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宜桐(原名俞仪凤)，1920年9月22日出生于北京，1930年随父母到上海定居，1940年经中共党的地下组织联志读书会联系，秘密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抗大五分校，后在文工团工作，194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解放前还做过民运工作，任白求恩医学院指导员等。1980年在北京钢铁设计研究院离休。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上海，只有17岁。我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残暴，亲身体会到当亡国奴的痛苦。年龄大一些后，我就想去打日本鬼子。那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办了一个读书班，说是培养技术人才，掌握技术以后，派到国民党那里做报务员或做其他工作。我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他认为只有男孩子可以去上学。我不服气，说：“女孩子也可以去学习”。父亲也就允许了，我就去读书班学习。过了一段时间后，和我同班的一个女孩子说：“有一个叫‘联志’的读书会很好，可以学习很多新知识。”我就又跟她去了这个读书会。其实那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我们偷偷地在一个亭子间里，读《论持久战》《辩证唯物论》等马列主义的书籍，还一起偷偷地唱抗战歌曲。我还介绍我妹妹和其他几个伙伴加入了读书会。一天，有人说苏北新四军那里需要人，我们一听就说：“我们去!”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准备一起去，但是又害怕家里反对，所以就决定走时不跟任何人讲。组织我们去苏北的人告诉我们，若你们在路上被日本人、国民党抓住，坚决不能说是去苏北，否则我们就没法营救你们了。当时我们家刚从闸北搬到法租界，那时商务印书馆要往香港搬了，我爸爸也不想搬，准备让我妈妈带我们回常州老家，待形势好一点，再回上海。此时我已经是小学教员了，我就对父母说我不回老家去，就留在上海。我妹妹也想与我同去苏北。同伴们也说你妹妹要是不能去苏北，以后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但我妹妹当时还没有工作，有什么借口留在上海呢?小学校长出主意说：“学校教员已满，但我可以给你妹妹开一个假聘书。”我妹妹就跟家里人说：“我也有工作了，也不走了。”我妈妈第二天走，她当晚就把行李打开取出她的衣服、用品。这样我们就跟家里闹翻了。我妈妈只好带其他弟弟妹妹们回老家了。我妹妹就到一个工厂制造电池、灯泡。工厂管吃管住，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苏北来人了，我和我妹妹还有一个男同学一起走，还编好了一套话，说我和那个男同学是夫妻。爸爸白天上班，晚上才回来。事先我也不能告诉他。怕爸爸着急，临走时我给他写了封信，说“现在国难当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能为国尽忠，待以后我再来孝顺你们”等等，扔进信筒里。人家给我们买好了船票，就这样到了苏北黄桥。那年我20岁，我妹妹18岁。
我在抗大五分校时，抗大宣教科组织了文工团，我们就在文工团里演出。1941年左右，敌人开始包围我们，宣传队就解散了，我被分配到苏北、山东一带打游击，做民运工作，组织农抗会、妇救会、武装民兵。开始打仗后，我在军医校做指导员，学员都是学医的。战斗打响后需要很多医务人员。我不记得是临沂还是打哪里的事情了，只记得当时医药资源非常缺乏，伤员分散在不同的村庄救治，各村庄挂不同颜色的灯笼。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是头部受伤的就送到挂红灯笼的地方去，腿受伤的就送到挂绿灯笼的地方去。伤员很多，不是几十个，而是数百个啊!我到下面去看医大的同学们怎样工作时，真是惊心动魄!病人就睡在担架上，没有纱布，老乡就把自己的蚊帐撕下来，煮一煮，当纱布用;没有酒精，老乡就把白酒拿出来消毒用;没有药棉，老乡把被子里面的棉花扯出来。药也特别困难。我看见一个伤员，因为缺乏消毒用品患了急性坏疽，后来不得不把他的两只脚锯掉了。但他还是挺乐观的。一位当地的农村姑娘自愿照顾他。那时也没有给老百姓补偿，都是自愿贡献，保家卫国。想起那些群众对革命的贡献和艰苦的往事，现在都很感慨。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去山东乳山根据地去做群众工作，敌人分两路包围了这个地区，我们决定撤退。但是我们一离开，还乡团就要回来， 老乡就要倒霉了。到了晚上，我们就组织贫下中农、党员，在学校里，点一盏煤油灯，给他们开会，讲明形势，假如我们不撤退，就会被消灭。但敌人进来后我们带不走的物资怎么办?群众怎么办?我们请大家一起想办法。群众特别好，说你们带不走的粮食我们连夜搬到山洞里去，还有轻工厂的设备也也负责运到山洞里，不会让敌人发现，你们就放心吧。民兵说要上山打游击，我们就问还乡团回来要杀害你们的妻女怎么办?农民特别聪明，他们说我们走的时候把地富反坏的妻女孩子也带到山上去，告诉他们，我们的家属平安，你们的也平安，如果弄伤我们的人，你们也不会平安。我们问我们撤退的路线和隐蔽的地点被告发怎么办?他们又说了，我们在那些坏分子家的门口，搁个放哨的，不让他们出来人看到你们的行动。会议开到天亮。我们就集合部队撤退了。群众也按照制定的办法实行了。我很感动啊，这些老百姓对抗日、新四军是全心全意、实心实意，特别信任的!
日本鬼子宣布投降时，我们还没有得到消息，那时我还在杭嘉湖的山区，一个同志跑过来，说日本人投降了!说我在路上看见日本人，他们没有抓我，还说“我们投降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真高兴啊!后来毛主席到重庆，制定了“双十”协定，明确长江以北是我们的，以南是国民党的。我们正好就在江南，党组织做出决定，让我们在几天之内把在江南已经暴露的同志、地下党撤到江北去。其时我患了恶性疟疾，没有药，根本动不了。组织上就动员民兵用担架抬我走，一站一站换人。到一个村子，换一拨人，走了好多天，终于到江边了。我躺在担架上，脸上都是泡，有个民兵专门照顾我。我看见一艘挺大的船，像艘炮艇，机炮连就在那条船上，腿脚利索的就上那个大船了。我想抬我上哪条船我就上哪条船。这时老乡就把我放在一条渔船上，我昏昏沉沉的，就觉得船转来转去，有时刮风了，老乡就跪在船头求救，只记得这些。天亮了，我们的船就过了长江了。可是我们装机炮连的那艘大船，被国民党的鱼雷给炸了。当时船已经离岸不远了，很快就沉下去了，桅杆还在水上面。机炮连都是年轻的好小伙子。后来我到了淮安，碰上几个我认识的女孩子，其中一个就哭，说他哥哥就在那条船上，牺牲了。国民党就是这样，协议都签好了，但还是要打。
到苏北我就有药吃了，毕竟还年轻，很快就能起来走路，慢慢地身体也好起来了。
我还想起来一件事，更加证明军民鱼水情深。冬天行军，河水结冰了，但也要走啊!我们把冰敲碎趟过去。一次我来月经，但是也必须过河，我背着背包趟过去之后，两条腿就肿了，走不了路了。队伍就开始传话，说有位女同志腿肿了，不能走路了，一句一句传到前面，团长听见了，他赶快牵马过来，让我骑马，进入村子后住进老乡家。领导说：“休整两天吧。”房东老奶奶一看我的腿说：“这怎么行啊!”那时物质都很匮乏，她设法弄了点烧酒，给我搓啊搓啊，我就消肿了，能走路了。我真是感谢这位老大妈。
有时我们打埋伏，老乡就让我们把军衣脱下来，把他们女儿的衣服给我们穿上，让我们隐蔽起来，并说：“你放心，不会出问题。有我在你们就安全。”所以现在我跟农村来的人都很亲切，就是因为过去群众对我们特别好。这是我永远难忘的。
那时期生活很艰苦。杭嘉湖靠山区，不生产粮食，就靠卖竹子谋生，后来日本鬼子来了竹子也卖不出去了，大家只好到山上去挖野草，有粮食就放一点到野菜里，没有粮食就只能吃野菜了。由于缺粮，有些老乡干农活时就倒下来了。有一次要打仗了，部队给我们吃窝头，我们一嚼，原来是糠，根本咽不下去，只能喝一口水，吞一口糠窝窝头。有时条件好一些，打仗前每人带一条粮食口袋，里面放一些炒熟的黄豆，吃午饭时，大家就在河里舀点水，边吃边吞黄豆，因为黄豆特别容易噎着，所以现在我们吃什么都不觉得苦，什么没有苦吃过呀?
我们还把疥疮称作“革命疮”，“抗日虱子”。刚参加新四军时，看到虱子吓得不得了，它们到处爬，头上也是。到后来就不在乎了。我衣裳都是熟的，到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部队就借老乡的大锅，煮开水，大家就把衣服扔进去煮。有时晚上睡觉前，还发一点灰锰氧消毒。
我是1941年11月入党的，我妹妹比我要早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我们从上海来的人里面有托派。我把我妹妹还有一些人动员进了读书会，所以我好像还是小头头。我的问题好像还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入党了，我不能入，因为我有托派嫌疑。后来文工团散了，我被分配去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不是党员就很难开展，怎么组织民兵、怎么组织妇救会等等呢?沈诣同志是我们区委书记。他了解我的情况，所以我才入党。我还算不错的。有的同志就被送到区党委党校整风。联志读书会的头头钮伟在上期整风时托派问题已有结论，没有问题。我也同样去除了托派问题。
1师分会:朱宏佐、温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