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当年参加抗战的往事，陆瑛至今历历在目。
“从抗日战争，到中国的今天，是无数优秀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作出无私牺牲换来的。过去有很多老同志，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生活作风都很值得我们传承下去。现在，习主席提出要从严治党，那么年青一代就应该发扬优良传统，把过去优秀党员的品质传承下去。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光荣伟大，国家才能兴旺发达。”——陆瑛
(广东江门)鹤山三堡，是陆瑛年少成长的家乡。1939年，日本鬼子铁蹄的践踏，打破了家乡的宁静，那年陆瑛才9岁。“日本仔一来，见鸡杀鸡，见人就追，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人人都要躲日本仔，我也跟着阿嫂走难，大家都很恨日本仔”，日军的暴行在陆瑛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愤恨。正是那时，年幼的陆瑛下定决心，从参加学校抗战宣传募捐开始，投身到全民抗日的大潮之中…
【读小学】
捐耳环支援买飞机抗日
“日本人抓到女的就强奸，抓到男的就去当壮丁，还有被抓去做实验的，回来就要传染疾病，中山公园前面的石阶随时都能看见病死、饿死的群众。我还看见，日本仔在篁庄设关口，过关都要鞠躬，否则就会被抓起来”，回忆起日军的所作所为，80多岁的陆瑛至今仍是一腔愤慨，“所以，我一直不愿意去日本旅游，看见日本旗，心里情绪就控制不住”。
群众对日军的愤慨之情，鹤山棠下交界的地理优势，让陆瑛的家乡鹤山三堡成为抗日据点，“很多中共地下党员都到这里来组织宣传队、到学校教书，发动抗日”。“有了老师的带领，我在学校参与抗日，有演戏、唱歌、捐款”，而那时的陆瑛才是12、13岁的孩子，正在家乡的学校读二、三年级。
有一次，三堡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抗日捐款，支援买飞机，可刚开始时，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没有人出来带头。“那时我就想，我要带头，可我没有钱，怎么办?这时我就想到了我大哥送给我的金耳环。当时我刚戴了几个月，很自豪，可我想到要带头，于是就上台把耳环捐了出去。”登台捐耳环时，年幼的陆瑛还号召群众说，“打日本鬼，要捐钱买飞机啊”，于是周围的群众就都响应起来了。
捐款活动结束后，有老师问陆瑛，“未经与家人商量就捐出耳环，会不会有意见”，陆瑛回答道：“为了打日本鬼，不会。”原来，当时陆瑛的父亲在棠下经营一家侨汇店，自参与地下党的陆瑛兄长，从澳门读书回来之后，侨汇店就成了地下党的交通点。“正因为有老师的积极发动，又受到了家里抗日的影响，我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陆瑛说。
【上初中】
潜伏华侨家庭建立联络点
陆瑛14岁那年，县立三中在鹤山、棠下交界处的半沦陷区成立，“那时地下党员要派人去学校洒下抗日种子，任务就是建立联络点”1944年春节过后，陆瑛来到了三中。她告诉记者，当时她有一位华侨亲戚，住在学校旁边的小山上，“他家就像是华山一条路，不像村里出入口都有岗哨，有利于地下党活动。”后来，陆瑛想办法，做通了华侨亲戚的工作，就在那里住了下来，成为游击队送传单，取药物的交通点。
“当时日本人也经常来的，很危险。”陆瑛回忆中就有那么一次，当时一批刚刚买的药物，印刷品、纱布等还放在据点，日军突然就来了。“那时，日军从雅瑶过来，走过河涌时，我们看见了。于是我跟同学匆匆忙忙跑回去，把东西藏在猪栏里。刚一藏好，亲戚就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快到了。”
为了藏起来，陆瑛和同伴们爬进了储物间，陆瑛的华侨亲戚就用碗柜遮住储物间的门。“日本仔来了之后，就是抓鸡，我亲戚也积极帮他们抓，引开他们的视线。”几个小时后，日军走了，陆瑛和同伴们就从储物间走了出来，药物、传单都安然无恙，“否则被日本人找到，就大件事了，会暴露的。”
1944年的秋天，为了庆祝部队挺进粤中，当地举办了大型联欢会，陆瑛和同学们动员了10多名学生参加。联欢会上，大家唱了祖国之恋、松花江上等歌曲，还登上了报纸。后来，三中学生参加联欢会的消息，被国民党发现了，到学校追查。“游击队知道后，派了人与校长谈话，告诉他：参加抗日是没有罪的，要表扬鼓励的，你这是要走汉奸路线，又发了劝告信，呼吁全民抗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记得，当时校长还找我谈话，并说，‘小陆，你不要搞搞震。’我就说，‘抗日是全民打日本仔，为什么汉奸就不说搞搞震，说我们搞搞震?’校长就说，‘你还没有懂事。’”陆瑛回忆。后来，县立三中搬迁，很多广州地下党员也在这时来到三中，学校抗日活动活跃了起来，组织了读书会，公开看《新华日报》等。很快，日本人就投降了，“我们也初中毕业了”。
【胜利后】
执行秘密任务 参加游击队
初中毕业后，陆瑛前往新会一中继续读书，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组织据点了解情况。为此，陆瑛还故意与当时反动分子搞好关系，伪造成“灰色分子”，打探消息。“当时，我住的地方也成了联络站，负责照顾伤病员，与游击队和外界联系。我还曾经以表兄妹的身份，请假帮助一名伤病员在北街医院治病，住了20多天。”
有一次陆瑛接到通知，要把几封信送到国民党要员手上。那时，陆瑛有一位亲戚在国民党内任职，正是在吃饭时，她了解到国民党要员即将在新会酒家参加酒席的消息。“这是个好机会，于是我在了解了时间地点后，又去探明虚实，看见挂出的宴席告示牌后，我就准备行动了。”
当时，陆瑛买来了酒和饼，趁着宴席高潮过后，在楼梯口找到了招待员，把信件放进酒和饼中，作为礼物送了过去。两天后，陆瑛又去到亲戚家了解情况，听闻说“那天晚上出了事，被八脚(中共)潜了进去，把信送到了国民党要员手上，受到了恐吓”，这时陆瑛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新会解放前夕，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势力大力打压，抓捕进步青年。当时，陆瑛接到组织通知，在1948年6月就参加了新高鹤游击队，成为卫生员，跟着部队打游击，抓劣绅恶霸，并于随后来到新会农村组织革命，在解放后留在了新会工作。
那时，陆瑛还曾经以中国人民银行新会支行行长的身份，在周恩来总理视察调研时，七天四见周总理，向周总理汇报工作。退休后，陆瑛的心愿是“环游全国”，那时“我去了延安、井冈山，趁着年轻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东西。”如今，陆瑛虽然定居中山，可她始终心系家乡发展。80多岁的她还时常乘车回到新会走走看看，“平日里我常常有朋友约，大家聊天饮茶，很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