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抗日杀奸团”
我在天津的住家楼房算上地下共有四层,最高一层只有一间屋子,外面是个大凉台,通常是夏天晚饭后,大家才会去阳台乘凉,秋冬之季谁也不去四楼。一九三七年年底,哥哥与表哥常常不在家中,问他们也不说,神神秘秘的,于是我就长了心眼想弄明白。
有一天我悄悄地跑上四楼那间独屋,进门就看见房间里堆着一些纸张、油印机、蜡纸等物,哥哥和表哥在里面不知道忙活什么,他们见我进来便告诉我:“这是油印抗日的传单、杂志等等材料”,然后递我一本订好的薄薄册子,那封面印着醒目的两个艺术体大字--“怒吼”,我瞬间就明白了哥哥他们在做什么。
年轻时候的孙惠书
他们发现瞒不住我,便嘱咐我不要声张,并介绍我参加“抗日杀奸团”,让我找几个要好的、有爱国心的同学一起参加,于是我就将平常处的比较好的冯健美、张同珍(后来祝宗梁的妻子)、夏志德拉进了抗团。
那时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就跟现在的闺蜜死党一样亲密无间,抗战爆发后,我们四个人更是团结无间。天津沦陷后,学校课程中加了日文课,我们便带头旷课,以此方式作为抵抗和反教育。在入抗团之前,我们四人就曾商量以后找机会到抗日前线去救护伤员,为抗战效力,还买了护理的书,在张同珍的家里用绷带实际操作演练。
加入抗团后,哥哥给我们介绍了抗团的得力干将孙大成(后改名为孙若愚),认识以后,孙大成便开始约我们个别谈话,谈话的内容不外呼是抗日是危险的,要有无畏的牺牲精神等语。于是,我们四个人便由孙大成领导,他是大组长,张同珍则是我们四个人的小组长。
后来孙大成带领我们参加了宣誓会,那天我们跟着他骑车走到一个根本不知何处的,一个有玻璃大窗的大屋子里,屋子里有许多不认识的青年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宣誓,宣誓的誓词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哥哥帮我们介绍入抗团后,也算圆了我们抗日报国的梦。
一天,天黑不久,哥哥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回来,只见他脸色煞白,握着他的手还有些颤抖。我问他怎么啦?他说他们刚干掉了一个大汉奸,那个汉奸参加完酒宴,一出门就被哥哥和祝宗梁用枪干掉了!
难怪会这么紧张,原来是第一次杀汉奸,说白了就是杀人!
可笑的是,第二天媒体一报道便有人传开了,说开枪的人脸特别白,现在日本人正在满城“逮白脸”呢!
参加抗团第一次任务
不久,孙大成给我们四人安排了一项任务。
为了抗日行动便于开展,孙大成让我们分别调查法租界的地理分布情况,比如大街小巷的排布,何处通大道,何处死胡同等,并让我们画个图示给他。
这可难坏了我们四人,那么大的法租界怎么调查?幸好我家住在法国公园后面,我常常穿过公园回家,想起公园内有个玻璃框架布告牌,里面镶着法租界的地图。一天傍黑,我们四人就跑到公园外面,由四人中个子最小的同珍钻进铁栏杆,我们三个分别在不同的方向放哨。同珍用准备好的玻璃刀划了几刀,但玻璃并未落下,同珍急了,用拳头砸碎玻璃,将地图扯下,再又从铁栏杆钻出。这时便听到巡捕大声喊:“什么人?”于是我们四人散开,从不同道路跑回我家,回到家将同珍的手包紮好,把破碎的地图粘起来,第一次任务便在有惊无险中完成了。
刺杀大汉奸程锡庚
程锡庚是当年日本侵华时天津的储备银行经理,是个大汉奸。早在行动以前,孙大成拿起一把左轮手枪让我倆试试开枪,我拿起左轮手枪,感觉很重,怎么也端不平,用两个手握住也勾不动扳机。那时我只不过十五岁,大成失望地说:如果是女孩子去打汉奸,影响会更大,可惜你们不行。
当年的大光明电影院
一天周末,有消息传来说程锡庚去了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于是我们分成三小组行动起来。我们分头骑车赶到,我和袁汉俊一起在三楼,准备和健美用身上带的炸炮为现场制造混乱做准备,便于行动后离开。
当时的大光明影院没有一楼,进门就上几阶楼梯,再拐上去有个休息处,进门就是正式影厅了,再上去便是三楼,就是影院的楼上座位。因为不知道程锡庚坐在何处,于是电影开始时,祝宗梁就请影院的工作人员在银幕的一侧打出“程经理外找”的字幕。据说程当时看到字幕就站起来了,但被他旁边的太太按下去。说也巧,坐在程后面隔一排的就是祝宗梁,于是枪响了,程锡庚当场毙命。
我还要扔炸炮制造混乱。谁知那自制的圆滚滚大炸炮摔出去居然没响,我顾不得其他,马上用力踩,踩了好几次也没响,我只好放弃往外走。
当我冲下二楼转到与地面中间的拐角四方处时,见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手脚趴在地上,身边全是血迹,我从他身上匆匆迈过去,心里很慌。
当我跑到影院出口时,见那巡捕(中国人)滑剌剌地拉抢栓,但他们只是拉枪栓,并没有对我们动手,我猜想他们也是有意放我离开。我骑车回到指定地点时,警报器才呜呜地响起来,因我在影院三楼,又是踩炸炮耽误时间,所以最后一个到达。大家见我安全了以后才放下心,我当时看到宗梁的手破了,说是被那外国人拦腰抱住,二人挣扎着从楼梯滚下,此时汉俊赶到,给那管闲事的白人一枪,宗梁才得以脱身,二人搏斗时宗梁被那人咬了一口。
杀程事件以后,天津抗团起了大变化。因涉及外国人的命案,引起了国际交涉,于是,所有参加程案的伙伴(加上沈栋)都乘船到香港转重庆。我本来也想一起走,但被母亲和伯父拦阻,仍滞留天津。这年天津发大水,水淹至我家二层楼,等水退下,母亲才带着我,在世交朋友许大纯兄的帮助下,离开了天津去重庆。这时天津抗日活动也因英、法工部局的加紧防范,行动困难,逐渐转到了北平。
程案以后,汉俊去重庆大学读土木工程系,我随母亲离津去重庆时转道香港,等待飞往重庆去找父亲。在香港的半年时间,汉俊与我是常常通信,他在信中还说他身在读书,心仍在抗日的话。1941年的后半年,袁汉俊放弃学业,从重庆来到成都,和往日的抗团同志一起来家里来看我。看到往日熟悉的伙伴出现在眼前,高兴之情,无以言状。没几天他返回重庆,自此再也无汉俊的消息,后来就传来了他牺牲的噩耗。我和他生死之别已60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心中常常想念起他。
抗战胜利时我在成都,胜利消息传来时,成都百姓高兴坏了,很多人不管人不认识都相拥而庆,很多人哭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