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 随身穿着入殓的衣服除了最外面的官服，其余的多为衫服和窄服，是平时所穿的燕居之服(即居室中服用的衣物)，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这件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特点的官服，是所有服装中最为宽大的一件。
图为圆领素罗大袖衫
一改尚武之风，文人袍服款式很流行
至宋，宋以后渐渐消退。佩鱼可能源于战国时期的兵符，主要是用作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一种凭证。兵符有呈虎形、兔形和龟形等。关于改用鱼符，其原因推断有二：其一是取鱼目昼夜不闭，有常备不懈之寓意；其二，可能是取鲤鱼的“鲤”与李谐音的缘故。宋代的佩鱼材质金、银居多，即在袋子上用金、银饰为鱼的形状佩戴在公服之上，系挂在革带之间，垂于身后，以彰显贵贱等级。
公服佩戴的革带也是区分官职的重要标志之一。帝王的革带叫“排方玉带”，把四个方形的玉饰，五个圆形的玉饰嵌在腰带上，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也使用玉带，四品的官员佩戴金饰革带；五品、六品的官员使用黑银饰或犀角饰的革带；一般的文人使用铁脚饰物的腰带。穿戴的时候， 的一面要佩在腰后，因为当时的礼服袖子都非常大，穿这种衣服时，双手一般不能垂下，只能交叉在胸前，否则衣袖就拖在地上了。所以，把 放在腰后不会被大袖挡住，人们从背后就可以识别身份。
赵匡胤第七世孙的赵伯 ，于1216年过世之后，获赠“通议大夫”封号，相当于四品官的头衔，为文官第十阶。那可能只是宗室之胄名义上的特殊福荫，并无实际福禄体现。随葬的素木朝笏以及鱼袋的没有发现可以说明，赵伯 是以八品的原职务级别入殓的。
赵氏家族五人师从朱熹
赵伯 及其家族成员多为人中龙凤，马中赤兔。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赵伯 之父赵子英，字积中，任黄岩县丞，举家从原籍开封南迁黄岩，居于西桥(今桥上街一带)，成为黄岩西桥赵氏的始祖。黄岩历史学会会长张永生考证，赵子英升朝议大夫及秘阁修撰，他在黄岩以厚德著称，并在县署建香远楼。其孙赵师夏写有《香远楼记》。
赵氏家族与朱熹的关系非同寻常，有五人师从朱熹。子英的长孙赵师渊(伯淮之子)协助朱熹撰写《资治通鉴纲目》。除了师生与同到外，两家还是姻亲关系，赵师渊的幼弟赵师夏娶朱熹的长孙女(朱塾之女)为妻。《朱子文集》卷69《赵婿亲迎礼大略》等记有此事。
赵师夏天性忠正，反对奸佞专权，毅然弃官返乡，致力学问，协助朱熹撰写《礼书》。据朱熹的女婿黄 (字勉斋)在其《勉斋集》所记，朱熹病故时，《礼书》尚未完稿，是黄岩赵师夏给完成的。
重建五洞桥千古流芳
墓主人赵伯 有一事功德，足以千古流芳。据南宋《嘉定赤城志》记：孝友桥“庆元二年(1196)圮于水，县人赵伯 纠合重建，筑为五洞，桥面分五折，取道当中，坎两旁以窍水，翼栏其上，视旧功十倍焉，今但呼西桥。”所谓西桥，就是现在位于黄岩西城街道双江社区横跨西江的五洞桥，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庆元二年(1196)到上世纪中叶，长达差不多750年的时间，赵伯 修建的西桥(五洞桥)为西出黄城通往广袤西乡的唯一桥梁。
人过希留名，雁过暂留声。走过西桥，赵伯 身上彬彬衣风所传达的，并非仅仅是数代积淀的皇胄贵族气质，还有凝聚在他身上的那份从善如流的德行魅力。
芳草萋萋，青山隐隐，黄岩屿头的“何奥之源”，虽然至今尚未找到赵伯 的墓志铭，但这座屹立800年，至今仍为现代人提供通衢之便的五洞桥，又何尝不是赵伯 的墓志铭呢？
衣长115厘米，通袖长230厘米，袖宽95厘米，袖跟宽46厘米，胸宽72厘米，下摆宽96厘米。在宋代，这种样式的衣服也称作公服、常服，又名“从省服”。
曾任文林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长洲县县丞的赵伯 ，其职务为县内的副长官，主要是协助令长通管县事，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官品为正八品，也算是朝廷命官。古代的官员，但凡上朝、办公，都必须要穿官服的，也就是制服，而不是穿个便服就随随便便上朝，那样估计会被以藐视皇上而被乱棍打死。
森严的等级，不同的朝服，不同的图案，代表的不仅仅是身份，还有自己所处的地位。穿什么衣服，看起来是件小事情，其实是一件很严肃、很讲究、也很有规矩的大事情，谁都不可随便僭越。
按照形制宋代的袍服可以分为：大袍、窄袍、衫袍、靴袍、履袍、单袍、直身袍7种；按照色彩可以分为：绿袍、赭袍、绯袍、赤霜袍、柘袍、皂袍、茜袍、紫袍、白袍、鹄袍10种。色彩是区分等级的主要元素。
宋代的皇帝将时令服饰每年按季节赏赐给近侍、文武官员。时服的赏赐，一般为公服或朝服中的几件，武官得到的也是文官样式的袍、衫、褙子等，所以造成军戎服饰的儒雅化，也提升了文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宋名画《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名将，就是头束幅巾、身着圆领 衫，以及佩剑背弓的随从士卒也都穿着文人袍服。此画可见宋代的武将们少了些英武之气，多了些的则是儒雅之风。
文化上的演变深刻影响着服饰的审美取向。宋以降，一改历朝历代尚武之风，这在袍服的形制上的直接反应就是文人袍服款式在全社会的急速推广流行。
佩鱼制度与公服佩戴的革带
佩鱼制度是章服制度中标志等级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个制度始于唐代，盛于中唐。
（原文刊于：《台州晚报》2017年9月2日第08版）
这件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特点的官服，是所有服装中最为宽大的一件。
图为圆领素罗大袖衫
至宋，宋以后渐渐消退。佩鱼可能源于战国时期的兵符，主要是用作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一种凭证。兵符有呈虎形、兔形和龟形等。关于改用鱼符，其原因推断有二：其一是取鱼目昼夜不闭，有常备不懈之寓意；其二，可能是取鲤鱼的“鲤”与李谐音的缘故。宋代的佩鱼材质金、银居多，即在袋子上用金、银饰为鱼的形状佩戴在公服之上，系挂在革带之间，垂于身后，以彰显贵贱等级。
公服佩戴的革带也是区分官职的重要标志之一。帝王的革带叫“排方玉带”，把四个方形的玉饰，五个圆形的玉饰嵌在腰带上，三品以上的王公大臣也使用玉带，四品的官员佩戴金饰革带；五品、六品的官员使用黑银饰或犀角饰的革带；一般的文人使用铁脚饰物的腰带。穿戴的时候， 的一面要佩在腰后，因为当时的礼服袖子都非常大，穿这种衣服时，双手一般不能垂下，只能交叉在胸前，否则衣袖就拖在地上了。所以，把 放在腰后不会被大袖挡住，人们从背后就可以识别身份。
赵匡胤第七世孙的赵伯 ，于1216年过世之后，获赠“通议大夫”封号，相当于四品官的头衔，为文官第十阶。那可能只是宗室之胄名义上的特殊福荫，并无实际福禄体现。随葬的素木朝笏以及鱼袋的没有发现可以说明，赵伯 是以八品的原职务级别入殓的。
《中兴四将》武将的儒雅装束
赵氏家族五人师从朱熹
赵伯 及其家族成员多为人中龙凤，马中赤兔。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赵伯 之父赵子英，字积中，任黄岩县丞，举家从原籍开封南迁黄岩，居于西桥(今桥上街一带)，成为黄岩西桥赵氏的始祖。黄岩历史学会会长张永生考证，赵子英升朝议大夫及秘阁修撰，他在黄岩以厚德著称，并在县署建香远楼。其孙赵师夏写有《香远楼记》。
赵氏家族与朱熹的关系非同寻常，有五人师从朱熹。子英的长孙赵师渊(伯淮之子)协助朱熹撰写《资治通鉴纲目》。除了师生与同到外，两家还是姻亲关系，赵师渊的幼弟赵师夏娶朱熹的长孙女(朱塾之女)为妻。《朱子文集》卷69《赵婿亲迎礼大略》等记有此事。
赵师夏天性忠正，反对奸佞专权，毅然弃官返乡，致力学问，协助朱熹撰写《礼书》。据朱熹的女婿黄 (字勉斋)在其《勉斋集》所记，朱熹病故时，《礼书》尚未完稿，是黄岩赵师夏给完成的。
重建五洞桥千古流芳
墓主人赵伯 有一事功德，足以千古流芳。据南宋《嘉定赤城志》记：孝友桥“庆元二年(1196)圮于水，县人赵伯 纠合重建，筑为五洞，桥面分五折，取道当中，坎两旁以窍水，翼栏其上，视旧功十倍焉，今但呼西桥。”所谓西桥，就是现在位于黄岩西城街道双江社区横跨西江的五洞桥，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庆元二年(1196)到上世纪中叶，长达差不多750年的时间，赵伯 修建的西桥(五洞桥)为西出黄城通往广袤西乡的唯一桥梁。
人过希留名，雁过暂留声。走过西桥，赵伯 身上彬彬衣风所传达的，并非仅仅是数代积淀的皇胄贵族气质，还有凝聚在他身上的那份从善如流的德行魅力。
芳草萋萋，青山隐隐，黄岩屿头的“何奥之源”，虽然至今尚未找到赵伯 的墓志铭，但这座屹立800年，至今仍为现代人提供通衢之便的五洞桥，又何尝不是赵伯 的墓志铭呢？
衣长115厘米，通袖长230厘米，袖宽95厘米，袖跟宽46厘米，胸宽72厘米，下摆宽96厘米。在宋代，这种样式的衣服也称作公服、常服，又名“从省服”。
曾任文林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长洲县县丞的赵伯 ，其职务为县内的副长官，主要是协助令长通管县事，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官品为正八品，也算是朝廷命官。古代的官员，但凡上朝、办公，都必须要穿官服的，也就是制服，而不是穿个便服就随随便便上朝，那样估计会被以藐视皇上而被乱棍打死。
森严的等级，不同的朝服，不同的图案，代表的不仅仅是身份，还有自己所处的地位。穿什么衣服，看起来是件小事情，其实是一件很严肃、很讲究、也很有规矩的大事情，谁都不可随便僭越。
按照形制宋代的袍服可以分为：大袍、窄袍、衫袍、靴袍、履袍、单袍、直身袍7种；按照色彩可以分为：绿袍、赭袍、绯袍、赤霜袍、柘袍、皂袍、茜袍、紫袍、白袍、鹄袍10种。色彩是区分等级的主要元素。
宋代的皇帝将时令服饰每年按季节赏赐给近侍、文武官员。时服的赏赐，一般为公服或朝服中的几件，武官得到的也是文官样式的袍、衫、褙子等，所以造成军戎服饰的儒雅化，也提升了文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宋名画《中兴四将》中的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名将，就是头束幅巾、身着圆领 衫，以及佩剑背弓的随从士卒也都穿着文人袍服。此画可见宋代的武将们少了些英武之气，多了些的则是儒雅之风。
文化上的演变深刻影响着服饰的审美取向。宋以降，一改历朝历代尚武之风，这在袍服的形制上的直接反应就是文人袍服款式在全社会的急速推广流行。
佩鱼制度与公服佩戴的革带
佩鱼制度是章服制度中标志等级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个制度始于唐代，盛于中唐。
（原文刊于：《台州晚报》2017年9月2日第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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