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小时候，家在武汉，衣食无忧，算得上是小康之家。日寇入侵，武汉沦陷，我家被迫逃难在外，辗转奔波，旅居上海。在父亲以中国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身份在武汉露面前不久，我家重回武汉。不久自卫军起义投奔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五师的前身)，日伪对父亲进行了严密监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日伪监视稍有松懈，父亲经周密计划、摆脱监视，投奔新四军五师。日伪仍未放松监视，约在1943年1月前后，我高小考试接近尾声之际，在我家附近的可疑人物突然增加，为防意外，后母袁氏紧急布置全家，悄悄收拾行李，托人雇一小船，连夜仓皇出走，直奔黄冈后母娘家。春节后，袁氏独自一人返回武汉打探消息。没多久，父亲派金玉清到黄冈接我。但我思父心切，同时厌恶日寇入侵，不愿在沦陷区受监视，过压抑性的亡国奴生活，坚持要走!袁家无奈只好同意让我走。在玉清哥的带领下，从黄冈过江到大冶老家，不久见到离别长久的父亲，和所有人员一样，父亲也是一身灰军装，仍然威武精神，父亲看见我也很高兴，把我紧紧抱在怀中，深情地抚摸了一会才放手，并介绍给周围人员后，便把我交给随行人员，忙其他事去了。晚上和我住在一起，简要地询问了分别后的主要情况及有关事宜，便安排我休息。第二天，叫我向随行人员学习打背包及行军一些基本常识。大约清明节前，1943年4月左右，父亲回大悟山，我便随军行动。和我同时走的还有方世璋，开始了新的生活。
刚接触五师，一切都新鲜。首先称呼不一样。就跟从父亲在一起的人员说起吧!以往习惯的称呼，在五师都变样。如勤务兵称勤务员，伙夫称炊事员、马夫称饲养员，保镖称警卫员，连司令也称司令员，都加一个“员”字;还有一个习惯称呼叫“同志”，我也变“小金同志”!我和他们同什么志?大概是共同抗日的志愿吧!还有一个新称呼叫“支书”，支书干什么?搞不懂。……其二吃穿不一样，父亲当自卫军总司令时，吃穿都是单独安排，和下属部队完全分开。在五师，父亲、我和方世璋吃的饭菜都是从伙房分配的每人一份和大家一样，为照顾我和方世璋，父亲自己掏钱加几个菜稍丰富些。至于穿的，都是灰军装。为什么和以往不一样，可能是战争环境吧!……其三上下关系不一样。父亲任自卫军总司令时，下属部队见到他，一律起立致敬，上下界限鲜明。在五师，虽也是司令，但和部队在一起，轻易难分上下。从上面三个不一样，使我想起刚到部队不久，有人教我的一首歌，歌词是：“新四军里真快乐，吃穿平等津贴一样多，不打也不骂呀，同志!实话对你说呀，生活真快乐”。从自己所见所闻对照，虽然不知父亲和随行人员津贴情况如何，但其它情况属实。这首歌真实反映了当时五师的现状，脑海中也留下了初步印象。
到大悟山不到一个月，父亲另有任务，我俩年小，文化程度不一，经研究决定，我去实验中学(简称实中)，方到实验小学。在父亲外出执行任务，路过陂安南游击区时，将我俩分别交给学校。在别后重逢的当天晚上，父亲曾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要跟父亲一样参加抗日”。父亲说：“参加抗日很艰苦，你受得了吗?&我说：“好男儿应外出锤炼。父亲13岁能出去独闯，我也13岁了，为什么不行?至于艰苦，别人能扛得住，我不比其他人差，一定能挺得住”。父亲微笑不语，暗示同意。个人说话表态容易，考验接踵而来。
第一次考验是“行军”。刚参加部队的第一次行军便是一夜连续急行军七十余华里。出生以来从未用脚在一天内走这么远的路，更何况是夜间急行军!到达目的地，两脚都磨起了水泡，四肢连心，疼痛难忍。但自己不甘人后，倔强咬牙坚持，终于挺过难关。到实中后，因学校处于游击区，驻地虽相对稳定，但转移急速行军时有发生，长期锤炼，也逐步适应了。第二个考验是吃、穿、住能不能扛得住。在家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居住舒适，家人照顾。到部队后，跟父亲一起，吃饱穿暖，住得可以，比家俭朴，尚能适应。到了实中，由于供应有限，粮食按人定量，每顿饭都量米下锅(且都是糙米);蔬菜伴以野菜且缺油少盐。难得加餐(即吃肉、鱼等荤菜)，也是公平分配，缓解馋瘾，偶尔有一盘炸黄豆、炒花生米就算美味，为限制抢吃多占，规定“只准骑马，不准坐轿”。意思是只能一粒一粒捡着吃，不准横抄几粒一口吃;为过冬御寒，每人发一斤半棉花，几尺粗布，自己动手解决棉被、棉袄。至于裤子只能再加一层为夹裤。天寒地冻，晚上几个小伙子在稻草铺里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熬过漫长冬夜。比在父亲处更加艰辛。但大家都一样，他们过得去，我也能挺住，时间长了，也习以为常，安心艰辛的环境。
第三个考验是疾病的折磨。在家很少生病，到了实中，打摆子、拉肚子、生疥疮、长疖子。这病那病连续不断。有些病还不易根治。如打摆子(俗称疟疾，病发时忽冷忽热，冷时全身发抖，)，当时只能吃奎宁(又称金鸡纳霜)临时控制，却无法根治，一吃南瓜就复发，几次发作后，下决心宁愿饿肚子也不吃南瓜，看来这一招见效，确实没再发。再如拉肚子(即痢疾)，由于当时药品有限且来之不易，吃了不少药，一直没治好。听病友介绍，“彻底泄空可根治，但你身体扛得住吗?”我想横竖治不好，不如冒险一试，下狠心吃泻药，拉得全身无力，虽彻底清除肠胃控制不再拉了，但确实很艰苦。至于疥疮，经中医诊治，用草药内服外敷，逐步痊愈。在自己左手肘关节内侧，长了一个疖子，在卫生员指导下，耐心等待疖子成熟时，自己动手开刀，挤出脓包，虽治好了，但留有疤痕。当这些病逐个治好后，就没再生大病。可能是初到新地方水土不服、加上个人卫生不注意，蚊虫叮咬等导致诸病齐发，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个人也注意了讲究卫生，也许本身免疫力也有所增强，因此基本保持身体健康，告别重大疾病折磨。
经过多方面的考验，自己动手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砍柴、挖野菜、帮厨、种菜等一系列活动初步培育了劳动习惯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在帮助驻地群众抢种、拔草，抢收的过程中，体验到粮食来之不易，对“粒粒皆辛苦”的真谛有更亲切的感受。为珍惜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果实必须注意节约，防止浪费。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有所领悟并逐步萌发“自力更生”的概念。
在实中还遇到一件新鲜事，大约1944年秋，我和同学们正在学习，突然听到轰地一声巨响，不久便听到人们纷纷议论，说有一架飞机坠落在我们驻地附近，还讲飞机驾驶员是外国人，跳伞受伤，被当地群众救护，已由部队转送到师部，有不少好奇的同学们，还跑到飞机坠落处，拾到一些飞机金属外壳残骸回来，用碳火熔化，铸炼成几双筷子，有和我要好的同学还送我一双，经试用蛮好使的。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高鼻子，兰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长期欺凌我们中国人，今日也有外国人帮我们打日本，直稀奇!后经老师启示，老同学介绍，才知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军支援帮助我们，外国人也有好人，给我新启迪。不久美国在日本广岛扔原子弹，苏联出兵在东北攻击日本关东军，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迫使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加深了我对国际同盟军诚心支援我国抗日的观念。当然，历史上有不少外国人曾欺凌我们，但外国人也有好人，他们诚心支援我们，有的还和我们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并取得最后胜利，对这些外国人的战友情谊极为珍贵，应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1946年春，父亲根据组织安排，化装转移到蒋管区，我随父亲一起离开五师。在五师三年活动中，经历了很多在家庭，课堂上难以见到的新鲜事物和各类考验，但在周围战友的帮助、老同学手把手的引导下，我也学会了用镰刀砍茅草，也知晓识别和挖取一般野菜和干轻微农话，并在他们亲身示范影响下，初步培育了劳动习惯，逐步提高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在战胜困难，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与他们结下了亲密的战友情谊，虽因形势变化，暂时分开，但人离心连，身在蒋管区却时刻挂念五师与他们的点滴讯息。这也是我在上海解放不久，主动放弃进大学深造的机会而毅然投考军大——第二次参军的主要因素。在我一生中，三年时间确实短暂，但在这宝贵的时间内使我从一个单纯的儿童，在抗日烽火的锤炼下，逐步成长为有一定思倾向的少年却并不平凡，而对我的影响，却更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