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日寇进攻长沙，途经毛田境地，被国民党中央军队在毛田傅家洞山上堵截交战，当时的战斗激烈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前天的半夜，公鸡刚叫过两遍。父亲就把我和弟妹们一个个从睡梦中喊醒：“快点起来，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山那边的染坊屋河边，正在那儿烧呀，抢呀，掳啊!我们得赶快躲兵逃命!”话音刚落，母亲抱着吃奶的二妹，父亲抱着二岁多的大妹，我背着一床三四斤重的小棉絮，手牵着五岁的弟弟，还请了邻居海舟哥挑担箩筐：一头挑着棉絮，一头放些大米、油盐干菜，跟叔伯们一起，匆忙出门。我听说要离家跑兵，心也慌，脚发软。天是那么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高一脚，低一脚的，朝那偏僻稠密的树林去避难。走到百家尖山坳上，坐下来休息一阵子，再往前走。这时，东方出现了微微的曙光，眼看就要天亮了，忽然对面的山顶上响起了密集的机关枪声。把大家都吓坏了，心慌意乱间，我们全家6口人都走散了。我是带着小弟弟，同六伯父母家一路跑的。可怜我大伯母是一双缠过的小足，拄着拐杖，跌下去，爬起来，又跌下去，又爬起来……有时简直是向山坡下滚去的。拼命跑了十儿里山路，在一个叫胡家山的地方，才找到了藏身之处。山坡里有一条小溪，溪里有大小不一的水凼子。岸上有荆棘丛生的草丛覆盖着，较为隐蔽。
过了中午，中央军队可能是失利了，边打边退。日本鬼子边打边追，快追到我们这个山头上来了。机关枪扫射的声音，大炮震耳欲聋的爆裂声，从头顶上飞来，从天空中闪过，把我和弟弟妹妹们，吓得象乌龟一样绻缩着，连头也不敢抬。我们又渴又饿。天快黑了，枪声离我们远了，才转身到山坡地里抠了两个红茴，我和弟弟各吃了一个，勉强充饥。直到半夜，六伯父带着我们去山下彭家塅屋里，将榴草往堂屋地上一铺，就睡了。
睡到半夜，我父亲终于找来了。劫后重逢，我们自然是十分高兴。父亲也将其他乡亲的情形告诉六伯父：村平头屋里美瑞爹的媳妇、国成的妻子郭元珍，那天出门躲兵逃命时，身背着三岁多的外甥刘修应，在百家尖的山谷里，被日本鬼子的大炮击中，弹片炸伤了头部多处，立刻倒地死亡，外甥修应也被弹片炸伤右侧脸部，幸免于死。
另外我们屋里有个20多岁的婶母，怀了孕快要临产了，由于那天跑兵受惊吓，过度紧张劳累，忽然腹部阵痛，原来是临产了。她别无选择将小孩生在路边的稻草堆上。没有剪刀，脐带是用牙齿咬断的。没有衣服，她丈夫脱掉上衣，将婴儿包好。小孩呱呱地叫，婶母用乳房堵嘴。那天晚上，他们母子就在稻草上睡了一个通宵。后来，小孩的乳名就叫兵生。
然而，手无寸铁的山民们，决不甘心日本鬼子在这里肆虐猖狂，他们机智勇敢，不时狠狠地打击敌人。
那天，日本鬼子从平地转向山谷与中国军队交战。由于中国军队隐藏在丛林中寻找战机，日本鬼子上山后，他们找不到目标，又辨不清方向，有的向前追寻攻击目标，有的掉了队。掉队的鬼子，扛着机关枪，山路难走，于是抓老百姓为他扛枪引路。一位名叫李汉城的山民，年约30多岁。他把鬼子兵带到处人迹罕至、森林蓊茂的山岭上，趁者鬼子不留神，他用枪托向鬼子头上猛击一下，鬼子兵随即倒地身亡，他把那鬼子兵沉入附近的山塘内，机枪掩埋在山林里。后来把机枪送给福至乡乡长李笃初，乡长表扬李汉城杀敌有功，他家五兄弟排行老二，按当时的征兵政策，“三个抽一，五个抽三。”他家应该征壮丁三人，宣布免征一人，以示奖励。
还有一次，一名日本军官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到各个大屋找花姑娘，去掳抢财物。鬼子进屋了，把马系在拴马石柱上。村里一个曾经当过兵的退役军人会骑马，他决心惩罚这个日本鬼子，悄悄解开马绳，一跃上马，鞭子一扬，往山路上飞奔而去。日本鬼子发觉后，往前追又怕中埋伏，只好垂头丧气走了。这匹马后来献给了驻扎在朱公桥的岳阳县县长黎自格，县里也给了奖赏和鼓励。
1944年农历七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大家正准备吃午餐的时候，忽然一架日本战斗机从东向西飞行，飞行的高程大约只有20～30米，好象在屋顶上飞.我们怕它投炸弹，吓得从屋里走到外面来了。后来发现飞机就要落地了，我们十几个青年和小孩子，跟着飞机飞行方向去追，跑呀，追呀，穿过小溪河，爬过十几座山峰，追了10余里，在胡家山短冲的珑田里，飞机头钻进了几米高的田堪上，机身把十多丘稻用弄得一塌糊涂。飞行员降落在另一个地方。福至乡乡长李笃初派乡丁将飞行员押走，经审讯，这架飞机到长沙去执行任务，被中国军队的弹炮打伤了，本想返回基地，到达毛山上空时，已经无法再飞，飞行员跳伞了，飞机自行慢慢降落。降落伞是用银色的丝织品做的，飞机的残骸是雪白的铝制品。后来，乡政府请工艺师傅将飞机残片做成铝碗，我们乡中心学校的学生，每人发一只饭碗，同学们说：“端着日铝碗，毋忘国耻仇”。
这些都是1945年农历七月中旬发生的事，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但日本鬼子侵略中华的罪行，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