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取得合法活动和给养，我们通过曾其清(当时他任国民党六十五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梁世骥(当时任国民党一五四师师长)的关系，取得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的同意，把我们这个队伍编为六十五军前敌总指挥部别动部队，委派钟岱为总队长，黄桐华为副总队长，下设宣传队、武装中队两部分。武装中队队长徐云胜，指导员张建中，教官钟国辉(留日学生，台湾人，后来参加共产党，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光荣牺牲)。宣传队长由肖怀德担任，下设3个宣传分队，每队约20多人，分别由李汉英、张德凌、梅日新、何国炽、蒋炎、梁树纲等担任正副队长。
为了提高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加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我们举办短期学习班，分别由李伯球、郭翘然、吴今、陈柏麟、曾其清等讲授抗战形势、国际形势、日本侵华史略、如何做群众工作以及军事训练等等。经过学习和训练，三个宣传队都到附近乡村向农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我率领第三宣传队，曾到过新丰的新岭下、遥田、沙田等地进行宣传。每到一地即进行家庭访问，用演话剧、教农民唱救亡歌曲、出版壁报和写标语、漫画等活动，来唤起民众，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1939年春，别动总队作了调整，把原来的宣传队分为两队，输送到国民党部队去当政工队;把武装中队输送到六十三军，组成递步哨站。
两队政工队是：一队由徐云胜、梁树纲担任正副队长，率领王鸾凤、司徒洁等20多位同志到一五八师去;另一队由梅日新、何国炽担任正副队长，率领李汉华、吴锦华、何静文、廖景夏、邓元长、陈志等20位同志到一八六师去。
这两个政工队在国民党部队两年多，主要是对士兵和驻地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一是扫盲，教士兵和群众识字;二是教唱救亡歌曲;三是上政治课，对士兵和群众进行抗战形势教育;四是轮回到团、营驻地演剧，演出内容多数是根据当时军民团结抗日的突出事迹自编自演;五是不定期地帮助团、营办政治学习班，系统地讲述政治、经济基础知识和日本侵华史等。我们每到一个新驻地，便立刻派出同志访问当地群众，了解地方情况。并选择好地点，在墙壁上刷写旗帜鲜明的大标语、大漫画，如“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打倒日本侵略者”、“抗战必胜”……等大标语到处可见。此外，还出版壁报，到街头演唱等，以鼓舞和教育群众。每当要演剧时，群众自觉拿出大竹竿、木杉、门板等和我们一起搭架临时舞台，情绪十分热烈。特别值得一提的，被输送到一八六师政工队的，都积极参加了1939年12月的第一次粤北战役和1940年夏的第二次粤北战役。在从化鸡笼岗、良口、石榴花顶等战场上，我们这群年青人同部队官兵一样拿起武器，把颗颗复仇的子弹打向敌阵;在战斗空隙或行军时，又拿起笔杆将战场上可歌可泣的事迹写成诗歌、剧本、短文和漫画，为部队演唱，借以鼓舞士气;有些同志还深入战地救护伤员。我们为粤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战斗结束后，我们也参加了清理战场的工作。众所周知，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的屠杀是极其野蛮残酷的。回忆当时在清理新丰县梅坑战场时，我们亲眼看到敌人所到之外，庐舍皆成废墟，尸骸遍野，惨不忍睹，而其时适值盛暑季节，许多人畜遗尸已经腐烂生蛆，臭气熏天。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含着热泪去掩埋素不相识的同胞尸体，每掩埋一具尸体，就对敌寇增加一分仇恨，记下敌人一笔血债。
当时第三党广东省组织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并分析余汉谋十二集团军的高级军官同农工党创建人邓演达先生的关系，在广东的10个师中，有一半以上师级军官均是邓的友好故旧、门生僚属，如李煦寰、李洁之、李振球、梁世骥、曾友仁、莫希德、黄涛、赵一肩等，他们对邓先生甚为崇敬。这些有利条件是我们做好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好时机。因此，组织上运用郭冠杰与李煦寰是陆军小学同学，又是一起留学法国的同窗旧谊关系，介绍了一批第三党的高、中级干部到十二集团军。当时在政治部和各师(旅)、团政治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计有：
(一)郭冠杰(北伐军总政治部总务科长，农工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已故)受聘为十二集团军顾问(原是国民党第四战区张发奎私人顾问)，对张发奎能够施以影响，对掩护左洪涛等中共党员的活动起到一定作用。
(二)陈卓凡和郭翘然先后担任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主任秘书。
(三)郭翘然和叶粤秀先后担任国民党一五八师政治部主任。郭翘然赴任时还带领第三党一批同志到该师担任过团政训室主任、营政训员。计有：张奠川、梁劲夫、曾伟、黄桐华、余果英、黄锦翔、李焕良、徐云胜、廖劲荪、李瑚、李义容(后参加东江纵队，因公牺牲，解放后追认为烈士)等。
(四)吴今担任国民党一五七师政治部主任。在该师担任团、营级干部的有陈柏麟、黄章荃、侯璜等。
(五)曾伟担任六十五军政治部上校宣传科长。
(六)刘俊、马天马担任一八六师政治部中校科长。
(七)杨璞如担任挺四(后调挺二)的政治部主任，陈伊林担任中校秘书。
以后参加农工党的有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陈伟霖和独二十旅政治部主任黄若天等。
他们对国民党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是根据罗瑞卿同志所著《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作为蓝本。这本书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根据郭翘然回忆，1938年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周恩来、黄琪翔为正副部长)在武汉召开国民党师级的政治工作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广东部队有郭翘然、李育培等。会后，叶剑英通过丘哲请广东籍一批政治部主任吃饭，饭后，叶剑英送一批书给他们，这批书就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郭回广东后，把这批书分发给一五八师各团的政训室和有关的友军。这对改善和加强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素质，激发官兵的爱国热情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上半年，十二集团军政治部还将各师、团未受过军事政治训练的政工队员，调到始兴东湖坪受训，成立十二集团军政工人员补训班。我带领的一八六师政工队20个队员因未受过训练，也调到这个班学习。
第三党为了加强对这个班的领导，同中共地下党员密切合作。当时组织通过李煦寰的关系，介绍王鼎新当班主任，梁劲夫为政治教官，该班还设立政治指导员室，据我所知，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黄蕊秋、邝清辉、洪文亮、周逊、陈中夫等都担任指导员。
该班以进步思想来教育和训练学员，如王鼎新讲政治经济学，梁劲夫公开讲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郭冠杰以通俗的语言，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如“为什么有鬼神之说呢?”这些教学内容，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使学员们受到很大的教育。
经香泉水和东湖坪训练过的青年政工队员有1000多人，这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当时，李煦寰也意识到这一点，当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时，他即委托郭翘然直接领导的第一组来抓这项工作(即原政工总队)。
据郭翘然介绍，该组分为两股，第一股是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作，负责人是中校股长张奠川(第三党)，有少校组员曾劲夫(中共地下党);第二股是全面负责政工总队的领导工作，负责人是中校股长梁劲夫(第三党。解放后参加共产党)，组员有：上尉组员廖锦涛、汪绥祚(女)，中尉组员王珠、何小静(以上四人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等。这是共产党与第三党密切合作的体现，并发挥了作用。
这一批年青的政工队员，活跃和战斗在粤北前线和敌占区，同士兵同甘苦、共患难，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们对士兵进行文化教育、政治教育，这对于激励士气，改造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打击日本侵略者，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十二集团军又发生廖锦涛等中共地下党员被捕事件，第三党在十二集团军(后改第七战区)政治部主要负责人郭翘然、梁劲夫等被迫离开，我们这个政工队也站不住脚了，被迫分期分批撤退。我奉命首先秘密撤离，回到韶关向农工党省委报到。
四、到敌占区 打击敌人
司徒卫中率领的武装中队，被输送到国民党军队第六十三军做递步哨站工作。他们通过递步哨的组织开展联系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以后就用六十六军杀敌队的名义，到敌后的番禺(禺东、禺北)、增城、从化、龙门等地开展抗日斗争。
司徒卫中早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曾参加过同盟会。他敬佩邓演达先生，便参加了第三党。他率领的武装队伍经过一翻艰苦努力，不到一年时间，就建立了番(禺)、增(城)、从(化)、龙(门)、花(县)民众抗日游击纵队，并担任司令，选择了帽峰山为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的游击战。
这个游击纵队建立了3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何文祥，第二大队队长何甘棠，第三大队队长郑仁中;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何记清、丘森、杨才、何皆、赖润豪、何华、何九、温镜环、杨××等都是当时的中队长;每个中队有3个小队，共27个小队。此外还有一个情报队，队长何作南，情报组长是张静波、廖华。游击纵队共有1000多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游击纵队经历过大小的战斗共有10多次，共计打死日本军官9人，日军军曹9人，日军、伪军共100多人，活捉和打死汉奸8人;缴获敌人长短枪共50多枝，长剑7把，弹药10大箱，另军用地图、军用物资一批。
根据当年游击队员的回忆，有几次战斗特别令人不能忘怀：
(一)智歼敌人检查站。从增城八斗村、慕园到联和市约10多华里，敌人有个检查站设在联和市东南门外，每逢圩日加派哨兵，有时不论男女老幼都要脱光衣服，赤条条让日本哨兵检查，不少妇女受其凌辱，群众恨之入骨。我游击队决心拔掉这个哨所为同胞报仇雪恨。他们事先经过调查，观察地形后，由何甘棠、何佳、何炳章率领枪法好的11个敢死队员，由4人携带4枝步枪，埋伏在制高点作掩护，另7人将7支快掣驳壳藏在炭箩里，化装为卖炭妇女，穿插在妇女群中，来到敌人哨位前，游击队员蹲下来假装脱衣服而拿出武器，一声口令，即把4个哨兵解决了。当日军大队人马赶到现场时，游击队早已撤退了。这一奇袭，真是大快人心，老百姓盛赞游击队勇敢机智，为民除害，额手称庆。
(二)在反包围中重创敌人。1941年5月的一个深夜，日军100多人，伪军200多人，汉奸土匪200多人共500多人，组成一支混合队伍，向我们的司令部进犯。正当敌伪侵入我驻地满山和髻猎山时，被我何九中队发觉。他们一面进行战斗，一面派情报组赶返司令部报告，司徒卫中即布置各大、中队互相配合，迎头痛击敌人。特别是何九中队英勇机智，顽强善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一直战斗到天亮。后来，敌人用炮轰我阵地并占领了几个制高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队只好且战且退，冲出包围圈，一直退到同和乡榕树头、握山一带，隐蔽起来。这一战斗，游击队牺牲了李辉等13个同志。打死敌人约90多名。对比之下，我们在此次反包围战斗中是取得胜利的。
(三)宁死不屈的游击队员。1940年初的一个夜里，司徒卫中和何甘棠亲自率领一个中队，携带炸药和轻武器，去爆炸日军占领的天河机场。半路，据情报员报告，当晚，日军检查很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炸药无法输送进去。这个计划落空了，只好返回司令部。当队伍行到石船村附近，我们的先头部队同敌人发生遭遇战。后经了解，才知道是敌伪700多人包围了游击队大队部，中队长杨××(忘记了他的名字，是石船村人)，指挥百多个游击队员拼死抵抗，由于寡不敌众，被俘虏了60多人，敌人对游击队员严刑拷打，追问司徒卫中等人的行踪。但他们守口如瓶，宁死不屈。翌日，敌人把60多位同志押到罗布洞(即现在太和区穗丰乡所在地)，用机关枪把他们杀害了。当时被杀的有王记仔、何狗和外号叫何乌蛇等同志。此外，深入敌后搜集军事情报，被敌伪杀害而光荣牺牲的还有张静波、何华昌、范木桂等。
作者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韶关委员会负责人、广东北江特派员。
①马市岭于1993年经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评为解放战争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