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颜廷超
访谈整理者：齐红深
讲述人简介：1916年生，父亲因参加抗日义勇军被日寇判刑致死，伪满建国大学第一期生。退休前哈尔滨市十三中学教师。发明颜氏速记、中日韩语速记、电脑速记。
访谈时间：2000年3月。讲述人时年84岁。
1916年4月15日(农历3月13日)我出生在宁安县城南60里的颜家屯。祖父是木匠，父亲从宁安县师范学堂毕业在安城城里当小学教师。我在中华文化的沐浴下，知道自己是颜回第78代子孙的责任和义务，不仅在研习颜真卿字帖上狠下工夫，还参加了学校的武术队，学会了单刀、双刀、大刀、少林拳、燕青拳等本领。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在宁安茶园宣传抗日救国，我们武术队进行表演，激发民众抗日的勇气和信心。
我父亲在九一八事变前担任黑龙江宁安县教育局长和县立中学校长。我随父亲读过进步刊物《新青年》和爱国书籍。
1932年2月，日本侵略军进军到我的家乡宁安县城附近时，我父亲托付他的义弟胡翊轩叔叔带我和他全家一同去哈尔滨避难。不久日本坦克开进了哈尔滨市内，日本军队控制了中东铁路，火车通车，八月十五中秋节后我跟随同乡同学回到宁安。可是我到我家一看，我的家已经住上别人，父母和妹妹不知去向。邻居徐伯父告诉我说，我父亲跟保安队长刘万奎成立抗日自卫军抗战去了。他家不敢留我，连饭也没让我吃，就被赶出来了。我便过起了流浪的生活。靠教几个孩子读百家姓、千字文、平民识字课本谋生。
1935年春，我在中学同学张国新动员下，考上了宁安中学继续念书。我开始接受伪满洲国的奴化教育。
宁安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五四运动的旗手马天安(马俊)就是该的毕业学生。九一八事变以前，教师中有几位共产党员，教数学的曹老师，教体育音乐的刘彬老师，教国文的胡老师，教理事的杨德树老师,他们课讲的好，很受学生欢迎。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
1935年我回到宁安中学时，校舍依旧，但是教育方针变成了为日伪统治培养“中坚力量”，并且以日语作为重点。
我那时候虽然痛恨日本人，但又无力反抗。为了出人头地，我刻苦学习，经常夜晚到教室作作业。这养成了我喜欢深入钻研和自学的习惯，为以后我发明中文速记和电脑速记，编辑速记和日语教材,研究颜子思想和颜氏文化,翻译日本文学著作等打下了的基础。
1938年，我考上了伪满洲国最高学府建国大学，成为第一期生。
伪满建国大学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石原莞尔为首的日本军官，为了巩固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进而侵略亚洲，培养政治鹰犬而设立的。学生由日本、朝鲜、台湾、满洲各地区招收7个民族的学生，每期招收150名。我们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时，伪满皇帝溥仪亲自出席并颁发《敕书》，指出：“今兹政府创立建国大学，将为国造就桢干栋梁之材，维哉时也，朕深怿之。惟本大学为我国最高学府，政教之渊源，文化之精粹，经天纬地之学，修齐治平之道，教于此，学于此，始可以施于天下而无憾。” 建国大学学生帽徽是篆文“建国大学”。制服是“协和服”，在袖子印着象征“八紘一宇”的图案。
伪满建国大学特别重视精神训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来培养建设所谓“道义世界”的领导人才，实际上是为日本长久统治我国东北培养走狗和奴才。要求学生集体参加伪满“协和会”，并且发给协和会会员牌要钉在家中的房门上。
日本还对学生采取同化政策，妄图使我们认同和归属日本人。1940年日本强迫朝鲜族和台湾的汉族一律把姓氏改成复姓，如姓金改成金本、姓李改成铁城。一个名叫大村重治的同学用日语告诉我们说：“我是台湾来的，是中国人，汉族。我原来的名字叫涂南山。”
建国大学的朝鲜同学在改姓以后，参加了日本关东军。学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这件事对我思想冲击非常大。因为我是“复圣”颜回第七十八代子孙。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舍根忘祖!于是我在1940年寒假回到宁安县东京城去见族长，提出重修《颜氏族谱》的意见，得到支持，我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这一艰巨工作。1942年在颜氏家庙举行了祭祖发族谱的典礼。山东曲阜“颜子研究会”最近出版《陋巷志》对我在日寇统治下编修《颜氏族谱》予以充分肯定。这不是我个人的功绩，而是日本侵略激发出来爱国、爱家、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胜利!
伪满建国大学千方百计加强日本军国主义和奴化思想教育，却起了相反的效果。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各民族学生共同组织了多个读书会，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互相讨论,增强了反满抗日思想。柴纯然和杨增志同学参加了东北大学联盟，加入“东北抗战机构”。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与佟钧凯(赵洪)等进步同学在校内办了不定期地下刊物《前哨》。柴纯然和我同宿舍共同生活了一年，他介绍我看进步书籍，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我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曾领着柴纯然和杨增志到我的一些同学家里研究发展读书会的问题。我曾经用“钢铁锹”的笔名为地下刊物《前哨》写过文章。
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全东北大搜捕，发生了“一二.三0”事件。当时在家度寒假的柴纯然毅然返校，他对劝他躲避的妻子说:“我再走就群雁无首，干这种事业，蹲监坐牢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前仆后继,理所当然。即或发生不幸，也是值得的。”
1942年3月2日柴纯然、杨增志等16名同学被捕。柴纯然同学在监狱的墙上写下绝笔事，表达出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寒窗未尽又铁窗，国事家事两茫茫。微身但愿殉国难，岂计刑期几年长。
1944年1 月30日柴纯然在日本侵略者的残苦毒打折磨下，惨死监狱。时年24岁。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虽然这些爱国抗日骨干分子被捕，但读书会活动不仅没有停滞活动，而且继续深入深入开展活动，大大地激发了中国同学的奋发图强的自尊心。大家互相教唱《毕业歌》《大路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增强了反满抗日思想。有些同学离开学校偷偷到关内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校的大多数同学积极参加革命，成为新中国革命的骨干。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费尽心机举办的建国大学八届学生都跟随共产党成为了帝国主义的掘墓人。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孙维本到颜老家看望他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