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晋麟 (1896—?)，字长天，浙江宁波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外交关系学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处在国外设立办事处进行舆论宣传。由于夏晋麟主持伦敦办事处宣传效果明显，后又被请来主持纽约办事处的工作。夏晋麟在抗战期间联络美国重要传播媒体，争取美国民意支持的工作是成功的。
陶希圣 (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湖北黄冈人。1922年北大法科毕业。曾任汪伪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与汪伪分道扬镳。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立法委员等。1949年赴台湾，1988年病逝于台北。
夏晋麟：对美宣传与国际会议
傅秉常任命为外交部政务次长发表后不久，我便接到侍从室的通知，说委座及夫人定在六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召见我。在这次召见中，委座说他希望我回到美国主持他认为迫切需要的政治宣传及新闻工作。他嘱我在离渝前，应尽量看看各大城市及战区的情况，并且给我一张在全国多少不受拘束的自由通行证。
六月十九日，我飞到四川的省会成都。四川省主席张群是我在上海时的旧识，他招待了我。停留成都期间，我住在华西联合大学所在地的华西坝：当时在此校园中，尚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齐鲁大学等三所流亡大学。这三所流亡大学的校长都请我吃过中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吴贻芳并曾在私邸招待我，我一度曾任该院董事会的董事长。
由于我已到过昆明，便决定立刻返美。在重庆的国际宣传处长董显光与我举行过数度会谈，结果是我同意负责北美洲整个宣传与新闻工作的统一、改组及指导事项。由外长郭泰祺及宣传部长王世杰具函联署授权。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在此详述我在防空壕中的经验，以及其他各方面找我任职的邀约。交通部长曾养甫曾力促我接任滇缅路的外事联络官。在他看来，我是与英美官员打交道的理想人选。
夏晋麟：中华新闻社在纽约成立
带着委员长给我的祝福、两位部长给我的授权函及董显光博士给我的绝对支持，我离开了重庆。六月二十九日清晨，郭部长遣他的座车送我去九龙坡机场搭机赴港。在香港及檀香山我都小有停留，而于八月二十九日抵旧金山。
从美国到重庆来回耗了我约九十天时间。这是一次令人兴奋与不平凡的旅程。虽然此行的初意未遂，我却因此与郭泰祺先生建立了坚定不移的友情，而且无疑的为我数年后参加联合国中国代表团(一九四六)以及在联合国的十年工作先铺了路。
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六年间，我致力于宣传及新闻工作。我改组了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驻美办事处的中华新闻社 (总社设在纽约)，并在芝加哥、旧金山、加州南岸文图拉、华盛顿，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及墨西哥城设立分处。我的正式头衔是中宣部总代表兼中华新闻社的总社社长。
中华新闻社为一传播机构，其工作为：使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之政府与人民不断获知中国如何在抵抗一个强大而残暴的侵略者。我相信它是中国过去在海外所创立的最大新闻与宣传机构。我们最引以为自慰的便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对于此项成果之获致，我应一方面归功于政府对我的信赖，另一方面归功于社中同人同心同德的忠诚合作。
夏晋麟：参加洛杉矶援华运动宴会
关于我在宣传方面的五年工作，因与本文性质不同，我不想在此叙述。不过，在此期中涉及外交性质工作，我愿在此一谈，有下述的几个例子。
自重庆返美不久，我便被请去做一件外交工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驻美大使胡适请我代表他到洛杉矶去参加一项重要约会。支持中国抗战的全美“中国救济联合会”的洛杉矶分会，正发动一项全市性的援华运动。其节目包括中国政府以景星大绶勋章授予美国四位杰出公民，并参加十二月二日在大使饭店举行的各界援华的盛大宴会。
我代表中国政府授勋予诺贝尔奖得主密理坎博士、洛杉矶石报发行人陈德勒先生，以及另二聞人。在宴会中，亨利鲁斯与我是主要的演讲人。我记得我当时演说词的题目是 《慕尼黑或华盛顿》，因其时国务卿赫尔正与日本的野村大将在华盛顿进行紧急磋商。我指出美国政府若步三年前张伯伦在慕尼黑之后尘，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
洛城分会礼遇我一如礼遇胡大使本人。分会会长史密斯特设盛宴邀请城中名流与我见面，洛城的商会亦设午宴请我，我也受到电影业界巨头及明星的招待。我记得曾与米高梅公司总裁讨论哲学，并与诸大明星闲谈，其中卡莱葛伦告我：他刚刚以五千元支票捐赠中国救济联合会。另一名导演邀我与他同坐，参观他导演的一幕电影。他说他早先打算赠送一百万颗维他命丸到重庆，但后来忘了。他于是立刻拿起电话，当我的面补做了这项馈赠。
夏晋麟：顾维钧任邓巴敦橡园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
那年初夏，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率团来美出席在布勒顿林园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我往访孔氏做礼貌上的拜会，并留住数日。长夜无事，我辈数人常伴孔先生室中闲谈。某夕，孔先生突向众提出一问题：我们能否想出一适当人选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邓巴敦橡园会议?那夜在场的人物包括李国钦、席德懋、宋子良等人。由于无人发言，我便自告奋勇地说：驻英大使顾维钧应是最佳人选，并简单说明我的理由。此事后来也就未再讨论。
数天后，报纸公布了顾维钧出任此职的消息。任命一经发表，宋子良便把故事传开来，说是夏晋麟向孔院长提议任命。对于这个故事，我既不能否认也不能证实，因为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孔氏遂与此事是如何决定的。我更不以为在三千里外的顾氏，竟能知道那夜在布勒顿林园所发生的事。因此，后来收到顾氏一封电报，约我在他到达华盛顿时相晤，我颇为惊奇。与顾同行的是他的一等秘书梁鋆立。顾邀我与梁在“蓝岭山”小住几天，为即将召开的会议作协预备工作。
夏晋麟：三位“麦克”新闻官
会议揭幕时，顾氏聘我为代表团顾问并兼新闻官。我把这樁工作看作是我在中华新闻社工作百忙中的一个假期。美国代表团的新闻官麦克戴模特是美国国务院的首席新闻官，英国代表团的新闻官麦克肯希，来自英国驻美大使馆。当他们发现麦克肯希与我都卒业于格拉斯哥大学，他们便戏称我为“麦克夏”。我们三人一块儿工作极为愉快。
当顾氏首次拜会英国代表团团长哈利法克斯爵士时，他约刘锴与我同去。美国代表团团长(时任美国国务卿) 史泰丁尼斯平易近人，毫无国务卿的官架子。我们相处融洽，很快即成为朋友。某一礼拜六，史氏邀我全体与会人员，到他的维吉尼亚州的农场作竟日游，此一农场 (兼营畜牧)实际上乃是他的乡间别墅。
邓巴敦橡园会议进行期中，中国代表团提出一组宪章草案，其他与会代表同意在大会草案中，多方采纳中国所提之提案及意见，而大会草案便是其后旧金山会议的基本文件。
夏晋麟：出席远东委员会
一九四四年秋，驻美大使魏道明征我为出席远东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员。由于胜利在望，美国国务院便出面邀请太平洋区各与日作战国家，组成此一委员会，目的在以此一组织为将来与战败日本举行和会之预习。委员会总部设在华府久已弃置不用之日本大使馆，由前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任秘书。
魏大使聘有顾问多人，而以驻加拿大大使刘师顺与我为高级顾问。由于我非正式外交人员，他之邀我出任此职自是一项荣誉。我被指派参加的战争罪行委员会选我为主席。因我尚有其他职责在身，我不能不放弃此一主席职位，而由一菲律宾籍法官担任。后来魏氏辞职，顾氏继任，我亦向代表团辞职。
陶希圣：胡适与赫尔
为争取美援，英国在美游说人员包含各阶层各行业相当有分量的人士，不下三千人，我们国民政府派至美国的人虽不少，但是力量还不如英国。
胡适在美，仍有些事未见书面记录，我稍有所知。比如说：德国进攻苏联，丘吉尔立即表示欢迎苏联加入民主国家阵营，美国尚未对德宣战，但罗斯福不便说什么，不过支持苏联抗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对日、德宣战，三国外长进行同盟谈判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长艾登、美国国务卿赫尔)，其中莫洛托夫是强权政治者，主张开辟第二战场，划分国界，目标是东欧国家。赫尔是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坚守原则者，认为作战时不应谈判参战条件。艾登则与莫、赫争辩时，从中转圜。鉴于第一次大战时，许多国家彼此就参战条件缔结秘密条约、协定、谅解，导致后来巴黎和谈的失败。因此，丘吉尔、罗斯福都坚持作战时不可谈判参战条件，尤其是领土、边界。莫斯科会议原是美、英、俄三国会议，讨论重点是武器、物资援助、作战目的等。后来赫尔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签订四国宣言，以重申英美两国所签订之《大西洋宪章》。莫洛托夫反对，双方争论，后来赫尔表示若无中国代表参加，美国将退出会议，因此中国代表驻俄大使傅秉常才得以参加，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四国外交关系。
珍珠港事变前，英国在大西洋作战，美国则极力保护太平洋和平，英、美海洋权力国家，采取马汉的战略，集中使用，不能分散。美国以武器、物资支持英、苏，对于中国，实际的援助有限，美国之所以支持中国，仅是一个原则而已。
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以大哲学家、历史学家形象在美国声望很高，至少有两所大学是支持胡适的，一所是哈佛大学，另一所是哥伦比亚大学。哥大对教育界、哈佛对国家内外政策都有影响力，两所大学校友都拥护胡适。胡适注意大使馆经费之支付，账目明晰，他个人的公费，则公开支配，馆员只要有需要，皆可使用。他的薪水仅供生活所需;此外，到处演讲，演讲所得用以购书。
听他演讲的人许多，其中以四十至五十岁左右的太太群占大多数，这些太太们平常都是美容院最好的顾客，畅销书的抢购者，并经常参与演讲会。胡适演讲时必到，胡先生的文章与演讲浅显，推理合逻辑。不过，这些太太们听着听着，有时就打瞌睡，演讲完，仍鼓掌高呼“Wonderful! Wonderful!”，同时又看胡适外表矮矮的，颇英俊潇洒，于是上前拥抱，口称：“My son! Dear son!”胡适每有谈话、演讲，报就登出来，见报机会多。
有一次，有人批评罗斯福专制，罗斯福本来就专制，当然美国历代总统权一直在增加，然而罗斯福的权力实在增加得太大了，他设立许多机关，如钢铁工业罢工，他立刻派军接管，劳工起诉，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法院搁至战后，才判个违宪，但已经无法追究了。当时报社请问胡适的看法，胡适说：“我是外国的外交官，不能谈论这件事，不过，你们要注意，罗斯福的权力纵然很大，也不能改变感恩节。”后来，白宫人士开他玩笑，说：“胡适博士，你还是干涉了我们的内政!”
美国国务卿赫尔是个讲原则的人，认为美国基于原则支持中国抗战，胡适演讲也是讲原则，他则同样地基于原则要求美国的支持。赫尔与胡适在学术思想、学界互相尊重，两人对中美共同作战的原则也是契合无间。胡适一度因心脏病无法上楼，每次见赫尔，赫尔都亲自下楼接见，极为礼遇。
美国为坚持原则而参战，进行太平洋战争，其间曲折很多，最后因蒋委员长坚持原则，而胡适能以原则说服赫尔，致美国拿其子弟生命与战力投入太平洋战争，胡适尽了他的力量，這是胡适达成任务中最重大的一件功绩。
胡适由学术思想上与赫尔谈原则，实际外交事务在罗斯福手中，有时一个决定下来，赫尔还不知道。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海军与财政支援。当时财政在摩根索手中，提起这个人，我满肚子火，我们吃他的亏太大了。战时，宋子文财经政策如现金集中、黄金存款，以及战后法币通货膨胀，金元券都发生问题，前两年大家还讨论发行金元券应由王云五负责，还是谁负责?其实应由摩根索负责。抗战胜利时，我们国库还有九亿美金，都是孔祥熙主持财政存下来的，战时法币对美金比例是二十元，始终未变，美方屡次派人交涉，他始终不肯让步，所以存了不少外汇。战后委员长想要回来，以此整理币制，但是美国不支持，黄金存款也不支持，并不是要美方拿钱出来，而是只要表示支持，可加强金融力量。
宋子文任外长，极力争取美国贷款与物资援助，但是胡适只论原则，不谈钱，两人发生争执，胡遂被撤职，由魏道明接任。此事引起轩然大波，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每天将美国剪报装箱，内容多是惋惜胡适离职，并表示不支持魏道明。就国际惯例与礼仪而言，这是变态的，干涉盟邦外交使节的更替，就是妨害外交，这事使我们在外交宣传上吃了大亏。
陶希圣：史迪威事件
军事方面，史迪威事件也造成一大风波。梁敬罅先生于 《史迪威事件》 一书中描述得极为详尽。当时，我知道的也不少，史迪威身任联军中国战场最高统帅的参谋长，美军驻中国战场的美军司令及东南亚战场副总司令，争夺权限，主张使用美援武器装备十八集团军 (即中共的军队)，主张撤出国军防共的防线，要求指挥国军乃至改编全权。倘使中国战区统帅蒋委员长接受他的主张和要求，国民政府早就在中共的武装颠覆下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失去控制国家安全的能力。美国国务院派驻中国的使馆人员甚多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认为国民政府的军队不能打仗，顽固派要打内战，国军有一支军队防共、防苏，而只有中共能打，因此主张由史迪威管国军的训练及作战，史迪威受到他们的影响，力争权限，美国参谋总长会议主席马歇尔支持史迪威，他认为中国军队不能作战，而能作战的不作战，即使予以军援，但地方大，据点多，怎样援助也强不起来的，但现成的苏俄是强大的，打了德国再打日本，因此，与其以武器供给国军，不如拉苏俄参战，他曾批评中国说：“你们要飞机?连机场都守不住，还要什么飞机。”所以，以罗斯福名义发出责备中国不能作战的电报，一封一封如雪片般飞来。中国人的礼貌，头一句不说“NO”，必先说“YES”，然再说“BUT”，所以又吃了大亏。
罗斯福后来亲自来电向委员长表示：“以我的名义所发电文皆系参谋本部所起草的，若有伤及你的威严，请勿责怪，并请另派你个人的代表驻华府，可随时与我谈。”后来即派孔祥熙为代表。
与史迪威冲突期间，罗斯福派赫尔利、威尔逊来华，我方由王世杰 (蒋委员长外交法律顾问)、何应钦、宋子文与之磋商，如何划分史迪威权限。有一次正在黄山官邸商议时，史迪威气势汹汹而来，赫尔利问他有何事，史迪威表示持有罗斯福电报要亲递委员长，赫尔利说：“我乃总统特使，既有总统来电，是否由我送。”史迪威不肯，直接进委员长办公室。委员长遂下决定撤走史迪威。赫尔利遂赶紧要威尔逊回去报告。马歇尔是支持史迪威的，幸而罗斯福还有一个私人咨询的参谋长，即李海，他签署意见是撤回史迪威，罗斯福终于将史撤回。
当时，我在 《中央日报》 任总主笔，却无法评论中美关系，又不能告诉编辑和主笔同志们说：为了史迪威事件，中美关系是不好的。几个主笔来找我，说：“你是总主笔，有关美国的事，我们不写，那写什么!写内政吗?一个不好就碰钉子了，国际问题难谈，中美问题又不能谈，你也不说理由，也不说内容，我们只好不写了。”结果，我只好自己写社论。有三四个月时间，我都闷在那里。陈布雷则是闷到连楼都不下，唯恐泄露消息。
陶希圣：魏德迈取代史迪威
魏德迈代史迪威后，中美关系好转，当时我与美军司令部中尉情报官林白乐 (Paul M.A.Linebarger)，交情很好。他父亲老林白乐是国父的老朋友，宣传实业计划，主张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小林白乐的博士论文是 《三民主义》，一直到现在外国人提到三民主义还没有忘记这本好书，可说两代交情。重庆天气很冷，与林白乐常常围炉而谈，史迪威事件期间，他曾对我说：“美军都很愤慨，准备撤退了。”魏德迈继任后一两个礼拜，我去见林白乐，他对我说：“现在情况改善了，美军都了解史迪威是野战将领，在缅甸作战时手提冲锋枪出生入死，但是他却不适合担任幕僚长，因为幕僚长不应与统帅发生冲突，尤其不该侵犯中国人民尊严。魏德迈来了才两个礼拜，大家情绪都平息下来，同时一般人才晓得怎样才是一个好幕僚长。现在委员长信任魏德迈，所以授给他的权超过史迪威，魏德迈还颁订手册，指示中国战场美军与中国人相处之道，明定论调、奖励制度等。”
有一天，林白乐建议我说：“美军司令部是受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指挥的，但是最高统帅从来未到过美军司令部，大家深以为憾，希望蒋委员长能来视察。”我说：“我可以向蒋委员长说说，但是视察用什么仪式呢?”他说：“大家都希望委员长能颁发短剑，最好是颁奖给在中国战场服务最久的一个人。”委员长后来果然去了，大家都很高兴，得奖人是一位电报生，他留为传家之宝。
其实，林白乐这个提议，是出自魏德迈的指示。因为早有传说，史迪威预备借检阅美军的机会，谋杀委员长，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所以林白乐向我提议，委员长也去了。
林白乐曾去过延安搜集情报，有时也透露一些情报给我，如美国打算与蒙古建交等，后来他官升上尉，同时搭飞机回国休假。他们当时搭飞机回国，是最好的奖励，次一等是搭轮船。后来他仍到台湾好几次。
陶希圣：与美新闻处长谈收回台澎
民国三十四年欧洲战场形势急转直下，俄国由德国东战场进军，英美联军则由莱茵河西战场攻打德国。一月十二日，俄军攻入波兰首都华沙;三月七日渡过莱茵河;四月二十八日意大利北部的德军溃败，英法联军进入意大利，墨索里尼下台。五月一日柏林之战，俄军进入柏林，希特勒自杀身亡。此时太平洋方面，美军正进入硫磺岛。这对我国关系很大。早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新闻处长约我吃饭，我到那一看只请了我一个人，并且见其办公室贴了一张很大的太平洋地图，我心中即略有所感。
他说：“日本在太平洋上占领了许多岛屿，现正由美军逐一收回，预备战后交由他国托管。至于台灣，系日本海空军基地 (海军基地设于高雄，空军基地设于新竹一带)，驻有重兵，东部多山，难以登陆，所以欲由西部登陆，一举控制铁路，须付出极大的牺牲。二则高雄港工程尚未完成，美方若打下台湾，将继续完成建筑，并扩充新竹空军基地。三则日本有计划的经营台湾农业，机械水准很高。据此三项理由，将来台湾是否与太平洋其他岛屿一样交由托管?”
我认为这位新闻处长与我谈，是在试探我方态度。我说道：“我们全中国的人民在这次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代价是无法估计的，我们战争的目的就是在求全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与东方世界的和平安全。何况开罗会议的宣言中明载有收回台澎，所以你以朋友的关系，与我交换意见，则我可以表示我的意见。若是想与陈仪谈 (当时主持收复台湾训练班)，则根本无法可谈。”
他又问：“赫尔大使能否与蒋委员长谈?”
我告诉他：“可以谈，但是蒋委员长也不敢做决定，因为这是领土主权的问题，也是我国战争目的问题。”
我回去后，立即向上报告。这个问题后来并未再谈下去，因为美军转打琉球，不攻打台湾。不过，我们可由此知道台湾托管的问题即源于此，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有计划的。
(选自《民国外交》/李振广 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