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
冲天的火光，明晃的刺刀，喷涌的鲜血，哭喊的人群，成山的尸骨……回忆起当年惨绝人寰的这一幕，目前唯一健在的幸存者、91岁老人黄彪仍瑟瑟发抖，这是缠绕了老人多年的梦魇。
1940年7月30日，侵华日军在崇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竖河镇大烧杀。据《崇明县志》、《竖河乡志》记载，当日，镇上百余民众被无辜杀害。
每年7月30日，竖河镇街上常有人因为买不到豆腐而吵起来，因为家家户户都要烧“庚饭”，祭祀大烧杀死难者。
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纪念，崇明县在竖河镇大烧杀遗址处，新建“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7月30日正式开馆。
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纪念，竖河镇大烧杀幸存者的后人一轮轮接力调查、求证，齐心补齐那些死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单。
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纪念，竖河镇的居民走上了民间收藏家之路，到处搜寻这段历史留下的印记。
这是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从政府到民间，从镇里到村民，大家用各自的方式、视角去纪念这次历史事件，文物、图片、文字、影像、沙盘等都被运用起来还原历史，警示后人牢记历史，勿忘过去。
幸存者
没人站出来指认游击队
几百米长的竖河老街，呈东西走向。断瓦残垣间，依稀能瞧出当年繁盛的影子。
黄彪老人居住的房屋，离老街不远。“当年，镇上有米行、典当、布庄、药店、染布店以及多家南货店、京货店、饭店、栈房等，我父亲就在街上开了一家‘天阳斋茶食店’，卖糕点等杂货，我常去那里打杂。”
75年过去了，当时的情境，黄彪依然历历在目。他是竖新镇竖新村11队村民，竖河镇大烧杀目前唯一健在的幸存者。虽腿脚不便、脊背略有佝偻，但老人头脑却很清晰。
1940年7月30日早上8时，竖河镇早市还未散尽，街道店铺生意红火，顾客络绎不绝。16岁的黄彪正在街头玩耍，突然来了一支日军部队，分乘两辆军车迅速扑到镇的东市梢。“我当时在一家羊肉店门口，一个日本人把我叫去镇上开会。”
黄彪被驱赶到街北面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空地上已站满了人，“粗粗估算了下，差不多200多人，都是镇上的商铺店主、小贩、顾客和居民，几乎都是男性。”
“日本队长要大家说出民众自卫队，也就是游击队，不说出来就枪毙。镇上有个人叫詹锦云，蛮活络的，他对日本人说，‘游击队，游东击西，我们老百姓哪里知道他们在哪里？’他旁边的鬼子瞪起大眼，一刺刀向他胸口扎去，他倒在了血泊中。”
这个场景，正是纪念馆展出的大烧杀连环画中的惊心一幕。当时，日军首领新井狂叫：“今天不说出游击队，像他统统的刺拉刺拉（枪毙）……”
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叫胡邦兴的人，说自己是上海人，来崇明竖河镇走亲戚，出示了“良民证”，日本人放了他出去，于是有“良民证”的四五十人，侥幸地跟着出去了。七十多岁的张浩江走出来说：“我也有良民证，我去家里拿。”鬼子不同意，张老伯坚持要回家拿，鬼子一刺刀戮进他的肚子，张老伯紧握刺刀与之搏斗，鬼子将刺刀猛一抽，张老伯八个指头顿时切断，倒在地上。
“我也有良民证，但不在身上。”黄彪回忆，“日本士兵枪都拿在手里，有两挺机关枪，我点过，一共24个日本人。”当时，庙里的吴少峰和尚拼命念经，想感动鬼子，背后却被捅了一刀吐血而亡。人群中个子最高大的秦祥宝，镇上人叫他“双料头人”，鬼子说他就是游击队员，把他拖出来，当场杀死。
但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几位村民被杀后，没有人站出来指认游击队员。
“鬼子就把我们从院子赶进屋里，一半赶进礼堂，一半赶进礼堂两边两间小庙屋，我被关在东边一排最南一间。日本士兵堵住门口用机枪狠命扫射。”
黄彪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恐惧：“我有个寄公（舅公）叫朱川荣，背上的血哗哗哗飞溅在我身上，我扑倒在地上。日本人开枪后，又用刺刀一个个戳过去，我幸好没被戳到。”
扫射过后，日本士兵把庙门口一间空房内的麦秸秆丢进屋，点火焚烧整座庙宇。“满屋子烟雾，窗边有张凳子，我就爬上去，跳窗出去。”
此时，三间庙屋内的余生者都挣扎爬起，砸窗口，钻墙洞，几个从南边钻出来的村民遭鬼子追杀；黄彪是从北边逃出的，那里是一片芦苇荡，他先进入芦苇荡，再淌过庙沟。“子弹飞射，火光冲天。我险被子弹击中，沿着一条小河，在芦苇的掩护下，逃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到天黑，才偷偷回到小街上。”
“在街上，我看到一个村民扶着墙挣扎着走，肚肠都淌出来。庙内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活着的人伤痕累累。”这凄惨一幕，深深烙刻在黄彪年少的心里。
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大烧杀后，又回到镇上，沿街挨家挨户点火焚烧，整条街市陷入一片火海中。竖河镇大烧杀殃及18个村庄，被日军焚毁的商行作坊100多家，民房1400多间，财产损失更是无法统计。除少数外逃者外，镇上妇孺几乎全部罹难，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古镇瞬间化为焦土。
侥幸脱险后，黄彪大病一场，头发脱了一半，全身蜕皮。看着多年苦心经营的商铺全被烧毁，黄彪的父亲精神失常了。“当时我们一家人连替换衣服都没有，家里有两头牛，一头背都烧烂了，另一头挣断绳子跑了。”
当时在场200多人，难道没人知道游击队的情况吗？黄彪摇摇头：“镇里不少人知道游击队，但没人说出来。游击队常常在老街上的茶馆开会，我家一个老师傅，手很巧，游击队员的枪坏了，找他修，他绝不收钱。”
调查者
到底有多少死难者、幸存者
纪念馆里有张“抗日三勇士墓标”的黑白老照片，参观者总会多瞧几眼。
崇明文史研究会理事龚家政说起背后的故事。1938年3月18日，日军在海桥港登陆后，向崇明县城进发，突击队的冈村恒彦少尉和白石顺事少尉所部，在东门外寒山寺附近遭到阻击，当时，3名身背十几颗**的义勇壮丁常备队队员击毙日军十余名，而这3名无名勇士最后也壮烈牺牲。
“三勇士”被埋葬在寒山后寺，并竖有一块木位。龚家政告诉记者，据战时日本记者小俣行男记录，这是冈村恒彦所竖的墓碑。
“三勇士”是崇明抗日英雄不屈不挠反抗斗争的一个缩影，他们的英勇赢得日本军官的敬畏，更激起了日军的报复之心。崇明沦陷后，国共合作抗敌的“崇明抗日自卫总队”（也就是抗日游击队）成立。抗日游击队始终未放弃抵抗，尤以竖新镇等地游击队员活动最为频繁。
“一时间，游击队打得日军人仰马翻，一片恐慌。而当地老百姓常为游击队送去粮食和衣物，招致日寇疯狂报复。”龚家政说。1940年4月，恼羞成怒的日军炮击游击队活跃的崇明中部地区，“一些热水瓶大小的**落在河道田野却没有爆炸。后来，游击队搜集了未爆炸的**，**试验成地雷。”
7月29日，日寇从堡镇出动扫荡游击队，游击队伺机把五个地雷埋在米行镇渡港桥头，炸毁日军军车一辆，炸死炸伤日军二十八人。
这就是当年崇明妇孺皆知的“**改地雷，炸死东洋人”事件。“日军认定爆炸事件是竖河镇一带游击队所为，决定实施最残暴的报复。”
而这次大烧杀，被日军屠杀的同胞究竟是多少？幸存伤残者又究竟有多少？“一直以来，都很难见到令人信服的确切的统计。”龚家政指给记者看纪念馆里的一张长名单，它列出了死亡同胞和幸存者的姓名、年龄及住址，“我们经过好几轮的调查、挖掘、考证，几经幸存者后裔的确认，才形成当前这份名单。”
最早的记录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新光中学季达斌校长曾搞过一项调查，获得了最初一批资料。
龚家政是10年前着手这项调查考证的，他的信源是家住油车桥的宋惠贤老人，也就是他的娘舅。
“我的大外公和舅舅宋惠贤都是大烧杀的亲历者。大烧杀中，鬼子用刺刀穿过一位村民的胸部，舅舅正好压在这位村民身下，刺刀刺进他的脊背，但刀伤不深。逃跑时，他后背中了一枪，趟过一条河，才发现浑身是血。当时他无处可逃，就投奔丈人家，头一次见到未婚妻，竟然是负伤逃命而来。”
舅舅向他回忆了不少场景，城隍庙内大屠杀后，鬼子又回到镇上，抢劫商家货物。来不及逃避，沈顺余、沈鸣九父子当即被杀，张龙西被刺数刀，滚入粪坑，捞起后刀口感染，痛苦难忍，投河自杀。
“舅舅估算当时死了90多人，但他也只回忆出四五十个遇难者名字，到底死了多少人，不确定。”龚家政说，宋惠贤活到2006年，当时已85岁，根据他的记忆，他理出了40多人的死难者和部分幸存者名单。
名单不全，幸存者的回忆屡有偏差。竖新镇文广站退休人员施乐平接过了调查之棒。
施乐平的祖父施慰慈，当时和黄彪一家是邻居，也是竖河镇大烧杀的亲历者。“我祖父当年48岁，他被日军刺刀刺了三刀，手腕一刀、脚上一刀，肚子一刀。我父亲施忠元也在场，他手上中了一刀。”
“枪弹烟雾中，祖父和父亲翻过废砖废瓦，趟过沟，穿到玉米地，最后逃出来。小时候，他们经常提起这段历史。”施乐平说，去年，镇上打算建纪念馆，展开相关调查，他参与了这个死难者名单调查项目。
据幸存者回忆，有个死难者叫蒋和尚。“我找到他的儿子，可他儿子从来没听到父亲提起此事，根据他提供的年龄，我估算了下，当时蒋和尚才三四岁，年龄不对，他的名字就划掉了。”
听人说，时桥村6队有位叫包龙虎的村民当时被赶进庙里，可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施乐平费了很大周折找到他的儿子，确认了包龙虎也是死难者。有人回忆，老街上的说书人也被赶进了庙里，可下落不明，“我就循着蛛丝马迹调查到这个人，原来他躺在死人堆，用鲜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装死，后乘乱逃出。”
那次大烧杀中，有个叫“成龙”的杂货店伙计抱着一位3岁小女孩，这个女孩名叫玉兰，是杂货店老板沈景的女儿。当时，成龙向日军说孩子是女的，要送她回去，日本人用枪托当即把孩子砸死了。可这个伙计后来怎么样，说法不一。
施乐平决定查下去，“不少老人回忆，成龙被杀了。但沈景的大儿子告诉我，解放后他碰到过此人。他提供了一条线索，成龙在堡镇供销社退休，于是我赶到当地查找成龙，却没查到这个名字”。
“后来听说这位伙计的儿子是竖新镇跃进村人，我就千方百计找到他儿子。原来，他父亲当年正是沈景杂货店的伙计，后来逃出来了，但真名不叫成龙，而叫吴成达。”
目前，这份名单死难者公布96人，幸存者27人。“当时逃脱鬼子的魔爪，计有四十余人，但知道姓名的目前只有27人。我还会继续调查下去。”施乐平说。
收藏者
材料越多，这段历史就越真实可触
“你看，这是什么样的眼神？”周雄凯指着日本画报上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这幅照片我盯着看了无数遍，我想从他的眼神中读出，当时他在想什么？”
周雄凯是竖新镇跃进村村民，从事家电维修行业，也是热衷于这段历史的民间收藏者。他家距离竖河大烧杀遗址仅有50米不到，从小他就听爷爷描述当年的情景。
竖河大烧杀那天，到处是机枪声和哭喊声，由于前几天有风雨，大片倒伏的高粱遮挡了道路，这才让周家宅幸免于难。但周雄凯的一位亲人却罹难。日寇离开后，爷爷从废墟中捡拾了几枚子弹壳，带回家用手帕包裹起来。
爷爷去世后，这几枚子弹壳就到了周雄凯手中。2000年前后，他开始一门心思收集起抗战题材的藏品，小到一张所谓“良民证”，大到几十斤重的炮弹，他走街串巷，把他认为有价值的藏品悉数收集，至今藏品已不下千余件。
周雄凯家底楼的大厅摆满了各种藏品，“我迫切地想要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我想知道凶手长的样子，游击队是怎么反抗的，居民怎么支持游击队，这些材料越多，这段历史就越真实可触……”
在他的藏品中，有两把他从崇明乡间收来的锯子，却与普通人家中用的不同。周雄凯解释，这两把锯子是典型的日本工艺，当年崇明岛上的日军就用这种锯子，锯掉许多八仙桌的四个桌腿，改成“榻榻米”用。周雄凯展示了几个印有“宣抚班”字样的**袋，这是10多年前他用一台影碟机从一位老人手中换来的。宣抚班是当时隶属于日军军级特务部执行宣传、安抚任务的随军组织。如今，这两把依旧锋利无比的锯子，这个**袋，都成了日军侵华的铁证。
据一份汉奸供词，制造竖河大烧杀的主谋有5个，其中4个，周雄凯通过查阅中日双方的资料了解了其人其事，唯独一个叫“施亚”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关资料。他花一年多时间查阅大量史料，依旧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儿子翻阅材料时，调皮地用崇明话念日本人的名字，周雄凯如醍醐灌顶，“施亚”不就是用崇明话读“矢野”吗？后再查阅资料，初步可以肯定“施亚”正是“矢野长雄”——驻沪日军的一位参谋。
他拿起一件斑驳的古铜色号子，“这是崇明抗日游击队用的军号”。当时，流传一首《小麦叶子青又青》的抗日童谣，里面提到抗日游击队使用的“土地雷”。周雄凯的藏品中就有出自崇明的“土地雷”。他说，从竖新镇各地发现了大量武器弹药，足以证明当年这里曾是抗日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
为了得到藏品，他有时不惜倾囊而出，周雄凯的父亲为此有些埋怨。但周雄凯从没后悔。“有次我开车送4个高中生去县城，听他们聊起日本，就问，‘你们知道70多年前日本人来过崇明吗？’有说投资，有说旅游，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日军侵华的历史。”
这事让周雄凯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年，崇明的抗日游击队那么英勇活跃，村民那么支持游击队，也因此招致日寇残忍报复。想到我们每天生活的家园曾经被践踏过，就感觉是一种耻辱，而忘记这段历史，等于是一种背叛”。
在家里，他常会找出一枚日军炮弹弹壳，放在儿子的书桌上，给儿子讲起抗日故事。“今后，我可能也会搞个收藏展，作为竖河镇居民，我想通过实实在在的展品，让人们感受到一段更感性和更细节化的历史。在你生活的故乡，谁来过了，杀害了谁，为什么要烧杀。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