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开展抗日活动。该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委组织在抗战中作过什么贡献?现结合个人经历忆述如下：
一、出版刊物 宣传抗日
抗战初期，广东和全国一样，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宣传抗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农工民主党(当时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在1937年春至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南针》、《抗战农村》半月刊、《抗日青年》半月刊、《抗战华侨》旬刊等几种刊物。《抗战农村》半月刊创刊于1937年2月16日，是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地址在广州市惠福东路惠新东街三号二楼)，主编是李伯球。每月由李洁之捐助500毫洋作为出版经费。在这刊物面世之前，农工民主党还出版了《南针》月刊。在创刊号转载了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第三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这两个刊物是农工民主党同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密切合作的产物。虞焕章(杨康华)、叶兆南(孙大光)、何思贤、卓炯、冯和法、漆淇生等经常为该刊写稿。他们的文章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颇受读者欢迎。《抗战农村》还组织一个“抗战农村社”，提出凡赞成该社的宗旨——本自革命的三民主义立场，研究抗战时期农村问题，扩大农民抗敌宣传，发行《抗战农村》——履行一定组织手续，即得为社员。通过这个组织，建立了广泛的通讯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在粤东的梅县、兴宁、惠阳;在潮汕的汕头、潮州、揭阳、澄海;在五邑的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山、顺德、东莞;在广州地区的番禺、增城、从化、花县和粤北的清远、英德、曲江、连县等地建立通讯员站，每期都刊登了来自上述各县、市的通讯报道，反映了农村抗日救亡情况，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该刊在创刊词中，号召组织巩固和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伯球还专门写了一篇《农村统一战线的认识与行动》，阐明“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观点。
《抗日青年》半月刊，是农工民主党广州市委抗日青年团的机关报(地址设在广州市文明路199号2楼)，主编是杨启祥(当时是农工党广州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主要读者对象是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该刊主张建立青年反日统一阵线。这代表了农工党广州抗日青年团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
《抗战华侨》发行人是彭泽民(前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已故)，编辑是张春波(即张觉初，又名梦醒)，该刊于1937年5月1日创刊(地址分别设在香港西环卑路乍街47号2楼和广州文德中路47号2楼)。主要读者对象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经费来源是靠华侨和港澳人士的捐助。彭泽民曾撰文《读<霹雳埠华侨致电第五、第八路军>感言》，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战中英勇善战，战绩辉煌，并号召海外华侨：“尤应深念在最前线浴血苦战的民族战士，加紧节衣缩食，踊跃输将，献身为国，共同争取最后之胜利，彻底之解放”。《抗战华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公开号召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八路军，是难能可贵的。
二、组织青年 抗日救国
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爆发，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在此形势下，1936年，广州“民众歌咏团”建立起来了，它聚集了1000多名青年和学生，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青年。随后，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青年群众的自觉要求，相继成立了“广州新文字协会”、“广州世界语者协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州抗日青年团”，以及“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等，广泛团结了各方面的青年。这些进步团体，积极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形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教育和鼓舞青年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追求真理。我在这些进步团体的活动中，先后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朋友，如黄焕秋、陈原、陈嘉(杜襟南)、姚熔炉、乔毅、游波等，也认识了张觉初、司徒卫中、徐云青、潘日荣等。以后由司徒卫中、潘日荣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同一时期参加的还有梁惠怡、毛允玲、刘尧杰等，我们被编入同一个小组过组织生活。从此，我和农工民主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二·九”运动提出的伟大号召，是当时青年学生进步觉悟的表现。1937年春夏之间，农工党组织派司徒卫中、梅日新、潘日荣、王鸾凤、黄志深等，以“广州抗战教育实践社”的名义，到广州东郊同和乡开办民众夜校，从事扫盲和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工作，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广州抗战教育实践社”是倾向民主，进步的统一战线形式的组织。其中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谌小岑、钟天心;有共产党员叶兆南、左恭、中大教授尚仲衣等;还有第三党党员李伯球、黄中厪、杨璞如、杨启祥等。它是公开的、合法的组织。每办一个民众识字班，津贴银毫10元作杂费，并赠送课本，颇受农民的欢迎。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上述地区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等工作，到1938年夏，建立了9个识字班，由禺东扩展到禺北。在禺东的有握山村、蟹山村、白山村、白水塘村;在禺北有马市岭村①、钟屋村、横江村、大圳口村、扒沙井村。每个班分为三个组：成人组、妇女组和少年组，根据年龄和文化程度，开展教育。他(她)们的学习情绪很高涨，风雨不改，每当夜幕降临，农民各持火把来上学，从远处望去，宛如一条火龙在游动，非常壮观，令人感奋。
由于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群众对我们发生了好感，从而我们在农民青年中发展了抗日青年团团员。我们在禺东的同和乡及禺北的东平乡分别建立抗日青年团，两个团共有五六百人。并在两个团中挑选了政治觉悟比较高、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150人进行短期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以适应战时的需要。训练课程设有：(一)抗战形势教育;(二)政治经济基本知识;(三)反间谍、反汉奸的基本知识和训练;(四)防空防毒救护的基本知识;(五)游击战术基本知识;(六)军事训练等。大部分课程由我们负责讲授，少数课程请外面同志兼任。经过我们有计划的训练后，农民青年的政治觉悟和军事常识、防护常识都有普遍的提高，为1938年冬向粤北进军、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1937年秋，在广州市区，由黄弘通出面征得广州抗敌后援会同意，成立了以抗日青年团为骨干的广州逢源区抗敌后援会，并以逢源小学为活动地点(那时候中小学已停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活动的有中大学生黄弘通、刘经，女师学生王鸾凤、冯秀荆、朱丽芳、潘锦屏、曹慧贞，抗日青年团团员简滨和我10多人。宣传活动的特点是大众化、通俗化，以广州方言写壁报、唱救亡歌曲、演街头话报剧等。
另一批抗日青年团团员张德凌、梁树纲等，由杨璞如、杨启祥领导组成“抗战教育实验工作团”，他们在广州市前鉴区、海幢区、蒙圣区开办民众教育班(夜班)，吸收男女青年工人、店员六七十人参加学习，接受抗战教育。其中有些同志后来随该团到粤北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在1938年“八·一三”献金运动前后，禺北东平乡抗日青年团成立不久，我带了几十个青年学生到禺北太和市进行抗日宣传，以演讲和唱歌的方式，动员群众献金。当工作进入高潮时，太和市乡公所竟出动几个警察来干涉我们的活动。他们抓我到乡公所问话。乡长谢燕坤，劈头问我是否又名梅清园?我说是。他继续质问我为什么写文章在《抗战农村》发表，把东平乡说成是烟(鸦片烟)赌林立、鱼肉乡民等等。我那时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理直气壮地列举事实同他辩论，使他无词以对，竟蛮不讲理把我拘捕。当天正是墟日，很多农民来趁墟，知道这个消息，几百个农民包围了乡公所。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唱起救亡歌曲，抗议乡公所无理捉人，群情愤激。谢燕坤慑于群众的威力，不得不释放了我。这是在抗日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
1938年“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广州地区有几十万群众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当时提出响亮的战斗口号：“保卫华南!保卫广东!”“保卫广州!”我们抗日青年团响应了这个号召，除了组织广州青年学生300多人参加游行外，还组织了禺东、禺北500多农民青年，分别以沙河和新市作为集合地点，向广州中心地点进发，浩浩荡荡地汇合到广州人民的游行队伍中去。广大的群众游行队伍，高举红旗，高呼口号，放声高唱“民众起来，打倒日本鬼呀!”“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民众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等歌曲，从珠江两岸到白云山麓一带乡村，歌声嘹亮，响彻云霄，震撼山河。
三、到前线去 积极参战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县境登陆，十天后广州失陷。当日军迫近广州外围时，100多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州青年团男女团员在李伯球、黄桐华、肖怀德等率领下，连夜急行军到广州北郊马市岭与司徒卫中、梅日新、张建中、王鸾凤等会合，并即发动广州东北郊武装青年数十人加入队伍。这支160多人的队伍，向粤北行进。途经从化、花县、清远、佛冈、新丰、英德，后来选择新丰沙田区羊石乡为集中整训地点，进行短期军事、政治训练，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