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有在现场，你才会相信，位于山西大同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第三窟，被原比例、高精度复制到千里之外的青岛。文献记载，它开凿于北魏，是可容纳3000余人的大型塔庙窟，形制罕见，我们熟悉的那尊阿弥陀佛高10米，面部圆润丰满，神态超然。云冈石窟研究院联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前后历时两年，复制窟整体长17.9米，宽13.6米，高10米，真正实现了云冈石窟第三窟1∶1还原，这是世界上首次使用3D打印技术实现大体量的文物复制工程。窟内既有气势宏大、雕刻精美、形神兼备的造像，也有完整的石窟形制，同时还还原了石窟历经千年风化的痕迹。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可移动的云冈石窟复制窟陆续完成。
文物图像记录的方法很多，传统的朱墨捶拓、摹写形态，近代以来的手工测绘、照相、摄影等都是文物图像记录常用的手段。不过，这些方法除了耗费工时外，准确程度也难以令人满意。由于图像记录技术的限制，我国那些重要的石窟造像，如著名的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大足北山石刻等，精确的图像记录工作一直没有能完成。随着数字图像采集和处理技术的进步，文物的图像记录逐步引入了数字记录技术，长期困扰考古及文物保护文物的测量问题终于有了更精确和更便捷的手段。目前著名的石窟寺大都完成了数字化记录，这是最好的保护，也是研究的前提。
图为云冈第三窟西后室，数字化田野数据采集现场。
不同种类的文化遗产，其遗产性质有别，文化特征各异，保存状态不同，保护方法也有所不同。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不可移动文物，风吹日晒，冰雪冻融，水浸盐蚀，霉菌滋生，空气污染等，都会导致文物受损。除此以外，突发灾害、武装冲突、过度开发、城市化进程等原因，都在使文物逐年消亡。将许多文物的现状准确、全面、系统地记录下来，保存起来，是使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信息流传永久的前提。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团队的理念是将精准数字化和严谨考古理念相结合，在文物数字化的全程坚持“考古的立场、考古的在场、考古的标准”。所谓考古的立场，就是文物的数字图像信息的采集要满足考古学家对不同类型文物研究的需求，数字图像采集和制作成果及其相关考古研究成果能够为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所用，进而为历史研究和文化事业服务；所谓考古的在场，就是在文物的数字图像采集过程中，在点云图转化为规范化的各个视向图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必须全程亲临现场，亲身参与并指导文物数字图像的采集和制作，以便使图像资料能满足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文物管理专家以及文化遗产展示和其他形式利用的需求；所谓考古学家的标准，就是数字图像的采集对象、采集范围、要求精度（包括同一文物不同位置的不同精度）、出图要求等，应该由考古学家向数字图像采集专家和计算机图像处理专家提出，这样获取的文物数字图像信息才能被考古学界和文物保护学所使用，不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
浙大团队综合采用了多种数字化技术和设备，在20多个省、区、市，与100多家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博物馆和考古科研单位合作。2012年4月起与宁夏考古所、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处联合进行的须弥山石窟数字化考古项目，是浙大团队对数字化记录进行系统理论思考和系统操作实践首个项目，现已连续进行到第四期。目前，全面反映数字化介入条件下须弥山石窟考古全面信息的多卷集《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首卷《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作为国家文物局石窟寺数字化保护重点科研基地的核心力量，浙大团队联合十余家国家一级馆和科研机构合作实施的国家文物行业标准研制项目“馆藏文物数字化三维模型重建与质量评价”已经进入实施阶段。而他们与山西省文博集团等多家机构联合开展的山西广胜寺水神庙数字化建筑壁画彩塑标准制定、与陕西碑林博物馆合作进行一级文物的数字化建档等文物数字化作业也令人期待。
（图文转自：《人民日报》2018年05月30日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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