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台的冬夜甚是静谧，前几日垒起的大雪更显皑皑。500多年前的冬夜，蒙古铁骑袭扰大明王朝，铁蹄踏过高家堡石堆山之时，是否也曾到过皇城台？正对着嘉靖三十八年明威将军魏功墓志呆坐神想，时钟一指，已是2018年，考古队驻地还未熄的灯光正好映在皇城台门址内，思绪也应回到500多年后的今天。2017年石峁遗址考古工作接续2016年工作继续开展，将皇城台门址基本揭露完整，还对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展开规模性发掘，于是便有了现在朦胧在雪夜里的巍峨皇城。
▲ 皇城台2017年发掘全貌
皇城台门址露全貌
本年度皇城台门址的发掘工作接续去年工作向上（西）揭露，在原有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的基础上，新揭露内瓮城和主门道。
▲ 皇城台门址基本结构
广场向东外敞，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及西部瓮城一线围成，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南、北墩台位于广场内侧，平面都是长方形，分别与广场南墙和广场北墙相接，均为石砌外框包夯土内芯的建造结构，体量上北墩台要大于南墩台。外瓮城位于广场内侧、南北墩台外侧正中，是平面呈“U”形的一座石砌单体建筑。内瓮城是在南墩台后侧连接的石砌建筑，平面呈“L”形，与外城东门址内瓮城整体结构类似，不同的是，皇城台门址内瓮城里还发现一座“石包土”的平整墩台（墩台Ⅰ），将内瓮城中的空间进一步“锁小”，石铺道路只可向北拐入主门道。
▲ 主门道前的石刻符号
主门道位于内瓮城北侧，平面亦呈“L”形，坐落于北墩台之上，以周侧石墙堵隔形成，仅留一窄小通道与内瓮城南北相连。主门道石墙内壁发现多处“壁柱槽”，对称分布，底部以大型平整石块为础，大部分壁柱槽内留有朽木，以此分析，皇城台门址主门道应是一覆顶的封闭空间。结合墩台Ⅰ与主门道之间还设有石砌门塾，我们判断，主门道应是通往皇城台台顶的最后“关卡”。值得注意的是，在墩台Ⅰ、门塾、主门道之间形成的“重点防控区域”的地面铺石上还发现四处刻划图案，阴刻于石板上，均为“大框套小圈”的构图模式，有的大框外带有“小尾巴”，其中三处分布集中，呈倒“品”字形分布。
▲ 皇城台主门道入口及炭化木柱
通过连续两年的发掘，皇城台门址的基本结构完整地呈现出来。要登上皇城台顶，需先经过广场，再过外瓮城与南北墩台之间的小门道，踏上平整石板铺砌的斜坡道路，至内瓮城处，被墩台Ⅰ封堵，经门塾向北进入主门道。皇城台门址结构复杂，设计精巧，体现出极强的私密性和防御性。
沿着石板路曲折向上，仿佛穿越于四千年前，崇敬之心在通过主门道时变作急欲登顶的迫切，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期许。陡然，五米多厚的探方隔梁将之前所有的心情挡回现实，我们清楚，系统科学、精细全面的发掘和研究才是考古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是石峁皇城台的正确登顶方式。
万数小件过筛出 十余雄鹰振翅飞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墙体的规模性揭露，清理出气势恢宏的石墙遗迹和数量巨大的各类遗物。自去年试掘开始，我们自上而下逐层清理，目前揭露出高8-15米、长约100米的石砌墙体足以窥见皇城台当年的巍峨雄壮。发掘揭露的墙体整体保存较好，呈台阶状自下而上逐阶内收，在不同高度上采用了不同的砌筑理念，大致可以观察出下部单墙矮、层阶多、无 木，上部单墙高、层阶少、有 木等砌筑规律。与去年试掘时的发现相同，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弃置堆积”内出土遗物极为丰富，通过被当地老乡戏称为“淘金”式的筛选，小至一厘米长短的骨针都能捡拾出来。
▲ 皇城台出土陶鹰
目前统计显示，2017年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不下1万件，主要包括骨（牙、角）、石、陶、玉、铜等遗物，还有一些纺织品残片和漆皮。其中骨器为大宗，数量巨大，多见针、镞、锥等小件工具类器物，结合大量石刀（锯）、骨料、砺石等制骨工具的出土，皇城台台顶曾经存在着一处规模不小的制骨作坊。
▲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骨针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各类小件器物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骨针与针筒
▲ 皇城台出土布片
陶器数量可观，在去年鬲、 、 、罐、豆、瓮等日用陶器和水管、瓦等建筑陶器的基础上，还辨识出鹰形陶器，目前发现不少于十数件，陶鹰多为灰陶质地，饰绳纹或篮纹，身体各部位塑造栩栩如生，腿部粗壮稳固，双翅伸展上舒，脖颈翘昂，背部宽平施交叉贴附装饰，整体作振翅欲飞之状。另外，100余片卜骨的集中出土也是本年度的重要收获，暗含了皇城台的信仰或宗教功能，因其发现于皇城台东北角墙顶上，为我们在其对应的台顶位置找寻高等级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
▲皇城台出土卜骨
▲ 东护墙北段上部筛土
峁上的环境和峁上的人
自2012年外城东门发掘开始，2017年是石峁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启动的第六年。日子久了，我们对到石峁的描述从“去工地”变成了“回峁上”，对自己位置的描述也从“在工地”变成了“在峁上”，这小小变化背后的催化剂或许就是大大的热情。现在，“峁上”更像是亲切的“家”，而回家被称为“下西安”。
▲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
每每夜静，我们这群现代峁上人最想对话的就是四千多年前的古代峁上人，2017年石峁遗址多学科综合研究在环境和人种方面取得的重要收获或许就是开启这场古今对话的关键钥匙。
胡松梅研究员的研究团队已经鉴定的石峁动物近30种，王树芝研究员指出石峁皇城台可鉴定的植物也近30种，动物中除常见的羊、猪、牛、狗、鸡外，还有鹿、熊、鹤等，植物中常见松科，动植物鉴定和研究显示出，4000年前石峁遗址周边呈现的是“松林密布、鹿鹤双行”的自然景观。
付巧妹研究员的研究团队对石峁古代人骨标本进行了实验和测序。到目前为止，基于线粒体DNA和核基因组的数据，可以暂时把石峁人群与黄河中上游的其他古代人群联系起来，就目前核基因组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石峁人群与甘青地区人口密切相关。当然，上述分析结果只是初步的，但这样的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石峁考古学遗存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在陶器、玉器、铜器、葬俗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已进2018年，石峁的时光之神，仿佛特别钟爱“8”这个年头，1928年，天津《大公报》刊出涉及石峁遗址的相关报道；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式登记并记录高家堡公社石峁大队的“石峁山遗址”；2018年，又到了有“8”的年头，我们期待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能再次“开门大吉”，继续为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添砖加瓦。
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过程（2011年至2017年）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体现了“先系统调查、后重点发掘”的工作理念和过程，在系统调查后根据科研目标并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地点展开重点发掘和研究，科技分析和综合研究始终贯彻于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过程之中。
●2011年至2012年，开展石峁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垣构成的石峁城址，城外还分布有数座人工修筑的“哨所”类建筑遗迹。2012年至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先后重点发掘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墓地、樊庄子“哨所”、皇城台等重要地点，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2年、2013年，重点发掘了位于石峁城址东北角的外城东门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玉璋、陶器、壁画、 木和石雕等大量重要遗物。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开展石峁城建技术的对比研究工作，与吉林大学合作展开黄牛古DNA研究、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研究石峁遗址植物遗存，动物遗存研究主要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研究室承担。
●2014年发掘的韩家圪旦地点位于内城中部偏东的一处东西向“舌形”山峁之上，与皇城台隔沟相望。发掘房址31组（座）、墓葬41座、灰坑27处、灰沟4条及窑址1座。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丰富，遗物种类丰富，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还发现个别蚌饰、海贝、鸵鸟蛋壳、绿松石饰等。发掘表明，韩家圪旦地点的聚落功能有变化，早期为一处以窑洞为重要居住方式的居址，晚期变作一处大型墓地。分别与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展开体质人类学、动物牙釉质锶同位素、人类古DNA研究。
●2015年主要发掘了城外东南方向的樊庄子地点，揭露出一座上中部为石砌方围、一侧下方有弧形石堆的“高台式”建筑，根据上部方围内壁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判断，可能为一处哨所类建筑，与城外另几处类似建筑共同构成石峁城外的“预警”体系。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展残留物分析及微痕分析。
●2016年、2017年重点发掘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基本厘清皇城台东部结构，目前仅见的一座门址位于皇城台东部偏南，扼守皇城台通往外界的“咽喉要道”，皇城台门址基本结构与外城东门相似，主体由内外瓮城和南北墩台构成，但结构更复杂，并在外瓮城之外还增加了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广场”类建筑。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发掘揭示出皇城台四周石砌护墙的一般结构，自下而上逐阶内收，使皇城台整体呈现出“阶梯状金字塔”结构。2016至2017年度皇城台的发掘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包括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及漆皮、布片等有机质遗物，其中骨器数量巨大，仅骨针一项就超过1万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大植物种属的鉴定与研究。（执笔：孙周勇、邵晶、邸楠、邵安定、夏楠、康宁武、赵益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报》2018年6月1日5版）
▲ 皇城台2017年发掘全貌
皇城台门址露全貌
本年度皇城台门址的发掘工作接续去年工作向上（西）揭露，在原有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的基础上，新揭露内瓮城和主门道。
▲ 皇城台门址基本结构
广场向东外敞，由南、北基本平行的两道石墙及西部瓮城一线围成，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南、北墩台位于广场内侧，平面都是长方形，分别与广场南墙和广场北墙相接，均为石砌外框包夯土内芯的建造结构，体量上北墩台要大于南墩台。外瓮城位于广场内侧、南北墩台外侧正中，是平面呈“U”形的一座石砌单体建筑。内瓮城是在南墩台后侧连接的石砌建筑，平面呈“L”形，与外城东门址内瓮城整体结构类似，不同的是，皇城台门址内瓮城里还发现一座“石包土”的平整墩台（墩台Ⅰ），将内瓮城中的空间进一步“锁小”，石铺道路只可向北拐入主门道。
▲ 主门道前的石刻符号
主门道位于内瓮城北侧，平面亦呈“L”形，坐落于北墩台之上，以周侧石墙堵隔形成，仅留一窄小通道与内瓮城南北相连。主门道石墙内壁发现多处“壁柱槽”，对称分布，底部以大型平整石块为础，大部分壁柱槽内留有朽木，以此分析，皇城台门址主门道应是一覆顶的封闭空间。结合墩台Ⅰ与主门道之间还设有石砌门塾，我们判断，主门道应是通往皇城台台顶的最后“关卡”。值得注意的是，在墩台Ⅰ、门塾、主门道之间形成的“重点防控区域”的地面铺石上还发现四处刻划图案，阴刻于石板上，均为“大框套小圈”的构图模式，有的大框外带有“小尾巴”，其中三处分布集中，呈倒“品”字形分布。
▲ 皇城台主门道入口及炭化木柱
通过连续两年的发掘，皇城台门址的基本结构完整地呈现出来。要登上皇城台顶，需先经过广场，再过外瓮城与南北墩台之间的小门道，踏上平整石板铺砌的斜坡道路，至内瓮城处，被墩台Ⅰ封堵，经门塾向北进入主门道。皇城台门址结构复杂，设计精巧，体现出极强的私密性和防御性。
沿着石板路曲折向上，仿佛穿越于四千年前，崇敬之心在通过主门道时变作急欲登顶的迫切，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期许。陡然，五米多厚的探方隔梁将之前所有的心情挡回现实，我们清楚，系统科学、精细全面的发掘和研究才是考古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是石峁皇城台的正确登顶方式。
万数小件过筛出 十余雄鹰振翅飞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墙体的规模性揭露，清理出气势恢宏的石墙遗迹和数量巨大的各类遗物。自去年试掘开始，我们自上而下逐层清理，目前揭露出高8-15米、长约100米的石砌墙体足以窥见皇城台当年的巍峨雄壮。发掘揭露的墙体整体保存较好，呈台阶状自下而上逐阶内收，在不同高度上采用了不同的砌筑理念，大致可以观察出下部单墙矮、层阶多、无 木，上部单墙高、层阶少、有 木等砌筑规律。与去年试掘时的发现相同，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弃置堆积”内出土遗物极为丰富，通过被当地老乡戏称为“淘金”式的筛选，小至一厘米长短的骨针都能捡拾出来。
▲ 皇城台出土陶鹰
目前统计显示，2017年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弃置堆积内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不下1万件，主要包括骨（牙、角）、石、陶、玉、铜等遗物，还有一些纺织品残片和漆皮。其中骨器为大宗，数量巨大，多见针、镞、锥等小件工具类器物，结合大量石刀（锯）、骨料、砺石等制骨工具的出土，皇城台台顶曾经存在着一处规模不小的制骨作坊。
▲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骨针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各类小件器物
▲东护墙北段上部出土骨针与针筒
▲ 皇城台出土布片
陶器数量可观，在去年鬲、 、 、罐、豆、瓮等日用陶器和水管、瓦等建筑陶器的基础上，还辨识出鹰形陶器，目前发现不少于十数件，陶鹰多为灰陶质地，饰绳纹或篮纹，身体各部位塑造栩栩如生，腿部粗壮稳固，双翅伸展上舒，脖颈翘昂，背部宽平施交叉贴附装饰，整体作振翅欲飞之状。另外，100余片卜骨的集中出土也是本年度的重要收获，暗含了皇城台的信仰或宗教功能，因其发现于皇城台东北角墙顶上，为我们在其对应的台顶位置找寻高等级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
▲皇城台出土卜骨
▲ 东护墙北段上部筛土
峁上的环境和峁上的人
自2012年外城东门发掘开始，2017年是石峁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启动的第六年。日子久了，我们对到石峁的描述从“去工地”变成了“回峁上”，对自己位置的描述也从“在工地”变成了“在峁上”，这小小变化背后的催化剂或许就是大大的热情。现在，“峁上”更像是亲切的“家”，而回家被称为“下西安”。
▲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
每每夜静，我们这群现代峁上人最想对话的就是四千多年前的古代峁上人，2017年石峁遗址多学科综合研究在环境和人种方面取得的重要收获或许就是开启这场古今对话的关键钥匙。
胡松梅研究员的研究团队已经鉴定的石峁动物近30种，王树芝研究员指出石峁皇城台可鉴定的植物也近30种，动物中除常见的羊、猪、牛、狗、鸡外，还有鹿、熊、鹤等，植物中常见松科，动植物鉴定和研究显示出，4000年前石峁遗址周边呈现的是“松林密布、鹿鹤双行”的自然景观。
付巧妹研究员的研究团队对石峁古代人骨标本进行了实验和测序。到目前为止，基于线粒体DNA和核基因组的数据，可以暂时把石峁人群与黄河中上游的其他古代人群联系起来，就目前核基因组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石峁人群与甘青地区人口密切相关。当然，上述分析结果只是初步的，但这样的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石峁考古学遗存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在陶器、玉器、铜器、葬俗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已进2018年，石峁的时光之神，仿佛特别钟爱“8”这个年头，1928年，天津《大公报》刊出涉及石峁遗址的相关报道；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式登记并记录高家堡公社石峁大队的“石峁山遗址”；2018年，又到了有“8”的年头，我们期待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能再次“开门大吉”，继续为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添砖加瓦。
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过程（2011年至2017年）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体现了“先系统调查、后重点发掘”的工作理念和过程，在系统调查后根据科研目标并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地点展开重点发掘和研究，科技分析和综合研究始终贯彻于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过程之中。
●2011年至2012年，开展石峁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垣构成的石峁城址，城外还分布有数座人工修筑的“哨所”类建筑遗迹。2012年至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先后重点发掘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墓地、樊庄子“哨所”、皇城台等重要地点，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2年、2013年，重点发掘了位于石峁城址东北角的外城东门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璜、玉璋、陶器、壁画、 木和石雕等大量重要遗物。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开展石峁城建技术的对比研究工作，与吉林大学合作展开黄牛古DNA研究、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研究石峁遗址植物遗存，动物遗存研究主要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研究室承担。
●2014年发掘的韩家圪旦地点位于内城中部偏东的一处东西向“舌形”山峁之上，与皇城台隔沟相望。发掘房址31组（座）、墓葬41座、灰坑27处、灰沟4条及窑址1座。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丰富，遗物种类丰富，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还发现个别蚌饰、海贝、鸵鸟蛋壳、绿松石饰等。发掘表明，韩家圪旦地点的聚落功能有变化，早期为一处以窑洞为重要居住方式的居址，晚期变作一处大型墓地。分别与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展开体质人类学、动物牙釉质锶同位素、人类古DNA研究。
●2015年主要发掘了城外东南方向的樊庄子地点，揭露出一座上中部为石砌方围、一侧下方有弧形石堆的“高台式”建筑，根据上部方围内壁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判断，可能为一处哨所类建筑，与城外另几处类似建筑共同构成石峁城外的“预警”体系。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展残留物分析及微痕分析。
●2016年、2017年重点发掘皇城台门址及东护墙北段上部。基本厘清皇城台东部结构，目前仅见的一座门址位于皇城台东部偏南，扼守皇城台通往外界的“咽喉要道”，皇城台门址基本结构与外城东门相似，主体由内外瓮城和南北墩台构成，但结构更复杂，并在外瓮城之外还增加了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广场”类建筑。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发掘揭示出皇城台四周石砌护墙的一般结构，自下而上逐阶内收，使皇城台整体呈现出“阶梯状金字塔”结构。2016至2017年度皇城台的发掘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包括陶、骨、石、玉、铜等各类遗物及漆皮、布片等有机质遗物，其中骨器数量巨大，仅骨针一项就超过1万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大植物种属的鉴定与研究。（执笔：孙周勇、邵晶、邸楠、邵安定、夏楠、康宁武、赵益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报》2018年6月1日5版）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