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人类之源 尝学术之先――高星先生专访

　　人物简介：

　　高星，1962年生，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1985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200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本站记者：高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我们就从一个大众化的问题开始，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呢？

 

　　高星老师：这个问题很简单，是考古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考古。人生很多时候有自己的选择，但也有历史大潮的推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是一个过程，大家就这样走，考试一直要保持一个好的成绩，考大学要选择一个专业。当时我是选择了别的专业的，但是在（志愿书）栏目里选择了服从分配，后来北大在辽宁招生的老师跟我熟悉以后对我讲考古专业在服从分配里的学生里有优先挑选的权利，辽宁有两个名额，我就是被挑中的之一，所以说是考古选择了我。

 

　　本站记者：从目前中国考古学的体系来看，旧石器考古算是比较冷门的一个学科，您当时为何选择学习旧石器考古呢？

 

　　高星老师：我选择旧石器考古也是有一个纠结的过程，刚才讲过我不是主动选择考古，所以对考古并不了解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在很长时间内是想脱离这个行业的，转到我自己想做的专业里去。有这么一个纠结、痛苦的开始。（上大学后）头一门课是旧石器考古，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喜欢并投入其中的。但我从小就是一个乖学生、好学生，任何课程都要学好，争取好的名次，所以到大学也是带着这种习惯，虽然不是很喜欢，但也要很认真学，要有一个好的成绩。大学第一学期在旧石器考古的专业课学习上表现还不错，当时授课的吕遵谔先生对我也比较满意。同时我也受顾玉才的影响，我们是同班同学，又是一个宿舍的，也都是辽宁来的。他很早就对旧石器考古感兴趣，从第一学期开始就有强烈的志向要做旧石器考古，我们关系比较好，他经常对我说不如我们一起做旧石器吧，挺有意思的，尤其辽宁的旧石器遗址很多。后来我觉得也可以，看看吧。后来就跟他一块和吕先生包括高年级的师兄像王幼平老师有比较多的互动，我们经常到吕先生家里去谈话、看标本，蹭吃蹭喝（笑），就这样逐渐对旧石器考古感兴趣了。后来继续学习时，我发现后段考古对我的吸引力不是很大，虽然我也努力保持一个好的学习成绩，但是前面有点先入为主觉得旧石器还不错就做下去，有点“先结婚后恋爱”的感觉。

 

　　本站记者：您是在北大读的本科，能不能讲讲本科学习期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人或事呢？

 

　　高星老师：在北大，我受益非常大，我的人生观、一些学业的思想都是在北大养成的。北大总体的一个环境就是开放、站在前沿，有和外界学术思想的多方位交流。我特别喜欢北大的讲座，许多社会的名人，我们听过名字但以前很少有机会能面对面，我会积极去听一些名家的讲座，感觉受益非常大。另外北大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发展方向，我觉得这对我影响比较大。当时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在北大有一个专门的讲座课，给我们展示了考古多彩、深入的一面。北大师生之间、同一年级和不同年级之间都有互动，有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北大丰富的图书资料，到外面实习与外地考古研究机构的互动和一些良好的合作关系，都会给我们一种凝聚力和方向感。

2005年在巴黎

 

　　本站记者：您硕士阶段是在古脊椎所学习的，能不能谈谈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古脊椎所呢？

 

　　高星老师：这件事也有点阴差阳错。其实最开始还是想在北大继续读硕士，读吕遵谔先生的研究生。临报名之前我们在陕西有毕业实习，报名前的半年都在实习，信息也不太了解。要报名了，我们提前一两天回到北京，突然两眼一摸黑，发现北大旧石器考古的招生不从本科生中招，而是从社会上招一个研究生班，没有给我们机会，我和顾玉才就没有报考当年北大的硕士研究生，顾玉才后来就直接到辽宁省去工作了。我呢，当时要改到别的方向已经晚了，毕竟为旧石器考古还做了一些准备。查阅一些资料后发现中科院古脊椎所还有两位老师，邱中郎老师和张森水老师招一个研究生，觉得这是一线希望赶快就报名了，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没有其他对口的了。在这之前，北大和古脊椎所互动还比较多，包括吴汝康、张森水、邱中郎老师都去给我们讲过课，我们也去古脊椎所观察过古人类化石和石器标本，也读过古脊椎所老师的一些著述，对古脊椎所的情况也比较了解，虽然在情感上还是希望继续在北大读硕士，但也希望能在古脊椎所读硕士。报考后又几乎没能进入这个大门，当时我找到邱中郎老师（张森水老师当时在国外），他告诉我说你不应该报，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是内定给所里一个年轻人的。我就说那没办法，已经报了而且时间已过没有办法更改。老先生说那就好好准备考试，如果你考得比内定的年轻人还好，我们就争取一下名额扩招。我就抱着这一线希望拼命复习，结果考得真的比原来所里内定的那位年轻人的分数要高，后来研究所也争取到一个扩招的名额，我就这样挤进来了。（注：古脊椎所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简称）

 

　　本站记者：您能讲讲在古脊椎所学习的情况吗？

 

　　高星老师：在古脊椎所开始不太适应，这里和北大的环境不太一样，是以研究为主，书卷气更重，跟社会比较脱节，研究方向比较窄。但是适应一段时间后我就喜欢上了这里。这里的学术氛围非常好，比较单纯，大家早晨都在读外语，每天都在做自己的研究，有很多野外的工作，去发掘，寻找化石、石器标本等，有发表论文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科研的环境。还有一个方面让我非常喜欢，就是它的国际交往非常多。古脊椎所在1929年就有一个雏形了，它的成立始于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办的协和医学院在周口店的合作发掘，所以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后来一直在与国外的交往、国际化方面做得非常好，包括在文革期间，古脊椎所的科研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止，与外界也没有完全中断合作，所以在这里感觉视野更加开阔，在很多问题上可以接触到国际性的前沿研究。比如学者的互访，古脊椎所经常会有老师去国外，国外经常会有学者来访问交流。当时我经常会陪着邱中郎老师、张森水老师的一些外国客人去一些遗址考察，有机会跟他们进行交流，既锻炼了外语同时看看外边的人是怎么做事情的，觉得很新奇，对他们的文化、行为方式和研究视角有了一些了解，觉得自己的视野在逐渐开阔，想的学术问题也逐渐增加了。

2007年在韩国做学术交流

 

　　本站记者：您硕士毕业后在古脊椎所工作了4年又去国外读了博士，当时您为什么在工作后又想到去国外继续深造呢？

 

　　高星老师：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生在前行的过程中会被社会的潮流推动。我们那个时候出国的意愿非常强烈，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许多事情都要向西方学习。那个时候读博士或读硕士，如果能到国外去读，好像是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出去就会有一种失败的感觉。当时大家都在学外语、考托福，准备到国外去，你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做这种准备。

 

　　另外我还撞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美国科学院当时有一个机构叫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每次要派一个懂中文的美国学者来主持办事处的工作，这个人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学术有兴趣，与中国有学术上的联系。它的协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要遴选一个青年人作为该位学者的助手，叫做主任助理，协助工作。1990~91年那届派来的主任叫做John Olsen，贾老给他起中文名字为欧阳志山。他的父亲早先就与我们所有密切的业务联系，与杨钟健先生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之前我就跟Olsen先生有很多的接触，包括听过他的学术讲座，陪同他到周口店参观，拜访张森水先生等等，相互之间比较了解。科学院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就指定我们所选派一个年轻人去协助他工作。这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也是我出国的一个诱因。当时为了保持平衡，所长从三个研究室里各选了一个年轻人，到办事处被华盛顿来的一个工作人员面试，我就被选中了。跟Olsen先生工作了一年多。按照美国的规定，在这期间给一定的生活补贴，但并没有按照美方的工资来发，把该发的工资留在美国，当这个助理工作届满后到美国去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来用这笔钱，我就是遇到了这么一个便利的条件。

 

　　我在古脊椎所学习、做研究和与西方学者的交往中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是滞后的，尤其在一些学术思想、理念和方法方面我觉得非常落后，不能跟国际接轨。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是一个世界性的学问，应该是不分地域、不分国家的。中国是一个材料大国，我们的材料应该为世界的学术界做出贡献，有很多学者也对中国的材料感兴趣。但我们因为语言的障碍，长时间与外界学术交流的中断，许多方面衔接不上。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89年10月在房山召开的纪念北京猿人发现60周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作为刚毕业的年轻人，主要是做会务工作和带代表团参观考察，到山西、陕西参观丁村遗址、蓝田人遗址、大荔人遗址。在陪同的过程中与代表团有一些互动，用外语与他们交流。在会议中，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发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不但语言不同，学术问题、研究视角也存在很大差别。中国学者用勉勉强强的英语去讲我们的遗址出土了什么标本，这些标本的形态、类型、大小、数量，而西方学者讲的是学术问题及其研究进展，如人类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人类的行为方式，如何解析考古材料等。虽然同是一个行业的，但是我感觉差距非常大，西方那种有学术思想引导的研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我就觉得我们的研究一定要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我有了一个强烈的动力，加上有美国科学院经费的支持，1992年秋天我就去了美国，头一年我是访问学者的身份，93年我才转入留学生身份。我当时就想去那里好好地系统地学习，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学者，而不是只能对我们本土的材料就事论事。

2007年在印尼爪哇人遗址考察

 

　　本站记者：我也有一些同学在国外学习，他们讲在国外的学习很苦，您能不能讲讲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学习经历呢？

 

　　高星老师：确实是挺苦挺累的，而且有的时候是挺孤独无助的。当时和现在的情况非常不一样，现在我的一些学生出去就方便多了，更容易适应。现在年轻人的英语水平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得多，现在接触的一些资讯跟西方已经接轨，物质生活条件也接近，适应起来不难。我们当时学外语非常不容易，真正和西方学者交往听原声的机会都不多。我记得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洛杉矶，当时要转机到亚利桑那大学的所在地图森市，广播里在播报一些转机的信息，但是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就蒙了，我考过了托福，也听过一些英语磁带，跟西方学者也有一定的面对面的交往，到这里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了，差距这么大！当时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到亚利桑那大学后，虽然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但我把自己作为一个留学生去学习，认真地听课，做作业。当时我感觉特别吃力，因为课堂上讲的很多东西根本搞不懂，课外的大量阅读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在这之前没有真正读完几本英文原版的著作，到了那边突然有了海量的信息，要去听、去读，要说、要写，感觉压力非常大。后来就在专门给外国人培训英语的中心去缴费学习，利用晚上时间恶补英语。当然在那种环境下进步就会非常快，第二年我就申请成功并被接纳成为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个研究生了。

 

　　美国的大学和我们的大学非常不一样。美国的教育体制有它明显的优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我儿子当时在那里上幼儿园和小学，他很愿意去学校，很多时间都是老师带着在做游戏。他们没有固定教材和教学大纲，年级之间区别不大，经常是混班上课。但是到了大学尤其是研究生期间，他们的教育是非常系统的，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还有，作为一个学生，你是完全独立自主地去学习，老师不会像中国老师一样去管你，给你很多的提示和帮助，你有问题去找老师，你没问题老师也不理你，如果你总没有问题，不跟老师互动，老师可能就会不喜欢你，懒得理你。这就需要你自己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并去找老师帮助解答，只有通过这样的互动，老师才知道你在想问题，可以向某些方面发展，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放给你。在美国获取学位要难得多，我有时对学生讲，你们在国内拿学位太容易了。那边首先对课时要求非常高，学分比我们要难拿。我们的一些学分是在糊弄人，有时我问学生为什么要选这门课，他们告诉我为了拿学分，没什么好选的。在美国，学生需要围绕你的学业和毕业论文去选课，有核心必修课，还有一些相关的选修课。这些学分都是要付出缴费代价的，所以没有人会糊弄自己。当时我的主科（Major）是考古，选定的副科（Minor) 是文化人类学，这些课的阅读量都很大，一节课给你的阅读是一本书或几篇文章，经常下课后就马上去图书馆找书。这些阅读不是让你虚晃一枪，要做笔记，要消化，下次课的时候要报告、讨论。另外有大量的写作，每门课都要写几篇文章，最后一个学期下来可能会达到一本书的量。对我来说一方面压力非常大另一方面也是很好的锻炼，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你才会去大量阅读、写作，进行构思。尤其对我们英语非第一语言的人来说，这个锤炼的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后来我做博士论文，这种锻炼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语言的锻炼，一个是搜集材料、发现学术问题、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与思维锻炼。

2008年在俄罗斯阿尔泰考察

 

　　本站记者：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周口店第15地点的石制品研究的，依此发表的几篇文章现在已经成为石制品研究的经典了，能谈谈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吗？

 

　　高星老师：博士论文是我在亚利桑那大学留学的一个产品。当时选择周口店第15地点也是从学术问题出发。周口店在世界上很有名，很早就被发现，发表了很多材料，但是在很多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比如15地点，当时发掘完成后只有裴老做过简报，没有后期的研究，出土的标本非常多，在周口店地区的人类演化序列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就选15地点出土的石制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素材。跟我的导师Olsen先生商量，他也很高兴，说周口店很重要，如果能有这样一批材料加以研究，你的研究就会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材料重要，问题重要，就看你能不能把文章写好。我跟国内的导师邱中郎老师和张森水老师联系，提出想法的时候，老先生非常支持，说有你们来研究，我们就不做了，相信你们可以研究得更好。这批材料就这样提供给了我，对我来说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对考古人来说，一批好的材料非常重要，有人将材料视作命根子，把这样一批材料出让给一个年轻人，确实是对年轻人的极大支持。1997年我就回到国内，用大半年的时间来观测标本，用我在国外学到的方法和视角，用西方学术研究的框架来整理分析这批材料，就有了一些新的收获，发了几篇文章，有国内同行将我在《人类学学报》上刊发的三篇有关周口店15地点的文章称为“新三篇”（笑）。之所以能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好评和关注，是因为把西方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和方法用过来，对这批材料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有深度的认识，在这方面它有成功的地方，当然现在看来在某些方面它又落伍了。当时研究了几千件标本，产生了一本论文，大量的信息还没有被提取到，现在看来当时的结论和成果已经是比较粗糙了，如果我现在再来研究可能会得到更新的一些认识。

2009年主持纪念北京猿人发现80周年学术大会

 

　　本站记者：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到古脊椎所，很快组织了对水洞沟遗址群的系统发掘与研究，刘东生院士称这项工作为“旧石器考古的文艺复兴”，您实施这项课题的初衷是什么？您是如何组织实施这项课题的？取得了哪些令您满意的成果呢？

 

　　高星老师：我回到古脊椎所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契机，科学院有“百人计划”的项目来引进海外杰出人才，支持的力度比较大，我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并且这个项目要求入选者带起一个团队，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所以一回来就被赋予了这种使命。其实我回国最开始做的项目是三峡旧石器考古，赶上了三峡轰轰烈烈的文物抢救工作的热潮。当时我带领新组成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团队在三峡做了几年，后来我很快就转到水洞沟遗址了。水洞沟遗址非常重要，1923年就被发现，和周口店遗址在西方学术界具有相同的知名度。我之所以选择水洞沟遗址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遗址非常重要，它发现了中国本土很少见但在西方常见的石器技术与组合，学术界一直在争论这些材料是本土起源还是西方来的，如果是西方来的，到底是哪里来的。当时现代人起源的争论开始热起来，如果这个地方的材料是外来的，那么是不是走出非洲的人就是这批人，取代了我们的本土人类。但是这个遗址又很不清楚，因为以前的发掘没有进行很好的分层断代，年代不清楚，石制品的组合也不清楚。因为没有很好地进行分层研究，就产生了一个混乱的局面，从不同视角看就得出不同的认识。所以我就想既然这么重要，有一些基础问题没有解决，我就要带领团队去解决问题，包括精细的发掘，把不同层位、不同年代的信息提取出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组合和发展变化。

 

　　第二，就是当时刚回来，有很多的想法，急于把西方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希冀经自己的努力，通过带动一个团队来提高我们国家旧石器考古的田野技术和研究水平。水洞沟是一个很理想的遗址，地层清楚，文化遗存丰富，堆积物是比较松散的粉细砂，这样你就可以把最精细的田野方法运用到这个地方，假如是周口店这样的地方，经常会遇到大的石头或胶结的钙板，发掘不可能非常精细，很多信息不能很好地提取。水洞沟完全可以作为现代化高精尖技术运用的一块试验田。

 

　　第三，就是培训人才。我一直把水洞沟的工作作为一个田野学校来对待，我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是从水洞沟起步的，国内其他单位的一些旧石器考古的骨干也参加过水洞沟培训。培训首先从野外工作做起，学习精细的发掘、记录、观测、样品处理的方法与流程，发掘期间给学生做专题授课，当时我还请了很多学术界的同行来讲课，从史前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环境学、年代学、地质学等方面加以系统培训。另外就是整理标本，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信息提取、统计分析和建数据库。

2003年在水洞沟遗址发掘现场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了系列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近30篇研究论文，诞生了近10部学位论文。2013年我们发表了《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这本报告有别于一般的考古报告，不是简单对田野过程和材料加以描述。里面有很多研究专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包括微痕分析、热处理分析、残留物分析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概括起来，水洞沟遗址研究取得的收获有几个方面。首先，建立了精细的文化序列，以前所有的发掘都是在第1地点，这次我们对第1地点进行局部清理和采样分析，主要的工作是在其他几个地点，包括2、3、4、5、7、8、9、12地点，通过这些地点的发掘与第1地点进行对照，我们建立了从距今6万年开始到距今1万年分为6个时段的序列，每个时段都有很好的测年数据，将文化序列建立起来后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每个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距今5、6万年的材料很少，是传统的石片技术；距今4万年左右开始出现石叶技术，到距今3万年左右消失；从距今3万年开始出现了几个时段的文化遗存，属于本土传统观的小石片石器，但是跟传统的又不一样，加工非常精致，表现出本土文化的进步，同时还出现了崭新的因素如装饰品。其次，我们还对石制品进行了热处理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得到了当时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的大量信息，包括目前国内最早的对石器原料做热处理、用石器加工植物食材的证据。另外，我们在第12地点发现了距今1.1万年左右的细石器，还有少量的磨制石器和骨器，增加了水洞沟文化序列的一个新的环节，还发现了一些石块属于“石煮法”的遗存，这在中国也是首次发现。

 

　　本站记者：您曾经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就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两分法”，能谈谈您得出这个论断的经过吗？

 

　　高星老师：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有争议的。这个问题也不是我独立提出来的，邱中郎老师、张森水老师等很多人都提出过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与西方不太一样，这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缺乏西方那样的典型特征，与早期无法合理地区隔，但没有人明确提出把中期取消了。我们的三分法是裴老从欧洲移植过来的，西方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我们也开始在考古遗址里找（各期的）代表。西方是以文化变化来划分的，早期是阿舍利文化，中期是莫斯特文化，晚期出现了石叶、细石叶，三期的石器技术、组合是非常不同的。既然三分法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那我们的划分也应该按照这样的标准。后来我发现我们的三期与西方的三期不是一回事，我们没有莫斯特这个时段，我们一直被所谓的第一模式主导，直到距今3、4万年左右水洞沟遗址才出现晚期的因素，中期其实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水洞沟遗址有一些中期的遗存但以晚期为主。从这个角度我就提出既然这里没有中期的技术和组合，那就应该取消旧石器时代中期，变为早、晚两期。这样我们与西方就是用共同的标准来划分。如果我们讲旧石器时代中期，是指从距今20万年到距今3、4万年这样一个时段，约定俗成，表述方便，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如果要讲文化的特点，说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这是不对的，没有这个文化。我觉得其意义在于剥掉一个虚伪的假象，实际上东方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不是同步发展的。这就凸显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独特性，我们就要更多考虑为什么和西方不一样，是石料的原因、人群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原因？这样可以把研究做深、做透。

2009年在河南灵井观查标本

 

　　本站记者：您最近在《人类学学报》发表的文章《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学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包括光明网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有转载，对于现代人起源的问题您是如何认识的？您觉得考古学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上能起到什么作用？

 

　　高星老师：这篇文章写出来后引起一些反响，我觉得可能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学术问题重要。现代人起源，尤其中国地区我们直接祖先的来源是学术界、媒体、大众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1987年西方学者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一个重要的、流行的观点——“出自非洲说”，认为所有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都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非洲的一位女性。这种观点认为走出非洲的这些“早期现代人”的扩张过程是一个完全替代的过程。只有非洲的人群演化是连续的，欧洲和亚洲的人群演化都中断过。以中国为例，本土的古老型人类包括北京猿人、大荔人、金牛山人等都灭绝了，距今6万年左右走出非洲的“早期现代人”到达这里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这种观点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的，是从现代人的遗传变异逆推的，这是一个假说，并没有很多科学的证据。后来西方许多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支持了这个观点。

 

　　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支持这样的观点，但更多的考古学家、体质人类学家根据本土的材料对这样的观点有所质疑。上世纪40年代魏敦瑞先生就提出“多地区进化”的假说，认为世界各地的古老型人类平行发展演化成现在的人类。吴新智院士根据东亚的材料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认为我们本土人群的连续演化是主流，但也有外来人群带来一些基因交流。

 

　　这些观点的碰撞主要参与者是分子生物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很少参与其中。大概十年前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这个问题上是大有可为的。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角度来看，从现代人类的遗传变异逆推，有很多是推不回去的，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有些支系、基因很可能消失了。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古人类化石的材料凤毛麟角、支离破碎，证据链不完整。以蓝田人为例，距今120万年左右就这么一个化石，能代表一个人群吗，个体的差异肯定要考虑。旧石器考古学恰恰可以弥补很多缺陷，它的材料丰富，不同时段和地域都有发现，起码可以解决某区域人类演化是不是连续的问题，只要有人存在就会留下文化遗存，我们可能不知道遗存属于哪些具体的人，但可以证明这个地区这个时段是有人的。假如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建立起从距今百万年到距今数千年的文化序列，那么本土人群连续演化的证据就可以建立起来。对中国地区来讲，“出自非洲说”提出了一个假说，距今5~10万年间，没有人生存在这个地区，因为末次冰期，本土人群都灭绝了，走出非洲的人到达之后进入了一个无人之境。但是从旧石器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存在距今5~10万年的缺环，我们有很多的材料证明这个时期有人类生存。末次冰期是距今7万年开始到距今1.8万年达到一个高峰，末次冰期里有一些间冰期，气候是温暖湿润的。即使在末次冰期的最高峰，最寒冷的时候，环境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黄土高原的南部依然有古土壤存在，北方还有一些动物度过了末次盛冰期，人类有更多的能动性，会用火、穿衣、能使用洞穴，怎么可能就灭绝了。本土的人群因寒冷灭绝了，从非洲来的人反而能够存活，逻辑上不符。我的那篇文章从本土文化连续演化的证据，包括技术、组合、遗址点的分布，关键时间点距今5~10万年人类存在的证据，古环境的分析，从考古的角度找到了本土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强化了对东亚地区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的论述。

2012年在中国人类学发展高峰论坛上
 

　　本站记者：您觉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呢？与国外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相比，我们的研究有哪些差距呢？

 

　　高星老师：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方法上，虽然最近十几年来我们致力于发展一些分支领域，尽量用一些实证的手段来提取部分信息和证据，包括微痕分析、实验考古学、残留物分析等，来取代以前以肉眼观察、定性为主的研究方式，但是与西方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因为我们是跟别人学，当我们学到别人的一鳞半爪的时候，别人也在发展，我们需要非常累地去跟踪学习。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创新和引领，说我们的方法是世界领先的，现在还很难做到。野外工作也是这样，在全国层面来看，只有少数遗址的发掘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许多都还达不到（这一水平），许多信息还是提取得太粗太少，得出的结论有很多模糊的、值得质疑的空间。所以第一个环节，我们要把野外工作做好，精细地提取一些能够展示人类生存行为的信息。

 

　　第二我觉得在理论方面特别需要加强。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就事论事，我们大部分的考古报告还是材料的描述，没有阐释，严重浪费了资源。我们经常将考古报告、简报与研究论文当成两回事，脱节了，这是不对的。西方的一些报告带有强烈的研究意识。获取材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材料上提取一些信息来阐释人类的行为、生存方式、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族群间的异同等等。只是罗列描述材料的话，意义并不大，层面也太浅。我们经常说我提供了材料，别人可以研究，这有点儿自我安慰。不要满足于做一个考古匠。一个遗址的发掘者最有资格、有条件做研究，最好是一个人或一个团队，能够把一批材料既能精准地描述出来又能做深入的分析和理论的阐释。

2012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做学术演讲

 

　　本站记者：您曾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优秀教师，能谈谈您在培养学生方面的心得吗？

 

　　高星老师：我对学生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在硕士期间，我要求抓遗址、抓材料，从基本的发掘、整理材料做起，直到写出报告、形成自己一定的认识。这是基本功的培育。在博士期间，我要求做专题，要做新、做深入、做前沿、做有理论含量的研究。我会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要他们自己喜欢，又有发展前景，又很少有别人去做。我觉得现在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要当专家，在一个领域做深、做透，在这个领域你就最有发言权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拓展的话，学科才能发展下去。我能得出这样的认识，是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过去很多的研究都是千篇一律，大多数都是对一个遗址的材料定定名、分分类，描述一番，最后和其他遗址比较一下。这样会导致一种恶性竞争，对材料的竞争与控制很激烈。我现在要求我的学生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深入拓展，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各有所长，这样的话，简单占有材料就不能成为优势了，合作反而成为了一种需求。我有一批材料，我从这个角度做，我还得请别人从别的角度来做，这样就形成了互补互助的关系，研究可以深化，团队也容易形成。

2006年在富源大河遗址发掘

 

　　本站记者：去年年底在河北石家庄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您能谈谈这个委员会将来开展工作的一些设想吗？

 

　　高星老师：我们在学术研究和交流中感觉到成立一个行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委员会成立后我们想做这样几件事情：首先是学术交流。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队伍不大但是很分散，学术交流的气氛还不浓，我们希望定期举行一些学术专题研讨会来交流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方法，大家可以研讨、批评、建议，共同推动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来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术语言的规范化、行业标准的建立等。我们的学术交流不仅限于国内，我们还希望与国外交流，让国外同行知道我们研究的进展，同时我们也要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

 

　　另外就是人才的培养。成立这个专业委员会，我的想法是尽可能把行业内的新生力量都囊括进来。我们的委员有近60名，都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中青年骨干。我们计划进行一些培训，对有志于进行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人员进行包括发掘、材料整理、撰写报告与论文方面的培训，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强化。我们也设想通过委员会设立一些奖项来加速年轻人的成长，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我们的队伍，这样我们这个学科才能后继有人，才能更进一步地发展壮大。

 

　　本站记者：再次感谢高老师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