅立叶到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中也有不少理论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左，但是在办校之初，这一切并没有作为主要矛盾凸现，也没有引发什么大的问题。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该党同苏联的关系产生影响是后来的事。
黄埔军校的办校思想特别值得强调，它根本不同于旧式讲武堂，有明确的“为主义而战”的宗旨，它“军事与政治并重，人格与技能训练共进，国民革命军的基础自此树立”[62]。
世界革命。基于共产国际二大形成的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要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相结合的基本理论，莫斯科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地位同中国革命运动建立联系的。黄埔军校从创办伊始就把世界革命概念引入学校教育，其“政治经济地理”课程中明确“随时随地把学生对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情绪和观念联系起来。”[63]虽然苏俄和国民党领导人对“世界革命”的理解各有不同，孙中山早在1921年就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和俄国携手可以解放亚洲，[64]但他并不想建立类似第三国际式的组织。[65]
蒋介石1923年在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表示了国民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抱负，说该党承担的革命工作，“是进行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他阐述的世界革命概念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国。”目前在“俄国西线，还有一些受资本主义控制的国家，如德国和波兰。德国革命尚未成功，俄国的西线就不会安全……所以由俄国同志帮助德国革命取得成功是非常必要的。”俄国的东线是中国，一个仍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影响下的国家。不言而喻，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成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一得势，那他们就可能进犯俄国的远东即西伯利亚。如果他们在那里的入侵得手，势必危及俄国。”基于以上的状况，国民党认为应当“由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成功之后）和中国（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建三大国联盟，以抗衡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依靠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与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胜利，我们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66]后来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国际”的世界革命设想，其中明确中国要当这一被压迫民族国际组织的“盟主”，明显地表述国民党在国际政治中要有所作为。[67]《黄埔旬刊》发刊词中把“关于国际的革命新闻”和“关于对帝国主义之攻击和批评”置于该刊六项重要使命之首。面向世界革命的观念充分体现在黄埔军校的教学和学员生活实线中，形成了该校的一大亮点。[68]
1927年国际工人代表团来访时，学员们热烈欢呼“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69] 1926年3月1日军校正式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军校校章上铸造着“青天白日满地红”、“镰刀斧头和步枪”的标志，昭示军校以世界革命为奋斗目标。而“镰刀斧头”则明显地传达着“以俄为师”的意图，“充分表现出本校已接受国际代表的指导，踏进了革命的大路。这种在行动上拥护农工政策及与人民合作的精神，实在黄埔学校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章。”[70]
明确的联俄方针。苏俄红军建设在黄埔军校内不仅被奉为楷模，而且孙中山的“联俄”方针变成了“黄埔精神”的重要内涵。《潮潮周刊》的发刊词清楚说明了中苏联合的重要性和军校的远大目标：“在今日人类的面前，只有两条大路可以引导着人们走向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里去，一条是马克思为各帝国主义内被压迫阶级而开辟的路，再一条就是全世界人类大多数—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民族所必走的大路—孙文主义。人们应当研究孙文主义的基本精神。”[71]苏俄“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而且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因此，苏俄不但是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而且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总参谋部，各帝国主义者亦认定苏俄是他们的死对头”。[72]
黄埔军校建立初期，校长蒋介石对于坚持联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他把当初孙中山信赖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庭的情况介绍给校内广大学员：“鲍罗庭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需容纳其意见。”蒋向学员们反复说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真理。”[73]
再虽上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批批到来，苏联顾问们就在身边，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受到人们的尊敬，黄埔军校内洋溢着中亲苏友好的气氛。
建立工农军队。根据孙中山关于“扶助农工”的思想，黄埔军校也明确了这支党军担负的宣传和保卫国民革命的任务：它应当“使革命运动扩展到田间与工厂去，唤起一般劳苦工农，使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然后才能使党有群众，党的基础才能逐渐巩固起来，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74]在借鉴苏俄经验时，黄埔本校和各地分校都十分明确孙文主义的办学方针，广泛宣传党军非依靠工农不可以取胜的根本道理：“苏俄革命的成功固然由于农工的奋斗。但是作战的先锋，农工的屏障，革命成功后国家的卫士都是赤军。中国革命要靠全国民众的团结。”[75]
实践证明，“农民，工人，兵士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这支军队在军校中由于政治部等部门给予的良好政治教育，明白“中国如何受帝国主义的及其工具—中国军阀的压迫，农工群众的痛苦，及解除这压迫和痛苦的途径。”[76] 黄埔军人确实也参加了广州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开展的活动，如即时“取消杂捐附加税及厘金”等活动，遵守“禁止军队霸占征收机关”，“实行移军郊外”，“禁烟禁睹”，“禁止军队干涉民政”等规定，[77]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三、从军校初期的状况看其对苏关系
黄埔军校既然是一所特殊的党校，一所为培养党军干部为己任的学校，它就必然时时处处体现国民党的方针和政策，而三民主义与苏俄革命理论的不兼容性又决定了双方都要顽强地自我表现，从而直接影响国共两党的关系，但这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仅仅从军校初期的状况看其对苏关系。
孙中山曾经把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乃至怀疑称作不利于两党和中苏关系的“暗潮”，要他们从大局考虑，莫再起“暗潮”。 那么这是否空穴来风呢？事实证明苏俄确实想用苏共模式改造国民党。加拉罕的一席话或可生动表述其对国民党的看法和对待该党的真实意图：“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积极的、真正有组织的国民革命政党，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不管是印度、土耳其还是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像现在（我强调的是现在）国民党这样举足轻重；像国民党这样，受我们的影响如此之深；像国民党这样，尊敬和崇拜我们的权威；像国民党这样如此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78]不难看出，他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国民党并非那么“顺从”。
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由意识形态的分歧(最主要的是由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引发的不同政策和策略。
早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指示中共，要帮助国民党在其占领区“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79]这与孙中山的想法南辕北辙，1923年11月6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布并开始实行的《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目的不在激化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相反，要“保障农民业佃双方利益”，为此设立了田土业佃保证局。[80] 鲍罗庭要求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立即按俄国十月革命做法制定一个相应于《土地法令》文件，激进地完成土地革命。[81]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越演越烈，根本就没有调和的余地。[82] 连总军事顾问加伦也认为中共在黄埔军校内外“千方百计鼓吹阶级斗争。”[83]军校内外事实上并不平静。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开始抛出许多理论著作，他在《孝》的文章里号召人们尽“对于民族对于社会的孝，”[84]显然提醒国民党人努力维护孙中山的思想传统，“籍以防制异党分子的曲解与利用。”[85]1925年7 月8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及反共巨著《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出版，中国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已经向苏俄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信条发起正式挑战了。他重申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后说“共产是要共有，不是要共无，是要共富，不是要共贫，”说孙中山是“从人类生存的出发点，去纠正”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的。他理解中的孙文主义是，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 [86]戴季陶甚至称中共参加国民党实行的是“寄生”政策，[87]认中共和苏俄的理论在于“用揠苗助长的拙策，阻止中国民族生机”。[88]
这些言论给军校内外不能坐视“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这种齐天大圣对牛魔王的策略”[89]的人以“极大鼓舞”。1925 年5月黄埔军校内成立的孙文主义学会，拿到戴书如获至宝。有人认为它“武装了他们的思想。”[90] “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到武汉，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因而建立，全国性的反共浪潮也随之激荡起来。”邵元冲“为戴氏理论做鼓桴之应”，许崇智甚至把该书“印发粤军全体官兵阅读。”蒋介石则对黄埔军校学员“殷殷训释‘三民主义以民生意义，应始终立于本党革命之地位’。”[91]西山会议派甚至就戴季陶的著作《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做出了一个决议，认为它与国民党的“党义无违反。”这就明明白白打出了一面反苏的旗帜而且赋予这它以国民党半官方的色彩。[92]同时，也使1925年初成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越来越明显，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黄埔军校初期，这些矛盾和斗争仅仅是存在和暗中发展，还没有激化。然而无论是青年军人联合会还是孙文主义学会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黄埔军校内的围绕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从而为后来的国民党对苏关系的破裂埋下深深的伏线。
黄埔军校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学员从1924年起就陆续参加了平定商团军、第一次东征等战斗，初步显示了这所新型军校的能量。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特别是共产党人做的政治工作，使这所学校在培养干部的同时，也开始塑造新型的人。如学员们不得酗酒，要互相关爱等。北伐期间人民对黄埔军箪食糊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蒋介石说军队“能得人民爱助”)乃为“革命军不是别人的军队，就是工农学群众的军队。”[93]
在国共仅仅持续三四年的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25年中共成立了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部，两党都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国共两党通过合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得到的都是双赢的结果。而军校建立中苏联的帮助也为历史证明。
[1]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23-428页。
[2] К. Радек вожд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авда, 14 Марта 1925〈拉狄克 《中国人民的领袖》，1925年3月14日《真理报》〉。
[3] 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2 期第14页。
[4] Г．В ．Войтинский，姓札尔欣(Зархин)，汉名吴廷康，伍廷康，胡定康，胡定斯基，魏金斯基、魏琴、威金等。80年代开始流传的“维经斯基”一名系错误，199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一书，编者却将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改了名。此事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也违背了史料记载，请学界同仁停止使用不伦不类即非音译也非意译的“维经斯基”。
[5] 关于孙中山同苏俄的联系，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199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版第1-5章。，
[6] 《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关于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国外东亚民族中的工作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下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7-18页。
[7] Второй всемирный конгрес КИ, М, 1934,стр.10. (《共产国际第2 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4年莫斯科版 第10页)。
[8]远东中央国家档案馆，全宗1006，目录2，案卷44，第118张。引自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осток)，1969，стр.88(《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版第88页。)
[9] 孙中山本人没有正式使用过这个名词。“西北计划”或曰“西北军事行动计划”的提法系据孙中山的想法归结而成。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向苏俄提交的《代表团意见书》中详细阐述过这个计划的内容。参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册第58页。
[10] 详见玛特维耶夫-鲍德雷《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新远东》1957年第3期，第175页；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68-369页。
[11]此人系旅俄华侨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俄文名为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生年不详。死于1920年。据台北中央研究院收藏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档案03-32-320-(2)知此人原名为刘谦。前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页将此人误译为“刘建 ”，应予更正。
[12] 《刘谦向俄共(布)阿穆尔省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2页。
[13] 同上。具体是谁还有待查找，李章达可能是其中之一。
[14]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9页。
[15]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53号(1923年3月8日)》同上，第183页。
[16] 同上，第226页。
[17] 详见李玉贞：《关于蒋介石苏联之行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6-7期。
[18] 详见《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62-391页。
[19]《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联共、共产国际 与中国》第256页。
[20] 《越飞致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摘录(1923年1月26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65-173页。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孙越会谈的最系统而完整的档案史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警备日志》也有记录，但多属零散。
[21] 马林《收越飞本年5月1日热海来电—转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98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 -171页。
[22]详见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стр.57-58(《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笔记》，1976，莫斯科版第57-58页)。
[23]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次会议记录。鲍罗庭几乎参加了该委员会的所有会议。
[24] 该次会议记录
[25] 详见李玉贞《马林传》，200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42-244页。
[26] 《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联共、共产国际 与中国》第234页。“
[27] 后来情况略有变化，一些中国学员到苏联已经开办的列宁学院、列宁格勒的托尔马乔夫军事学院等处学习。
[28] 《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35页。
[29] 同上，第256页。
[30]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册第3页。
[31] 《鲍罗庭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1923年12月10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06页。
[32]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17，目录84，案头，第242页。
[33] 《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年2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4页。
[34] 同上。
[35] 《巴兰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会见斯克梁斯基和加米涅夫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35页。
[36] 郭一予《关于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黄埔军校史料》，第37-39页。
[37] 毛思诚：《民国15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册第54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0—300页。
[39] 《鲍罗庭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1923年12月10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06页。
[40]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82页。
[4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80号（1924年3月20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91页。
[42]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22号（1924年9月11日）》，同上，第437页。
[43] 详见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第142页。
[44] 当时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在《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记载了运送至广州的武器和情形。
[45] 详见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6日。
[46]《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会议记录节录第62号》1925年5月7日》》，同上，第500页。关于援款和物资的情况见《孙中山与共产国际》397页注释90。
[47]《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62次会议记录节录(1925年5月7日)》， 《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501页。Р. И. Мировицка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стратегии Гомидана, М.，Наука, 1990，стр。54
[48]Картунова 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1924-1927)，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 глав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Москва,2003,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стр.161-162。
[49]同上，стр.163。
[50]《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节录第53号（1923年3月8日）》，同上，第182页。
[51] 详见《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97―399、400－402页。
[52] 他的回忆录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笔记》曾经两次出版，1976年莫斯科的第2 版更加充实。.
[53] 加伦，1889年11月19日生于雅罗斯拉夫里省巴尔欣克村，1914年8月应征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两枚十字勋章。1917―1918年参加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屡立战功。1921――1922年间担任远东军总司令，1922年出任彼得格勒驻军第一集团军司令。1924年到中国，1927年回国，1935年晋升为元帅，是苏俄当时仅有的5元帅之一。1938年在苏联大肃反中遭错杀，后恢复名誉。关于他的著作有A·И·Картунова Блюхерв Китае，1979， M., М·И·КазанинВ штабе Блюхера，1966， M.；Блюхер , в кн,Видные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участник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чии
Картунова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1924-1927)，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 глав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стр.66。
[54] А·С·Перевертайло Совет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Китае（1923-1927）1961，М．， стр.7.
[55] 《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黄埔军校史料》第139―142页。
[56] 《服务规则》，同上，第130―131页。
[57] 《黄埔军校史料》第108页。
[58] 同上，第110页。
[59]МировицкаяP..A.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стратегии Гоминдамна 20－－30годы М,1990, стр. 54。
[60] 体诚：《什么是黄埔精神？》，陈以沛，邹志红，赵丽萍合编《黄埔军校史料》(续编)(下用)，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403页。
[61] 《政治教育各科内容提要》，《黄埔军校史料》，第192―198页。
[62]毛思诚：《民国15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册第54页。
[63]《黄埔军校史料》，第198页。
[64]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传》第343-358页。
[65] 见李玉贞《浅析孙中山关于中德俄联盟与民族国际的设想》，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0―11期连载。
[66]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71、272页。
[67] 前引《浅析孙中山关于中德俄联盟与民族国际的设想》。
[68]《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360页。
[69] 前引杨其纲文，《黄埔军校史料》第88页。
[70] 同上。
[71] 同上，第363页。
[72] 李永光：《拥护三大政策》，同上，第406页。
[73] 蒋中正：《忠告本党同志》，同上，第399页。
[74] 同上，第407页。
[75] 《〈潮潮周刊〉出版宣言》，同上，第364页。
[76] 秋人：《广州的青年革命军》，同上，第384页。
[77] 中央陆军军官党校：《拥护革命政府》，同上，第376页。
[78] 《加拉罕致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37页。其中所指
“决议”即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采纳了1923年11月28日做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卷第81—84页）《加拉罕致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37页。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9-80页。
[80] 杜永镇编：《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32-236页。
[81] Черепанов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настр 56—61。
[82] 如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孙中山就开始讲解三民主义，他把相当多的篇幅用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演说。 后来就这个问题又有几次交锋，1924年8月就连被认为“左派”的廖仲恺也明明白地否定了苏俄解决土地农民问题的没收政策。《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庭就中国农民问题的谈话（1924年8月10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23—424页；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6-557页。
[83]А.И.Картунова Блюхер в Китае 1924—1927, 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 глав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стр.66.
[84] 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戴传贤选集》，1965年台北版，第470-480页。
[85]李云汉《孙文主义学会与早期反共运动》，载《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4册，第297页。
[86]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戴传贤与现代中国》，1989年1月台北国史馆印行，第205、208、211、213页。
[87]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同上，第239页。
[88] 同上。
[89] 同上，第241页。
[90] 李云汉《孙文主义学会与早期反共运动》，第295页。
[91] 同上，第301页。
[92] 2001年香港集成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下册)，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
[93] 《黄埔军校史料》(续编)第4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