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抗日民主革命力量也加紧了政治迫害。当时新安旅行团开展抗日工作的所在地——广西省桂林市，政治形势不断恶化。不久，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也被迫撤离了。
那时，新旅已移住到桂林市的白龙镇小学。在1940年4月，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无理停发了给新旅的全部抗日活动经费后，为了坚持在国统区开展抗战工作，全团经过精简，已由一百人减到四十多人。形势虽然严重，但留下坚持工作的全体同志，更加注意加强团结，遵守纪律，服从团务干事会的领导和安排。
1月17日上午，我们正在分组学习，收到了当天出版的几种报纸。只见《扫荡报》(由国民党复兴社办的报纸)上头版头条是“新四军图谋叛变”、“叶挺就擒，项英在逃”，还有蒋介石签署的解散新四军的通令。听童常同志读了报纸上的消息，大家又怀疑又气愤。有的说：“这是造谣。”有的说：“这里面有谣言，但叶军长被俘这种大事国民党不敢造谣。”究竟情况怎样，一时谁也说不清楚。
李克农同志向张平详细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决定根据周恩来同志1939年的指示，要求新旅迅速做好准备，秘密转移，取道香港、上海，到苏北新四军地区去。
张大哥回来，首先找党支部和团务干事会的同志们讨论，作出了转移的初步安排，并去医院里看望了正在生病的新旅顾问汪达之老师，取得了他的同意。然后按出发的先后，一批批地通知即将动身的团员。我们这一批，临出发前两天，张大哥问我们：“愿不愿意到苏北新四军去?一这意外的消息，使我们高兴万分，一个个地说：“愿意。”张大哥很严肃地告诉大家：“这次转移要绝对保守秘密，去哪里，怎么走，对任何人都不要说，也不要给家里写信。要提高警惕，处处事事小心，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
为了秘密做好各项转移前的准备，党支部决定，除张大哥带几名团员继续留在城里，应付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活动(如参加孙中山总理纪念周活动)，其他大部分团员由童常大哥带领，移住到桂林市郊区致和村新安学校。
致和村离桂林市有十几里，比较僻静，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很少来这里。参加转移的大多数同志从桂林城移住到致和村以后，集中在一所楼房里，由党支部领导我们秘密地阅读油印的小册子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重庆出版的载有周恩来同志为皖南事变题词的那张《新华日报》。童大哥还给我们讲形势，讲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大家到苏北敌后直接参加抗日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同时，团部还想尽办法，筹集了一批转移用的经费。张牧负责变卖了电影放映机、发电机和舞台演出设备;在进步文化工作者司马文森的协助下，由童常带领左林、张拓、聂大朋、范政等人写作，写出《生活的故事》、《在湘桂线上》、《火线上的孩子们》、《在内蒙古的草地上》等书，并再版《敌后的孩子》、《海外一课》，得到了一批经费。
经过较周密的准备后，从1941年2月开始，新旅的团员和新安学校的教师就分期分批离开桂林，踏上了奔赴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路程。
从桂林奔赴苏北的新旅团员和新安学校教师共有四十八人。其中不到十六岁的小团员有二十三人。
四十八人中，除童常留在香港写作，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无法再去苏北、又折返桂林;张权到上海后被母亲留下念书以外，其余四十六人，经过长途跋涉，都先后到达了苏北。
这次转移的路线和步骤，分三段进行。
第一段是从桂林到香港。
当时，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广东省的西南部一带以及香港尚未被日军占领，从陆路去广州湾(湛江)，再乘船去香港、上海、转赴苏北，比较安全。新旅党支部曾派曹维东走衡阳、株州、金华这条路线，试探从日军占领下的宁波去上海转苏北有无可能，结果没有走通。于是，党组织决定全部参加转移的同志第一步都去香港。
为了不让国民党顽固派发觉，转移的同志按照年龄大小，适当搭配，三人、五人一组，化装成兄弟组妹或亲戚，每组都有一名党员或大同志带领，分批地陆续出发。
负责打前站的第一组由张杰带队，还有范政、张天虹共三人。张杰是新旅的党支部委员，精明能干，勇敢坚强。1939年夏季，他曾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一个人秘密地从桂林去皖南访问过新四军军部。范政曾参加戏剧家金山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到香港、西贡、新加坡等地演出，熟悉海外情况。张天虹是广东人，沿途能用广东话和别人对话。他们在2月初动身离开桂林，半个月左右，党组织就得到了他们平安抵达香港的来信。
第二批动身离开桂林的有张平、岳荣烈、陈明、张拓、郭华、韩枫共六人。张大哥带岳荣烈、陈明化装为兄妹;张拓用他原名张钧六，我化装为他的弟弟张衡七，郭华化装为张拓的表弟。动身前，团部为我们赶制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灰蓝色学生装。
我们在2月下旬先坐火车到了柳州，第二天改为步行，途径广西的贵县、玉林、陆川，广东的廉江，走了六、七天才到达湛江市。当时，从贵县到玉林，为了抓紧赶路，我们雇了六辆脚踏车。这六名车夫个个身强体壮，带着我们骑车飞驰前进。
到了湛江广州湾(现湛江市)，张大哥告诉我们要提高警惕。因为当时的广州湾是法国的租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战败后，已向德、日、意轴心国投降。我们到达时，街上虽然没有日军，但法国殖民地当局是不允许进行任何抗日活动的。因此，我们住进一家旅店后，就抓紧打听与购买去香港的船票。第二天，我们打听到有一艘法国油轮，要从湛江去澳门，船票比较便宜。就向张大哥汇报，他同意搭这艘船，提前取道澳门去香港。
上船以后，我们才知道油轮上没有座位。我们选了几只大油桶的避风处放下行李坐了下来。第一次坐海船，风大浪高，船身颤簸得很厉害，我们四个人都晕船，不想吃饭。第二天清晨，在离一个小岛不远的地方，遭到了两艘日本巡逻艇搜查。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打着太阳旗，枪上插着刺刀的一小队日本兵登上油轮对乘客进行搜查时，心中十分气愤，表面上却沉着应付。郭华在日本兵正登船尚未看到我们时，急忙把随身带的一本抗日木刻画和歌曲丢下了海，日本兵来搜查时，看见我们年纪小，都是学生打扮，就一看而过，到别处搜查去了。船到澳门，我们四人平安地下了船。以后，从澳门改乘区间船顺利抵达了香港。
在我们这一批离开桂林后，其他三十九位参加转移的同志分期分批，在8月份以前先后离开了桂林。所走的路线大致相同。
第二段是从香港到上海。
在香港接待我们并负责转送工作的，是廖承志同志。当时，除新旅的小同志外，还有从广西陆续撤退到香港的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有刘季平、戴白韬，贺绿汀、项南和诗人林山等同志，他们都是熟悉和支持新旅作的。我们和他们被安排在九龙弥敦道一所楼房的地下党招待所里(对外是一户住宅)。这里离闹市较远，比较僻静，来往行人不多。楼上有几间空房，晚上我们都打地铺睡在地板上。招待所虽然不大，但由于转移的同志都是来一批，走一批，陆续不断，每次可以容纳三、四十人，因此，大多数同志都在这所招待所住过。
廖承志和陆诒等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招待所的伙食办得很好，早上有牛油、果酱、面包;中饭、晚饭有四菜一汤。对于去上海的行动，除由交通联络的同志具体安排外，廖承志同志还抽空接见了大多数人，逐个谈话，进行鼓励。我和张拓、郭华在临行前，由陆诒同志带到一家咖啡店里见到了廖承志同志。那时，廖承志同志才三十多岁，穿一件短袖衬衫，戴一副墨色眼镜。他很亲切地问我们，有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参加新旅的，是哪里人，去苏北新四军地区工作愿意不愿意。他勉励我们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后，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比在国统区作出更大的成绩。经过廖承志同志的亲切谈话，大家都受到了鼓舞。
当时，为了不引起英国殖民地当局的注意，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注意遵守纪律，不高谈阔论，不放声高歌，不成群结队地进出家门，注意保持。“住宅”的安静。除了看书学习外，办事处同志还组织我们几个人一批，看了中国在香港的“飞地”——九龙城寨，游览宋王台，参观水上渔民区和棚户区贫民生活，也看外国大资本家的别墅区，还看了由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等电影。使我们接触香港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扩大眼界，增长知识。
在香港和九龙，我们看到头裹红布、骑着高头大马的印度巡捕在马路上巡逻，英国人在公共场所耀武扬威。从而更激起了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
在香港期间，汪达之老师和童常、聂大朋等，还拜访了高士其、司马文森等同志，进行了写作活动。童常、大朋还带领徐莎、王德威、王山、郝杰，向叶籁士先生学习世界语。还有几位新旅同志协助范长江同志办的《国际新闻》抄写稿件。所得的稿费和抄写费，都节省下来作为新旅转移的经费。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根据当时各方面已到达香港的同志的实际情况，让新旅同志单独编组，或把新旅和其他同志混合编组。四月中旬，我和张拓、郭华同坐一艘客轮去上海;我改装为贺绿汀同志的侄儿(都是湖南人)：贺绿汀化装为一名音乐教师，带了一柳条箱的音乐书，我仍化装为一名初中学生，住在比较高级的二等船舱的一个单间里。在海上航行了三天，就安全到述了上海。
第三段是从上海到苏北。
为了做好接待和输送大批干部去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1941年3月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办事处的主任叫杨斌，负责联系国统区撤退人员工作的有徐盼秋(后接任办事处主任)等几十位同志。
当我们分批乘船到达上海，按照在香港出发时事先指定的地点和联络暗号，住进了英法租界的惠中、东方、亚洲等旅社，我和贺绿汀、张拓、郭华住在东方旅社，办事处前来联系的是张达平同志。他二十三岁，穿一件黑派力司长衫，戴一副克罗米近视眼镜，进门先向贺老师说：。××先生要我来见你。”贺回答：“××先生昨天已经和我说过了，我在这里当门等候。”经过这二事先约定的简短对话就联系上了。互相介绍情况后，达平同志知道贺老师是创作《游击队之歌》的著名音乐家，我们三人是新安旅行团的，十分高兴。那天，达平同志简单地告诉了我们当时上海的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他说：“目前上海租界里的形势还比较稳定，巡捕房一般不到旅社来搜查。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希望你们在旅社里不要唱抗日歌曲，不要。谈论国事，更不能暴露去苏北的行动。”并约定隔几天，另派交通员带我们去苏北。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张达平同志带着政治交通员戴方俊同志来旅社看望我们，说由戴负责护送我们到苏北去。(这时，贺绿汀因有事，已搬住到一位音乐界朋友的家里去。)接着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从上海去苏北的路线，要经过哪些敌伪据点，怎样应付日伪军警的检查，沿途和交通同志怎样保持联系，万一失去联络，怎样去找新四军的交通联络站等等。我们几个人都不会说上海话和苏北话，那几天，戴方俊同志除陪着我们游了黄浦江沿岸，看了进步戏剧界人士演的话剧《洪宣娇》以外，还每天教我们学几句常用的苏北话和上海话，以便准备应付日伪军的盘查。
我们去苏北的交通路线是：乘轮船经吴淞口进入长江到海门县的青龙港，经二甲镇、北新桥到掘港再到李堡镇，转由苏中区党委的交通总站接待。从青龙港上岸后，要经过日伪军的搜查，然后步行八十多里通过敌伪区的二甲镇，到达北新桥，才进入根根据地。要是不抓紧时间，当天赶不到北新桥，沿途还会遇到日伪军，增加危险。因此，戴方俊同志帮助我们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后，在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七天晚上，就护送我们上了一条夜班客轮，奔赴苏北。
轮船在长江里行驶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就到了青龙港。只见港口的码头上，有七八名荷枪实弹的日伪军和几名男女汉奸，对上岸的乘客进行搜集，有的还要抄身，当时我们这一批去苏北的同志中，数我年龄最小，只有十五岁。临行前，戴方俊同志按照办事外的安排，在我装衣服的小包裹里放了几只手表，几支钢笔，准备带给新四军一师和苏中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使用。戴方俊同志告诉我，遇到搜集时不要怕，可以主动把包裹打开，拿几件不包手表的衣服给伪军伪军看，要沉着，万一有事由他出面外理。他当时化装成为一位商人，已在这条交通线上跑过好多次，地形熟，人事熟。那天，他我们上码头时，向一位认识的伪军笑着打了一个招呼，对我没进行搜查，安全地过了卡子。上码头后，戴大哥连忙雇了几辆木制独轮车，推着我们上路。中午在二甲镇吃饭后继续赶路，当晚就到达北新桥，进入了根据地。
新旅的多数同志从香港到达上海后，同我们一样，在上海逗留的时间较短。只有最后到达上海的张泉、罗洛、余允绍、方南君等几位同志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扫荡苏中根据地，在上海停留几个月后，才由办事处的同志护送到根据地
一踏上抗日民主根据地，顿觉到了另一个天地。
我们在到达北新桥的第二天，就由戴方俊同志带路，向东北方向步行四十多里。直奔当时苏中四分区和四地委的住地——掘港镇。沿途看见几批身着灰军装佩着“N4A”袖章的新四军战士，和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前去参加减租减息群众大会的农救会员、妇救会员和儿童团员。他们一边走，一边唱歌、喊口号，一个个喜气洋洋，笑容满面。有些儿童团员听说我们是从上海来参加新四军的，还列队鼓掌向我们表示欢迎。我和郭华自从离开桂林后，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唱歌。到了根据地，真象回到了家里一样，心情特别舒畅。我们一路放声歌唱，把早已学会的《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烽抗日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半天时间就赶到了掘港。
在掘港，苏中四地委的组织部长钟民同志，专门到交通站来看望我们，还带来几名文工团的同志同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型联欢会，教我们唱《新四军军歌》、《黄桥烧饼歌》等歌曲。到此，戴方俊同志就赶回上海。我们改由苏中交通站的同志带路，经李堡、伍佑，在5月上旬的一天，终于到了这次转移的目的地——盐城新四军军部。当看到比我们先行到达的张杰、范政、张天虹时，我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抱成了一团。
隔了几天，岳荣烈、陈明、聂启坤、黄明等同志先后到达盐城。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决定在新旅大队没有全部到达之前，先建立新旅苏北分团，由张杰任团长，张拓任副团长，并把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少先队的十多位小同志编入新旅。7月上旬，张平和张牧、左林也到了盐城。
汪达之老师和聂大朋、李楠、王德威等十几位新旅同志，到达苏中后，因7月下旬盐阜区已开始大“扫荡”，经苏中区党委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决定，暂缓北上，并成立了新安旅行团苏中工作队，由聂大朋任队长，在如东、拼茶、李堡一带开展儿童工作。盐阜区“扫荡一结束后，11月，他们从李堡出发，沿海边走了一个多月，在1942年元旦前到达阜宁县的陈集，同我们先期到达盐阜区的同志汇合。
聂大朋等同志离开苏中区时，苏中区党委挽留了徐莎、陈强、张挚、以后又增加了从上海到苏中区的方南君、余允绍等同志，组成了新旅苏中儿童工作组，继续帮助开展儿童工作。直到1942年夏季，他们才北上到达盐阜区。
经过这次胜利的大转移，在根据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新旅的同志们又鼓起了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努力学习，团结一致，采用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投入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