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巍研究员是本届唯一的考古学者人大代表，也是社科院继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考古学界泰斗夏鼐先生之后，又一位成为人大代表的考古学家。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共有11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新当选的仅有4人。
在两会期间王巍代表接受多家媒体专访，就文化遗产保护、南海考古、文明探源、鉴宝收藏等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反映了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心声。
新代表履职关键词--王巍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他写下的关键词：公平、安全、保护（3月9日摄）。王巍认为，当前应该加强对环境、水资源、离退老人、儿童、弱势群体、文化遗产的保护，确保食品、饮水、药品、网络、文物等的安全，他希望自己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能为促进社会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尽一份职责。阳春三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本届代表中，不少是首次当选。他们将如何履职？他们的关注点有哪些？连日来，部分新当选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写下他们心中的关键词。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摄
央视网“张莹两会专访”栏目，央视记者黄海宁对王巍代表的专访视频：
“[视频]专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http://news.cntv.cn/2013/03/12/VIDE1363071366200374.shtml
“[视频]建议把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到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中”：http://news.cntv.cn/2013/03/12/VIDE1363071360914289.shtml
“[视频]加强南海考古有助于南海争端的解决”：http://news.cntv.cn/2013/03/12/VIDE1363071365729364.shtml
“[视频]鉴宝类节目鉴定价格虚高5―10倍”：http://news.cntv.cn/2013/03/12/VIDE1363071362653318.shtml
中国社会科学网首席记者方鸿琴对王巍代表的专访：
“王 巍：大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应该纳入国家战略”【视频】：http://www.cssn.cn/news/680169.htm
中国社会科学网首席记者 方鸿琴 导播 任岩 摄像 孟繁杰 张哲 视频统筹 卢智宇 后期制作 徐晓昕
嘉宾介绍：王巍，男，汉族。1954年生于长春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本届考古、文博界仅有的两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全国唯一的考古学者人大代表，也是考古界继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考古学界泰斗夏鼐先生之后，又一位成为人大代表的考古学家。曾任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兼任《考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主任。2005年起，任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委（历史学部主任）。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三次获得田野考古奖的中国考古学家。
1970至1977年，先后在吉林省农安县农村插队，长春市锅炉厂当工人，长春市基层机关当干部。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3月，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初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城址和墓地的发掘。1987-1990年，受派先后到日本奈良县立�原考古研究所和茨城大学研修，学习日本考古学。1995年1月，以在日本发表的专著――《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获日本九州大学文学（人文）博士学位。1995年4月至1996年3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作访问学者，撰写第2个博士学位论文――《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1996年7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中日两个博士学位对俄考古学家。199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7年晋升为研究员。1999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还分别于2001被授予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2006年被授予美洲考古学会终身外籍院士。2011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社会职务有：国家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第五届和第六届成员（每届由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历史和考古学者共15人组成，王巍是目前的第六届历史学科评议组中唯一的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前副会长、曾先后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聘为特聘教授、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员。他还是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主要著作：《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日文，日本雄山阁出版社，1993年；《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社会科学网独家访谈栏目。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即将召开的“两会”。
记 者：王所长，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首先祝贺您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能给我们谈谈您当选的感受吗？
王 巍：首先我感到很荣幸，能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据了解，我是考古界唯一的人大代表，所以在高兴和荣幸之余，更觉得沉甸甸的。因为人大代表是有义务代表民众，发出民众的声音、反映民众的愿望、参政议政的，这和我迄今为止干过的所有工作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有一些紧张，也有一些期待，也觉得是一份责任。
记 者：您刚才也说到，您是考古界唯一的人大代表，那么在这次两会上，您会不会提一些关于考古或者文化方面的议案？
王 巍：我在得知当选人大代表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很多当前的社会民生问题，比如水污染、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全体民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后来我想，这种议题肯定会有很多人大代表提，故如果有这种议案，我会附议。我的切身感受是，我们经常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包括在城乡结合部，那些地方的污染比北京还要厉害得多。但是这些并不是我最熟悉的领域，我作为考古界的学者，希望能够反映一些自己熟悉领域的情况，提一些相关的建议。
记 者：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详细介绍一下您的议案内容？
加强大型古代遗址的勘探和保护力度的建议
王 巍：我想提的是，关于加强大遗址勘探和保护力度的建议。什么叫大遗址？遗址是过去人生活遗留下来的城市、村落，废弃了下来就变成了遗址。对于大遗址，很多人可能认为就是规模比较大的遗址，但实际上在考古文博界，大遗址是一个专门的用语，它不仅指规模大，而且是指在古代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意义或者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间结点上的大型遗址，比如历代的都城，比如文明起源时期区域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大遗址既有规模上的“大”，也有历史发展中意义巨大的含义。
大遗址保护实际上是保留我国的文化命脉
为什么要提这样的议案呢？实际上我们国家大遗址的概念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提出的，在此之前没有大遗址的概念。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高速进展，对大型遗址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对大型遗址的保护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这些大遗址，尤其是古代都城的遗址，往往也是现代一些区域性城市，甚至是国家中心性城市所在，比如北京、西安、洛阳等等。现在人们每天都跟这些遗址打交道，无论是基本建设动土，工厂建房、甚至老百姓挖一个鱼塘或菜窖，都有可能对这些大遗址进行破坏。国家文物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开始高度关注这个事情，目前大遗址已经成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虽然国家和各地的文物管理部门是重视的，但大遗址的保护并不只是文物系统的事情，它关系到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的建设发展，关系到经济的开发等等。在经济建设、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大遗址保护，往往没有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比如在一些地方的城镇化规划中，往往就没有关于大遗址保护的内容，一些大型的基本建设项目，比如在工程进行中发现了遗址，有的会停工报告文物管理部门，有的就悄悄挖掉了。
所以，大遗址保护实际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保留我国的文化命脉，因为这些大遗址往往是古代文明的证据和载体，如果大遗址被破坏了，我们国家文明物化的证据就减少了，甚至就没有了。但是只是文物部门强调它的重要性，在国土资源、城市开发、经济建设中，就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各个政府部门的共识。文物部门在政府部门中算是一个比较弱小的部门，但实际上它要保护的是我们国家文化的命脉，而且遗址一旦被破坏，就不可再生。经济建设中，比如一个工厂，一个建设项目，可以再生、重建，但是文化遗址一旦破坏，哪怕再次复原，也是假的文物古迹。
我想在这方面，通过我的呼吁和跟其他代表、委员的沟通，能够在国家文物部门重视的前提下，呼吁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各个部门的共同关注，而且要在城市发展规划、城镇化进程中把文化遗产保护、大遗址保护摆在首要位置，在不对文化遗产、大遗址造成重大破坏的前提下进行城镇化建设。当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与大遗址保护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应该为大遗址保护让路。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个层面进行呼吁。
把文化遗产保护、大遗址保护的规划作为国家和城市发展规划的内容之一
记 者：王所长刚才提到文化遗址的重要性及其保护，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没有相应的好的保护措施？
王 巍：有，比如国家文物局最近几年搞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摸清家底，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有哪些遗址，有哪些所谓不可移动的文物。此外对大遗址，尤其是在现代都市附近的重大遗址，比如都城遗址，现在开始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因为如果不做成国家遗址公园，永远在地下看不见，随时都可能被破坏。如果做成国家遗址公园，一是可以让民众直接欣赏、触摸古代的遗迹，二是建成公园之后，就不会随便在上面建工厂。我们国家第一批12个国家遗址公园，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长安城的大明宫，隋唐洛阳城、安阳殷墟等都在陆陆续续地建。但是因为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有很多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建成上百个。
我们考古研究所大约在五年前接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制定了首批优先保护的一百个大遗址名单，正在着手编制这些大遗址保护的规划。
这个保护规划跟我另一个提案有关，在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和城市层面的发展规划中，必须把文化遗产保护、大遗址保护的规划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大遗址保护的规划和城市的发展规划以及其他经济社会方面的规划不相吻合，还是被作为文物局或者文物界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形成国家各部门的一致行动，这就是一个矛盾。按理说国家文物局应该是代表国家行使文物管理的权利，但实际上大遗址的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有的时候是超出文物局本身职权范围的。另外，我们国家和各地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包括城市的十年规划，纷纷制定出炉，但其中没有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具体的措施就是在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和城市层面的发展规划中，必须把文化遗产保护、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实施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否则就没有生命力、约束力，就没有全社会的认可和行动。我认为这是最适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议案。而且我希望国家相关部委能作出回答，并促进这方面的工作。
记 者：好的，非常感谢王所长！我们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观众！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对王巍代表的专访：
考古专家吁城镇化须注重大遗址文保
“目前大遗址保护、研究中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缺乏对大遗址状况的全面了解”、“中国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3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将在两会上提交这两方面问题的议案。
王巍介绍说，大遗址是考古工作的专有名词，“不仅仅是规模大，而且意义重大”，一般专指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若干个节点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遗址，包括历代的都城，夏商周王朝之前的一些区域文明中心或中心的都邑。
中央财政“十一五”投入资金约20亿元人民币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以首批100处大遗址项目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一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全面启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全面提升大遗址保护展示水平，建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指导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立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中央财政预计投入专项保护资金100亿元。
“现在的情况是大遗址保护钱很多，但用于勘探的钱很少。”王巍指出，由于缺乏对大遗址状况的全面了解，只知道大体范围，不知道准确范围，更不知道地下的详细布局，这种情况下大遗址的保护很难做到有的放矢，也无法满足制定保护规划的需求。
即使是所谓考古工作基础较好的著名古遗址，同样缺乏系统性认识：殷墟遗址考古工作持续近一个世纪，但迄今仍未完成全面系统的考古勘探调查工作，致使殷墟遗址的整体布局仍有大量遗漏；秦始皇帝陵陵区约50平方公里保护范围内，除少数以往工作地点外，大量区域属性尚属未知。
王巍希望中央财政建立大遗址考古专项经费，专门用于大遗址项目的全面科学勘探，以现代科技和传统考古勘探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遗址和墓群等进行系统调查，全面摸清各个遗址的保存状况、初步廓清各个遗址地下文物分布和埋藏情况，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成全国大遗址信息数据管理系统。
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城镇化必然涉及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换言之，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王巍分析称，经济活动和城镇建设是影响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因素，以大遗址为例，中国的大遗址按照相对于现代城镇的位置可分为城区类、城郊类和远郊类，各类型遗址所面临的压力大体与距离城镇关系成正比，和现代城镇关系越密切则压力越大。
千百年来越是古代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区也往往是近现代的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的区域，传承关系清晰而紧密。从城市建设和城市特色的角度看，“越是传统的、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国度里，面对同质化的城市设计和建设，批评之声虽一直不绝于耳，但城市建设过程中代表城市文化特质、阐述和实证城市生长轨迹的历史文化遗产正逐步被蚕食殆尽。
王巍呼吁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作为城镇化建设项目等前置审批的必要程序，并在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中有效落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华文明探源进第四阶段 比较研究世界古老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工作已结项，2013年起至2015年进入到第四阶段研究任务。”该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透露，第四阶段将对中国古代文明和世界古老文明开展比较研究。
王巍4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工程第四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迄今为止相对分散和零散的观点、认识进行整合、提炼，进行理论化的分析，提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一系列的成形的观点，包括形成的年代、阶段性以及导致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及其阶段性的背景、原因、动力。
“对涉及到中华文明的一些根本问题，要拿出我们的观点，包括中华文明特质等。到第四阶段结束时，最起码要推出能够尽量反映中国学者目前观点的一个系统专著。”
大量考古发掘发现的研究表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王巍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总体研究进展情况时说，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在距今5000-4000年期间，中国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阶段。
“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延绵不断等三大特征。”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中华大地各个区域文化和文明的交流、碰撞、融合是推动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一些外来先进的文化因素，如小麦种植，黄牛、绵羊和家马畜养，冶金术传入等。
王巍表示，近年来，大陆和港澳台的考古和文博界的交流日益广泛、深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就吸收香港学者参加史前玉器制作工艺技术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大陆与台湾的同行合作开展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制铜和制骨工艺技术，海峡两岸2012年还在台北故宫举办“商王武丁与王后妇好――殷墟出土精品文物展”；今年夏天，社科院考古所将和香港中文大学在澳门联合举办史前轮轴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考古最近几年的国际合作范围也有所扩展，包括和以色列建立比较固定的合作关系，并将之前很少联系的中亚确立为新的国际合作区域。
王巍称，2012年，中国首次派出考古工作队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与乌方合作发掘出一处年代相当于中国汉代的城址，“城址有中国文化的风格，目前判断应该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完)
考古专家批古董发财误区 吁传播文物历史文化信息
“前几年的电视鉴宝节目，实际上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值多少钱、升值多少、赚多少等方面，而且提供的价格严重虚高，让人们陷入买古董就能发财的认识误区，这在社会上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3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对近年来社会上颇受追捧的“文物(古董)收藏热”回应称，公众热衷投资收藏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但公共媒体应冷静对待、正确引导，以积极传播考古学知识与学术研究成果，更多传递各类文物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做出贡献，“而不应该把这方面给忽略了”。
他希望这类节目今后要有所节制，并扭转方向，“把文物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突出出来，哪怕是以藏宝、寻宝为由头，实现寓教于乐，达到通过节目传播文物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研究价值的目的”。
说起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话题，王巍直言：这方面中国目前有点“抱着金饭碗要饭”的感觉，包括其领衔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在内，反映和体现中华文明、文化的题材很多很丰富，但传播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他认为，中国媒体和学界有共同的责任，把中华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文化，以更好更吸引人的方式向世界传播。(中新社 孙自法)
庄严的一票---人大代表王巍会场花絮
3月14日上午，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行使投票权。图为人大代表王巍投出神圣而庄严的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