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朱老师，您好。您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用现在的划分标准，属于60后，您觉得60后这代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对于您从事考古事业有什么优势？
朱老师：首先要谢谢你的访谈。和你们青年学者思维新颖、具有一定的个性比较，出生于60年代的我们有多大共性呢？这倒真是个难题，我一时无法全面概括。其实，绝大多数60年代的人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读完小学和中学的，这个时期的教育受到极左思想的严重影响，大家几乎都经历了批林批孔批老师。改革开放之后，其中很小一部分人上了大学，大家又经历了思想再解放的过程。
王睿：也就是说当时的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不多。所以60后群体特征也具有很强的分散性吧。
朱老师：9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迅猛发展，60后中的很多人步入了商海，进行了艰苦的打拼。可见，60后的这代人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勉强说有共性的话，他们或多或少怀有理想。
王睿：就是说，你们的理想成分会更多一些。
朱老师：是啊。我个人可能更理想化一些。因此在从事考古工作的时候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就是死较真。考古工作很多时候在野外发掘，条件比较辛苦。如果把考古作为一个事业，真的更需要隐忍和持之以恒，这方面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王睿：您是如何从一个懵懂的青年逐步成为一个学有所成的中青年优秀学科带头人的？谈谈您的治学经验吧。
朱老师：说我是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我很是诚惶诚恐，我觉得自己是被自然而然推到这个位置的。由于主客观原因一些人选择了离开考古这个行业，选择离开北京。如果说有所成的话，那么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的坚守。如果说的好听一点，是为了理想；说得平淡一些，就是认真工作，坚持再坚持。
王睿：您在日本读博士、做研究，前前后后好多年，您觉得出国和不出国对于一个青年学者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朱老师：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接触过一些留学生，其中有的日本留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我们有些不同，我很好奇。后来我在考古研究所参加了工作，90年代初有机会访问日本，在奈良、京都的两三个月，我切身体会了那里和国内不同的研究氛围，接触了一些研究中国考古学很有造诣的学者。我想如果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去日本交流访问应该是难得的体验。1995年我先在早稻田大学访问，此后通过考试我进入了日本国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在东京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日本学者、欧美学者和中国国内去访问的学者，学习到很多课堂学不到的知识；同时我还学习了相应的课程，参加了大量的考古实践；感受到日本同行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态度。当时也有语音难关、生活的单调、远离家人的寂寞等等不利之处，但是我告诫自己：坚持再坚持。这些经历使我获益匪浅，我相信，出国访问和深造对于青年学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很有帮助。
在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先生的纪念博物馆前的合影
王睿：留学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研究经历吗？
朱老师：留学期间的课程，要求非常严格，在完成专业课程学习时，我曾经在发表个人研究中国汉唐考古心得的同时，也介绍一些中国考古研究动向。我感到大家都很感兴趣，于是就向我导师建议在国学院大学创建了“中国考古学文献学习会”，我的同学们每周积极参加活动。至今想起还依稀昨日，这就是现在的“国学院大学中国考古学会”的前身。
王睿：现在人数很多吧？
朱老师：还不少。一些来自东京在中国的留学生很多都是参加了这个学会的活动。2007年我在东京参加日本的中国考古学年会时，竟然发现很多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的年轻学者都曾参加了这个学会的活动。有青山学院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等。通过出国留学，学到了一些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其实交流是双向的、交互的，国外的学者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了解了我们，了解中国考古学，甚至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我鼓励国内年轻学者多结交国外的同行，特别是注意和不同国家的同龄人结交朋友，加深理解。大家一起讨论，很多看法可以是不同的，在学术中切磋、甚至于争吵中，大家会有很多收获。
王睿：您认为日本考古学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研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朱老师：就历史时期考古学上来说，日本考古学研究宏观框架构筑的工作大体完成，现在比较多地展开了专题研究。我们泛泛的宏观研究偏多，具有较高水平的微观研究偏少。这也和日本考古学界的特点有关，日本全国考古学研究者的基数比较大，具备了开展不同专题研究、细化的个案研究的条件。在中国还是要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宏观研究切忌宽泛空洞，说不断重复的话对学科发展没有益处。我们在专题研究、个案研究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学者的成果，也可以进行合作，如东亚古代文化交流研究、手工业制品制作工艺研究、自然方法应用的研究等领域。
和日本德岛县立博物馆馆长等座谈
王睿：您怎么看考古学研究中对理论的应用？
朱老师：国外有一些考古学理论的却很有意思，促使我们思考。但好理论是要脚踏实地来自实践的，且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流行三年五年的理论是好的理论吗？流传不下去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体现。比如fasion，服饰的装饰。一条连衣裙，整体式样差不多。在某处有个装饰，但这个装饰只流行三年，三年后就不能再穿这条裙子了，因为过时了。有些时髦的理论也是这样。当然，我不是完全排斥流行的理论，但好的理论不是以新和奇为目的。我想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对基础资料研究的不断理解、升华，并对我们实际的考古工作有所指导，一定程度还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可见好的理论是实用的，不是空谈和炫耀的。当然学科要发展，我不主张单一理论、单一方法，我们需要对于不同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能够指导我们具体工作的理论是我们应该坚持追求和为之努力的。
王睿：看到您的人生信条，“坚持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那么您是怎么理解做人和做学问的，您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什么？
朱老师：做人和做学问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大课题需要协作，需要团队精神。了解更多的学者，才能吸取各家之长。每一个学者的追求都只能说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终结。学无止境，所以治学需要认真的态度，需要宽容的精神。我本科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程中，看到许多著名学者可以坚持学术观点的不同，但他们之间彼此尊重，学术氛围的自由宽松，使我倍受熏染。所以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可以并存的，只要是经过认真努力，孜孜以求，没有谁的学术成果比谁的更高贵之别。而做人就不同了，做人是有基本准则的，如勤勉、诚信、爱心等等。我推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但是说很容易，真正做到很难。我愿意与大家共勉，一起努力吧。
王睿：朱老师，您给人的感觉是特别容易接受新事物，这种特质和考古研究工作有何关系？
朱老师：对于我来说，接受新事物我还要向年轻同事学习，我是一直在追赶他们。考古学研究中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非常重要，其实每一个重大考古学术问题的突破，起因都可以追溯到田野考古学新的发现与突破，田野考古学的每一个进步，实际都渗透着对以往经验的继承和批判，渗透着对新方法的尝试。比如今天测绘手段完全变化了，田野资料整理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等等。地层学、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它也会不断被赋予它们新的内容。
王睿：作为社科院考古所汉唐室主任，您如何看待当前汉唐考古的发展情况？您认为都城考古和其他考古发掘、研究是什么关系？
朱老师：汉唐考古近年来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在大遗址保护工作、国家大型建设项目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中有很多重要的成果，也促使我们对学科的建设重新思考。
汉唐都市考古学是汉唐考古中的重中之重。中国汉唐宋元城市考古学是历史时期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目的主要是对秦汉至宋元时代封建王朝不同等级、类别城市遗址进行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秦汉帝国统一中国后，各个封建王朝对于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都城，在规划设计、建设技术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同时都城建设也深刻地影响了全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封建社会的城市反映了古代社会物质发展水平，反映了古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发达程度。因此汉唐城市考古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实际开展汉唐都市考古的过程中，涉及了都市遗址内的手工业作坊遗迹、附属于古代都市的墓葬遗存等等。正是因为都市遗址丰富的内涵和它具备的复杂性，所以才造成都市考古与不同的考古学专题研究具有很多联系。
从这个角度说，年轻的考古学者应当重视在都市遗址中的锻炼，从中磨练自己，提高自己。可以认为，逐渐学会在大遗址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可以真正提升个人的专业素质。王睿：我们的年轻人都很幸运，一开始工作就可以进入到大遗址发掘，得到最好的指导和充分的锻炼。
朱老师：你们一开始就能够以宏观的眼光来做基础的工作，这是很难得的。
王睿：之前您也提到大遗址保护工作，这种保护和考古发掘是什么关系呢？
朱老师：大遗址保护这样的提法是考古研究、田野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共同面临的新问题。现代人的生活和遗址保护这对矛盾如何更好的解决，如何找到历史的切合点，如何给时代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是我们每个考古人都要思考的。谈到大遗址保护，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前瞻性的思考，我们今天的设计尽可能不要出现十几年后、甚至几年后就过时的情况，要有长远的打算。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考古学的学科价值和意义也在其中。
王睿：作为考古所汉唐室主任，对这个团队发展有什么规划和设想？
朱老师：建立重点学科，汉唐宋元明都市考古进行有步骤的工作，要求有宏观的眼光，但要坚持具体工作。同时，在宏观的框架里做具体的专题研究。
王睿：就是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
朱老师：对，就是在三维空间里个人能够明晰自己所处的位置。现在汉唐研究室的年轻学者很多人专题研究越来越到位了，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同时要注意宏观的把握，还要重视横向的联合，城址和城址之间，专题和专题之间都要有交流。比如东魏北齐邺城是从汉魏故城迁来的，研究邺南城不了解汉魏故城绝对不行，甚至与之相关的一脉相承的帝都都应该了解。我们研究室每年都有这样的交流平台，每个人应该对自己专题研究在纵横两方面都有所了解，这有利于开拓视野。汉唐研究室的每个人都要充分利用团队给我们提供的便利。我们的研究室在全国也是研究汉唐考古学人数最多的团队了，如果在我们的团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他们又都彼此了解、认可，那么我们的团队的潜力一定会最大限度的得到发挥。
王睿：那么，现在您觉得这个团队的情况如何？
朱老师：我要感谢我的团队，他们中有资深教授、研究员，但更多的是一批有想法，有朝气的青年学者，我从中汲取到力量。今年7月份我们去朝阳、沈阳等地考察时我发现，研究室中几乎每个人都能从自身积累的方向发现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突然之间，我感到汉唐研究室的年轻学者都成长起来了。但我还想说，年轻学者的研究方向不要太窄，不要沉入于其中而不问其他。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但不能过于狭窄，坚实而博大的基盘十分重要。
王睿：就是要因为喜欢，而能够去排斥万难，为了一个问题的解决而要先去解决这个问题周围的问题。
朱老师：是的。当你关注更多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视野会逐渐开拓，进而会发现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王睿：刚进所的年轻人，经常会有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不知道以后的学术研究应该偏重于哪个方向，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建议？您对考古研究的年轻人有什么要求和期望？
朱老师：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有些茫然。当时，我们也请一些资深学者来给我们讲治学经验。现在的年轻学者要打消顾虑，有问题、有疑惑可以和自己的同事马上求教、讨论，发挥我们的团队优势。另外，就是每个人要脚踏实地的去做自己的工作，多读书，多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采众长是不错的方法。认真读书，重视田野考古实践，积极探索，解决问题。这里面可能很辛苦，但是和前面说的一样，你要坚持下，再坚持下。
（王睿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