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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抗战中的湘军:哪些军队是由湘军所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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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抢运

参加起义的招商局香港分局船队

招商局船舶支援解放军在前线战斗,参与运兵、运军需物资的任务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数以万计的海员前辈们舍身为国,英勇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含日本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展现出了中国海员勤劳、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据不完全统计,在二战中,先后有3万余名中国海员为盟军效力,分别服务于英国、美国、挪威等多国的商船。他们中间有5%的人牺牲在战场,另有5%的人在战争期间因各种原因失去了生命。英国政府在2006年1月23日于利物浦建立的“中国海员纪念碑”的碑文中写道:“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正是海员的卓越贡献,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英雄的功绩,不应被遗忘;英雄的品格,应该被发扬。

  一、航运史上的壮丽篇章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海员在国内战场积极参加抗战,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军舰的封锁,出生入死,不怕牺牲,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七十年前发生在长江上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运输事件,是长江航运史上最为光辉而悲壮的篇章。她的成功,使多个工业中心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矗立了起来,奠定了对日本作战的物资基础,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悲壮的航运史诗——长江大撤退

  长江大撤退是我国航运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迁移行动,难度与场景远超二战大西洋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与大西洋海滩上的那次军事大撤退相比,长江上流淌的是民族危亡关头迸发的自强自信自胜大决心,演绎的是来自大半个中国的壮烈行动,不仅是军事还是工业、文化与经济的全面紧急再布局,变原来较闭塞与相对落后的三峡以西为坚持抗战到转入反攻获胜的民族复兴基地,是民族大觉醒、大奋起、大决战的人口大迁移,是以退为进!

  1、沉船行动。

  抗战初期,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从1937年7月到1939年初,国民政府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沉船阻塞航道的行动,除了征用部分老旧军舰和木船外,大部分为商船。这8次沉船阻塞航道的行动,共征用了商船87艘,近11万6千吨。当时征用沉塞航道的船,交通部规定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船龄较大的老船,二是不适合行驶内河的海船。

  参与沉船的公司除了国营招商局外,还有三北轮埠公司、宁绍商轮公司、肇兴轮船公司、天兴轮船公司、通裕轮船公司、中兴煤矿公司营运处、大陆实业公司、惠海轮船公司、茂利商轮总局、中茂轮船公司、中国合众航业公司、华胜轮船公司、寿康轮船公司、华新轮船公司、大振航业公司、丁耀东等十余家民营航运企业。

  2、撤退川江。

  按交通部1937年8月11日密令:先驶入长江中游,再择机西迁川江。国营轮船招商局在入川的江轮中,“江安”号、“江顺”号总吨吨位各4327吨,“江华”号、“江汉”号、“江新”号、“江建”号总吨位分别为3693吨、3322吨、3373吨、2770吨,上述六轮被称作“六大江轮”。六大江轮的全体船员与参加试航的其他人员,不畏艰难险阻,以大无畏的精神和熟练的航行技术,穿越川江三峡天险,创造了几千吨级的巨型江轮航行川江的奇迹,“江新”号、“江汉”号在川江往返装运军公物资,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此外,还有三北轮船公司的“长兴”号、“明兴”号等轮船19艘、1.8万余吨;三兴轮船局5艘、500余吨;大达轮步公司“大达”号等轮3艘、2000余吨;中国合众航业公司9艘、800余吨,以及肇兴、天津、永安、华胜、大通仁记等轮船公司和湖北省航业局的船舶约25艘,大小船舶共计150余艘,近3万总吨。

  大小江轮撤进川江,保存了民族航运业的有生力量,对确保后方战时运输起了重要作用。

  3. 抢运物资。

  从1937年9月—1939年4月,国民政府被迫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略强运撤退,即上海、武汉、宜昌三次大撤退。

  整个抗战时期,迁入四川的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等共达607家,入川的高等、中等和各类职业学校共100多所。据交通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37年8月至1939年底,招商局抢运公物、商货约47.8吨,军民94.1万余人次;民生公司抢运兵工器材16.28万吨,航空油弹药等3.35万吨,共计19.6万吨、旅客6.4万余人次。

  1938年11月,交通部还征集了2000艘木船和木船船员承担了大量抢运任务。据统计,沿江七省约有1万余民船(木船)参与了抢运任务,以每条民船最低三名船员计算,至少有3万余名船员参加了抢运物资的行动。

  诚如时任汉口航政局局长王洸所言:“第一次上海迁厂,第二次国府西迁,第三次抢运汉口物资,第四次抢运宜昌器材,都是靠这长江一线的水道,才能把我们的人力物力逐步西移,我们的抗战国策才能维持到底。这点可说是水运对于国家的贡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4. 征用船舶。

  发展川江航运,保障政府的生命线。民生公司是维护政府战时水运的杰出代表,1937年抗战爆发时,航行于川江航线的轮船有75艘、23000吨,85%的轮船为民生轮船公司所有。

  5. 抗日联运。

  为将水运纳入战时运输的轨道,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抗战之初成立船舶运输司令部,并在各省设立船舶总队部。1937年9月1日,交通部令各家轮船公司组成航业联合办事处,所有航商必须加入联运,所有轮船悉由联合办事处调度。招商局、三北、民生、大达、大通等航运企业据此在南京成立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统一办理军公运输、客货运输事宜,交通部委派李景潞主持其事。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长沙等埠也先后成立办事机构,各自组织航商投入战时抢运和维持战时航运秩序。各航运企业也相应成立战时指挥系统。

  中国的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

  川江自古被视为天险,航道全长647公里,海拔高度相差145米,江水流速通常超过6海里/小时,最急水流达13海里/小时,滩多流急,航道狭窄,礁石林立,全航程有险滩35个,并且很多航段只能季节性航行。

  1938年10月,日军向长江中上游推进,武汉沦陷。3万多人和9万多吨物资滞留在宜昌,民生公司全力以赴投入抢运,冒着敌机狂轰滥炸危险,仅用40天时间将全部人员和物资撤退到大后方,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团结抗战的力量,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民生公司成为维护战时水上运输的中坚力量,营运范围遍及川江、岷江、涪江、嘉陵江、金沙江和乌江,对抗战运输和后方生产、生活物资交流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宜昌大撤退的水上运输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船员们在战斗运输中发挥了杰出的聪明才智,为了保全船舶和人员生命,1943年民生公司的船只在万县至三斗坪这段航道上冒险夜航,船员们利用拂晓和傍晚时航行,白天到达有利地形停泊,躲过敌机的轰炸。这时的夜航是在没有灯标,缺乏安全保障,全凭驾驶人员高超技术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驾驶人员具有较高的航行技术极少出现航行事故。

  抗战期间损失统计

  1. 船员的伤亡情况。

  根据1937年到1941年不完全统计船员的注册情况,中国海员工作在外洋航线上的有22085人,其中在东南亚航线上的有6250人,在中国沿海航线上有16840人。此外,还有工作在海外的海员约2.5万人,在香港失业的海员约1.5万人,连同在长江及其他内河船舶上服务的船员,合计约为12万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船员为发展川江航运、维护战时运输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抗战支前和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的船员们,冒着敌机轰炸进行抢运,许多船员被炸死、炸伤。

  2. 船舶损失情况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航运业带来空前浩劫。“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八一三沪战”以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长江船岸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妄图一举切断中国战时运输动脉。

  据三北公司统计,除战时被敌掳劫、敌机炸沉船舶外,经施救未修复的船舶有4575吨,当局征用阻塞港口的船舶有16516吨,载运公物沉没的船舶有3665吨,合计损失船舶78962总吨,约占公司战前91694总吨的86.1%,船舶损失殆尽。

  鸿安、兴业、大达、大通仁记等公司也有多艘轮船被炸损毁。

  战前与战时统计对比: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中国自有20吨以上商船共3457艘、57.6万吨,其中海轮124艘、367383吨;江轮及内河轮船3333艘、208617吨。战时,我国轮船直接损失海轮47艘、250271吨,江轮及内河轮船2790艘、99248吨;间接损失海轮77艘、117112吨,江轮及内河轮船86艘、28689吨,直接和间接损失合计3000艘、495230吨,损毁率高达86%。

  国民政府嘉奖船员

  滚滚长江东流去,数不尽英雄无数。英勇的船员们和抗日前线阵亡的将士一样,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把热血洒在祖国的江河上,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贡献了自已的一切。

  1939年2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民楷”号、“民政”号、“民勤”号等30艘轮船船员。

  1941年,国民政府对冒着敌机轰炸危险完成军运任务的“民勤”号、“民熙”号、“民俭”号三轮传令给予嘉奖。1943年国民政府军委又对“民康”号船长及全体船员颁发了奖章、奖状等。

  二、中国海员的民族气概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支前的热潮。7月19日,航海联义会、中国船舶无线电员总会、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怡和理货俱乐部、天津水手公所等30余家海员社团共同发起组织成立中华海员抗敌后援会,全国各地的海员工会组织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一)抵运日货参加罢运

  中国海员在抗日战争爆发伊始便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概,“七七事变”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日清轮船株式会社长江班轮的全体中国船员2000余人全部弃船罢航。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唐山丸”、“圣和丸”、“广东丸”等船上的华籍海员也坚决拒绝为日本运输物资而自动弃职返回香港。1937年9月4日,日本货船“中国出口”号在美国西雅图靠泊后,全体中国海员31人全部离船弃职,由美国移民当局设法把他们送回国内。

  (二)投笔从戎参加抗日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吞我之心昭然若揭。翌年,“1·28”事变,日本侵略凶焰更加猖獗,将战火烧到淞沪江畔。中国人民群起反攻,爱国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参加抗日。

  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生梁添成、傅啸宇、雷天眷等先后转入航空学校,冲向蓝天,打击飞贼。他们碧血长空,英勇杀敌,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梁添成,福建南安人,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三中队中尉本级分队长。1938年3月25日,驾机在封邱扫射日军,4约9日在峰县轰炸日军,翌日在枣庄击落日机一架。同月16、17两日参加武汉空战。1939年5月3日在重庆上空击落日机七架,12日又参加重庆空战。同年6月11日,日寇九六式轰炸机27架袭渝,我方战机24架升空警戎,梁添成所驾2307号机不幸被敌机击中,机毁人亡,年仅27岁。政府怀念其功绩,追授空军上尉。

  傅啸宇,福建林森人,1937年抗战军兴,任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分队少尉本级分队长。同年8月14日,随队于长江口合力击伤日舰数艘,16日参加镇江空战,17日在上海击落日机一架,19日在上海侦炸敌航空母舰及司令部,23日在吴淞口轰炸日舰;9月13日在上海炸敌阵地,20日及23日参加南京空战。28日被敌机追击中弹,身受重伤,延至同年10约5日殉国,时年二十三岁。政府追援中尉,生前受二星星序奖章。

  (三)参加军运以身殉职

  陈泰云,安徽合肥人,1942年任“民来”轮大副,参与川江军运。船由三斗坪回航重庆,航经清滩,因军队聚集在轮船上甲板一侧,秩序混乱,致发生翻船惨剧。陈泰云不顾自身危险,忠于职守,抢救人员而殉职。

  胡运洲,江西瑞金人,1939年5月支持由行政院水陆联合设计委员会召集川、滇两省政府及经济、交通、水利三部组织之金沙江查勘试航队工作,5月10日第一次试航时,在过涣洞、老君二滩时,覆舟没顶,以身殉职。其在我国内江航运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国民政府曾向其颁发荣誉奖状。

  (四)冒着炮火抢运物资

  王鹤,山东籍,1941年任招商局“澄平”轮大副,参与川江抢运军品物资,同年8月29日,在河北米仓下峡卸空后上驶,经台子湾附近被四架日机发现,后“澄平”轮被炸起火,待敌机肆虐后逸去,组织船员扑灭,损毁惨重,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抢修数月,卒驶返重庆大修。

  (五)交大同学赴美接舰

  1944年9月,日寇侵略军已进逼至贵州独山。当时交大在校同学看到大片国土沦陷,,纷纷报名参加远征军,投考空军。造船、驾驶、轮机专业的同学,大多选择了海军,共81人录取赴美海军接舰学兵大队,去美国迈阿密海校受训学习,准备参加抗日战争。

  1945年8月日寇投降。1946年4月学习结束,国民党当局推翻了招考时“从军回来可继续念书,并可少读多少学分”的诺言,必须终身服役,不许离开海军,否则下令通缉。但是同学们还是千方百计开小差脱离了海军,一部分继续回校念书,一部分上商船当船员或进船厂工作,各自寻找新的出路。一些同学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迎来新中国的成立,为新中国的海运事业及造船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航运英才之爱国情怀

  起义先锋率船归国

  在《中国航海史》香港招商局“起义船舶概况一览表”中,吴淞商船学校校友有船长方枕流、王俊山、左文渊、朱聚遐、杨惟诚、朱颂才、金鸿兴、杨训仪等九人(因左文渊曾是“海康”、“永灏”两轮船长),占总人数19人的47.3%;有大副王孝同、王公望、杨训仪等三人,占总人数14人的21.42%;有轮机长周延谨、龙伯陵等二人,占总人数15人的13.33%,还有联络员袁明钊。因此,吴淞商船学校校友是起义的重要的力量。

  1. 首举义旗回归祖国。

  1949年9月19日,“海辽”轮从香港赴汕头应差途中起义,经过艰难曲折后回到大连。毛泽东主席为此致贺电。“海辽”轮是从香港起义回国的第一艘船。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及留港的13艘船舶共600多名员工正式宣告起义。

  2. 首度打通北洋航线。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美蒋用水雷封锁、派飞机轰炸骚扰,阻扰恢复生产,海员工人面对严峻考验,开展了一场反封锁、反轰炸的殊死斗争。

  冒险北归投身建设

  香港海员工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从各方面推动南逃来港的轮船北归,取得重大胜利。从1949年底到到1950年初,前后共有“华丽”轮(华利轮船公司)、“新上海”轮、“大上海”轮(上海实业公司)、“新中国”轮、“新亚洲”(新大陆公司)、“通翔”、“新康”、“海洋”、“海牛”等10余艘轮船北归祖国。1950年5月“怀远”、“宁运”、“民众”、“太湖”轮北归。1950年7月,留港的18艘民生实业公司船只亦先后回到广州。

  摆脱险阻实现北归

  1. 辗转北归人。

  金知人,1935年毕业于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各轮船公司任船舶三副、大副。1944年任英商上海怡隆轮船公司“神福”轮大副,为中国人在外国人船上任大副的第一人。1946年在招商局任“华209”、“林森”等轮船长。

  金知人于1950年驾“伏虎”轮驶上海,在长江口南水道触雷沉没,金知人幸运逃生,自称是北归、吃水雷第一人,最后在中兴公司“孚兴”轮任船长,于1951年1月3日离开香港绕道日本北归,航行途中遇风暴,螺旋桨失落,滞留日本修理,于1951年5月3日驶抵大连,如愿北归。

  2. 艰难的北归。

  周必祥,1936年毕业于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毕业后在民生公司重庆总公司“民凉”轮服务。抗战时期,周必祥在“民主”、“民勤”等轮参加宜昌大撤退,运输军用物资入川。后调总公司船务科。抗战胜利后,任“黄海”、“南海”等轮大副,后升任“宁远”、“南海”轮船长。1952年绥远轮在周必祥船长率领下于2月2日驶离新加坡回国。

  排除万难创建远洋

  陈宏泽,是新中国远洋船舶的第一位船长,1950年参加香港招商局13艘船起义。陈宏泽为广远公司的建立、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延谨,1913年10月生,浙江象山人,1947 年被派到“永灏”轮任轮机长。周延谨是1950 年4 月“永灏”轮船员起义的主要推动者,起义后带领船员进行了严峻的护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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