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我任正太铁路管理局事务课长时，亲自接待周恩来、彭德怀经过石家庄。虽然从迎接下车到登车握别仅有3个小时，而这短短的经历，实令人终身难忘。可惜我过去的日记丢失，准确日期，不复记忆，但从一些回忆文章记明9月中旬开会和天津大公报的当时战讯考证，那是在长辛店激战，日寇尚未进攻保定之前，亦即1937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之间。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当时驻防北宁、平汉两铁路线的二十九军爱国将领，奋起抵抗，丰台、宛平等地，战斗激烈异常，日军伤亡很重。之后，日本便倾全国力量，大举增派陆空军队，分向津浦、平汉、晋北各线，疯狂进攻。我国亦开始全国性抗战。我方平汉一线划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驻守保定。8月下旬蒋介石又派军事委员会林蔚部长坐镇石家庄，参谋总长程潜亦巡视来石，都由副局长周志钟接待，安排他们住在正太场25号局长官舍。当时局长颜德庆因本职是铁道部技监，全面抗战后须协助部长张嘉璈处理部务，不能回石，已经部电派周志钟代理局长，并准备必要时将管理局迁入娘子关。故在日寇进攻长辛店时，石家庄遭受3次轰炸，正太铁路员工俱乐部大厅整个炸毁，遂将总、车、工、机、会五处大部分课室人员，迁移娘子关内办公，并深入太谷县大郭村租赁房屋，存放重要物资与文卷档案。组织应变员工，随同周代局长留局工作。
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我刚送周代局长陪同程潜总长登上开往娘子关的专车，轻松地缓步回到27号官房(是总务处长丁淇的宿舍，我妻在铁道部工作，儿女都住南京，故我一个人住该官房的3间客室)，就接到马秘书派人送来的加急密电。电文为：“颜局长季余兄勋鉴：周恩来、彭德怀两先生乘今夜快车明晨五点到石，随带警卫八人，请准备早餐招待，并代联系平汉路车赴保定。弟阎锡山。”
我任职之初，颜局长就明确告知：“事务课长要兼负交际课长的职责。”两年来不断迎送高级将领，已成常例。可这次局长不在家，应由我亲自接待，却又是共产党的要人，精神上感到十分紧张，便靠在沙发上再三阅读电文，冷静考虑。首先是休息处所问题：过去接待贵客多在豪华的正太饭店，现在敌机每天骚扰，饭店紧靠正太路车站，对门就是平汉路车站，为空袭的最大目标，极不安全，只有我住的27号官房(处长丁淇已进娘子关，正房全部腾空)，位居正太场白杨丛林之中，且院内原有国民党内战时法国工程师设计挖建的地下室，可以随时隐蔽防空，便立即唤来厨师老刘，叫他设法备办4样炒菜，一桌3人，一桌8人，要办得丰盛些，并指示他如晚间买不到，可向菜馆去商购，多煮点大米稀饭，蒸两笼馒头花卷，明早7点齐备，不得有误。然后才电话告知平汉铁路石家庄车务段徐段长，约好有要事面谈，便即骑自行车到他宿舍，将电报给他看了。他也很兴奋，想了一下说：“这两位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前两年还听了叫人毛骨悚然，但自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的名子却使我们感到亲切，想不到这次可以公开会见了。好!我们决定准备包车，挂明早8点开往保定的特别快车。”徐段长和我友谊很深，我们经常聚会，西安事变时的新闻报道，成为当时我们谈论的中心，还互相交换一些小道消息，看法也多一致，这回我们又想到一起了，临别紧紧握手，叮嘱千万保密，严防汉奸。
那时天亮得很早，4点钟我就睡不着了，索性起床盥洗，到厨房检查，老刘已将馒头上笼，正在配菜，心中很觉舒畅!虽然时间尚早，清晨凉爽，还是换了一身军训时做的黄卡其中山服，装好了局长和我的名片，徐步出门，从白杨林下小道，穿过大桥，走上月台，进入站长室，问明夜快车10分钟左右进站。当火车缓缓进站后，从卧车厢下来的第一位就是周恩来，身穿旧藏青毕叽中山服，未戴帽，果然是学者风度。第二位是彭德怀，戴蓝布帽，穿蓝布工人服，完全工人模样。后随警卫8人，一式八路军服装，图囊、驳壳枪交叉背在两肩下，并且全是精神饱满，好似青年学生，却一般都具有文秀而英俊的脸型，没有一个象我所常见的那些高级将领所带侍卫那样虎背熊腰，彪形大汉，使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当我将颜德庆、周志钟和我的名片递交周、彭各一份，并分别握手，说明颜局长在京，周代局长陪程潜总长赴娘子关，未能来迎，故由我迎接。周恩来说了客气话后，即问平汉路车次已否费神联系，我当告以“一切办妥，8点特快，就可赴保定，请先去进早餐”。便邀同循月台下去，过桥洞，进入正太场。在经过前天刚被日军重型炸弹炸毁的俱乐部一片断垣残壁前，他们稍作停留，察看那巨大炸弹坑，问了损失情况，周恩来说：“日本帝国主义残暴成性，只有发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才是救亡之道。”
到了27号官房，请他们在客厅就坐，引导警卫人员在餐厅休息，我便回客厅作陪，介绍了正太场治安由本路警察署负责严密警戒，并说明向西26号是管理局的大楼，25号是局长官舍，现住军事委员会的林蔚部长，听说林是蒋委员长的表弟，代表军委会坐镇在此。我问是否要和林部长会面，周恩来说：“我们此行是专为和刘司令长官研讨协同作战的问题，已经约好今天会面，这次不必去会林部长了。”一会工友来问，早餐已备，何时上席。我看那时虽只六6点多，但再迟恐有警报搅扰，便征询进餐时间，周恩来同意立即开饭。当时在餐厅摆3人一席，客厅摆8人一席，我陪周、彭二位在餐厅就坐。周恩来见席上放着四大盘荤炒，便说：“市面上还平静吗?这许多菜肴还好买吗?早饭只消一些咸菜就行了，这可太花费了。”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客气话，后来看到报纸上抨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想到那时两席菜肴，吃掉很少，剩得很多，他们官兵的思想行动，竟都一致，才感到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进餐时，我曾离席到客厅看看，见8份餐具饭菜，都端正放好未吃，再见8位警卫有的在饭桌旁，有的在窗台边，凝神悬腕写笔记。我对他们说，“饭菜凉了不好，各位请用早餐吧!”桌旁的一位答道：“昨天我们走了一天路，没有时间写日记，一会就补好了。天热，吃凉的好。”这更使我十分惊讶，原来共产党的兵士，都能坚持写日记，竟是有文化素养的，实乃我前所未闻、未见的新人新事。写到这里，不禁浮想连翩，这8位警卫同志，今天也不过花甲之年，一定还有为社会主义祖国负重要职责的，他们想到这点往事，总该莞尔而笑了。
饭后，我送彭德怀到东室休息，因他一直没有问我话，不便唠叨。回来引周恩来到西室，原是总务处长卧房，前窗凸出，置有写字台，装有电话。我和徐段长通了话，问明包车已进站，只等特快发了路签，就来电话通知我，估计10分钟走到车站，我放心转告道：“平汉路徐段长会来电话通知上车的，还有一个多小时，请周先生睡一会吧!”他说：“我们在车上睡得很好，不用再睡了，陈课长，你如没事我们可以谈谈嘛!”这正是固所愿也，未敢请耳。便欣然坐下。
我在两年课长任内，学到了应酬贵客的一套，但对周恩来的恭敬言词，恰是出于我的一片至诚，我说：“去年西安事变，震动全国，蒋委员长能转危为安，全靠周先生大力主持，全国人民都深为敬佩!”他谦虚地说：“我们主要是要求他抗日，他既表示决心抗日，我们当然拥护他，我们的主张，是和全国人民一致的。”
他很注意交通问题，问到敌机经常骚扰轰炸和破坏铁路的修复工作。我说明石家庄是铁路交通枢纽，自然成为敌机的最大目标，但我们两路都组织好工务、机务和车务的抢修队伍，工程师、段长都亲自督率，平汉局长陈延炯已来保定、石家庄指挥。平汉车站已几遭轰炸，路轨车辆受损，只要警报解除，立即抢修，无分昼夜，以保持通车。他很表赞赏。
忽然，他从衣袋中取出我的名片，问我也是扬州人吗?我说：“是的，我原籍浙江绍兴，因为我母亲是扬州人，所以改为扬州了。”他笑道：“我也是原籍绍兴，和你是同乡。老太太现在还在扬州吗?”我说：“她一直在扬州办女学，现在还担任着江都县(即扬州)妇女会长。”他听了眉头一扬，很高兴地说：“啊!就是郭坚忍吧!为了《闲话扬州》那本书，敢代扬州人讲话，在女界中是了不起的。”他就这样平易近人，谈了些扬州的人文风俗，问了些路局撤迁情形和石家庄社会状况，也讲了些发动民众、团结抗日的道理。一个多小时的促膝叙谈，好象他乡遇故知一样，无拘无束，十分亲切，丝毫不感觉他是共产党中央的一位领导人物，不久前还是国民党的大敌，我也压根没有一点戒备之心。这时电话铃响，知是徐段长打来的，忙接了话筒，果然是徐段长催请我们上车。他们都是轻装上路，没有什么行李，立即出发，步行到平汉铁路车站。
徐段长已在平汉铁路车站门前迎候，经我介绍与周、彭两人握手，边寒暄边走向列车最后挂的一辆包车。周恩来很惊讶地说：“为什么挂包车?就坐客车不是一样嘛!”徐段长谦恭地说：“周先生不必客气，为了保证安全起见，我们理应备车。”周、彭两人和我们一一握手，我祝他们“一路平安”，看着他们一行十人，全都上车，站长展动红旗，列车鸣笛开动，徐徐北驶。周恩来上车后就伏在车窗口向我们挥手。这3个小时的印象，真象电影般永远刻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不会消失。
月台上徐段长问我这3小时的接待有何感觉，我说：“感慨万千，一言难尽!总之，过去对共产党的看法，完全受虚伪宣传的欺骗，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只从这两位首领和8位警卫身上，完全可以证明共产党的八路军确实是革命的军队。不用说周先生秉赋超人，知识广博，儒雅英俊，谈笑风生，确是我接待工作中第一次见到的伟人形象，只从你刚才接触到的，周先生所提挂包车的事，不就明显地令人感到共产党的作风，与那些要人迥不相同吗?”
我们同时翘首北望，直到火车远影消失，才分别回去。这天上午竟未闻空袭警报，深为周、彭一行安抵保定而十分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