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黄岛区，即西海岸经济新区。这里依山面海，交通便捷，曾以琅琊郡、琅琊港、琅琊台而闻名于世，是“琅琊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和传承地。
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来的艰苦工作和辛勤探索，已在大珠山东麓发掘出不晚于四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自此以后，先民们在这方土地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创造了灿烂而地域特色鲜明的古文化。2010年，辛安街道台头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稻田遗迹，是早期水稻自江浙北上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传播的重要证据。
商周时期，这里是东夷人的势力范围，也是东夷古国——“莒”的主要活动区域。战国早期（前431年），莒国为楚所灭，后齐又据有莒地，因而此地又有齐、楚文化因素留存，及至吴越两国先后北上争胜，亦将其文化影响带至此区域。因此，地理上的连带南北、贯通东西，使这里区域文化特征明显、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
秦统一全国，于齐地东南滨海置琅琊郡，下辖琅琊、赣榆、介根、诸、密、蒙莒、阳、启阳、南城等县。治所琅琊，即今黄岛区琅琊镇驻地一带。两汉延续秦制，短时间内曾改琅琊郡为琅琊国，并分封祝兹侯国等。王莽改琅琊郡为填夷。东汉时期，仍属琅琊郡。
然而，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晚，长期以来，囿于材料的匮乏，迄今学术界对该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尚不够清晰。近些年，随着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展，一些新材料陆续发表，其文化面貌逐渐明晰。本系列考古发掘报告的陆续出版，将为研究该地区汉代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社会形态提供崭新的素材。
2002年，为配合同三高速公路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黄岛区张家楼镇河头墓群、日照市海曲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墓葬近百座。这些墓葬均为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中低级贵族或平民墓葬，有高大的封土，封土为堆筑而成，未经夯打。每座封土之中都包含数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有的还有早晚打破关系。这些墓葬盛行设置器物箱，一般有头箱、脚箱或边箱，也有的头箱、脚箱、边箱都有。其木质棺椁全部采用榫卯结构，扣合非常严密。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主要有陶器、铜器、玉器、漆器、木器、铁器、角器等，而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有大量的漆木器和原始青瓷器出土。
2005年，在青岛至莱芜高速公路建设中发掘的胶州赵家庄墓地中，７座封土下共发掘了73座小型土坑竖穴或岩坑墓。墓葬排列有序，多成组或成排分布。发掘的７座封土墓，每座封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墓区，部分封土台基周围存在界沟，亦有大量原始瓷器和漆木器等文物出土。这些现象都表明，汉代“琅琊文化圈”与江浙楚之间有密切的文化交流。
自2005年开始，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黄岛区境内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封土墓的考古资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这类汉代封土墓大量存在于青岛市黄岛区乃至整个鲁东南地区。已经发掘的同类封土墓还有黄岛区丁家皂户、纪家店子、沂南县宋家哨、董家岭、五莲西楼等墓地。这一地区应包括今天胶州市的南部和西南部、青岛市黄岛区、日照市和临沂市的东部沿海或近海地区，即鲁东南沿海地区，大致为秦汉时期琅琊郡所属范围。
从地理位置上看，鲁东南沿海地区，春秋时期属于齐国，其后齐吴争胜，两国长期于此进行拉锯战争。勾践灭吴后，越国势力又替代吴国在该地区与齐国竞争。据《越绝书》等记载，越王勾践甚至迁都琅琊，以示争霸中原之决心。正是为了应对越国的汹汹攻势，齐国开始在其边境修筑长城，这段历史在新出“清华简”中有详细记载。通过考古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齐国修筑的长城恰好构成了一条文化上的边界。至战国晚期，楚国势力向东扩展并袭灭越国，将苏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纳入其版图内，并将势力深入山东东南境地区，鲁东南沿海地区受此影响也得以吸收了部分楚文化因素。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集结了齐、吴、越、楚四国政治势力，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拉锯及其地理上的连带，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地曾受四国文化因素影响，这种影响也很有可能延续到汉代初期。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琅琊郡，包括西汉以来，该地区又长期属于琅琊郡，在同一行政区划内，一些文化面貌及习俗也更趋同。
目前考古发现，这种同一封土下发现数座乃至数十座墓葬的埋葬方式，在该地区的西汉墓葬中反映尤其明显，其封土之间无明显打破关系，说明各墓地均经过了一定的规划和管理，同一座大封土下可能为同一家族的墓地。它与鲁中南、鲁中、鲁北等地差异较大，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代表着鲁东南沿海一带此时期的葬制葬俗，对探讨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墓葬的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就目前资料看，从西汉中期开始，这一地区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等出现了明显的吴越及楚文化特征。最为直接的表现即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越人产品——原始青瓷，其种类、形态、釉色、胎质等与江浙一带发现的同类器基本相同。据现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原始瓷器的主要产地为江浙一带的江南地区，其烧制历史及使用情况均居全国之冠。目前江浙一带已发现诸多原始瓷器烧造窑址，发掘出土的原始瓷器也以之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较多。考察胶东地区汉代以前的墓葬及遗址，尚未发现有原始瓷器，而到汉代时则出现大量随葬于墓葬的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葬俗。本地区目前也未发现有原始瓷器烧造的窑址。考虑到南接吴越、海陆交通均极便捷的地缘关系，推测这些物品包括此种葬俗都很有可能是从江浙地区输入进来的。
目前，在与鲁东南相邻的鲁北地区少见原始瓷器出土，而胶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汉代原始瓷器一是数量明显少，二是时代普遍偏晚，大多为东汉时期。例如，1993年发掘清理的栖霞市观里东汉墓发现一件原始瓷器，2002年在海阳开发区汉墓中也出土了几件原始瓷器。从其形制、纹饰、胎骨和釉色看，亦应是江浙一带产品，这也应该是原始瓷器逐渐东传、北传的结果。从历史记载上看，这或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内徙东瓯越人，以及公元前111年灭闽越并迁徙到江淮一带的两次北迁越人后裔历史事件有关，也正是越人北迁直接导致了吴越文化的北渐。
此外，胶东地区封土墓的封填青膏泥习俗、木质棺椁结构形式、出土的众多漆木器以及器表纹饰等特点，显示出具有楚文化的遗风。
进入东汉以后，鲁东南沿海地区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才逐渐消失，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均与山东其他地区汉墓渐趋一致，从而汇入了统一的汉文化中。
目前，对这种类型墓葬的定名，学界尚未有定论，2012年11月在浙江安吉曾召开“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题讨论秦汉时期此类墓葬。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同修先生注意到鲁东南区域这类大中型封土墓葬与南方土墩墓的区别，并提出了“墩式封土墓”的定名。
本书所涉及的三处墓地，处于汉代琅琊郡（或琅琊国）的地理范围内，因此，我们提出“琅琊墩式封土墓”这一概念，并以其作为书名。这种墓葬形制与吴越地区早期墩式墓存在一定的传承和演变关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演变形式，它也应该是琅琊文化的重要载体。相信随着“琅琊墩式封土墓系列”考古报告的陆续整理出版及相关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神秘的琅琊文化会越来越清晰。（本文由孙莉、李茜摘编自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 编著《琅琊墩式封土墓》之序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来的艰苦工作和辛勤探索，已在大珠山东麓发掘出不晚于四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自此以后，先民们在这方土地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创造了灿烂而地域特色鲜明的古文化。2010年，辛安街道台头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稻田遗迹，是早期水稻自江浙北上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传播的重要证据。
商周时期，这里是东夷人的势力范围，也是东夷古国——“莒”的主要活动区域。战国早期（前431年），莒国为楚所灭，后齐又据有莒地，因而此地又有齐、楚文化因素留存，及至吴越两国先后北上争胜，亦将其文化影响带至此区域。因此，地理上的连带南北、贯通东西，使这里区域文化特征明显、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可以说是处于一个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
秦统一全国，于齐地东南滨海置琅琊郡，下辖琅琊、赣榆、介根、诸、密、蒙莒、阳、启阳、南城等县。治所琅琊，即今黄岛区琅琊镇驻地一带。两汉延续秦制，短时间内曾改琅琊郡为琅琊国，并分封祝兹侯国等。王莽改琅琊郡为填夷。东汉时期，仍属琅琊郡。
然而，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晚，长期以来，囿于材料的匮乏，迄今学术界对该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尚不够清晰。近些年，随着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展，一些新材料陆续发表，其文化面貌逐渐明晰。本系列考古发掘报告的陆续出版，将为研究该地区汉代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社会形态提供崭新的素材。
2002年，为配合同三高速公路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黄岛区张家楼镇河头墓群、日照市海曲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墓葬近百座。这些墓葬均为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中低级贵族或平民墓葬，有高大的封土，封土为堆筑而成，未经夯打。每座封土之中都包含数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有的还有早晚打破关系。这些墓葬盛行设置器物箱，一般有头箱、脚箱或边箱，也有的头箱、脚箱、边箱都有。其木质棺椁全部采用榫卯结构，扣合非常严密。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主要有陶器、铜器、玉器、漆器、木器、铁器、角器等，而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有大量的漆木器和原始青瓷器出土。
2005年，在青岛至莱芜高速公路建设中发掘的胶州赵家庄墓地中，７座封土下共发掘了73座小型土坑竖穴或岩坑墓。墓葬排列有序，多成组或成排分布。发掘的７座封土墓，每座封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墓区，部分封土台基周围存在界沟，亦有大量原始瓷器和漆木器等文物出土。这些现象都表明，汉代“琅琊文化圈”与江浙楚之间有密切的文化交流。
自2005年开始，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黄岛区境内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封土墓的考古资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这类汉代封土墓大量存在于青岛市黄岛区乃至整个鲁东南地区。已经发掘的同类封土墓还有黄岛区丁家皂户、纪家店子、沂南县宋家哨、董家岭、五莲西楼等墓地。这一地区应包括今天胶州市的南部和西南部、青岛市黄岛区、日照市和临沂市的东部沿海或近海地区，即鲁东南沿海地区，大致为秦汉时期琅琊郡所属范围。
从地理位置上看，鲁东南沿海地区，春秋时期属于齐国，其后齐吴争胜，两国长期于此进行拉锯战争。勾践灭吴后，越国势力又替代吴国在该地区与齐国竞争。据《越绝书》等记载，越王勾践甚至迁都琅琊，以示争霸中原之决心。正是为了应对越国的汹汹攻势，齐国开始在其边境修筑长城，这段历史在新出“清华简”中有详细记载。通过考古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齐国修筑的长城恰好构成了一条文化上的边界。至战国晚期，楚国势力向东扩展并袭灭越国，将苏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纳入其版图内，并将势力深入山东东南境地区，鲁东南沿海地区受此影响也得以吸收了部分楚文化因素。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集结了齐、吴、越、楚四国政治势力，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拉锯及其地理上的连带，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地曾受四国文化因素影响，这种影响也很有可能延续到汉代初期。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琅琊郡，包括西汉以来，该地区又长期属于琅琊郡，在同一行政区划内，一些文化面貌及习俗也更趋同。
目前考古发现，这种同一封土下发现数座乃至数十座墓葬的埋葬方式，在该地区的西汉墓葬中反映尤其明显，其封土之间无明显打破关系，说明各墓地均经过了一定的规划和管理，同一座大封土下可能为同一家族的墓地。它与鲁中南、鲁中、鲁北等地差异较大，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代表着鲁东南沿海一带此时期的葬制葬俗，对探讨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墓葬的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就目前资料看，从西汉中期开始，这一地区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等出现了明显的吴越及楚文化特征。最为直接的表现即出土了数量较多的越人产品——原始青瓷，其种类、形态、釉色、胎质等与江浙一带发现的同类器基本相同。据现在考古发现与研究，原始瓷器的主要产地为江浙一带的江南地区，其烧制历史及使用情况均居全国之冠。目前江浙一带已发现诸多原始瓷器烧造窑址，发掘出土的原始瓷器也以之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较多。考察胶东地区汉代以前的墓葬及遗址，尚未发现有原始瓷器，而到汉代时则出现大量随葬于墓葬的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新的葬俗。本地区目前也未发现有原始瓷器烧造的窑址。考虑到南接吴越、海陆交通均极便捷的地缘关系，推测这些物品包括此种葬俗都很有可能是从江浙地区输入进来的。
目前，在与鲁东南相邻的鲁北地区少见原始瓷器出土，而胶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汉代原始瓷器一是数量明显少，二是时代普遍偏晚，大多为东汉时期。例如，1993年发掘清理的栖霞市观里东汉墓发现一件原始瓷器，2002年在海阳开发区汉墓中也出土了几件原始瓷器。从其形制、纹饰、胎骨和釉色看，亦应是江浙一带产品，这也应该是原始瓷器逐渐东传、北传的结果。从历史记载上看，这或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内徙东瓯越人，以及公元前111年灭闽越并迁徙到江淮一带的两次北迁越人后裔历史事件有关，也正是越人北迁直接导致了吴越文化的北渐。
此外，胶东地区封土墓的封填青膏泥习俗、木质棺椁结构形式、出土的众多漆木器以及器表纹饰等特点，显示出具有楚文化的遗风。
进入东汉以后，鲁东南沿海地区较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才逐渐消失，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均与山东其他地区汉墓渐趋一致，从而汇入了统一的汉文化中。
目前，对这种类型墓葬的定名，学界尚未有定论，2012年11月在浙江安吉曾召开“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题讨论秦汉时期此类墓葬。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同修先生注意到鲁东南区域这类大中型封土墓葬与南方土墩墓的区别，并提出了“墩式封土墓”的定名。
本书所涉及的三处墓地，处于汉代琅琊郡（或琅琊国）的地理范围内，因此，我们提出“琅琊墩式封土墓”这一概念，并以其作为书名。这种墓葬形制与吴越地区早期墩式墓存在一定的传承和演变关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演变形式，它也应该是琅琊文化的重要载体。相信随着“琅琊墩式封土墓系列”考古报告的陆续整理出版及相关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神秘的琅琊文化会越来越清晰。（本文由孙莉、李茜摘编自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 编著《琅琊墩式封土墓》之序 。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