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个食堂里吃饭，住房也是一墙之隔。他不知从谁那里知道我在长征时是贺老总部下的一个师政委，就动员我去河南打游击，并想方设法说服我。吃饭时他和我凑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又跑到我的房间来聊天。他很善于言谈，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绘声绘色，说得我真有些动了心。一次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单刀直入地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河南打游击?”我说：“愿意当然愿意，但我说了不算数，要请示周副主席同意了才行。”他听了高兴地说：“请示周副主席，这个包在我身上了。”过了两天，他跑来对我说：“周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都同意了。”就这样，我跟彭雪枫同志乘火车从汉口出发到河南确山，又从确山步行到竹沟。
八月一日，我们开始办第二期教导队。学员大都是全国各地党组织选送来的优秀青年学生，共二百多人，分两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方中铎同志任队长，我任党支书，主要做政治工作。主课是抗日游击战争，其次是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和军事常识。
九月初，周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中心移向豫东，创建豫皖苏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部队沟通联络。据此，九月底，学员结业时，一部分分赴各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部分学员，其中有彭雪枫从太原带来的两个班、方中铎从临汾带来的三四十名青年学生及原老八团一部分伤员，装备了由武汉领来的六挺苏造轻机枪及部分弹药被服，正式成立了彭雪枫游击支队，下辖参谋处、政治处、军需处和一、二中队，计有三百八十七人，各种枪支一百九十八支。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九月二十九日，游击支队于竹沟誓师东征，跨越平汉铁路，途经刘阁、界牌镇、上蔡县城砖桥等地，向豫东挺进。
十月八日，游击支队进抵西华县北杜岗镇，与活动在该地区的原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同志领导的豫东农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及先遣队会师。吴芝圃同志是个大知识分子，教出来的学生很多，在豫东一带很有威信和号召力，他领导的游击队大约有七八百人。三支武装力量会师后，为了统一领导，奉命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我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大队长分别是张太生、滕海清和老红军冯胜。合编后，游击支队的任务是继续东进，积极打击敌伪，发展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
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从西华出发跨过黄河继续东进，于二十六日夜进至淮阳东窦楼宿营。窦楼是个小镇，我们只打算住一夜就走。第二天上午，部队正准备出发，驻扎在戴集的日军骑兵三十多人，由少尉林津率领，突然向我们袭来。这是我们会师合编以后，东进途中首次和敌遭遇。支队当即决定迎战，狠狠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扫除东进障碍。彭雪枫同志遂令直属队于窦楼南侧迅速展开，令第二大队占领马菜园、谷店等有利地形对敌实施迂回包围。张震率警卫连向敌正面进攻，利用起伏地步步进逼敌人。同时，第一大队由窦楼东南向敌右侧，第三大队由马菜园东南向敌左侧，实施迂回包围攻击。在我数面包围之下，敌人慌了阵脚，伤亡了一半，少尉林津被当场击毙，其余敌人仓皇逃命。这一仗，共毙伤敌十多人，缴获了一部分弹药和军用物资。
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更加增强了豫东人民抗日胜利的信心。由于我游击队积极打击日军、汉奸，政治影响逐步扩大，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有些进步的地方武装也来投奔我们。在杞县，有一支地方武装，下层官兵大都是当地穷苦农民，对日军烧杀掠抢深恶痛绝，要求抗日的呼声十分强烈。但大队长李寿山是个旧兵痞出身，喜欢作威作福，在抗日还是亲日问题上经常左右摇摆。为了发展抗日武装，壮大我军力量，彭雪枫同志决定派我带人去改造收编这支队伍。我带了五名干部到了李寿山部，我们首先深入下层，熟悉士兵，在吃饭、行军、操练、宿营中关怀和照顾他们，很快就和他们交上了知心朋友。我们经过一段调查摸底，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政治教育，还调整了李寿山等人的职务。当时，李手下有人要暗下毒手搞掉我，但是，到处都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们终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将该部从杞县带到安徽的亳县，与我游击支队二大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第二团，滕海清同志任团长，我任政委。这个时候，我游击支队已逐渐壮大，下辖一、二两个团(一团团长是张太生，政委是李耀)，一个独立营、特务连、侦察连、卫生队，共计一千三百五十多人，步马枪一千零二支，短枪五十五支，轻机枪二十挺。我们二团在毫县编组以后，又奉命开赴安徽萧县。萧县驻扎着一股汉奸队伍。头子张振福是个两面派。日军来了，他们就为虎作伥，给敌人送信带路、“围剿”抗日力量。日军一走，他们又挂起抗日招牌，向老百姓索粮要饷。他们经常活动在津浦铁路沿线，当地群众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我们一进萧县，老百姓纷纷跑来向我们诉苦，要求我们消灭张振福，给萧县人民除害。
我们决心消灭这股汉奸武装，派侦察员潜人敌巢，进行了侦察。张振福部有三百多人，十多挺轻重机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有一定的战斗力，加之他们又惯于耍两面派手段，在当地杂牌部队中有一定影响。如果我们强取，正面和他交战，不一定能迅速取胜，还可能使我方招致重大伤亡。如果战斗时间一拖长，就不利于统战工作。因此，有人不赞成“吃掉”张振福。但从当时的情况看，不“吃掉”他的部队，我们就会失掉群众，不能威慑其他杂牌军，很难在萧县这个新地区站住脚。团党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一些同志建议利用张振福表面抗日这一点，邀请他们来联欢。因为我们刚到萧县，两支抗日部队在一起联欢是顺理成章的。在联欢的过程中，如果对方企图不良，发生意外，缴掉他们的械，将他们一网打尽。权衡利弊，最后大家还是同意了这一方案。
我们在驻地东仁台，严阵以待，一切准备就绪，便向张振福发出邀请。一天下午，他果然来了，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足有四五百人(后来才知道，他为了向我们炫耀力量，花钱雇了许多人，五个大洋雇用一天)。他们也作了准备，所有武器都带在身边，子弹也都上了膛。我们夹道欢迎，看到他们擦得明光闪亮的武器，特别是那十多挺崭新的轻机枪，大家都有些“眼红”。大概是下午五时左右，联欢会正式开始，会场内警卫由张振福部担任，会议也由张振福主持，我和张都讲了话。讲话完毕，我即喊警卫员找“随军记者”给我们照相留念。其实，根本没有随军记者，我们是想借照相出其不意缴他们的械。这时，我故意安排部队排好队形，把双方部队作了调整，把机枪等主要火器全部摆在队伍前面，干部站在机枪后面。第一排是张振福的干部，第二排是我们的干部，战士则按大小个子排列。等了一会儿，警卫员跑来对我说，记者找不到。我说：“继续找，让记者赶快来，大家都等着昵!”我又对张振福说：“记者昨晚熬夜了，恐怕找地方补觉去了，一会儿准来。”随之，又令双方部队架枪，原地坐下来休息等待。
在指挥部队坐下休息时，我方部队未听清，还持枪站着。我们有个参谋是广东人，他操着家乡口音大声对部队喊：“还不架枪。”谁知敌人把“架枪”误听成了“缴枪”，顿时乱作一团。此时担任警卫的张部首先朝我的警卫员开了一枪，“砰”的一声，警卫员倒在血?白里，会场马上一片混乱。我们的干部早有准备，听到枪声，立刻抢过架在场上的张部的十多挺机关枪，一齐朝持枪的张部开火，因为子弹都上了膛，端起来就能射击，一下子就扫倒了一大片。我一个飞身，从舞台上跳了下来，落在死尸堆里，血溅了一身。我爬起来，举起左轮子，向敌人高喊：“放下武器的不杀，谁敢反抗，死在眼前。”听到喊声，敌人纷纷缴械投降。也有少数人带着武器逃出了会场，没跑多远，就被我们安排的埋伏缴了械。仅三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打扫战场时，我们发现张振福被打断了腿，躺在尸首堆里呻吟，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一仗，我们可发了“财”，缴获轻重机枪十三挺、步枪二百多支、驳壳枪五十多支、迫击炮两门，使我们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民群众受到了鼓舞，那些暗中勾结日军的杂牌军队不寒而栗，我们迅速发动群众，在萧县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抗日的局面。
我们进驻永城县的书案店时，由于日军反复“清剿”，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穷困，加上敌顽的重重封锁，我们同竹沟办事处的联系也被切断了，部队经费十分困难，每天连几分钱的油盐钱都开不出，部队经常开不了灶。记得有一次，我们行军到了一个村庄，没有办法开饭，我就把部队拉到村口，让大家唱歌。一唱歌，许多人都来围观，其中也有几个地主豪绅向我们恭维，欢迎部队进驻他们村。我一边接待他们，一边故意高声问后勤的同志：“炊事班怎么还没有赶上来?今天又要误饭了。”那些地主豪绅一听，马上迎上来说，他们负责给部队管饭。靠这个办法，我们偶尔能吃上一两顿白面馒头。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彭雪枫同志又派人到“国统区”想法募捐，结果收效甚微。鹿邑县的县长魏凤楼是个不得志的国民党军官，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非常痛恨，接近下层，同情抗日。张爱萍同志做他的统战工作，他给了我们军需上的一些援助，但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眼看就要过春节了，部队缺粮少衣的燃眉之急还无法解决，我们决定卖掉十几匹战马，彭雪枫同志把他心爱的坐骑也卖掉了。彭雪枫同志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新同志一补进部队，他就给他们讲“书案店卖马”的故事，从“穷兵卖马”讲到隋唐时期的秦琼卖马，讲得他们乐哈哈的。后来，“书案店卖马”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当时，部队经常吃红薯和高梁饼，大家把煮红薯叫“香肠”，把高梁饼叫“抗日饼”。彭雪枫同志还风趣地说：“高梁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时刻注意做群众工作，经常为老百姓做好事。当地群众非常感动，为游击支队送了一面旗子，上书“天下闻名第一军”七个大字。
一九三九年十月，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同志)来我们游击支队传达中央在敌后普遍建立抗日政权的指示，接见了团以上干部。会上，他着重讲了为什么要建立政权，怎样建立政权?胡服同志的讲话，拨亮了我们心中的灯，大家都高兴地说：“有了抗日民主政权，抗日就更有力量了o”胡服同志临走前，我送给他一件皮坎肩作为纪念。他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皮坎肩，正好!延安地方冷啊，我又送你什么作留念呢?”他翻着带来的行李，找出一件皮夹克，披在我的身上，说我年轻，穿上这个更精干、很合适，就送给我作为留念。
胡服同志走后，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没多久，豫皖苏边区抗日政权连成了一片，部队的经费也有了来源，迅速扭转了过去被动的局面。这时，我游击支队已发展到了七千多人。这时，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从江南来到江北指挥部。彭雪枫同志派我去江北指挥部主动找叶军长汇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并争取要一个新四军的正式番号。我带了一个警卫班从蒙城出发，不到两天半就来到了江北指挥部的驻地——庐江东场池，见到了叶军长。我汇报完后，叶军长讲了四点意见。叶军长的四点指示通观全局，分析透彻，对我们游击支队的工作既有肯定，又有希望，既交代了今后的战斗任务，又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十一月间，我们游击支队正式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此时，西华党所领导的自卫军第七路，由于反共军推进西华，无法立足，在王学武同志率领下，东进豫皖苏边根据地，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二总队。以后，六支队又将萧县地区游击队和宿县独立团编为第三总队。至此，我新四军第六支队已发展到拥有一万七千余人的游击兵团，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同志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三个团四个总队。一团团长张太生，政委李耀;二团团长滕海清;三团团长周时源，政委方中铎。一总队队长鲁雨亭;二总队队长王学武;三总队我先任队长兼政委，后我任政委，队长是耿蕴斋;四总队队长张爱萍。部队有追击炮十门，长短枪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多支，轻机枪一百二十九挺，重机枪十三挺，掷弹筒三具。彭雪枫带领第六支队活动在东抵津浦铁路，西依黄泛区，北枕陇海铁路，南跨涡河至淮上一带广阔的地域内。后来，六支队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曾改番号为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辖四、五、六旅，刘震任四旅旅长，滕海清任五旅旅长，我任六旅旅长。
一九四一年初，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在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浴血奋战在豫皖苏边区。此时我到延安参加“七大”，就离开了这个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