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范崇熙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工作人员)、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8月12日
采访地点：南京军区联勤部南京第五干休所
整理人：余李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徐炜(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一、苦难的童年生活
我叫范崇熙，1930年9月生，山东省日照市三庄镇范家楼村人。我兄弟姊妹很多，上面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四个弟弟。最终，两个姐姐活了下来，上面的哥哥与两个小弟弟都死了。我母亲去世的很早，父亲为了照顾我们，听从了村里人的劝说，就续弦，给我们找了个继母，以便照看家里。那时候家里虽然比较穷，但父亲还是很勤劳的，就攒了两个钱去买地。好地咱们买不起，就买山上的坡地。到土改的时候，评阶级成分没有按照土地的好坏，而是按亩数多少，于是我家就评了个中农。所以我姐姐就跟我讲：“咱爸买了个中农。”
我家的生活很苦，打下的粮食只能够半年吃，余下的日子只能用米糠野菜来充饥。1942年是个荒年，春天基本上就没得吃的。吃什么呢?榆树叶子都吃光了，榆树皮也剥吃得光光的，就连山上那个白杨树叶也摘着吃。白杨树叶老了，不能吃了，后来就吃枫树结的那个小球。吃了那个东西以后，大便都拉不出来，很苦的啊!我们到集镇上面去赶集，经常看到路边有死人，是饿死在路边了。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传统习俗，每年村子要雇一个壮年去看青。看青人拿着红缨枪，在地里到处跑，看护未成熟的庄稼，防止偷盗和动物损害。他轮着到村里各家吃饭。有一天，看青人到我们家吃饭，他就说自己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我“在这个东山上，碰到一个人偷南瓜。这时的瓜藤刚接小南瓜，按说的话，我应该打他一顿，而他却抱着南瓜坐在地头上直接生啃。他一边说自己饿得不行，而我一边掉眼泪了，那有心思去打”!老百姓就苦到了这个程度!那时候我们村及其周围地区的百姓生活很苦，饿死人是经常的。所以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小小年纪的我触疼很深。
当然，我家这么多人吃饭，光靠父亲种地是养不起的，幸而父亲非常勤劳。他冬天就到莒县收花生米，然后运到日照的港口，主要是赚些脚钱。父亲还会瓦匠活，谁家盖房子请他去了，也要给钱的。此外，父亲非常聪明灵活，家里有那么多孩子，做鞋子实在来不及，而且鞋底最难做，于是他就将那些破旧的轮胎捡回来，弄成鞋底后做成鞋。
二、抗日思想的逐步产生
在抗战那个年代，哪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去好好上学啊!依稀记得，在我1938年开始上学的第一天，日本鬼子就来轰炸了，没多久，家乡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乡周围的形势非常复杂，除了日本人，还有八路军、国民党军队、伪军以及土匪等各种势力在活动。如土匪头子刘黑七回家探母路过我们村，以致于村里人都吓跑了。总之，我虽有幸在范家楼小学读到小学毕业，但是可以说没有安安静静地、好好地上过一个月的课。那时我家有2套书，一套是日本人编的，用于对我们开展奴化教育。那套书我看都没看，一直放在包里，日伪一来就拿出来，应付他们的检查。还有一套是共产党的人编的小学教材，即抗战读本，另外加上一些原来民国政府编的小学教材，主要有语文、算术和唱诗等课本。
1943年，我就从范家楼小学毕业了。1944年一整年就呆在家里，一边帮助家里做一些农活，一边接受范祥明与杨曙光两位老师的安排，从事一些工作。一是做代销。学校学生不是需要学习用品吗?老师就安排我们到县政府去，到新华书店去把这些东西买来，然后再卖给同学，而且这个是不赚钱的，完全按原价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已经提前将一切联系好了，我们就是跑腿的。二是参加抗日宣传。1943年毕业之后，我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工作是唱歌、演一些小话剧，到了冬天过年的时候还开展踩高跷活动，通过这些方式来宣传抗日。我们唱歌的歌词有“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关头……”;所演话剧的内容有母亲送儿参军、鬼子杀害老百姓等。三是在识字班代课。为了帮助青抗先的同志识字，根据地政府在乡村中办了很多夜校。夜校一般是利用宗族祠堂与小学教室，学生主要是村中的青年，男女都有，人数不固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我接受两位老师的安排，在夜校代课，教他们识字等。
那时在根据地范围内的农村，有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识字班和儿童团等抗日组织。我也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我们村的儿童团有好几个组，一个组有十几个人。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查路条。如查路条，两个小孩站在村头的道路口，拿着红缨枪，遇到不是我们村的人就要问有没有路条，路条要区政府开，盖上章，没章的路条无用。如果是走路的人，没有路条就不让通过，需要将人带到村长处再盘查。这个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特务汉奸混入村子里刺探消息。当然，除了儿童团站岗放哨之外，还有民兵在东山站岗放哨，他们在山上竖起信号树，一旦发现日军出动来扫荡，就放倒信号树，村子上就知道有险情，抓紧时间转移。毕竟我们村离鬼子沈疃据点比较近，需要多加防范。
在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的过程中，我的脑子里逐步就有了抗日的思想。
三、鬼子统治下的惊颤生活
1939年日本人来了，离我们村五里路修了一个碉堡，抓了很多老百姓给他们修碉堡。日本鬼子经常来我们村。最开始他们还做一些假动作，例如看到小孩，会给糖给你吃。有一些小孩，给了就吃，糖是甜的嘛!有的小孩像我们一样，懂一点事的，鬼子给糖，不吃。我不吃日本鬼子的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堂侄范伟晋的影响。在我们村子，范伟晋比较早地就参加了革命和抗战活动。他从外地活动完回家之后，经常到我家来玩，给我讲抗战的故事，讲日本鬼子怎么侵略中国。他还说小学书本上有倭寇，现在这些日本鬼子就是倭寇。所以，我的脑子里就形成了日本人是坏人的印象，对日本人就有所防备。尽管我没有亲眼看到日本人杀害我们村子的村民，但是经常见到他们进村里寻找八路军。他们进村后到处查找，查不到八路就赶快离开了。大概是1940年的一天早晨，有不少日本鬼子进村来找八路，其中有两个鬼子来到我家，大声叫唤着，日本话我们也听不懂，不知道说什么。当看见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睡在炕上被子里面时，就走过来用刺刀把被子给挑开了，调开一看是一窝小孩光着屁股在那趴着，哪有八路啊!鬼子也没有动我们，然后就走了，也没有抢东西，家里也没东西可抢。
日本鬼子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时，示威啊!天天有飞机来，飞机可以扫到树梢，不断扔炸弹，我们村庄上的集市被炸了好几次。为了在家能够躲鬼子，我们就在自家菜园地挖防空洞，挖了个坑后，在上面盖点草，人躲在下面。那哪叫什么防空洞呀，不可能抵挡鬼子的轰炸。后来，日本鬼子在我们这个地方暂时站住脚了，就没有飞机来了。他们主要靠伪政权来维持秩序。我们村有人参加八路军，有人参加国民党军，也有人做汉奸。其中有两个人做了汉奸后，还当了小官。我们村有一个特点，就是都姓范，是一个祖宗下来的。这两个人虽然做了汉奸，但是对本村人还是有一点良心，对本村没有做什么坏事，有时还帮着说一点好话。村子里参加八路军的人很多，其他村子的人也知道范家楼当八路的多。我们小孩出去不敢说是范家楼的，日伪或者其他人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就说是周围某个村的。村中当伪军的也有，其中一个有人说是地下党派出去做卧底的，但我们见他时是当了伪军的小官;另外一个确实是我们党组织派到伪军中作地下工作的，这人叫范庆吉，他后来到了济南。据他所说，他是以投靠为名，在伪军里面做一些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人，他家是地主，也没对我们做什么坏事，带鬼子来搜查过，没查到什么就走了，对我们村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危害。村子里有好几个人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出去以后就没有再回来。我们范家楼村子大，各派力量都有。中国共产党在那有地下组织，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参加共产党的人比较多。
到了1943年以后，日本鬼子就不敢到我们村来了，一个原因是八路军就在附近;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村的民兵武装组织已经发展起来了，在有些交通要道，民兵在鬼子来之前就把地雷挂上弦，鬼子走了就把线拿掉，百姓踩了也没事，绊了也没有事。这样，鬼子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四、离开村子去打鬼子
1943年小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家呆了近两年。1945年1月，范祥明和杨曙光两位老师说送我们出去读书。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去就去呗，要钱读不起，不要钱，你就去吧!1945年春节一过，我就准备走了，临走的时候，姐姐哭着送我。范祥明与杨曙光就带着我们十几个孩子，把我们送到了日北县政府。之后，县政府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就派人把我们送到了滨海军区。与我一起去的共有十一个人，其中几个家庭条件不错的一看当兵就不干了。现在想想，当时要是对父亲说出去当兵，他肯定不同意。而我却选择留下来，其中原因倒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更多的是由于时局所迫。
一是在环境逼迫下寻找出路。我很想继续读书，然而在老家没地方读。当农民，我不愿意干，因为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农民就是一个庄稼汉，谁都欺负。当时国民党势力在我们那里驻了两个军，一个是当地的杂牌军51军，一个是东北军57军，但是他们来了以后都抢老百姓的粮食。记得有一次，那个国民党杂牌军来我家抢粮食，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只剩下我母亲留的一点用于冬天种的种子，就藏在床底下，他们也给翻出来拿走了。国军抢粮已经到了那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了。除了国军，日本鬼子来了更是抢农民的粮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民自己基本上没得吃的，生活很苦。这些都是我不想回家做农民的原因。当然，日本人的轰炸和经常来村子搜查八路给我们带来恐惧和屈辱，也是我不想回去而选择留在部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受到范家楼革命力量发展的影响。抗战时期，范家楼村在日照可是小有名气的，被誉为“小延安”。我们村几乎全部姓范，而且村庄比较大，有二三百户人家。全村南北胡同共5个，单个胡同的长度可达1华里。为什么范家楼村被誉为“小延安”，为什么范家楼村有这么多人出去当兵打鬼子?其一是与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教育有关。日照师范在我们那很有名气，我们村有很多青年在那学习，而且日照师范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我们村来学习的青年影响很大，1939年出来参加革命就有十几人，如范象明、范崇连、范崇昌、范崇祯和范伟晋等，其中我的堂侄范伟晋给我的印象中最为深刻。他年龄比我大，曾在日照师范读书，后来教书，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其二是与中共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以及军事力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有关。日军进驻到我们那个地区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随即建立并积极宣传，号召青年组织起来抗日。1943年，由八路军115师686团改编而来的教导二旅六团即老六团进驻范家楼村，在其影响下，当年又有一批青年出来参加革命和抗战。总之，我们村出去革命的人比较多，这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五、边学医边开展战场救护
我们到了滨海军区后，军区就送我们去学习。我们去上的学校，是根据地开办的滨北中学，其实没有学校，就办了若干个训练班。但是，我离家时，正儿八经地带了笔记本、买了支钢笔，以为真的去学习。
刚一开始，宣传队就来选拔人，叫我们每人表演一些节目，如跳个舞、唱唱歌、演些小剧等。结果，农村孩子的文艺水平有限啊，一个都没有要!之后，就叫我们去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卫生处报到。卫生处要办一个卫生员训练班，把我们送到那里去培训。一看是去当兵，大多数人就不干了，最后就留下了三个人，范伟萍、范庆河和我。范伟萍留下是因为她哥哥范伟太在这里;范庆河与我一样，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回去了，当兵虽苦，在家也没学上，当庄稼汉受人欺负，当八路就当八路呗!我们感觉在家的日子过得很苦，像我出来的那个时候，北方天气还是很冷的，而且下着雪，就穿着一条单裤，一双单鞋。既然回去也苦，就不回去!于是我就问卫生处：“你们要不要我们?”他们说：“你不管别的，在这儿也是读书，学习卫生员。”我说：“那更好!”所以我就留在部队了。接着，我们卫生员训练班就离开中潭，去了附近的一个地方。那地方不大，我们也是在祠堂上课。后来成立卫生员训练队，大概有40多人，多半年龄都是比较大的，在十七八岁、二十岁左右，像我这个年龄，也就七个人，其中五个小男孩，两个女孩，女孩范伟萍和我一样大，我们就在这儿学习，一直学到开始收麦子，即从三月开始学到五六月。五六月麦子开始发黄了，鬼子就开始扫荡抢粮了，我们无法继续学习，开始打鬼子。
在日本鬼子扫荡期间，我参加了前线救护站的工作。伤员从战场上被抬下来，血淋淋的，首先要给他们止血，然后需要开刀的开刀，把血管夹住，骨折的给他上个夹板，然后再往后方医院送。我所在的这里是个救护站，离前线很近，只有五六里路。至于救护使用的药品，则很简单，有红汞、碘酒，消炎药有嘧啶、奎宁、小苏打等;医疗器械只有几把钳子、手术刀，截肢只能用杀猪刀，绷带不够用就撕被单子。抗战时期，我们的医疗条件就这样啊。
六、跳出包围圈和参加大反攻
1945年5月，与往年一样，麦子熟了。有一天，鬼子又出来扫荡抢粮了。我们的课也不上了，聚集到一个大树林里，区长开始动员我们转移，那些因为年纪小跟不上队伍的，就交给地方党组织保护。如像范伟萍就被疏散了，没有跟着部队走，交给地方政府保护。我们出发时说前往五莲山，路上区长还问我：“小范，怕不怕?”我说：“不怕!”我们的班长对我也很好，他鼓励我：“小范，不怕，就跟着我走!”我们最开始往东去，直奔五莲山，基本上走的是山边。大概走了一天，就在那住下了。过了一天，到第二天下午，部队就不说到哪去了，直接动员说是行军。在行军过程中，我就感觉这个方向不对，好像朝西北，不是去五莲山的方向。我就问班长，班长说不要问，跟着走就行了。走到天黑，过了一条公路，就是诸城到莒县的公路。记得在那个地方，鬼子有个据点叫枳沟，里面日本鬼子和汉奸都有。我们就从它的傍边过公路。那个时候，战斗部队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后勤、供给处、卫生处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部队只是派了一个连护送我们往西北方向走。在过封锁线前，部队要求大家肃静，走到那里，突然说趴下、不要出声。一会儿，鬼子巡逻过来了，可以看见鬼子的人影。我们趴下不出声大概有十几分钟。鬼子走过后，我们不出声，赶紧跑，过了公路，可以看到掩护我们的部队把机枪架在坟头山上，对着公路以保护我们。我们一直走到天亮，到了安丘。这样就逃出敌人的包围圈，我们又开始上课了。大家在大树底下，搬一块石头坐着，在腿上记笔记。记得上卫生课时，因为没有书，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就抄。我有一个随身带着的笔记本，记了不少。大概上了半个月的课，主要讲医疗知识，包括如何上绷带、如何开展急救、如何用药等。到了六月底，反扫荡斗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原地，以前住的地方被鬼子破坏得不像样子。
我们回来以后就没有上课了，开始参加1945年的夏季大反攻。我们围着诸城打了一圈。在诸城县城，有日本鬼子的一个大据点，吴化文部下一股投敌的伪军余部也驻扎在里面。我们驻扎在诸城的南面，从1945年7月份开始从县城的南面打起，打下它两个据点。我们主要参加救护站的工作，前线的伤员抬下来，在救护站包扎，有些简单的手术也会在那做。我们把那两个据点都拔掉了，据点里没有日本鬼子，都是汉奸伪军，一个也没跑掉，全都解决了。之后，我们又往西边去，绕到诸城背后，西边没有日伪的据点，是我们的根据地。此时正值夏天，暴雨频发。有一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行军没走多远，打雷了，雨下得很大。我们来到一条河边，就听到司令员梁兴初问：“前面怎么回事?!”侦察连汇报：前面山洪爆发，没法过河，怎么办?在战时，行军一般不能原路返回，因为怕中埋伏，于是司令员决定绕着回去。部队到了一个蛮大的镇子，在此住了两天，等山洪过去了，又往北走，转到诸城的北面。部队从诸城西面转到北面以后，又开始攻打了。这次打的时间比较长，将近一个星期，把敌伪在诸城北面的据点打下来了。之后，我们的部队又转到诸城东面去打了一个胜仗。这时，汉奸说要投降，要谈判。我们就跟伪军谈判，可是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有一天，我睡到早晨，就听到外面砰砰响。部队赶紧号令我们紧急集合!紧急集合!我赶快起床。那时候军装分1、2、3号，我穿3号军装，穿上衣服就跟着向外跑。到了外面后一打听，大家说是高密的鬼子增援来了，实际情况是由于我们没有防备好城内敌人的动向，他们突围跑了，跑到高密去了，和高密的鬼子汇合起来。这时我们不能再待在诸城东面，赶紧往南撤，退往南面的根据地。
1945年8月份，部队开会通知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高兴啊!日本投降之后，部队高层如何计划，我们下面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叫诸城内的日伪军投降，他就是不投降，不交武器给八路军。这样，我们就打。反正鬼子也跑不掉，我们就慢慢地打，打了接近一个星期。诸城打下来以后，卫生处处长找我们五个小孩谈话，说部队要往东北去，你们不能去了，因为要过海，你们又不会游泳。他对着我说：“过海我不能叫你抓着马尾巴吧?!”为什么这么说我呢?因为在诸城打了一圈，不是要过河吗，河水很深，我不会游泳且个子小，容易被水呛着。怎么过河呢?他就告诉我说：“小范，你就抓着我的马尾。”于是，我就抓着马尾巴过河，是马把我带过去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过海这个方法不行了，你们不要到东北去，到后方医院去。我和范庆河、刘文学、陈树照、郭沐雨五个小孩听从了卫生处长的安排，前往离这里大概200多里路的后方医院。那时候，我们小孩的胆子也比较大。在反扫荡的时候，部队曾给一个人发两颗手榴弹，说遇到鬼子之时就用它，因此我们早有对敌斗争的思想准备。我们五个小孩拿了张路条，在没人护送的情况下赶路。凭借这个路条地方政府是管饭的，要是路不熟的话，地方政府还派一个向导带领我们走上一程。最终，我们顺利到达滨海军区第五医疗所，而这个战斗部队就开赴东北去了。
我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并在1948年5月入党。解放后我继续在军队从事医务工作，曾担任解放军125医院副院长，1982年5月离休，享受正团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