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董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看到您的经历，感觉到您所从事的考古工作时间跨度挺大的。您最初是学习商周考古，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还从事了一段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8年以来，您转到了辽宋金元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在您所主持发掘的辽代祖陵陵园考古工作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写出《中国古代陵墓考古》这样的专著。这些转变您是如何完成的？
董新林老师：你好！谢谢你的访谈。谈起我研究方向的转变，说起来有些机缘巧合吧。1993年分配到汉唐考古研究室后，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先生，他们给我提供了难得的锻炼机会和具体的指点。我从中获益匪浅。其中第一位是内蒙古队队长刘晋祥先生。刘先生为人有口皆碑，提携后进。刚进内蒙古队不久，刘先生就安排我协助他编写敖汉赵宝沟考古发掘报告，让我有了一次难得的学术历练。本来《敖汉赵宝沟》专刊完成后，我计划利用自己的学术专长，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进行一系列青铜时代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但是，我们所当时决定要编写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因为我们研究室没有搞宋元考古的青年学者，所以《中国考古学・辽宋金元明》卷主编孟凡人先生安排我承担墓葬部分的撰写任务。这是我要感谢的第二位先生，孟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考古研究领域，全新的学术平台。
2009年考察日本毛越寺遗址
王睿：也就是说您从先秦时期的考古研究一下子转到了宋元时期的考古研究，转变很大。感触很多吧?
董新林老师：是啊。起初，我不想接受任务。一来觉得与自己学术专长不搭界，跨度太大；二来也觉得要重新学很多历史文献知识等，难以胜任辽宋金元明时期考古学研究。实际上是有点畏难情绪了。一切从头开始，是很难的。但在孟凡人和刘晋祥等先生的鼓励下，年轻人的血性起了作用，我硬着头皮踏上了新的研究征程。我从收集基础材料入手。在整理和消化材料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辽宋金元明时期考古学研究基础十分薄弱，有很多的学术空白点，是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意识到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难度很大，因为它要涉及历史文献、古建筑、佛教艺术和瓷器等多方面专业知识。这个新鲜的、又富有挑战性的新领域，使我越来越有了探究的兴趣。这让我决心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先秦时期考古学主动转移到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这应该是我学术生涯中一次很重要的抉择。
现在，回想起学术转型的头几年，仍然能回味到当时不可言喻的研究苦楚。我记得，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要收集和熟悉辽宋金元明时期的考古材料，写不出新的研究文章，那种着急痛苦的感觉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或许是不服输的个性吧，当时尽管痛苦，还是咬牙坚持下了来。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虚心向年长学者求学问道。在研究室，甚至所外，诸多老先生和学长都给予我很多具体的指导和热心帮助，我一直铭记在心。他们一再叮嘱我，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是慢工出细活。所以，我一度不敢轻易发表新论文。好在还有几篇先秦时期的考古旧稿陆续刊发。最晚的一篇先秦时期考古论文，是2000年在《考古学报》发表的《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有时候放下，重新开始还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2004年韩国佛国寺
王睿：就是说这篇文章是您考古学道路的一个段落标志，我们看到此后您的研究文章多是宋元以后的内容了。
董新林老师：对，可以这样说。进入新世纪，我开始斗胆撰写辽宋金元明时期考古学论著。迄今为止，出版了三本书，发表了30余篇文章。主要侧重历史时期陵墓、城址和墓室壁画等方面的内容。学术转型的这段经历，对我个人的研究颇有裨益。我现在喜欢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进行考古学研究。对研究内容进行历时性的比较分析，更能清楚地了解其来龙去脉。
王睿：现在很多年轻人刚开始工作，当工作内容和自己的专业方向、兴趣不一致时，很多人就会有点茫然，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董新林老师：这个问题不太好讲。对于我们考古所这样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科研机构来说，每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都应该尽量做好两点：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重心。我想能来我们所的青年学者，特别是硕士或博士生，通常都会有自己较为明确的研究方向。其次，工作需要与研究方向不同时，尽量要找到它们之间契合点。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然是很惬意的。实际工作中，工作内容和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不一致，做起来不是特别顺手，也是肯定的。若确实感到茫然，我觉得应该找相关领导及时解决自己的困惑。否则，对自身和考古所都没有好处。说到这里，我在想这个问题的两面性：一方面，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应该对每个人的特长有所了解，能知人善用，用其所长，为年轻人搭建施展才干的平台，这样会更利于专门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年轻学者也要敢于挑战自我，多接触一些，让自己的研究视野更为广泛些，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或许更有益于自身的成长。就我们汉唐考古研究室来讲，不同的研究专题如都城、陵墓、窑址及瓷器、古建筑等，或许会有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彼此互相借鉴，对于从事长期的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2008年参加辽文化研讨会
王睿：那最开始您有一个规划么？比如说一个十年的规划？
董新林老师：我对自己的研究一般是有所规划的。说十年有点长，五年规划还是可以预计的。我本科和研究生的毕业实习都是在辽宁从事先秦时期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所以我到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后，便计划继续深入探究燕山南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格局和演变。这个设想得到了当时所领导和室领导的支持。后因为《中国考古学》课题的启动，没能实施。
开始从事辽宋金元明考古研究，我也勾勒了自己粗线条的规划。从1996年开始，我担任了内蒙古工作队队长。自然我的田野发掘要立足内蒙古地区。顺理成章，辽代考古发掘工作成为我的首选。我设想通过对辽代陵墓、城址等的系列考古发掘和研究，来构建辽金考古学体系。于是，1998年我开始在内蒙古赤峰、通辽地区进行辽墓调查。从1999起，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我具体主持了内蒙古扎鲁特辽墓发掘和辽上京城皇城试掘等工作。
王睿：近四年，您都在从事辽代祖陵考古研究，目前发掘工作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您能具体谈谈辽祖陵的工作情况么？
董新林老师：辽代帝陵考古是辽代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选择辽代祖陵开展工作，主要出于三点考虑：第一，辽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其帝陵规制是辽朝开先河者，对后代有所影响。从这个角度讲，辽祖陵对于研究辽代早期陵寝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辽代早期陵寝制度研究不仅是很重要的学术课题，而且也是个学术空白。辽代祖陵保存状况很好，利于发掘和研究。第三，祖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的考古工作，可以为祖陵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因此，我于2003~2004年，到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获得了重要收获。鉴于辽祖陵的重要价值，在王巍所长协调帮助下，经过我积极争取，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从2007年起，我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我作为发掘领队，开始主持对辽祖陵进行一系列的重点发掘，取得了诸多重要的考古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赞誉。经过为期四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我们基本搞清了辽祖陵陵园的主要形制布局，与《辽史・地理志》记载吻合。第一次从考古学上确认了辽祖陵陵园的存在。无疑是迄今辽代考古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2010年在辽祖陵黑龙门考古工地
王睿：辽祖陵后续工作是什么情况？
董新林老师：辽祖陵考古发掘暂告一段落。后续工作是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和编写。我计划力争三年内能完成。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力求祖陵考古发掘报告能有所创新，尽量体现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我主张按单位发表资料，客观完整地公布材料。我编写报告的原则，是以读者的视角来编写，目的是让读者更方便地利用资料。考古报告是给别人看的，不能只有自己读得懂。
王睿：我们期待您的精彩报告！
董新林老师：谢谢！
2008在辽祖陵为外国学者做介绍
王睿：您在祖陵考古发掘工作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么？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董新林老师：一个考古发掘项目，涉及诸多方面工作，是个系统工程。祖陵考古发掘，得到了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总的说来很顺利。但是一些具体的困难在所难免。诸如地方关系协调、民工劳资纠纷、安全保卫和遗址保护等等。我觉得瑕不掩瑜，就不具体说了。作为考古发掘领队，必须要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王睿：就是说一个考古领队，应该具备一些综合素质。您觉得年轻学者要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领队，怎么去自我准备呢？
董新林老师：没错，领队是需要综合素质。对这个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理解，一个好的考古领队，需要几个方面的基本能力：首先是要有一个科学求实的态度。第二，要有扎实的考古发掘技能，这是工作保障。第三，要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包括专业人员、民工管理等等。第四，要有团结协作的意识。考古发掘工作都不是一个人能做的，要通过与同事的合作，与地方所的合作等完成。最后，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田野发掘是件既辛苦又寂寞的差事。尽管现在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是野外作业不可避免要忍受暴晒或寒风。有人说，做考古，不需要太聪明的人，中才足矣。也许是聪明人多不愿意吃苦受累吧。
王睿：辽代考古工作渐成热点，您的下一步工作是和我们汉唐考古研究室传统优势的都城考古工作相联系么？
董新林老师：对，是这样的。我很高兴，从2011年开始，我能主持辽上京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我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十二五”期间的辽上京城址考古合作发掘。辽上京城是中国游牧民族在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朝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对辽上京城的发掘有着非常重大的学术意义。根据以前的试掘情况，我们确知上京城是一个辽金两朝相叠压的城址。如果想对辽代上京城有一个清楚准确的认识，那必须先剥离上层的金代遗存。这是一件很难的工作，极具挑战性。我想我们会按照考古发掘的基本原则，带着辽上京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尽量去进行细致的考古发掘，力求逐步解决辽上京城的诸多学术问题，推进辽上京城的遗址保护和学术研究。
2005年在辽上京城遗址
王睿：您一直在田野考古第一线从事发掘工作。您常说，要带着明确的学术目的进行考古工作，即使是一个非主动发掘的项目也要这样？这些如何具体操作呢？
董新林老师：考古发掘项目不是单纯的田野发掘，应是你课题研究的一部分。你要确立一个考古发掘项目之前，一定要考虑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其答案应该就是你的学术目的。一个领队发掘前肯定要有个规划，我的课题研究要到什么程度，发掘可以解决什么问题，等等。
2009年8月金上京考察
王睿：这样会不会太主观，就是自己想的和发掘出来的东西差很远呢？
董新林老师：这种情况有可能。考古作为实证科学，允许出现这样的偏差。但这个和要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不矛盾。发掘现象与原有想法不同，那就按新的考古发现进行重新定位。何况，很多发掘的学术目的不是最终结论性的，多数是要解决是什么问题。考古发掘项目更多的是阶段性的结论，这也多是在考古结束，资料整理中逐渐得出的。非主动性的基建发掘中，遗址的性质很可能会和自身专业方向不同。要想做好，领队同样需要做些背景资料的储备。也应大体明确遗址的性质，研究现状和预期目标等等。明确的学术目的是田野考古发掘质量的重要保障之一。
2010年参观日本鸟居龙藏纪念博物馆馆
王睿：和董老师一块工作四五年，感觉到您是一个拥有工作理想，又充满工作激情的人，您是如何保持这种状态的呢？
董新林老师：说到工作理想，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太容易满足的人。自己虽然还算努力，但是因为主客观原因，我个人认为迄今发表的论著都还差强人意。所以，我还需要努力，力争尽快有一篇让自己满意的论文。说到工作激情，可能是因为我确实对考古工作有点喜欢吧。虽然人到中年，还是乐此不疲地坚持在田野第一线，在享受考古新发现的乐趣！我在发掘扎鲁特辽墓时，曾邀请一位已退休的老先生一块工作。他说那是他在考古所工作几十年，见到工作条件最差的一个工地了。因为当时我们住在山区的帐篷里面。蚊虫叮咬不讲，我们需要到十里之外取水，放在一个抗旱铁桶中用五六天。第二天以后，水就开始是热的了。条件是恶劣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取得不错的考古成果。苦中作乐，其乐融融。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也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即使我一个人带队发掘，心力交瘁，夜难入眠的时候，也从没想过放弃田野考古，或许是我心态年轻吧（笑）。田野考古发掘虽然很辛苦，但确实也是充满挑战，充满惊喜的工作。
2010年在蒙古乌兰巴托
王睿：看得出来，董老师有着良好的心态，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一切吧。
王睿：董老师，您有什么骨灰级爱好吗？这个爱好对于您自己和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呢？
董新林老师：关于你提到的骨灰级爱好，我恐怕还谈不上。要说爱好，打羽毛球或许算是吧。球技是业余的，装备还算专业。这个爱好，我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感觉受益良多。现在对我而言，打羽毛球成了我生活中缓解压力、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我希望我能把这个爱好提升到你说的级别！
王睿：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您工作顺利！
董新林老师：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