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上午，本站记者采访考古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杜金鹏先生，杜先生向记者介绍了中心的工作情况，以及对中心未来发展的规划。以下是本次访谈实录。
记 者：杜主任，在考古所现有各研究部室中，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晚成立的，请您介绍一下中心成立的一些情况。
杜金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曾经叫做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在几年前就已经设立，当时刘庆柱所长担任中心主任，王巍（时任考古所副所长，现考古所所长）和我是副主任，为非实体科研机构。去年年初，经社科院批准，才正式成立。在正式成立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受文物局委托推荐“全国百大遗址”，并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编写保护大纲。我们主要负责考古资料分析、遗址价值评估、考古工作计划制定等工作。这也是发挥我们在考古科研工作方面的优势，在推动大遗址保护方面，为文物主管部门提供了一定学术支持。此后还参与了一系列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包括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唐长安城大明宫、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等遗址，以及一些遗址展示方案的制定。
记 者：从“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到“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名称变化的背后有怎样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变化思考？
杜金鹏：这体现了一个研究面的扩展。“大遗址”的概念虽然还有待廓清，但它肯定只包括一部分考古遗址。当初的想法，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单纯做遗址的考古工作。后来，发现这个面太窄，只做大遗址，无法全面体现我们作为国家级科研单位的作用，肯定需要突破这个范畴。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想法，我们要推动建立一个院级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整合社科院许多学科的优势，包括文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字学、经济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都包含在其中。这样单纯称之为“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显然是不行的。之所以称为“中心”，不称为“研究室”，我们是要办成开放式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研平台，我们的目光是面向全国甚至是面向国际。我们承担课题并不是只靠本中心人员来做，我们只起到一个协调、组织的作用。我们现在已经把课题推向全国，我们会吸纳各界各学科对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学科有用的人才，共同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叫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不光要保护，还要研究，这是区别于一般纯粹技术性保护的部门，一定要在研究方面下功夫。
记 者：您怎样看待文化遗产保护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杜金鹏：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首先，这是人民大众的需求。人民总是很关心自己的历史，一旦有什么重要考古发现，大家都很关心。因为她是我们共有的，不分民族、地域，容易产生共鸣。其次，她是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途径。遗产分有形和无形的，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信息和精神，通过它可以了解民族的历史。如果这个东西消失了，人们就会慢慢丧失这个记忆，民族文化就无以传承。其次是一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国际竞争除了经济、军事、科技外，还有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某种意义上讲，它比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文化基因。在世界民族文化的竞争融合的过程中，能够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的基因。
以前我们不太具备谈文化遗产保护条件，因为首先要发展经济，解决温饱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能力都有了飞跃性提高，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日益重视文物保护，观念上也从单纯强调经济指标，转向同时抓文化指标，文化也变成了一个产业。保护文化遗产，不仅能够推动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能够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经济收入。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十七大报告”中都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指示和要求，说明中央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这个学科，也就有了发展机遇。
记 者：那么考古所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也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
杜金鹏：对我个人而言，做这个工作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牺牲。我离开长期从事的夏商周考古，有朋友说有点可惜了。我认为，虽然少了一个干考古的，但多了一个做文化遗产保护的，算是弥补吧。何况，我们做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们很多工作是从考古遗址入手。我当初就提出，遗址不在了，考古还能做什么？遗址保护，是考古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我们做遗址保护，并没有离开考古，我做的还是考古事业。我自己不发掘，是为了别人更好地发掘。
从我个人来讲，做了这么多年考古，猛然转向文化遗产保护，肯定是困难重重。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考古人的责任问题。即便它很难，必须有人来作。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综合学科，如果没有考古人的参与，它会很不完整。做技术、理论的人，可以做文化遗产保护，但如果缺乏物质文化这一块，你的主体就空虚了。因此，我觉得作考古的人，有义务和责任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多关注遗址保护、出土文物保护，扩而大之，就是整个文化遗产保护。
记 者：我想请您再具体谈一下遗址保护和考古工作的联系。
杜金鹏：二者互相依存，互为前提。没有考古，遗址保护就没有科学依据；遗址破坏了，何谈考古？我们中心有意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把考古和保护这两个学科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考古发掘同时，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有效延长遗址利用率和寿命，从而实现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考古学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考古的优势，也正是社科院考古所的特点。我们在遗址保护这方面工作就包括考古遗址保护规划、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出土文物的修复和保护，以及考古现场的展示。
与故宫文物保护专家共同研究出土文物保护
记 者：请介绍一下目前中心工作的开展情况。
杜金鹏：我们目前开展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理论方面研究。作为国家级科研单位，我们有条件承担这方面的工作。第二，考古遗址保护相关的工作，包括考古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方案的制定、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第三，实验室考古。这是我们正在大力创建的一个考古分支学科，力争使之与田野考古相辅相成，拓展考古学工作界面。第四，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保护修复研究。文物修复以往只是作为考古工作的附属，现在我们把它提升到分支学科的地位，强调学术研究，所以在这方面的理念、技术都有了很大革新，设备、仪器也大量添置。
我们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科研机构，强调抓科研。从设立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到现在，我们做了很多课题，比如我们刚完成的文物局委托编写的《考古发掘项目检查验收标准》，正在进行中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考古移动实验室”等。另外做了一些调研工作，比如院级课题“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与现状调研”，我们已经完成了六个大遗址的调研。此外还有国情考察项目，已进行两项“文化遗产保护国情考察”。
记 者：对考察和调研的结果做一个怎样的评价。
杜金鹏：应该说这些大遗址的考古工作相对比较充分，都进行几十年了，但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还比较滞后。（记者：怎样改变这个情况?）我个人想法是要积极推动考古遗址的展示利用，这就涉及到遗址价值问题。是不是考古研究是遗址的唯一价值所在？我想不是。考古学者，不能把遗址看成个人财产或学科的独有财产。它是全民族甚至是全人类共有的财产，大家都有权利来使用它，包括展示利用。这需要考古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展示利用可能会对遗址产生某种程度破坏，但考古发掘不同样对遗址有破坏么？其次，遗址展示可以极大调动当地政府和群众对遗址保护的积极性。实际上讲，遗址保护主要靠当地政府，如果把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遗址保护的事情就好办了，他们会比我们管得好。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意义。
记 者：您认为文保中心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杜金鹏：首先是人才问题。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体，不是考古一家能够胜任，需要一大批各方面人才，包括考古、物理、生物、化学等各方面专家共同完成。其次，硬件建设。我们是白手起家，研究工作离不开各种仪器设备，目前还是比较缺乏。还有就是思想认识的转变问题，怎样把考古人的思想统一到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和谐道路上来。考古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一点。在很多工作中，还是有很大阻力。就这一点我想谈一谈考古发掘的模式问题。在新形势下，考古发掘应该有新的类别，以往分主动发掘、被动发掘，被动发掘包括配合基建发掘、抢救发掘等等模式，我们提倡再增加一类“文化遗产保护类发掘”，这类发掘跟前面几种模式都有不同。它的出发点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而学术研究类发掘主要是为全面了解遗址，通过遗址研究古代社会。而“文化遗产类发掘”任务指标只要看遗址保护好了，展示好了，任务就完成了，因此在技术上有所不同。它不能是一个完全性发掘，要保留很多有展示价值的遗迹现象，要防止遗址的空洞化。因为出发点不同，在发掘指导思想、理论、技术、方法都应该与以往有所不同。
记 者：您担任中心主任，在推进学科建设方面有怎样的规划？
杜金鹏：首先要推进理论建设，我们要对新形势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理念、方法，做一些研究。我们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比如在中心成立之初，举办了一次“全国大遗址保护研讨会”，与会各方交流了很多很多真知灼见。今年还首次举办“文化遗产论坛”，邀请了四个遗址的考古和规划部门，各自阐述自己对遗址保护所做工作，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模式加强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整合。
另外，我们通过课题整合各种学科与人才。我们现在做的很多课题、规划、方案，多是跟全国有关兄弟单位合作进行。这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最近的考古移动实验室，我们就邀请北京和京外多家科研单位、博物馆各个学科专家学者参加。这些专家在一起开展研究，是一个学科整合。我们最近启动的美国福特基金项目“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中国社会”，下设五个子课题，包括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重大建设工程与文化遗产保护，新农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业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这些课题更是开展全国性的大联合，合作者包括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它是一个更宏观，跳出学术圈子的大联合大整合。我想这是我们通过课题形式，推动学科建设的一个举措。
记 者：从您谈到的这几个课题的名称看来，它们都是很契合实际，切近民生的。
杜金鹏：这是一个政策建议性的课题。最后形成的结果是一个政策的分析建议，它是一个社会性的成果。通过做这个课题，为我们的考古和学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们认为遗址保护，很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让居住遗址上的群众，因为遗址受益，而不能让老百姓认为遗址是发展、改善的“负担”。如果群众视“宝（遗址）”为害，他们就会迁怒于遗址，这对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很不利的。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从遗址保护中享受更大的益处。
（责任编辑：王铮）
