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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日泉:日寇铁蹄下的南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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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冬,广州伦陷,附近地区,无处不受日寇蹂躏。我是中山县小榄镇人,当年十八岁,家里是贩卖布匹的。日寇一到,使我家破人亡;我只身流亡广州,乞食度日,凄凄惨惨地度过了三年。1942年十一月的某个深夜,当我们露宿在惠福东路边,已入梦乡之际,一群充当日军侦缉队的汉奸,在日寇的率领下,突然将我们包围了,我们骤然惊醒,日伪指喝我们是“游击队”,不由分说,便把我们押回去。计在惠福路一带被抓走的,约有二百余人。

  我们被押向惠福东路口,转入永汉南(今北京南),直到南关天星戏院对面空地,被命令坐下(当时该处原有的屋宇已被拆为平地)。在我们到达之前,已有一百多人在那里,接着又陆续押来成批像我们这样的人,前后总数大约是五百人左右。这时已近天亮了,一个日本人对我们说(通过翻译):“你们在广州市乞食,第一,有失我们大皇军的体统,其次,你们乞不到食物时,会偷会抢;我们皇军是不准人偷东西的,抓到偷的人便要杀头。现在送你们去做工,你们要好好服从,不准逃跑”。随即要我们都站起来,把我们驱赶到西堤一个码头上,排着队落船。船舱里的臭气呛得人发呕。人一齐,船便开行。船走了一昼夜即抵埗,日本人和密探便喝令我们上岸。这时我们才知道是到了香港。上岸后有一批人来接收我们。这批人自然是日本人和汉奸。其中一个汉奸假惺惺同情我们说:“你们在广州乞食,十分悲惨,常要捱饥抵饿。现在日本皇军可怜你们,照顾你们,派工作给你们做,你们要好好听从调遣。现在先发给每人费用十元,开工后即陆续有工资发给”。我们每人领了十元后,随即被驱到另一艘“邮船”,一刻也不准在岸上逗留。“邮船”旁停着两三只做小生意的小艇,我们匆忙地购买了一些日用品,船随即开行了。

  船行逾一昼夜,便到达目的地(后来才知道是阳江县东平附近的南鹏岛)。上岸后我们被交付给日本三菱公司。南鹏岛的三菱公司专职负责掠夺岛上的钨砂。这时我们才明白被日寇拉来是替他们掠夺我们祖国矿产的,但也无可奈何。

  三菱公司的工头将我们分为老人队和青年队等几个队分别派任爆石、采矿、搬运等工作,声明每人每日工资四角,伙食由公司包给;不开工的没有工资,也没饭吃,并说已在香港予发了五十元,以后要每月扣回五元。我们像哑子吃黄莲,明白了其余四十元已给香港的那批日寇汉奸吞没了。

  第二天我们便被驱赶去开工,开始饱受那苦难生涯了。

  现在分开几个方面来叙述:

  岛上概况

  日寇掠夺南鹏岛钨矿,由三菱公司负其全责。三菱公司将全岛分为南山工段和北山工段。南山矿区较大,矿苗也比北山好。两个工段各设山长一人由日本人充任,负责管理该段采矿任务;其下设劳务系,管理工人采矿工作及工人生活一切事宜。劳务系设监工多人,亦由日本人充当。华工除有关技术的各工种外,大部分是普通工(即什工)。华工分为各个组,每组二三十人,也有四五十人的。各组设监工一人(日人充当)。每组又以十余人编为一班,设班长(由华工兼任)。班长是辅助监工的。

  工种大致有如下几项:木工、矿工、洗矿、基建、路工、电工、打磨(即修配)、搬运和仓库管理。木工主要工程是顶垅口、建厂房及其它修理制作木类器具;矿工负责钻岩爆炸,及钻通气孔等,电工在发电厂工作外,并架设电缆通入矿洞里、安装抽风机和其它电器工作;洗矿,是钨矿采挖出来后,用洗矿机边磨碎泥沙石块边冲洗尽净——这是全部采用新式机器操作的,经过三重机器冲洗后,即得到纯净的钨砂;基建是修建厂房仓库等工作;路工主要是设路轨以便运输;打磨(即修配)负责修理机器、打磨工具等,该项工种又分车工和钳工两类工人。

  矿区所有技术人员都是日本人,兼选一批被认为可靠的华工做助手。仓库管理人也是日本人,但也挑选一些华人在内以供驱使。至于普通工的工作包括很多,如由矿洞里扒泥、挖石、推泥车、由垅口推车运载钨矿往洗矿厂、在岸边起货落货等等。——落货是将钨砂搬到船仓里;起货是从船仓里搬取运来的原料如柴油、汽油、润滑油、机器、器材及一切物资。

  矿区里还设有医疗所、饭堂、酒馆、慰安所等。

  医疗所:医疗所分设日人医疗所与华人医疗所两间。日人医疗所设有日本医生两三人、护士七、八人,病床十张。华人医疗所有日本医生一人,华籍护士数人。华人前往诊病时,日本医生遁例一看便说无关重要,叫病人回去开工。即使重病员也只马乎看过,随便处方给药,或干脆叫护士诊视配药;护士毫无医学知识,胡乱给点药就打发病人回去。服药后病人的死活他们是不负责的。

  饭堂:饭堂也分日本人饭堂和华人饭堂两个。日本饭堂由日本人管理,兼搭配几个华工任炊务。华人饭堂全由华人管理,但也分两种:一种是专供华人技工和被认为较优秀的可作助手的华工的,这些华工被称为“广东先生”,饭菜较好些。另一种则是供应一搬华工的,设备极简陋,饭菜也粗劣不堪;我们将这间饭堂称为“咕哩(苦力)饭堂”。我们最初是没有碗碟的,只用在岛上捡到日本人抛弃的裂碗烂碟以盛饭菜,或是捡块烂铁皮,用锤子打得像个碗形就作饭具了。

  酒馆:矿区设有酒馆一间(即小卖部)。日本人可到此饮酒和购买零食。我们华工是没有这种福分的,只有望洋兴叹吧了!

  住所:我们住的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方横仅二三丈,便安排三、四十人睡觉。我们仅能有一个位置躺下身躯,连转侧都极困难;加上通风设备不好,空气难流通。白天极度劳动,晚上又得不到很好休息;蚊帐被铺都没有,因此患病的很多。所患的疾病,以虐疾、痢疾、高烧、水土不服和患脚气的最为普遍。至于损手烂脚的,更被视为平常的了。

  衣着:由于岛上取水困难,我们经常没水洗脸和冲凉,身上一股臭气。衣服褴烂,有些人干脆将烂矿包(麻包或草包),用铁丝串连起来挂在身上以蔽体。虽说我们每天有四角钱工资,但左克右扣,每月到手的不多;岛上的物价因交通阻隔、日人垄断,因而十分高昂,我们也买不起布料裁衣。头发和胡子长得像野人似的。

  慰安所(即妓馆):慰安所是专为日本人的消遣而设立的。妓女几乎都是中国人,约有三、四十人。她们编了号码,每星期将日本人编成小队,轮番挂牌前往妓馆。有些日本人前往慰安所作乐时,为了表示威势,常带一些华工前往以供使唤。华工衣衫褴褛,一身臭气;妓女也是中华女儿,被迫卖淫,悲惨遭遇,往往是流泪眼看着流泪眼,无可奈何。……

  岛上居民:岛上原有居民二百人左右,被称为“口民”,俱是生活困苦的。远在抗日战争前,岛上居民就以采钨为生。因系个体用土法开采,工具不外是番钉、铁笔、锄头等简单工具,全是手工操作,垅口既不能深入挖掘,所得矿砂亦不多。日寇侵占后,仍准许他们操旧业,但所采的矿砂不准外卖,只能由三菱公司以很低的价格收购。这是因为岛上居民所采的矿量不大,而收购价格又低,实际上也是替三菱公司当矿工了。岛上居民因慑于日寇的淫威,不敢与我们矿工接触。此外,岛上有一些小渔艇湾泊,却也破破烂烂;每次出海和回岛时,都受日寇严格检查。而且每人都要随身携带“良民证”,否则就当作游击队处理。

  岛的沿岸一带水域上,有日本海军陆战队通宵达旦地警戒,既防矿产的走私分子,也作军事措施。岛上经常驻有陆军百人左右,这些驻军并非用于战争,而是为了保卫矿山、镇压矿工。此外就是一千二百多的华人矿工了。除了我们由广州被抓去的五百多人外,还有由海南岛和其它沦陷地区抓去的;其中还有少数是由“猪仔头”以“卖猪仔”的方式骗去的。

  岛上警察厅:岛上有一个警察厅,是汪伪政府的地方公安机构,听命于日本人。但汉奸们的目的在于“刮龙”(敲诈)。警厅一面狐假虎威残害人民,另一方面也与私枭勾结,获取利益。还有一点:当个别矿工不能忍受日寇的淫威而逃到山上,又受不了无食的饥饿,跑回来又怕被日寇杀头时,也往往托人请警厅代说情,而警厅又从中捞了一把。

  矿区的劳动和生活

  矿区的劳动:劳动是极其苛酷沉重的。每天虽说规定劳动九小时,也有中间休息,如吃早粥后及下午二时,都休息卅分钟。但中休时间是要抵扣的。我们实际的劳动时间是上午七时至下午六时共十一个小时,实际上超过九小时多了。有时还要加班。如遇钨砂需用急迫时,往往晚上加班,有时又有突击劳动。加班时略有二三角钱加班费;至于突击,则完全是无偿劳动。处此情况,监工一点不放松;劳动稍有迟误,便遭拳打脚踢。

  我们的劳动是没有安全设备的,在矿场上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做钻岩爆炸工作,经常要深入矿垅;洞里的泥石混合,爆炸或钻孔时受震动,往往崩陷下来。洞里狭窄,无从走避,常常一二十人就被生葬活埋了。有一次,我在钻岩爆炸时,碰巧钻到泉水水路上,一经爆炸,泉水即涌泻而出,灌入垅内,转瞬深达脐部。我情急生智,用一块石头垫高钻岩机,自己站在机上,但头部已达洞顶,无可再高了。泉水仍旧涌来,再过片刻就要没顶。这时空气被水驱迫,快要窒息。我急将通向山顶的透气管猛力摇动。山上的工友见状,知道垅内有事故,相率前来营救。这是无数次灾难中的一例。

  搬运工要深入矿垅扒挖。因为爆炸震动后,垅内垅口的泥土已松,又经扒挖,泥土容易猝然倾泻。监工的日本人凶横成性,毫不顾及安危,硬迫着搬运工入洞,因而经常出事故。

  监工的和主要的技术操作都是没人性的日人。华工劳动强度很大,即使不受压死,也往往因为伤病,伤势日重,缺乏及时的治疗,终至无辜死去。也有因工作过份疲劳,稍稍迟慢,即遭监工的毒打;或抡起大块石头掷来,或用皮鞭乱抽,或随手掣起身边的工具如铁镐、板手等横劈,而致被打的人头破血流、断手断脚。最险毒的,他们认为打人时自己还是要用力,就改用以华人打华人的办法。要打某人时,监工自己不动手,却指挥班长下手打人,直打到他认为痛快时才止。

  每天早晨都要点名开工。有些恶作剧的监工,每点一人,即用木棍敲其头一下。机灵的人还可以闪避,迟钝的便要捱一下剧痛了。点名时如有病不能开工的,监工的日寇常说你没病,不准请假诊治;倘再不听话,则指为诈病偷懒,要遭毒打。日本人好柔术,一下子就将人摔在地上,用脚乱踢,把人踢得半死。

  生活:华工名义上是吃三餐。我们六时起床,往往没有盥洗,匆匆忙忙便跑向饭堂。早餐只有白饭,没有餸菜;大家随手捡些盐放在饭面,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因为七时正便要赶到工地开工。吃得稍慢,监工的随手在地上抓起一把沙子,撤到你的碗上。午餐是吃粥,每人一碗,不管你饱不饱。晚餐算是有点菜,但还是从日人厨房里挑过的菜,切碎了,略煮一煮,像喂猪的烂菜无异。

  如果有人确实病倒不能开工,饭堂便不给开饭。有时我们工人中,偶然弄错了一点工程,或因饥饿偷了一些食物,日寇便要“严加惩办”,把这人拉到南山的一个临海的悬崖上,并集合全体工人来观看;日寇在数说了一番“罪状”之后,随即一手按下这犯人的头,另一手挥刀一劈,“犯人”的头便滚下来,再举脚一踢,尸首即由悬崖滚入海里。其杀人动作,极其迅速,连一点血也没溅落地上。

  逃亡

  我在南鹏岛两年多,受尽了折磨痛苦。心想:如此惨无人道,岁月无尽期,熬到何年何月?是否还能生还?自己还年轻,如不逃生,必致一个悲惨下场!因而打听得有人逃到山上,并从逃亡过的人咀里听说过确实有人能够逃离虎口。于是我下了最大的决心,宁死也要逃亡出去。其实同来的难友,又有谁没有同样的想法呢?大家只苦于无脱身之计吧了。

  我暗中约好几个年青力壮的难友,在一个浓黑的深夜里匍伏爬行越过日寇的防卫区,逃到岛上的深山中。我们遇到几个好心的居民,见状深表同情,拿出一些粮食接济我们。但谈到渡海一事,就费踌躇了。因为海面广阔,波浪汹涌;加上我们久受饥寒,体力已衰,更无泅水渡海的能力。后来由一位居民指点,计准潮水涨落周期,我们五人找了两根杉木。大杉三个人抱着,小杉两个人抱着,另用绳索系紧,以防疲劳过度脱落水中。另外每人口里含一枚生羌,感到寒冷时嚼羌汁取暖。在一个黑夜里,各人将衣服缠在头上,实行渡海。经过几小时与海水波涛的搏斗,终于抵达阳江县的东平村。我们到底是脱离虎口了。

  1945年秋,凶狠残暴的日寇终于投降了。听说,在广州和我一起被抓去的五百多人,到了抗战胜利,生还的只有三十六人。而南鹏岛上的日寇呢?当日皇宣布投降后,岛上日寇即将采矿机器破坏:将机器拆散,迫着矿工背起机器零件爬到南山临海悬崖处,一件件抛入海中;所有的发电机、洗矿机、抽风机、钻岩机、马达、抽水机,与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工具,也都先后抛入海中。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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