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作出了到敌后办学的战略部署，由何长工、周纯全率领抗大总校的一部分学员东渡黄河，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历经艰险于1939年1月到达晋东南山西屯留县，创立抗大一分校，校部驻地是故县镇。何长工、周纯全分别担任正、副校长。
抗大一分校的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论持久战》《游击战》等，还讲过军事学。政治课程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我们上课一般在露天，坐在背包上，有时在驻地岗上村天主教堂里。
队上经常组织一些小分队到本村或外村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控诉日军的种种暴行。我们经常用革命歌曲发动群众。我最喜爱的是《抗大校歌》，歌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每次全队集合，都要唱《大刀进行曲》，每当唱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家便齐喊一声“杀”!甚是威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经常唱的歌。在队伍行进中我们经常唱《八路军军歌》(后经修改部分歌词，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声使队伍步调整齐，英勇豪迈。
我们每人有一个缸子，吃饭、喝水、洗脸、漱口、洗脚都用它。虽然战争生活非常艰苦，但并不觉得苦，因为团结友爱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不管谁买一个馒头，一班人都分吃一口。
每周我们都有一个生活会，大家交流思想和感受，新来的同学则要全面介绍个人和家庭的情况，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相互间的团结友爱。
我深切体会到抗大是培育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建立革命人生观的大熔炉。抗大熔炉把我从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新兵，锻炼成一个具有坚定革命理想的战士，并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9年夏，党组织已把我列为发展对象。为了考验我，把我调到队部当通讯员，负责与营部的联络。队部每天不分昼夜派我去营部通讯联络，我扛着长枪跑来跑去，什么都不怕，感到很自豪。有一次，营长问我：“你们女同志为什么剃光头呢?”我笑着回答他说：“我们女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剃光头呢?”剃光头是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因为既无法洗理，又没梳子，更怕长虱子。过去驻防时，只有一个走村串户的剃头挑子，不但给我们很多女同志剃了光头，而且还给我刮过一次脸。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战士，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什么都不顾忌。
我不分白天和黑夜，不断接受命令，沿着山野里的陌生路去送信，不怕狼、不怕日本鬼子和武装汉奸，每天完成任务回到队部，立即就趴在炕沿上或长条板凳上睡着了。经过这一次参加反“扫荡”战斗的锻炼和考验，我具备了入党条件。我于1939年8月14日，在山西省平顺县一个村庄里由女生队指导员邵黎、副指导员孙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实际年龄只有15岁。邵黎介绍我时说：“齐心同志不够入党年龄，但是她革命坚决，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入党，按党章(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规定年满18岁才能入党)规定18岁转党，候补期两年。”并提醒我说：“齐心同志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入党后应加强思想锻炼。”我的入党誓词是：“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忠于革命，忠于党，革命到底，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我被编入党小组开始过组织生活，当时党组织尚不公开，全队只有易辉是公开党员，党小组长是吴国英。
抗大毕业转战长治
1939年秋后，抗大一分校由平顺县驻地转移到壶关县山区，我们女生队驻在神郊村大庙里。后来，副校长周纯全带抗大一分校去了山东，校长何长工留在晋东南的一分校留守处等待抗大总校来会合。
组织上决定派我和王军到长治县干校工作，王军任妇干队队长，我做指导员。何长工校长亲自接见我和王军，并对我们说：“你们女同志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错误可是犯不得呀!”何校长语重心长的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铭记在心。
长治干校校长是个四川籍的老红军，有一位教员也是刚从抗大一分校调去的。另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河南人，原任县妇联主任;另一位是文化教员，本地人。不久，何校长下达指示说，候补党员不能当指导员，我就改任队长兼教员。学员是从区、乡妇联主任中选派来的，还有的是放了足的小脚妇女，我带她们参加反“扫荡”时，她们背着背包，挂着手榴弹，急行军时没一个掉队的。我当队长兼教员，每天带领出操，经常在队前讲话，还教唱抗日歌曲。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小米或玉米稠粥。淳朴的妇女干部学员和我如同亲姐妹一般。
1939年日军冬季“扫荡”时，我调去参加县政府的战地工作团。一天，我们随县政府到长治县的西火镇。该镇是陈赓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刚攻克的村镇，街上还贴着日伪汉奸的反动标语，其中一条：“打倒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张大麻子!”赫然在目，这是敌人在谩骂污蔑抗日县长张燮堂。
我奉命到村妇联主任家布置召开群众大会，主人热情地让我吃了一碗糠糊糊，驱散了寒气。当我回到团部(县政府)时，他们正在用砖头架炉灶熬粥。忽然“啪啦啦、啪啦啦”响起了机关枪声，顿时一片混乱。通讯员报告敌情：“敌人骑兵和炮兵迂回包围!”张县长立即命令突围，当时幸亏有三八六旅的一个团用一挺机关枪在村口掩护我们突围。敌人的大炮声和机枪声响成一片，只听见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更危险的是打在地上的子弹，“突突突”“扑扑扑”，扬起了阵阵尘土，不时地还听到几声轰鸣的炮声，我们不成队伍地跑着，子弹密集时就跑得快些，稀疏时就慢些，地上散乱地丢弃着一些办公文具、复印蜡版等。
西火镇是一个盆地，当时处在日军炮兵、骑兵迂回包围之中，我们在三八六旅一挺机关枪掩护下，得以从村子的一个缺口突围，穿过敌人密集火力，绕道上山才得以脱险。
我们从西火镇突围之后，来到离长治县城约60华里的荫城镇，刚把县政府的牌子挂出来，敌人又来袭击，我们就又立即转移，如此连续多日，每天都要走几十里地。当时我和王军被称为“风云儿女”，随着县战地工作团在本县范围内和敌人近距离周旋。
调回抗大
1940年1月，我们被调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不久即和总校合并。当时抗大总校也已经转移到太行根据地，校部驻地先是在武乡县蟠龙镇，后移到黎城县霞庄，罗瑞卿、滕代远先后担任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担任总校教育长。抗大总校后期，徐向前任代校长，何长工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一天，何长工通知我到他处，对我说：“你父亲作为阎锡山派来的代表到八路军总部谈判，态度比较好，他说他是受骗的。”我马上表态说：“我和他断绝父女关系。”因为我认为我和父亲是两个阵营，决不能含糊(父亲后来随傅作义将军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于1956年逝世)。
1940年夏秋之交，我被调到卫生处当文书。秋季日军又要“扫荡”了。为此，抗大总校也作了反“扫荡”部署，决定去山里背棉衣。我们卫生处整队去山里之后，因棉衣少，去的人多，我也没背得上棉衣，就跟着前面的几个人往回走。不料前面的人一转眼走进一个村庄不见了，我还以为他们仍在我前面，其实是到老乡家去买柿子了，我不知情，就更加快脚步往前走，越走天越黑，我的确有些心慌了，因为随时可能遇上武装汉奸，另外路也不熟悉。正在着急地走着，突然遇上校部总务科管后勤的许股长，正在忙于备战布置粮草。他惊讶地发现了我，忙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让人给我做了烙饼炒鸡蛋，还让我先在热炕上睡一会儿，等天快亮时再归队，以免黑天半夜遇上武装汉奸。我在热炕上睡至天将黎明，才向这位敬爱的老红军告别返回驻地。回去后天已大亮，我因为中途掉队违反了纪律受到批评。掉队途中路遇老红军这件事在我记忆中是永不能忘记的，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
在1940年秋季的反“扫荡”中，关家垴战斗是八路军炮兵和步兵在黎城关家垴配合作战的一次激烈战斗。我们在小卧铺山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战斗场面。我们所在山头的天是蓝蓝的，战场那边的山却是硝烟弥漫，枪炮声惊天动地。第一道防线上的伤兵一下来，我们马上拥上去致敬、慰问。敌人非常残暴，我们的野战军战士由于连续作战体力下降，拼刺刀时有时两三个人与一个敌人拼，那情景真是气壮山河!
百团大战后，我们和敌人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敌人的频繁“扫荡”，加上“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军民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后来，我们经过40多天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终于突破包围圈，经涉县渡过了漳河，向冀西邢台目的地前进。
冬天脱棉衣渡河，全身麻木，不觉寒冷，过了河就跑步前进。快到目的地时，校部宣传队迎了上来，用快板热烈欢迎，唱道：“同志们，辛苦了，胜利了，前面不远就是目的地!”鼓励我们战胜疲劳奋勇前进。到达邢台抗大总校卫生处驻地一个距离总校驻地不远的村庄，我们终于和总校会师了。
卫生处王指导员作了这次反“扫荡”的总结报告，表扬了一些同志，其中也有我，并正式宣布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我时年16周岁。
1940年底，总校决定疏散女同志到地方工作，并决定我和陈彤、王军、林毅、张汶、赤茜(郝治平)一同离校。张汶、赤茜留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我和陈、王、林四人原是抗大一分校的，决定去延安学习。离校前，何长工(时任总校教育长，原抗大一分校校长)对我们四人讲：“你们到延安去，政治文化理论水平又会提高一步。”
到延安后，我们四人都分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柳文和我谈话，说：“你们几个都在抗大学习工作过，就不必再上一般的学校了。虽然你入党不久，为了培养青年干部，也让你上中央党校学习。”这时是1941年春一二月，我17岁。从此告别了抗日前线的战斗生活，掀开了我革命生涯中新的一页。
我于1939年至1941年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投身革命并直接走向抗日前线，经过战争的考验，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矢志为革命事业贡献终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经历是我人生中永远的丰碑，它影响和鼓舞了我以后整个的人生道路，对此我永远珍视并终生铭记。
来源：《新湘评论》2016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