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先生访谈录

 

 

2007年7月中国考古网站的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进行了采访。

 

王所长：被授予美洲考古学院外籍荣誉院士，说实话我自己感到比较意外。因为我觉得，无论从资历，从学识，还是从贡献上，我都与这个称号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听说我们这次被推选的三个人中，其中有一位是英国著名的学者伦福儒，我觉得特别的意外，无论如何，我是无法跟他们这些大师相比。我觉得，我被授予这个称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美学术界对我们中国考古学的重视，通过我们中国考古学者的努力，使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国外学术界所了解、所重视。所以，我觉得，这应当将其理解为是对中国考古学界进步的一种认可。我自己有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我想，我能做的就是通过我的努力，和同事们一道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好地为国际考古学术界所了解，为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考古学者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成果越来越广泛地为世界所了解，我相信还会有我的同事、有比我更出色的中国学者获得这样的荣誉。

 

 

 

王所长：重视田野考古，强调其在考古学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这应该说是我们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我是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开始学习考古学的。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的开创者张忠培先生就特别重视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教学，尤其注意对学生田野考古发掘技能的培养。我们考古研究所更是以重视田野考古而著称。从建所初期的领导梁思永、夏鼐先生开始，历届领导都十分注重田野考古发掘质量。根据我理解，这个“注重”有两层含义，一个就是确保田野考古的发掘质量；另外一个就是把田野考古作为考古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重要环节。因为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本来就蕴含着研究的内容在里边，它不仅仅是一般的技能操作，而是看一个学者是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清晰的头脑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你想通过发掘解决什么问题？你打算怎么样围绕课题来组织和实施田野发掘工作？田野发掘本身就能反映出一个学者的素质和业务能力。我记得在我刚进考古所的时候，那时所里也是每年年初进行上一年的田野汇报。有一年汇报会上，有位先生一上来就讲发掘获得了什么好的、珍贵的遗物等等，当时就被夏鼐所长打断了。夏所长说，你先别讲这个，你先讲你们这个发掘队有什么课题，发掘是怎样围绕课题来设置的，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说你先来献宝，当时就弄的这个先生满头大汗。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给我们这些刚进考古所的人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就是田野发掘必须要围绕课题来设置，必须具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并围绕这个学术目标来制定我们的工作方案，然后去实施。我1982年初进所以后，被分配到商周考古研究室北京队工作。从1982年春至1987年夏，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和墓地做了六年的田野发掘工作。当时北京队的队长是殷玮璋老师，他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对年轻人很关心。在北京队，我从一开始就接受着比较严格的发掘训练，我先后参加了对西周时期燕国墓地和都城的发掘。通过我们的发掘，为西周时期燕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那几年的发掘，使我充分深切的体会到田野发掘和确保考古发掘质量的极端重要性。 1996年到1998年，我带队发掘了偃师商城的宫城；2000年，担任了陕西周原发掘的领队；2003和2004年，我作为领队，负责了孝民屯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是建国以来在殷墟进行的规模最大、收获最为丰富的考古发掘，两年的发掘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共有二十多位学者和近百名技工参加了发掘。此项发掘获得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多位专家的好评，获得了田野考古二等奖。这几项重大的发掘工作在商周时期的考古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能够参加、尤其能够作为领队参加这些发掘，觉得很幸运。在夏商周这个考古学阶段的研究当中，由于历史文献很少，很大程度上要靠发掘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史前研究更是这样，由于没有文献的记载，科学规范的田野发掘就显得更加至关重要，所以说田野发掘的质量直接决定你后续研究成果的质量，这是考古研究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基础性的环节。正因如此，我和我的考古所同事们都是把这个作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我们也在不断地强调通过各种方式，希望保持我们研究所重视田野发掘的传统，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身体力行，把这个传统继承下去。

 

 

 

 

王所长：夏商周考古学确实是有自己的特点，它介于史前和汉唐之间，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文献数量具大，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史前时期却缺少可供参考的文献。夏商周居于这两者之间，有部分文献和文字的资料，但是总体上相当的缺乏，尤其是夏商的文献很多都是出自后代史家之手，这跟秦汉时代以后的资料，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觉得在做夏商周研究中，第一对历史的相关文献要有一定的使用能力，包括基本的古文字的识读，当然对一般的考古学者来说，还达不到能够进行文字考释的程度。另外，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可靠性的甄别，以及学术界对这些不同文献可靠性的比较主流的认识。否则，你就不知道这些文献可信性如何，如果再对可靠性差的文献加以引用，会对我们的研究作出误导；另一方面，还是要坚持从田野考古资料出发，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地参考文献。所以在夏商周考古研究中（古文字资料，我在这里也把他当成考古资料的一部分了）尤其要坚持以考古资料为主。因为夏商周研究当中确实有一些文献记载，有一些研究个案是从文献资料出发的，然后把考古资料套用进去，我觉得这实际上有本末倒置之嫌。作为一名考古学研究者，必须坚持从考古资料出发，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如何把握好这些，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际上还是我们要不断解决的一个问题。

 

 

 

王所长：从我自己的业务经历来说，从87年秋到90年秋，我被公派到日本留学三年，对国外的研究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留学期间，我主要的心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较为系统地了解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学研究情况；第二是看看在自己的研究当中是否能够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这是我的一个理念，所以我在日本的三年比较着重了解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学的研究情况，然后从东亚古代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研究，实际上从87年去留学我就开始了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并把它作为我的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87年到96年这10左右的时间，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投入了较多的精力，此后的时间我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和进展。但是由于2000年以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到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所以不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在这方面，但是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一直是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很多先进的文化因素，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对我们东亚的周邻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些影响究竟通过什么路线去传播的？在传播当中又发生哪些变化？传播到当地之后对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距今为止，从事这些研究的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学者，以王仲殊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虽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整体来说，我们中国学者做的较少。虽然很多文化因素是由我们国家传播出去的，但是我们国家的考古学者却对这些没有发言权，我觉得这是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对我们文明古国的了解要比韩国和日本学者要深，我们有责任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当中。基于这些认识，我在90年代初就开展了东亚地区古代王权国家中日的比较研究， 95、96年又做了东亚地区铁器传播交流的研究。正如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做这些研究很重要，但确实也有不容易的方面，因为不是生活在日本或韩国，要获得全面的资料有一定难度。近些年来，不仅是日本，韩国的考古发展也很迅速，尤其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相关的发掘报告也在大量的出版，我们收集资料相对来说更困难了。我利用去韩国和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能够了解一些最新的学术动态。现在，基本上只能做到跟踪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学术前沿，研究上现在还很难投入太大的精力。我觉得，作为中国考古学年轻的一代还是应该注重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这是我们中国考古学几大研究领域之一，也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方向之一，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所，就应该比地方的研究所研究领域更宽、研究的程度更深，像这种中外古代文化交流的课题，包括对外国考古的研究，我们研究所更是责无旁货，这也是我希望能够尽快加强的领域之一。

 

 

 

 

王所长：2000年以后，我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中，01到03年是“探源工程预研究”阶段，04和05年是“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些感受和体会，文明起源的研究是考古学的三大课题之一。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世界几大文明当中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所以，对中国文明的研究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研究人类文明的历史和发展道路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在跟国外学者交流的过程中，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视，因为他们也感觉到中华文明是一个全过程，而且也是经过了起起伏伏的变化，内容也在不断的更新。国外学者尚且如此，我们中国学者研究的是我们祖先的文明足迹，更是责无旁货。所以，我觉得，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道路、特点、背景、模式这些很重要问题的研究，我们首先应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我们中国学者拿不出我们的观点和体系，那应该是我们的失职。另外，我觉得，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就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来看，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不是单一的原因所致，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纷繁复杂的各种因素理出头序来，能够得出相对来说系统的认识，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很难，但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国人乃至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非常希望了解自己祖先的文明足迹，了解中华文明到底是不是有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道路，居于什么样的特点等等。所以我觉得虽然做起来很难，但是还是非常值得为之努力的。

这几年研究文明起源特别是探源工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多学科结合，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的交叉和渗透，更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确实取得了仅仅靠历史学、考古学所无法取得的成果，比如对当时环境的变化，比如说对经济技术发展、农业发展、畜牧业发展、手工业发展的状况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体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确实是推动了考古学发展，这也成为近几年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这几年文明探源工程，使我充分深刻地认识到多学科结合的重要性和巨大的潜力。简单地说，这种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给考古学者配备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望远镜使我们看得更远更宽，一个是历史的久远，另一个就是范围的广阔，这个仅仅靠我们考古学本身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说精确的测年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一万年左右的考古学文化比较精确的测点；显微镜使我们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当时文化和社会的细部、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各种文化的联系等等。所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今后我也想在促进多学科的结合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实际上多学科的结合应该说是现在当今世界考古学中的一个主流的趋势，一个国家的考古学发展是不是先进，有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反映，其中，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在最近10年有比较大的进展，以我们研究所为例，在多学科的结合上，成立科技考古实验研究中心是我们研究所在1995年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们在原来技术室基础上进行了扩充，从国内、国外吸引了很多人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尤其是科技中心的领导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科技中心已经发展成了国内科技考古的一支主力军，无论是涉及的研究领域、方法的多样性还是取得的成果，应该说是在国内都已经位于领先水平，有些方面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科技考古中心在探源工程、断代工程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引以为自豪的一支学术力量，是我们研究所整体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我们要考虑怎么样能够继续促进它并保持这个优势，发展这个优势，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今后，这方面是我们研究所要着重发展的一个方面，也是中国考古学更快地走向世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资金方面，我们主要就是鼓励我们的研究人员积极申报各种研究项目。坦率地来说，我们研究所现在的经费还不是很充足，有些设想因经费的制约而难以马上实施，我的一个方针就是争取多渠的经费，包括在断代工程，在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都积极地鼓励他们申报，或者协助他们来争取各种更多的国家项目，这样研究经费的困难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而且在实施这些国家级项目当中，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得到锻炼，成长起来了。

目前，国外的一些常用的应用于考古学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我们基本上都不同程度的有所应用，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应用的广泛性、普遍性和应用的精确度上，还有相当的距离，有些还处于尝试性的阶段或者是初步阶段。尽管如此，我们毕竟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今后，我们还是要着力发展这方面的。

 

 

 

 

王所长：我在2000年写过一篇文章《浅谈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我在文章中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有几个方面，那就是考古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考古的科学化实际上就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包括研究分析当中的量化，包括考古学者的科学素养的提高等，这些我在前一个问题已经说过。考古学的国际化包括对外开放、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等方面及其对于中国考古学的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跟世界考古学界的合作，交流，包括我们研究所，应该说是在不断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开放格局。我觉得，从对外开放和扩大合作交流当中，我们是很大的受益者。我们开阔了视野，学会了很多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在通过2001年到03年跟日本学者合作研究中国东北史前文化，尤其是以兴隆洼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中，我们学到了他们通过对细小木炭的剖面用显微镜的观察来断定树种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是最直接的，比孢粉研究还要直接的多，这个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能很熟练的掌握和应用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外合作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和德国一起合作研究西北地区的环境和文化，德国学者帮助我们建立了树木年轮实验室，使我们建立了从公元前700多年至今的甘青地区的柏树的年轮系列，这对研究地区的年代和环境变化提供了一手资料。

通过对外合作我们还学到了很多，包括一些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外交流、中外合作，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就认为是不是外国人来我们这发掘，只是他们获取了我们的宝贵资料？但实际上这是双赢的，首先文物是放在国内了，为我们所保留、展示和利用。另外，资料是共享的，当然研究成果也是共同发表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学到了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开阔了眼界，而参加合作的外国学者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考古学。他们在国外发表文章和讲演、讲课，可以使国际学术界乃至公众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在客观上也弘扬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及古代文明，也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所以我是坚决拥护这种对外开放路线的。当然，在对外合作中，也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

我们的研究所是国家级的研究所，国外很多研究机构都把我们看成了中国考古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都很愿意跟我们合作。这是我们进行对外合作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今后，我们研究所在对外开放、合作交流方面还将进一步地扩展。具体来说，一个是扩大对外交流的面，我们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流的合作对象以日本和美国学者为主，后来有逐渐的扩展，今后我们还要扩大交流的范围，包括欧美国家、日韩及俄罗斯等，要扩大交流的国别。另外，要实现和“巨人”的握手，实现强强合作，即积极地和国外顶级的考古机构开展合作，他们代表了当今国际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平，我们应该会从中获益更多，这与我们作为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机构的地位也是相称的。当然，如果一些国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愿意跟我们交流和合作，我们也是欢迎的。这里包含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国考古学国际化问题，怎么样使中国考古学更好更快的走向世界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末之前，国外对中国考古的了解很少，只是通过张光直等少数学者的研究间接地对中国考古学有所了解，这种状况，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改变，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研究所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考古学，也建立了英文版的中国考古学网站，我们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参加了各种学术会议，跟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展交流，我们对外交流和合作的面也在逐渐的扩宽。今后我们还将坚持促进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方针，要办好英文版中国考古学，办好中国考古学的英文版网站，更积极地鼓励和支持我们的优秀中青年学者走出国门，更积极的投入到国际学术舞台上。要主动承办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的会议。今年，我们经过努力，成功地得到了2008年第四届东亚考古学大会的主办权。我们还会通过其它形式，举办一些高水平的中外学术论坛、现在正在策划建立中德和中英考古论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促进中国考古学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

 

 

 

 

 

 

王所长：我们考古研究所是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所，我们的目标就是发展成国内一流研究所，在拥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同时，要尽快地向国际著名研究所的目标迈进，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不是十年八年就能达到的，但是我们想扎扎实实的地一步一步地推进，争取在二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有一流的科研设施和装备、一流的考古发掘、一流的科学研究水平、一流的多学科结合的队伍、一流的考古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成果。

我担任所长正好一年了，我任职之后，没有讲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专门开一个大会做施政纲领的演说。我想还是低调一些，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当然，我并不认为召开会议，提出自己的工作目标就是不扎实了，这跟个人的风格有关系。

考古研究所建立了已经57年了，我是第八任所长。此前的历任所长都为考古所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这个接力棒传到我和我的同事手里，我觉得沉甸甸的。这么一个大所、老所，这么一个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研究所，怎样能让他有更好的发展，不敢说让他再创辉煌，起码不要让他走下坡路，而是向好的方向不断地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重大的课题，也经常是萦绕在我头脑中的一个问题。大家期望很大，国内各兄弟单位也都在看着，我觉得确实是压力挺大的。我认为，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只靠某一个人的个人能力，无论是从研究所学术的发展，还是工作的推进，都是不太可能的。我经常有一句话：我的责任就是搭造一个好的舞台，让我的同事，让我们研究所的每一位老中青学者能在这个舞台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我要做的是为大家的腾飞提供一个好的舞台，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重要的职责。如果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大家的学术潜力都发挥出来，那考古所一定大有希望。否则，如果考古所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意，积极性得不到发挥，那肯定就搞不好，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具体来说，就是领导班子要团结一心，以考古所的发展大局为重，这是一个前提，我跟我们这个班子也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既然把我们摆在这个岗位上，那我们起码就得做到尽职尽责，问心无愧。要出于公心，一切从考古所的大局出发，全力促进考古所事业的发展。

另外，怎么样能够通过各种形式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我们也采取了一些举措。首先就是发挥全体高级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我所在职的正研有30多位，副研究员40多位，高研队伍是我们研究所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这支学术力量的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出来，是研究所能否搞好的关键。我上任以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研究计划、研究课题的制定和实施请高研尤其是研究员参加意见；在举办一些重大的学术活动之前，先征求高研的意见；请全体研究员来参加所级课题的评审等。另外，我自己关于考古所的学术方向、学术发展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想法，也会先跟一些正研的同志们交流，集中大家的智慧。研究所的高研同事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大家都积极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使我和研究所的工作获益非浅，在此，我要向研究所的高研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怎么样能够把青年学者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所未来的力量， 10年20年以后，现在20、30岁左右的这一批人，将来是要挑大梁的。今后我所是个什么格局，在国内外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将取决于研究所我们现在的青年学者的成长状况，而这除了他们自己的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研究所对他们的培养。在这方面我也动了一些脑筋，做了一些努力。主要就是鼓励中青年尤其是青年学者申报课题，让他们有课题可做，有经费支持，鼓励、促进他们比较早地进入研究的领域。我担心，如果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没有研究意识的话，长年只做田野发掘，只参加写简报和发掘报告，长此以往，他们研究的敏锐程度和创造性思维往往就会被抑制。也有些例子，有些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一辈子只参加考古发掘，只参与写发掘简报和报告，没有研究的文章，他们虽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是不够完全的，至少是我们不提倡的。是否具有研究的课题意识，对于一个学者是至关重要的。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如果不具备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也不大可能领导好一个考古现场的发掘。所以我想要促进青年学者研究意识的提高，促使这些青年学者能够比较早的进入到专题研究的领域。考古所关于年轻人的成长有一个老话叫“鸭子凫水”，意思是把这些鸭子赶到水里去，然后就靠你自己了，你自己能游到对岸你就游，游不到你就淹死了。这种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说一个人的成长关键要靠自己的主观能力。实际上我也是从那个年龄段过来的，站在青年学者的角度，在起步的阶段是很需要人帮助和指点的，就像孩童刚刚走路的时候需要人扶一扶一样。这个时候，考古研究所应该负起责任。我们设置所级和室级研究课题，就是这样一个初衷。由全所的正研，或者各个室的高研来帮助这些青年学者。在他立项的时候，要做立项申请，就像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做论文开题报告一样，高研们为他指点，帮他把课题设置的更合理。然后在课题结项前，高研们对他的课题结项报告及研究成果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使其更加完善。希望这样的举措能对青年学者的成长起到一点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些毕竟还是外力，最重要的还是要靠青年学者自身的努力。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它的改革，也就是新的举措吧，比如说为了鼓励研究所的学者能够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我们规定，我所学者的论文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和《考古学集刊》上发表，我们将给予相当于稿费三倍的奖励。使我们的学者立项有支持，发表有奖励。我们觉得研究所给你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你再不努力，那你就要从主观上找原因了。我们考古研究所虽然是国家级的研究所，但是科研的设备相对比较落后，好多考古队的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都是2002年配置的，后来虽然有部分考古队做了一些增补、添置，但是还没有全面的更换。根据这种情况，所里决定，在今年七月份之内，给我们研究所的田野发掘队配置高精度的数码照相机和摄像机以及笔记本电脑和全站仪，使我们田野考古队的装备能够现代化，能够至少在国内处于先进的地位，这也是我们创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研究所必备的条件之一。

另外，搞好研究所除了上面讲到的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促进年轻人成长、加大对外交流的力度、实行设备更新等方面外，还要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保持考古所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这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严谨扎实的学术作风。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光荣传统，但是，面临着整个社会偏于浮躁的大环境，考古所的学者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影响。考古研究所能否保持严谨扎实的学风，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为此，我们在一月份召开了端正学风、加强学风建设的座谈会。老中青学者都参加了。会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家一致认为，考古所严谨扎实的传统要靠全所同事的努力来保持，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切实地体现这一传统，自觉抵制不良学术作风的影响；二是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老一辈学者的田野发掘，包括整个工作条件都是非常艰苦的，但是他们以苦为乐，勤奋工作，靠着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考古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及以前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但艰苦奋斗这个传统还是要保持和发扬；三是要活跃学术空气。我们是一个研究单位，除了田野发掘，我们研究的意识、研究的氛围，也是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所必备的。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例如说，尽可能多地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国内外专家来做讲座，今年我们已经聘请了十多位国外学者来我所做学术报告。七月下旬，我所要举办青年论坛和高研论坛，活跃学术空气，进行学术交流。我所有一百五六十人，专业人员就一百三十多人，在国内外考古单位来说，这是较为庞大的一支学术队伍。我们所有很多精英，每个人不说是身怀绝技，最起码也都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和专长。提供一个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是促进考古所整体研究水平提高的一个环节。四是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氛围，这也是新一届领导班子需要去努力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氛围，那很难做到让大家心情舒畅。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尽量做到公正、公开、公平，这包括一些出国机会、包括一些项目的申请等等，我们都要做到公开和透明，争取让大家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形式和机会。当然，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外，是出成果的问题。我们考古所建所五十多年了，发掘了很多重要的遗址。大部分遗址的发掘都已经出版了发掘报告。但是，有一些遗址的发掘报告迟迟没有出版，资料积压了很久。这些“欠帐”，有的是十几年前发掘的，也有的是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前发掘的，可谓“陈年旧帐”。最近一年来，我们狠抓了发掘报告的“还账”工作，已经跟一些当年领队发掘这些遗址的老先生签订了协议，给他们提供经费，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报告编写的任务。我们争取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把可以完成的发掘报告的欠账还完，大概有几十部。同时，我们还要做到不欠新账，现在在职的学者发掘后编写的发掘报告，一定要尽快完成，为此，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我深深的感到，我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在我接任不久，我们考古所的新办公楼落成了，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我们和近代史所及世界史所公用的办公楼也改造完了，我们的办公环境总体上有一个质的提高。我们现在可以很自豪的对外宣布，我们研究所的研究员每人都有了一间办公室，副研及其他人员每两个人有一间办公室，人均办公面积十平方米以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把办公家具全部更新。最近，我们在进行办公设备的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在两三年内，使每一个在职的工作人员都有一台较高配置的电脑，目前，首批为坐班的人员配置。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田野设备的更新，我希望，通过两三年的努力，让我们研究所从软件到硬件都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改善和加强同国家文物局及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各大学考古文博专业的关系，加强沟通，合作共事。我们多次宣称不以老大自居，彼此是兄弟关系。但我们一定要更加主动的跟地方搞好关系，共同促进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因为我深知，中国考古学不是靠某一个人和某一个单位能够包打天下的，中国的考古事业需要全国的文物考古战线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在这当中，我们考古所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做促进团结、加强联系、密切关系和促进和谐的工作。只要我们都抱着促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愿望，基本立场就会完全一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矛盾，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后也多做一些促进考古界团结的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关心我所职工的生活，逐步改善其生活条件。今年年初，我们将十年未改变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补助进行了较大幅度（一倍以上）的提高。

为了体现考古所的精神风貌，增强凝聚力，我们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所徽，还发放了所服。这些举措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持。

总之，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很多，考古研究所要成为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研究所，任重道远，需要全所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  

 

 

 

 

 

王所长：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道路，今后的路还很漫长。我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恢复高考，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大学的。恢复高考到今年恰好是30年。我们七七、七八级的学生毕业到今年是25年。对于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个人带来的变化我有很多感触。我从内心深处感谢邓小平。是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是他力排众议，决定恢复中止了十年的高考。所以我常说，改革让我上了大学，开放让我走出了国门。我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们这些受益者该怎样报答党和人民，应当如何回馈我们国家？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答卷。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应该全心全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报答我们的民族，回馈我们的国家。还有另一个层面，是要报达我们研究所老中青学者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这双重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不敢懈怠。在这儿我也寄希望于我们考古所或者中国考古学的年轻一代，将来考古所和中国考古学的接力棒是要逐步交到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学者的手里，考古所和中国考古学界的未来也是寄希望于他们的。他们有比我们更优越的条件，比如说外语程度更好、在年轻的时候系统地接受了从小学、中学、大学包括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走出国门，能够了解国外的情况，跟国外的学者同步地发展，所以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努力，走的更快更好。作为我们呢，现在就是要提供肩膀，让我们后面的人踩着我们的肩膀向上攀登科学的高峰，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希望我们所的年轻学者能够发扬考古所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严谨扎实、艰苦奋斗、爱岗敬业和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至于我们研究所，光有口号还不行，除了刚才的那些举错外，我也在积极的考虑，在吸引好的人才，包括国内、国外的人才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比如说国外的优秀学者回国，我们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好的研究条件，包括承担课题方面，包括相关的生活方面等等。我是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的，对国外的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切身的感受。在这种环境中，能够下决心回来报效祖国，是很不容易的，往往要克服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因此，我觉得，作为国家级的研究所的领导，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让那些在国外留学，而又愿意回国的人回国后有一个好的发展，要对得起他们对国家的信任，或者对得起他们毅然决然地做出回国效力这样的决定。这些回国来的学者，我虽然说不上是另眼相看，但是我是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的事业，要让他们觉得选择回国是正确的，也让还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者看到回国发展是大有前途的，我今后还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在支持留学归国学者回国发展的同时，我们更要关心和支持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因为，这部分人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留学回国的学者，和留学归国的学者一样，这部分学者的事业发展的如何，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研究所的未来。留学回国和在本国成长实际上是各有优点的，不存在谁高谁低，应该是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我觉得他们不存在誓不两立，实际上有很多学者包括我在内都是在国内具有相当的业务基础，然后出国深造，学成之后回国。我的情况有点不同，就是我在拿到日本的博士学位之后，才师从王仲殊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因此，我既是“海龟”， 又是“土鳖”，实际上是土洋结合的（笑）。一个人如果是从中学开始一直在国外读，读到博士回来，可能会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而我们实际上是根植于中国的这块土壤发展起来的。我觉得，今后我们还是要不拘一格，既欢迎国外回来的，也注重本所或本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考古所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人员多方向多渠道，全国几乎所有设有考古专业的大学都有毕业生在我所工作。我觉得，每个学校都各有优势，都有他自己的传统，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我们研究所真正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整体。我希望在考古所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氛围，让每一个愿意发展、可以发展，能干和肯干的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和余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不属于某一大学，而是属于中国，属于考古所。而且我们研究所现在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 在使用人才方面，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肯干、能干，那就给你创造条件，让你施展，让你发展，不问你是哪个大学的。今后这也是我坚持的一个方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监督和支持。

 

 

 

王所长：作为我们中国考古学的学者来说，除了要搞好自己的研究，对复原中华民族的历史做出我们的贡献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我们研究的成果用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社会、向公众来宣传，宣传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责任。考古学大众化的意识实际上是最近20年才有的。1987年我到日本去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的考古学宣传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就是著名考古学家也在写通俗读物，尤其是史前或者是早期历史时期的通俗读物；另外，还经常在媒体中露面，宣讲考古学的成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跟我们中国当时考古学远离大众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我觉得非常吃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的考古文物界能够象日本一样有社会的高度关注、学者对普及考古知识的热情和公众对考古的支持，那该多好啊！

可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个阶段了。但是，作为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所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事可做，我们现在正在跟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洽谈合作，共同来宣传中国考古学的成果，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考古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小看这种考古知识的普及。其实这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文物保护。考古学家的文物保护的意识在最近10年逐渐增强了。我们国家级考古研究所不能只考虑发掘和研究，在发掘之前、发掘过程当中及发掘之后都要把文物保护的观念贯彻其中。因为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人类共同遗产，能够亲手触及到这些遗产、研究这些遗产的人有更大的责任来保护好这些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今后除了考古知识的普及之外，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们也要下大力气。为此，我们研究所最近建立了古代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希望能够在遗产保护方面发挥我们国家级研究所的作用。

 

 

王所长：我认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田野考古发掘技术的不断提高，离不开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日益广泛的应用，也离不开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加强。我们研究所新的领导班子建立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就是加强考古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我们成立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鼓励一些有理论思考的研究员来考虑考古学理论的问题。还有一个具体的举措就是，在每年的夏季和冬季举办各种形式的理论研讨会，就考古学理论的一些重要的关系全局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希望在考古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中国考古学曾被批评为不注重理论，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和工作是离不开理论框架指导的，这个理论框架的一个基本的层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也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另一个层面是考古学本身的很多具体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其实任何一个研究不管你是否有意识，都是有理论框架指导的，有理论在发挥作用。我们作为国家级的考古研究所在建设考古学理论体系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在对外交流方面需要加强的方面。希望我们的学者不仅仅是学习国外先进的理论，而且，能在实际的工作中，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和积累，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的框架，为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

 

王所长：总之，考古所的事情要靠大家来把它做好，仅靠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我的职责无非就是搭建一个平台，给大家充分发挥才能提供便利。考古所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考古所要实现腾飞，要靠考古所老中青学者和管理队伍的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希望通过考古所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使考古所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快更好，能够再续辉煌！

谢谢！

本站记者：谢谢王所长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1954年5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1982年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工作。

1987年10 月－1990年9月，单位公派到日本僵原考古研究所和茨城大学研修。

1995年4月－1996年3月，公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作访问学者。

1995年1月 以《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一书获得日本九州大学文学（人文）

1996年7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7年 8月，晋升为研究员。

1996年 7月，任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

1998年10月起，任考古研究所业务副所长，《考古》杂志主编。现兼任中国社会

2000年8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199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2002-2005年，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大等

      多所全国重点大学的兼职教授或客座研究员。

2004年，当选中国史学会理事。

2005年，当选亚州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

 

1982年至1986年，参加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和都城的考古发掘。

1987年至1990年，赴日留学期间，参加了日本奈良藤之木古坟、四条古坟、平城京长屋王

邸宅、千叶县于下贝丘遗址的发掘。

1996年至2000年，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

1996年～1998年主持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区的发掘。首次发现了商代前期的前后三进院落的宫殿建筑，被评为国家文物局优秀发掘项目二等奖。主持偃师商城宫城发掘期间，偃师商城考古队在商城中新发现了一座小城，将中国古代择中立宫和中轴线的制度上溯了数百年。宫殿区的发掘和小城的发现，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0年，主持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基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一组东西对称的西周宗庙建筑，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资料。被评为国家文物局优秀发掘项目三等奖。

2003－2004年，领队在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的聚落、作坊、墓地进行面积达四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发掘。这使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殷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学术发掘，获得了一批商代晚期文化与社会的极为丰富的资料。因发掘工作的高质量而被评为国家文物局优秀考古发掘项目二等奖。

 

1・院重点项目“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群的发掘与研究”（ 1996年～1998年），项

目主持人。

2・中美合作项目“河南安阳洹河流域聚落群分布的调查与研究”（1999年～2000年）

中方负责人。

3・国家“九・五”社科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承担“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与墓葬的年代学研究”课题（1996年～2000年）。

4・“安阳古人类分子考古学（古人类遗传基因）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99年～2001年）考古方面第一主持人，负责殷墟出土人骨的文化、社会背景及其对遗传基因所反映的历史问题的阐释与研究。促进了考古学于分子生物学的结合。

5・国家“九・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考古学・概论卷》主编（1996年～2008年）。

6・国家“十・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负责人，及工程“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和“综合与总结”两个课题的负责人（2004－2005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类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关系研究”（2000年～2004年）主持人之一。这是我国首次系统地多学科结合研究古代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发展与环境变迁关系的项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8．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2001年～2007年）主持人。以课题经费支撑文明研究中心的运作，在各地召开六次了文明化进程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9. 中日合作“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2001年～2003年）中方主持人。

10．中日合作“中国汉代以前出土海贝的产地研究”中方主持人（2001-2004年）。

 

1、  夏商周考古；

2、  中国以及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

3、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二）主要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已发表学术专著2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20余篇是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

学术专著之一：《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日文、日本雄山阁出版社，1993年），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对大量考古资料的缜密分析，探讨了3～6世纪日本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书中反驳了日本学术界作为定论的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于七世纪的观点,指出：3～6世纪的日本，古代王权和国家已经形成并经历了初步发展的过程，书中还深入探讨了日本古代国家背景、社会基础和动力。此书1993年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著名的国立大学──九州大学以此书授予王巍论文博士学位。此书还于1996年获考古研究所优秀成果奖。

学术专著之二：《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系统地论述了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六世纪东亚地区古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冶铁术和铁器传播与交流的过程，并深入分析了其背景、契机及其历史意义。该书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东亚地区考古学界研究上的空白。

代表性学术论文：

《商文化玉器渊源探索》（《考古》1987年8期）；

《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商代马车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5年）；

《从考古发现看四世纪的东亚》（《考古学报》1996年3期）；

《从马具看三～六世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考古》1997年12期）；

《偃师商城考古新发现及其相关问题》（《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12月）；《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合著）（《考古学报》2000年3期）；

《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3年。

《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范围文化突变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华夏文明起源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商代考古七十年》，2.5万字，《考古学集刊》15集，2004年2月。

《自然环境变迁与文明演进关系探讨》（光明日报2003年）。

《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2006年第5期。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红山文化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瑞考古学论坛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仰韶文化前期的社会形态》（《博古研究》创刊号，1990年）；

《六世纪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东亚的古代文化》第83期，1995年）；

〈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三世纪前半倭国的社会结构》（《九洲历史》1996年2月）；

《从考古发现看中国的龙山时代》（《博古研究》第10期，1995年10月）；

《倭五王时期的国际交流》（《考古学季刊》第54期，1996年2月）；

《日本弥生、古坟时代坟丘墓所见古代中国的影响》（《古代的日本和渡来文化》，学生社，1997年）；

《东北亚青铜文化的出现与发展》（《古代出云的青铜器文化》1997年）。

《中国古代国家の形成》，1万字，《文化の多性と21世纪の考古学》，考古学研究会（日本），2004年4月。

  《汉代以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茂木雅博先生退官纪念文集》，日本同成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