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进监狱，日伪制造出许多惨绝的酷刑：
① “断食空腹”。几天内不给饭吃;
② “倒栽莲花”。头朝下活埋“犯人”，日伪军看着被埋人两腿露在外面乱挣乱踹，就拍手大笑;
③ “军犬舞蹈”。让一群军犬一纵一跳地反复扑上去，将人活活咬死;
④ “滚绣球”。把人衣服脱光塞进一个钉满钉子的木笼里，把人滚死;
⑤ “电磨粉身”。用特制的一种电磨，把人磨成肉酱;
⑥ “枪戳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叫新兵用刺刀扎，说是练武试胆;
⑦ “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绑在一起蜷曲着，投河里或池里淹死;
⑧ “开膛取心”。双庙据点的日军中川曾吃了50多个人心;
⑨ “钢针绣骨”。用大铁丝往手指头上或头顶上扎，扎进5寸至1尺深。
此外，还有“皮鞭沾水”、“辣水涨肚”、“熏烧活人”等等毒刑。抗日政府做过一次统计，1942年1月至1943年12月，全县被日寇“检举”入狱死亡的达12万多人。1943年“人圈”里普遍发生了伤寒病等瘟疫，死亡6000多人。厂沟人圈700人，两年死亡265口人，占总人口的28%。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
1944年，德、意法西斯战争失利，日本侵略者在东方战场也陷入被动局面，于是加紧了对“满洲”的控制，首当其冲的是在西南国境线上彻底摧毁“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控制199座“人圈”，半年内，日伪策划了两次“大检举”。
1944年2月，日寇嗅到在“人圈”内并未切断广大人民群众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兴隆日本宪兵队曾向锦州“西南防卫”司令官呈报情况说：潵河流域一带(即迁遵兴县八区)居民“完全当八路匪、通八路匪，没有好人”。因而，伪锦州军事特别法庭人员于旧历正月初二日，秘密到达潵河川。初二夜，大批日伪军警在全县“人圈”里逮捕2000多人。在县内各地屠杀几百人，其余全部被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1944年6月间，日伪军警将所有“人圈”内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干部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逮捕，据统计约500人左右。在野蛮拷打和污辱后，又全部运往东北充当劳工。
从1944年1月开始，日伪以1万多兵力“扫荡”五指山区、横河和驴儿叫根据地，又以5000兵力“扫荡”大、小黄崖根据地。日伪军带着帐篷，住在山上，搞“铁壁合围”，扬言要把“无人区”的每块石头都翻过来。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虽然抗日军民英勇抗击，仍牺牲300多人、冻饿死亡1000多人。中田村被围攻11昼夜，被屠杀274人。1944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军率李国、朱盛林讨伐队“围剿”成功村，将被围群众剥光衣服，有的剜心挖眼而死，有的剜去生殖器。李存隆妻被剖腹剥去胎儿，贾成富被一块一块地割去身上的皮肉，再让洋狗撕裂，活活地被折磨而死。全村被惨遭杀害31人。成功村人民化悲痛为力量，誓死为同胞们雪恨。他们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50多人，打死打伤60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18岁的共产党员傅春抢救了60多名乡亲的生命。当最后自己被敌人围住时，拉开手榴弹炸开自己的胸膛。黄土坡村孙连举妻，为了不暴露集体目标，将怀里哭叫的小儿毅然掐死。仅在三个区里就有11位母亲为了大义舍了儿女的生命。黑河川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为了不影响集体行动自己躲进深山密林，在冰地上降生一个婴儿，自己接生后起名叫“冰儿”，借以铭记奇苦浩劫，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日伪军围山时，如果捉到年轻妇女，即抓回去奸污，她们宁肯战斗而死，也不愿屈辱偷生，全县守节而死的青年妇女不下千人。
日寇在兴隆大肆制造“无人区”的3年里，共屠杀15 400人，抓走15万人，其中除在本县集体屠杀约1000人外，其余全部被送往东北和日本内地充当劳工，几乎全部死在外地。3年间，被烧毁民房7万多间，抢走大、小牲畜3万多头。全县1941年统计有16万余人，日寇投降后统计只剩10万余人，合计被杀害、抓走、监禁、疫病、冻饿等非正常死亡5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